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除军事围剿外，还进行反动的“文化围剿”，试图构建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话语权。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与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话语权博弈。其中，书刊发行作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传播媒介，学术论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传统文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根脉，构成了国共两党话语权博弈的核心领域。中国共产党在上述领域中采取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有效措施，大大降低了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效力，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影响力，为革命话语提供了学理依据，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认同感。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话语权问题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当前，从历史视域探讨该问题的研究很少，少量著述如《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等虽有所提及，但限于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尚未系统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话语权博弈问题。本文在对大量史料进行收集、整理的基础上，从多方面对这一时期国共两党话语权博弈进行系统梳理，以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
一、书刊发行领域的查禁与反查禁
（一）国民党对图书杂志的严酷查禁
1.制定严格的审查法规。书刊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传播的重要渠道，为阻止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地位，国民党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书刊出版的反动法规。这些反动法规从写作、送审到出版发行等各个步骤对图书杂志做出严格限制，试图通过摧残进步文化来维护所谓“三民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在国民党反动法规高压之下，很多进步书籍遭到查禁和焚毁。1930 年冬，国民党中宣部编印了一份呈报国民党中央的“总报告”，一方面承认我国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勃兴，另一方面展示了他们查禁进步书刊的“功绩”，说“本部审查严密，极力取缔”，使得“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的高潮，于无形中已经冷落下来了”。
2.实施严厉的审查标准。国民党各级审查机构依据反动法规，对书刊发行实施严厉的审查标准。1929年1月的《宣传品审查条例》明确了“反动宣传品”和“谬误宣传品”的鉴定办法。当时因触犯反动审查标准而遭查禁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刊物。1929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致国民政府函中称：“反动刊物危害党国，业经随时分别拟具办法，呈请查禁在案。”并附有一份“中央查禁反动刊物表”，其中包括《布尔塞维克》《红旗》《中国工人》等百余种刊物，且注明了所谓的“反动情形”多为“煽动阶级斗争”“宣传反动”“反对中央”等。此外，遭禁刊物中也有少量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国民党改组派等创办的刊物。1929年，根据国民党中宣部查禁书刊情况报告统计，当年查禁的刊物中，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刊物占一半以上。1936年国民党中宣部印发的《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显示，在被查禁的676种社会科学书刊中，以“共产党刊”为罪名被查禁和查扣的就有近五百种。而1939年9月的报告显示，自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就有253种书刊被“查禁及停止发行”，“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共产党危害抗战利益之宣传品”。
国民党对进步书刊的查禁理由名目繁多。例如，《世界与中国的青年运动之路》被认为“系共产党关于青年运动之文件”，“其关于中国部分仍不放弃其宣传赤化与篡窃政权之阴谋”；薛暮桥著《战时乡村问题》被认为“对于中央之设施及下层政治机构恶意加以抨击，并挑起人民对于政府之恶感”；丁玲著《东村事件》被认为“以派系为立场，强调阶级对立，宣扬‘红军’之如何可爱并恶意诋毁政府”；陈伯达著《真理的追求》被认为“曲解本党主义，言论反动”，均遭到查禁。1940年6月，国民党中宣部查出重庆《新华日报》刊发的《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语，认为“殊为不妥”，专门发函责令“勿得再有此类文字发表”。
3.迫害进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查封进步书店。早在1927年5月，国民党就发布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称“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把反对国民党的行为说成“危害民国”，以“叛国”定罪，并规定对于“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要“处死刑或无期徒刑”。1930年至1933年间，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人先后被杀害；1934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军统特务暗杀。1935 年，吴承仕（即汪少白）在《我们要自由，同时要自由的保障》一文中指出：“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民众的谴责并没有让国民党停止学术迫害。1940年6月，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查出当年6月14日的《新华日报》“信箱”栏目内《及时掘取未爆炸弹》一文中含有“我们痛恨黑暗制度，阴险的当事人”等文字，认为“显系诋毁政府、厂主，挑拨阶级感情”。由于投信人未署名，战时新闻检查局要求重庆新闻检查所“彻查投稿人姓名、住址，以凭核办”。
在迫害进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时，国民党还对进步书店予以查封。1931年至1933年，创造社、上海现代书局、北新、群众、乐群等书店被查封，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陆续遭捣毁。1937年8月，国民党通过了《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规定：“各省、市党部或省、市政府，在中央宣传部或内政部指导之下，得随时派员检查各该地书店书摊（以下简称书店）。”此外，还规定如查出书店发行或出售“禁售出版品”，则“警告并扣押该项禁售出版品，有底版者并予扣押”；如书店受过上述处分一次，又再次被查出出售“禁售出版品”，则“拘罚发行人或主管发售出版品之店主或经理”。
