在资本的研究上，马克思做出了独创性贡献，他从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出发，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事实和剥削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通过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系列文本，马克思阐发了自己关于资本研究的独到见解，为我们今天如何认识与运用资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一、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资本只能是生产关系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遍的经济现象，也是马克思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切入点。虽然商品的出现历史悠久，但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则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近视眼”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生产关系，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剥削制度的辩护，更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揭示。与这些庸俗的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经济事实，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对资本的形成、资本的特性以及资本的运行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资本是作为预付金还是作为生产要素，它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资本的最初形式是货币，但货币不等于资本，货币要羽化为资本，必须有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本身的分离。对工人而言，这种分离的结果就是：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因此，“正是由于货币变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才有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上是资本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关系”。此外，资本还拥有自身运动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运动逻辑，以货币为动机和目的的运动逻辑，以货币增值为内容的‘没有限度’和‘没有止境’的运动逻辑”。资本的这种运动逻辑及其结果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幻相，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出卖劳动力，付出劳动而得到工资，资本家凭借资本获得利润，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获取地租，换句话说，利润伪装化为资本创造的，地租伪装化为土地创造的，只有工资是劳动创造的，于是，资本仅仅被看作是物，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创造性被掩盖，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现实也被掩盖，正是拘守于这些表面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做出了上述解释，不用说，他们是不可能触及资本本质的。而恰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深入的地方，马克思抓住雇佣劳动是价值增值的源泉这个根本性问题，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统一起来，深刻地洞见到“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实基础，实现了在理论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平心而论，在资本的认识上，马克思不仅坚持把资本作为社会关系来看待，还进行了生动而又形象的阐释，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资本只能是生产关系的重要论断，对我们今天如何认识资本、运用资本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诚然，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也没有探讨未来社会中如何运用资本的问题，毋宁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运动所造成的异化现象与带来的尖锐矛盾，并对这些现象予以深刻的批判。在实践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基本上没有关涉到资本问题。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看，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起来，把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与伟大创造。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着眼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探讨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发挥商品生产积极作用的认识，到破除传统观念束缚，把资本看作是重要生产要素，看作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看作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到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再到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各类资本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总是从生产关系的高度来深化对资本的认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既从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理论，又以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二、资本具有野蛮与文明的双重面孔
在如何看待资本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着眼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事实，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做出了科学的分析与客观的批判，揭示了资本所具有的野蛮与文明的双重面孔。
就资本的野蛮面孔来看，马克思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批判与揭示，有力回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其一，马克思揭露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血腥与野蛮，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残酷性。显然，从资本原始形成的前提中，我们就能够发现这种野蛮性，对于这一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着更为公开而直白的声讨，他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二，马克思认为资本无止境运动会导致种种异化现象。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资本的逐利本性，在《资本论》的注释中，他引用了《评论家季刊》中的一段话来形象地说明资本的逐利趋向：“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另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无止境运动使得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异化为金钱利益关系，不但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而且造成了人的生活意义和全部社会关系的异化，因而，必须把人从“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事业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未来社会建构的理想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三，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生产方式固有的限制。从逻辑上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别是随着资本积累、资本积聚以及资本集中的出现，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会引发自由竞争、导致生产的无序性，其最终的结果便是生产的过剩，经济危机的到来，社会问题的突显、社会矛盾的激化。然而，在分析资本运动的逻辑与趋势的基础上，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逐利追求，必然在资本自身上遭遇到界限，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四重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就越成为生产与消费的界限，因此，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调和的。
就资本的文明面孔来说，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并不否认资本有着某些文明作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在于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实现了对“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的超越，既克服了民族和地域的偏见与狭隘，又打破了守旧的生活方式、破除了自然神化现象。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具有对抗的形式，这犹如以往的剥削制度，但较之以往的剥削制度，资本的文明面在于：“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推动社会关系的发展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以金钱关系、现金交易和利己主义取代了以往的社会关系，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但毕竟斩断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关系与羁绊，把“人的依赖性”转变为“物的依赖性”，因而在促进人的发展上有着一定的历史贡献和进步意义；在推动各种要素的创造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孕育着新的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因素，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既促进了无产阶级间的革命联合，又掏空了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现实基础，从而为转向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毋庸置疑，总体上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野蛮性占主导地位，资本的文明性只是有限的一面，但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资本的文明性不加限制、任意拓展，甚至将其解读为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某种“辩护”，那就大错特错，不仅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原意，还丢失了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立场。
马克思对资本的深入考察和分析，特别是关于资本所具有的野蛮和文明这双重面孔的看法，对我们在新时代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依据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观点，首先，我们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科学制定政策。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看，它也属于市场经济，如此一来，就必然出现各种形态的资本，因此，我们不可能回避资本，相反，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政策来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显然，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肯定资本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能起到繁荣市场的作用，充分调动和激发各类资本的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弥补市场失灵，使资本的运用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不能偏离。其次，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立足当代视野，我们不仅要看到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诸多不同，还要看到作为资本在所有制度下所共有的属性或特征，尤其要清楚地看到，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中，资本都具有逐利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无止境的运动趋向。因此，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在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影响。近年来，一些领域中出现的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唯利是图的现象，就折射出了我们在资本运用上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为此，我们必须规范资本行为，做到扬长避短，绝不能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影响和扰乱我国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最后，我们要坚持法治思维，规范资本运行。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这就明确告诉我们，要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推动资本有序发展，就必须增强法治理念与提高法治意识，运用好法治手段，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为此，我们既要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平合理的制度保障，又要做好相应服务、进行有效监管，严把资本市场入口关，创新监管方式，加强日常运行监督，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依法打击和惩治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决不允许资本横冲直闯。
