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一种崭新的制度形态走上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以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显著的治理效能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政党话语霸权，初步解决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失语”问题。当前学界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政党理论的维度，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作为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理论延伸，探究其对政党制度类型和制度话语的突破，分析中国政党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二是从政党制度的维度，细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内在结构，探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学术话语体系以及话语体系建设；三是从政党外交的维度，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增强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策略，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需要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而且有助于增强中国制度自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舆论环境和话语基础。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内涵
深刻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内涵，解析制度话语体系和话语结构要素，是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和前提。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一是要理解“话语”的生成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强调话语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物质实践的产物。列宁指出，话语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有机统一，不是虚幻的、空洞的存在，而是依托于现实的社会基础。列宁强调，“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分隔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来源来说却是客观的”。二是要认识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属性。国际话语权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以国家综合国力为支撑，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权利”指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强调国际社会中平等表达观点的权利；“权力”则是指作用于其他主体的能力，强调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效应。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而言，其国际话语权就是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能力和影响程度，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了解程度和认同水平。因此，需要从话语供给力、话语竞争力、话语吸引力、话语影响力四个维度，科学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内涵。
1.话语供给力
话语供给力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内生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探索，主要表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中的新概念、新理念、新理论、新思想。西方主要依据政党数量、政党间竞争关系、政治体制等因素来评判政党制度，信奉“没有竞争性选举，就没有民主”的政治教条，难以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区别于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的政党制度模式，从类型学意义上提供有别于西方政党制度分类标准的话语，构建了符合中国实践的政党制度分类标准，形成了符合人类利益的政党话语评价体系。在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实践中，从民国初期的议会多党制到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几乎尝试了世界上全部政党制度类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的结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建起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的制度性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内容体系。
2.话语竞争力
话语竞争力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前提，蕴含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因，主要表现为不同于西方经验、西方价值、西方思维方式的话语模式。当前西方的民主模式和政党制度的运转失灵，使得标榜“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文化受到普遍质疑，其政党制度话语的权威性也遭到极大削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根植于中国土壤和中国文化之中，与中国的政治传统、政治结构、政治理念相契合，彰显出强大生命力。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和精神支撑。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本立场就在于，能够客观认识政党制度与政治文化、制度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理论价值和文化属性，理性认知政党制度之间的文化差异。提升话语竞争力，不应该陷入西方“零和博弈”的话语逻辑之中，“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应该坚持“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创新政党政治话语体系，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3.话语吸引力
话语吸引力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凸显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注度，以及国外政党主动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意愿。在西方政党制度因恶性竞争、精英短视等内生性缺陷，导致政治失序、社会撕裂、治理失效等“政治衰败”之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政党制度“新方案”。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优化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合理配置政治权力，发挥凝聚共识、汇聚人心的制度功能，能够实现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符合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制度结构和功能优势的精准表达，是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集中阐释。在国际话语较量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需要切实做到守正创新、锐意进取，通过制度理论和制度实践来优化话语表达，提升话语吸引力和感召力。
4.话语影响力
话语影响力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展现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主要表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用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以及改变世界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能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不仅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阐释，也是向世界提供政治话语类表达的公共物品，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创造。不同时代、时期的话语表达必须切合时代主题、符合时代要求，依托于国家的综合国力，必须建立在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的基础之上，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体系符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对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和民主话语霸权形成了强大压力和外部挑战，推动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共同繁荣。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影响力，需要通过严密的内容结构、严谨的对外话语体系，转变话语传播风格和表达方式，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和对外交流渠道，构建国际社会的“中国政党制度观”。在国际政党话语交流中要积极主动有为，有效开展对外舆论引导工作，让国际社会认识、了解、认同和支持中国政党制度，切实做到在形象上吸引人，在形式上打动人，在价值上感化人，在道理上说服人。
二、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话语权的权利和权力属性，要求正确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现状，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可。准确把握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打破西方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垄断地位的迫切需要，是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现实起点。
1.制度效能比较下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机遇