1939年4月21日，国民党对生活书店西安分店进行搜查，认定“检查之书报共计一〇六种，均为共产党之宣传品”。最终，该分店经理周名寰被“解交警察局管理待讯”，该店被“暂予查封”。此外，成都、桂林、贵阳和昆明等地的生活书店也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1946年七八月间，上海即有若干书店先后被查抄，甚至如天一图书公司和上海书报联合发行所已停止营业，仍有警察前去搜查没收各种黑名单上的书刊。国民党妄图通过血腥手段封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传播渠道，进而垄断话语权的目的昭然若揭。
4.以邮政检查控制进步书刊流通和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实行严格邮政检查制度，意图以此控制进步书刊的流通和出版，达到其查禁目的。1929年4月，国民政府训令直辖机关声称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到处寄递，“饬各机关对于寄递各刊物一体注意检查，一经查出，即予扣留烧毁”，将邮政检查作为其查禁进步书刊的重要手段。除将检查到的进步书刊扣留焚毁之外，国民党还利用邮政检查来搜集书刊出版信息，以此查封杂志社、书店等进步机构。例如，1931年，上海华兴书局寄出的两本“共产党书籍”图书目录被河南省政府邮件检查员查出，经上报后认为“该书局专发行此类书籍，显系共党宣传机关”，导致上海华兴书局被查封。再如，1932年湖风书店出版的《北斗》被芜湖邮件检查所查获，上呈后被认定“为共产党文艺刊物已属毫无疑义”，而出版该刊的湖风书店，“若不予以查拿封闭，殊不足以遏乱源而杜反动”，最终《北斗》停刊，湖风书店被封。
（二）中国共产党灵活多样反“查禁”斗争
1.利用“伪装发行”应对国民党对进步书刊的查禁。为应对国民党对进步书刊的查禁，中国共产党一些刊物采取伪装形式发行，将刊物原名化为普通的甚至是庸俗的名称，以此避开国民党检察官耳目。据1929年7月《国民党中执会检送〈查禁刊物表〉〈共产党刊物化名表〉致国民政府函》记载，《少年先锋》曾化名为《闺中丽影》《童话》；《布尔塞维克》曾化名为《中央半月刊》《少女怀春》；《工人宝鉴》曾化名为《卓别林故事》；《中国工人》曾化名为《漫画集》《红拂夜奔》《南极仙翁》；《红旗》曾化名为《快乐之神》《一顾倾城》《经济统计》《红妮姑娘艳史》《出版界》等等；而实际上，除上述国民党掌握的化名外，《布尔塞维克》还有《小学高级用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古史考》等化名；《红旗》还有《新生活》《摩登周报》《晨钟》《平民》《真理》《佛学研究》等化名。此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案》曾化名为《国色天香》，以上海崇文书局名义寄递；瞿秋白的《三民主义批判》封面印“三民主义”，并有胡汉民题字，扉页上还印有孙中山的遗像和遗嘱；等等。
2.创办“挂名书店”应对国民党对进步书店的查封。所谓“挂名书店”，就是在某书店把书印出来，但不署该书店的名，另编一个假的书店名称来出版发行。例如，1931年创立的北方人民出版社，“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检扣，在扉页和版权页上还常常排印着别的名号，如‘北国书社’‘新生书社’‘人民书店’‘新光书店’等等”。再如，李达等人用“笔耕堂书店”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书店名称发行了很多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包括他自己的著作《社会学大纲》和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的重版等。又如，1936年6月《资本论》第1卷中、下册（王思华、侯外庐译）出版时，用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名著译社”名义；华兴书店曾化名为“春阳书店”“上海启阳书店”；等等。
3.通过合法刊物和书店扩大影响。白色恐怖下，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新思潮》和《研究》等纷纷遭到查禁。进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采用灵活策略，利用合法刊物发表文章。例如，1933 年至1935 年间，张耀华、许涤新、邓拓等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杂志《东方杂志》和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半月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地主阶级封建剥削日益严重的事实。这些刊物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登记的且具有中间性质的合法刊物，便于将马克思主义观点传播到全国各个地区。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争取在商务印书馆、新生命书店、亚东图书馆等处公开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有效扩大了党领导下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影响力。
4.扩大文化统一战线，呼吁学术自由。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文化界有着密切联系，许多党外进步人士也对国民党的反动“查禁”进行了有力抨击。中国共产党人团结进步人士，不断扩大文化统一战线，呼吁学术自由。1936年11月，沈钧儒、章乃器等“七君子”被捕入狱。延安《红色中华》发布了这一消息，并谴责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号召海内外同胞一致起来，反对南京政府“爱国有罪”的暴政，援救“七君子”，争取救国自由。1937年7月，《解放》周刊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当局“使正当的爱国言论，不能源源的传达于四方”。1938年5月，《新华日报》刊发社论《查禁书报问题》，明确提出几点建议。例如，应“由中央政府颁布一个法令或公告，各地地方党政机关对未经明令禁售的书报，不得任意查禁……被查禁的书籍应先通知著作人，作者有依法申辩之权”。1941年6月，《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奖励自由研究》，抨击了国统区对学术和言论自由的限制，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号召“全国人士，特别是文化界以及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大后方束缚言论思想自由的倒退现象”。
1945年10月，叶圣陶在其撰写的《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一文中指出：“我们不甘受精神上的迫害，我们要享有罗斯福先生提出的四大自由的第一项‘发表的自由’。”1947年11月，韩德培撰写了《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一）》，认为“思想和意见之自由表达，乃促进人类文明提高人类文化的必备条件之一。假如思想和意见无自由表达充分交换之机会，则不但今日世界上的种种科学文明将无从产生，即今日国人所热烈企求的民主政治，亦必无由实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文化界进步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查禁”进行声讨，形成了有利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学术论争中的反动“学术话语”与“革命话语”：以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为例