三、资本家是资本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平心而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一旦人们涉及资本问题，就不自觉地关联到了资本家，因此，如何看待资本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过程中，同时也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阐述了资本与资本家的关系。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资本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的呢？稍加梳理，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有着许多相关论述，但有两处论述值得我们重视。第一处论述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第二处论述是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声言道：“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综合起来看，一方面，马克思在探讨资本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与普通经济学家不同，后者既不懂得劳动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的分离，或者说，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资本的前提，又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藏的剥削秘密，更不懂得“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而仅仅看到这个过程生产了物品，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些社会主义者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他们甚至宣称需要资本而不需要资本家，马克思则认为“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另一方面，马克思明确在经济范畴层面，把资本家看作是资本的人格化，相对应地，把地主看作是土地的人格化、把工人看作是雇佣劳动的人格化，不但以相当详实的资料来揭露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残酷现实、揭示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与现实处境，这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而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功与过，这与以拉萨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同，后者更多地把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归罪于资本家和地主个人身上，对资本家进行辱骂，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同时，坦诚说道：“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当然，这种不要求对剥削制度负责乃是限于正常的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范围之内，而并非替剥削制度进行辩护。
马克思对资本与资本家关系的分析与探讨，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如何看待价值创造、财富问题以及企业精神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我们要坚持劳动创造价值。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马克思既肯定了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根本源泉与价值转化的重要手段，又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以及资本同雇佣劳动的本质关系，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学习与领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就是要做到崇尚劳动、实干兴邦。今天，我们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时代呼唤创新创造，更需要在全社会尊重劳动、崇尚劳动，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让一切创造源泉涌现出来，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第二，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在马克思那里，所谓的“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它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基础。然而，在对待财富上人们容易产生诸多误解，容易把财富（特别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作为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来看待，从而把人生的意义定格在物质追求上。要摒弃此类错误观念，就应当懂得“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一切幸福美好的生活不是坐享其成的免费午餐，不会从天而降，只有靠踏实的劳动和创造，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财富。第三，我们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是资本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资本概念蕴含着资本家。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也使用资本，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同样，因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不同，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也绝非资本家。现实地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不仅存在着使用资本的现象，还拥有大量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他们对推动市场繁荣、增强企业创造力，乃至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党中央充分肯定企业家为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大力倡导企业家精神。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弘扬企业家精神，就是要鼓励企业家“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四、马克思资本观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在对资本考察与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本观，从理论上看，这种资本观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有的内容。在新时代，无论是进行资本理论探讨，还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我们都必须重视马克思资本观的独到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其一，通过对“资本”这个资本主义主导力量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商品、货币、资本的相互关系以及运动中发现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和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从而为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指明了方向，既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又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马克思以商品分析作为切入点，通过劳动二重性的研究，逐渐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列环节和诸多层面，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解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找到了一把“解剖刀”，从而占据了理论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双重超越。
其二，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马克思为我们研究资本、运用资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对资本的考察与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不但坚持“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导向，而且坚持“经济学与哲学联姻”的方法，力图把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综合起来，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因此，无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在《资本论》中，我们都能敏锐地发现这三者的融会贯通。这就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对资本的规范和引导，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拥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视野，把马克思资本理论与新时代实际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向，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运用资本。
其三，马克思始终以批判态度来从事资本研究，彰显了一种自觉的理论批判精神。马克思有着敏锐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在分析经济社会现象时始终贯穿批判精神，尤其是在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批判上，使用了利科所倡导的“破除神秘”的诠释学方法，形成了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倘若我们与当代西方思潮关联起来，就会发现这种批判精神无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还是在当代文化学、伦理学以及生态学等领域所追求的资本逻辑批判中，都可以寻找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踪迹。
其四，从大视野看，由于“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因而马克思对资本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成果，能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如何重新认识资本及其作用、如何更好运用资本这个重要生产要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就当下形势而言，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如何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如何充分用好资本这个重要生产要素等，都是一系列亟待解答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要成功解答它们，既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又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资本观中汲取智慧。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利科精神分析诠释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1ZX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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