（一）国民党反动“学术话语”的政治目的
大革命失败后，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考虑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对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公开讨论社会性质，实质上是关于要不要革命和如何革命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具有高度政治性。早在大革命高潮阶段，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生过争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等则认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还有许多半封建制度残留，中国革命就是反帝反封建。192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接受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张，但陈独秀等却坚持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并多次致信中共中央，在内部挑起“新思潮派”和“动力派”的论争，国民党内一些人也趁机抛出自己的反动观点。因此，这次争鸣不仅是中共党内思想矛盾的表现，也是“国共两党政治与军事斗争的反映”。
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商业，就已经脱离了封建制度阶段。1928年，陶希圣撰文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1929年，他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攻击“尾随苏俄的唯物主义者……忽视中国社会的实际”，批评“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的论断“至多亦不过予人以模糊不清的观念”。1930年，他在《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中再次强调，中国“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实际上是在说，中国没有再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尽管其观点有诸多变化，且有时自相矛盾，但目的很明确，即指责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理论。他晚年回忆说：“当时中共干部派主张中国社会是半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为其在长江流域制造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之理论根据……希圣则指出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而归本于三民主义国民革命。”
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于1928年5月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两份杂志，由陈公博负责。改组派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公孙愈之提出，中国是“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他将中国共产党污蔑为“恶化的反革命派”，认为中国共产党学苏俄实行土地革命是“愚蠢而嚣张，浅薄而武断”，并指责“凡是共产党宣传的关于中国大地主的材料都完全不可靠”。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认为“在中国有田产者，遍于全社会，土地并非集中于少数地主之手。所以以暴动没收土地，难免惹起很普遍的反动”，且“这种暴动，并不能根本解决农民问题”。
可见，无论是“新生命派”还是改组派，都在学术论争中否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试图以学术话语否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为核心的革命话语，再次反映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
（二）中国共产党借学术论战论证“革命话语”的合理性
针对论战中托陈取消派的错误观点以及国民党“新生命派”和改组派以学术话语否定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企图，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指导下，一批共产党员于1929年11月创办《新思潮》月刊，并于次年第5期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刊发了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吴亮平的《中国土地问题》、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系列文章，以经济学话语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
潘东周指出，中国经济性质问题“在了解一切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的事变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他认为，商业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一个经济社会制度，且它的发展不仅没有取代封建关系，反而“更加残酷的扩大这种封建式的剥削”。他将经济发展的前途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应“肃清一切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中国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之一切的剥夺，在集体生产的原则之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
吴亮平则分析了农业中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区别，以种种事实和数据论证了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认为“如果至此还有人说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性的，那么他不是一无所知，便是闭眼不看事实”。他强调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土地问题不经彻底的解决，中国农村经济生产力，没有发展的可能，农民状况，也没有坚决改善的希望”；并论证了斯托里宾式的土地改良政策、普鲁士式的土地关系发展道路、亨利乔治式的地价税制都不能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土地革命，才是解决中国农村经济深刻危机的唯一方法”，从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合理性。
朱镜我则在《新思潮》1930年第6期发表《改组派在革命现阶段上的作用及其前途》一文，批评改组派“利用其在野党的地位，发表一些可不实行的政治主张”，揭露了其“仇视工农革命与仇视苏俄”的本质。当论战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演进到中国社会史问题时，翦伯赞撰写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一文，对“中国的波格达诺夫主义者陶希圣之流”进行了尖锐批判，指出“像这样的盲目抄袭，如果不是我们陶君急于替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找出光荣的历史的根据，便是有意消灭中国历史的飞跃性……由其抄袭的动机，即可以暴露其在历史科学上之阶级的阴谋”。
在论战中，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进而更加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合理性。国民党以学术话语否定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企图在论战中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三、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根脉即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
（一）国民党利用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其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文化既蕴含着丰富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如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史学传统、惠民富民的经济思想等，同时，也有一些糟粕，如儒家伦理道德强调“三纲五常”之下的“君权至上”，在中国古代长期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早在大革命时期，戴季陶就把孙中山描述成儒家道统的继承人，强调孙中山是“最热烈的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人”，并将孙中山的思想分为“能作”和“所作”两部分，认为这两部分分别是孙中山的道德主张和政治主张，并明确指出：“能作的部分，是继承古代中国正统的伦理思想。”有学者指出，戴季陶此举是为了凸显三民主义的民族性，确立三民主义的正统地位，并以此说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进一步将孙中山塑造为中国传统道德的集大成者，强调“总理在中国的人格，政治上的道德，是要继承中国固有的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到孔子，以后断绝了一段，总理即是要继承这个道统的”。1931年3月，蒋介石在《军人精神教育的意义》这一演讲中宣称，孙中山“随时随地都尽力鼓吹中国固有道德文化的真义，赞美中国固有道德文化的价值”；说孙中山“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固有文化道德系统传下来的、继续古代文化道德的唯一的人”；认为“总理一生行事，就是一个仁爱的仁、仁义道德的仁、智仁勇的仁字”。蒋介石宣称“三民主义之基本精神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陈立夫则提出，要用这“八德”作为“对付共产党一切偏激宣传的对策”，充分暴露出他们企图利用儒家伦理道德来实现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将“礼义廉耻”作为运动基本原则，提倡全社会“尊孔读经”。“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整治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同年5月，国民党中常会根据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叶楚伧的提议，通过决议，将每年8月27日定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在全国恢复祭孔。同年7月，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党政军警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在8月27日一律休假一天，按照规定举行相关活动。“四书五经”等也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曾在五四运动中广受批判的复古思潮再次抬头，其实质是国民党要求国民服从现存秩序。
除国民党官方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之外，其领导下的文化团体与学者也予以积极配合。“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于1934年由陈立夫领导成立，在他授意下起草的《成立宣言》和《理论纲领》，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文化建设运动的最高原则，要“指斥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之谬误，辟除阶级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1935年，陶希圣等十位教授秉承陈立夫旨意，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们避开民权主义，不谈五四民主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为国民党专制统治寻求理论基础。国民党人陈柏心分析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的背景，他认为，党政当局意欲加强文化统治，而文化统治最重要的是“主观认识的理论的充实，拿出大家信得过的货色，来树立共同的信仰”，因此，“这个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标准的文化运动，虽由十位教授以在野的地位来发起……而在党政方面自然渴望其成功……这一个运动很有与现实政治相配合的可能”。时人评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
冯友兰则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所要说的，只有三个字：‘不盲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俄为师’。这是这个‘宣言’实际上所要说的话，其余都是些空话。”有学者认为，“‘本位文化派’就是在国民党的支持、纵容下出现的”。这再次反映出国民党利用儒家伦理道德麻痹人民思想、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图谋。
此外，蒋介石还在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和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力行哲学”，以满足其统治的需要。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日本的强大“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致良知’的哲学”。他对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做了进一步发挥，认为要理解“致良知”，“先要从怎样叫不致良知讲起”，并列举了一些“不致良知”的表现。例如，他宣称：“中国如果统一了，大家精神一致团结，日本人便不敢来侵略中国……但是有许多人，尽管知道这个道理，而偏要只顾逞气，争权利，就是在强敌压境的时候，还要来乘机破坏统一，破坏团结，并且藉着这个机会来反对本党，推倒政府，这就是不能致良知。”
很明显，凡是与他的“主义”、意志相违背的，都是“不致良知”，只有忠诚于他的统治，才是“致良知”。他认为，“王阳明所讲‘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觉，不待外求”；孙中山“知难行易”的知，“是一切学问的知识，不易强求”；“而知识的‘知’，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人要‘行’”。即老百姓只要顺从、听指挥就行了，充分暴露出“力行哲学”的愚民哲学本质。国民党利用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其专制统治的目的昭然若揭。有学者指出，“越到后期，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引用了越来越多的传统儒家思想……于是受五四运动刺激所生成的三民主义，一步步变成了传统的还魂，对于新派青年，失去了吸引的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在批判复古逆流中实现扬弃创新
面对国民党借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批判。对于戴季陶的“道统论”，恽代英指出，孙中山虽然“恭维中国文化”，但“绝对不是和那些腐儒一样”，孙中山“一生都能在各种环境里，接受各种进步的思想”，从而揭示出国民党将孙中山孔子化是不符合实际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仅国民党利用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其专制统治，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殖民统治，也将其军国主义的“皇道”和中国“孔孟之道”融合起来，企图通过提倡尊孔、复古、盲从、迷信来磨灭中国人的抗争精神。面对思想文化界的逆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新启蒙运动，继承“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对复古逆流进行深入批判，坚决反对“吃人的旧伦理和旧教条”。时任北方局宣传部部长陈伯达指出，中国的旧传统思想“目前却正成为帝国主义者和卖国贼用来奴役中国人民意识的有力工具”，应该继续对旧思想展开批判，要“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武断，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反对一切的愚民政策”。艾思奇积极响应，认为“复古的倾向却是到处存在着的，而且还有人在不断地努力想加强这种倾向”，新的文化运动“并不是放弃反封建……对于封建残遗的毒素，我们仍同样要抱着最大的警戒”。1937年5月，中共地下党员吴承仕会同张申府、程希孟、黄松龄、张郁光等著名人士成立新启蒙学会，并发表《启蒙学会宣言》，提出“科学与民主”“思想自由”“追求真理、反对封建和奴化思想”等倡导，产生广泛影响，给封建道德以有力打击。同时，新启蒙运动又超越了五四文化运动“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一弊端，认为应“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1940年5月，《群众》周刊发表社论，呼吁文化工作者应“把文化上专制主义的复古倒退的祸害，一点一滴地指示给民众看”。同年夏天，周恩来在关于抗战与文化工作的讲话中指出，要提倡民族思想，但“反对希特勒式的或复古的民族思想”；同时，鼓励历史研究，提出“不要以为凡是研究古典的书就是复古”。同年8月，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再次强调，“我们应更加紧开展新文化运动，来压倒文化界反动的复古的运动”。同年10月，针对国民党推行“尊孔读经”，范文澜在《中国文化》上刊文指出，“不论统治阶级怎样尊圣尊经，经到底还是压迫人民的工具”。
1943年8月，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中指出：“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1949年5月，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教授联谊会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谈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他认为：“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比如，我们当年喊‘打倒孔家店’，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那一套封建的东西根基太深，非先来一个‘打倒’不可。先把它从整体上否定，再从里边找出一些好的东西来。毛泽东同志很善于这样做，比如他就常常引用孔子的话。”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态度，既反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的复古逆流，又使自身革命理论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同时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中国化的步伐，有效提升了自身话语权。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了激烈的话语权博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逐渐从一种新兴学术话语逐渐上升为主流学术话语，改变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貌，同时也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用一套‘主义’来指导思想学术的发展。不同的是国民党心有余而力不足……招致大量知识分子的不满，而共产党在这方面便做得游刃有余了。”在对比之中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领导。
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此同时，各种矛盾和风险日益凸显，各种社会思潮交相杂陈，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已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挑战，成为必须警惕的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各种博弈中逐渐成长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十八大以来，“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做出部署……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大意义。“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继承发扬民主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作者简介：王栋，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月刊》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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