一方面，西方政党制度发展陷入“制度瓶颈”。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性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加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和政治衰退，进一步暴露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弊端。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和民主模式的运行受阻，并没有实现曾经预想的“历史终结论”，反而由于缺乏有效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可行的应对措施，难以及时纠正政治体制运行中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难题，陷入高度不稳定的制度性困境之中，引发人们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反思与质疑。西方所宣扬的“竞争性”选举政治，本质上以程序民主代替实质民主、以阶级利益取代人民利益，片面强调选举民主，无法保障人民民主和人民利益，更难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人民对政党政治的信任度和参与度普遍较低。西方所称赞的“三权分立”权力结构，实质上将人民所拥有的国家权力强行分割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通过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来限制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西方政党轮替的制度安排催生出“否决型”的政党政治生态，并引发了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文化冲突、价值观冲突等危机，这不仅仅是片面迎合特定选民利益诉求的政治后果，更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诚如毛泽东所言：“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邓小平也同样强调：“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能够“实现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体现奋斗目标的一致性”“促进决策施策的科学性”“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创造了世界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西方的“自由民主”范式，不仅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制度载体，而且通过执政党、参政党和人民政协等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组织载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参与主体，既包括作为社会整体的人民，又包含作为公民个体的人民，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协调，以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统一，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衔接，共同构建起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机制，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平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消解政党之间存在的政治利益、意识形态的对立，有助于达成思想共识、增强政治认同、实现行动统一，构建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政党政治生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方面释放出强大的制度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话语权力竞争下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政党话语仍旧处于强势和霸权地位。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概念、政党制度、政党理论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依据西方价值理念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建起系统而完备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国际话语权之争实质上是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权力的竞争，伴随着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的确立，西方牢牢掌控着世界政党政治的话语权，世界政党制度话语的权力格局和力量对比呈现极不平衡的状况。中国“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体系下，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推销西方政党政治的“普世价值”，严重挤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空间。西方国家操控着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片面强调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定义为“专制”，将中国的民主党派视为“花瓶”，而忽视了中国政党制度的阶级属性、实践历程和文化根基。西方利用其政治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和霸权地位，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借用“不自由”“不民主”等学术话语抹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使得“参政党”“多党合作”等政党制度话语难以被西方政党话语体系所接受和认同，也造成不了解中国的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误解和误读。然而，“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任何政治制度“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就我国民主党派的性质而言，周恩来曾明确指出，民主党派作为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
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宣传模式难以满足实际需要。随着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始终没有停止，与制度优势和制度效能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处于相对缺失的境况。与西方国家相比，“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和运用，我们总的是生手”，尤其是“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存在着“本领恐慌”的难题。就宣传方式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对外宣传能力相对不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宣传主体往往以官方宣传为主，缺乏民间宣传的有效配合，对外宣传的组织化和专业化水平相对偏低。在国际话语传播中，存在宣传渠道单一、传播形式生硬、语言行文僵化等问题，导致话语的隐蔽传播能力不足。面对西方舆论界或学术界的贬低和诋毁，缺乏灵活的回应技巧，主动表达的意识不强，话语的针对性和引导性不足，难以获得良好的效果和反响。就宣传内容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解释力相对不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成果往往以解释性成果为主，批判性和学理性的成果相对较少，存在学术话语滞后于政治话语的问题，难以实现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统一。部分学者沉迷于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政党制度实践，未能突破西方政党制度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体系，难以有效关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现实状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提升。当前在解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方面缺乏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概念，这一现状不利于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利于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
三、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原则要求
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就不能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来衡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立足于科学的理论体系、深厚的文化根基、坚实的现实依据和深远的世界价值，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
1.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升话语供给力
习近平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石，也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理论来源，推动着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生产再创造”。相关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列宁则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和整个社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极具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的统一战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的政治创造。二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极力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致力于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提出建立“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实践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实现了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有机统一，发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党制度。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和领导责任，即以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多党合作的阶级基础和策略任务。中国共产党不仅构建起了新型政党关系，而且创造性地将民主党派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话语竞争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是基于文化自觉、源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政治创造，必须“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提升话语竞争力。首先，中华民族所延续的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政治架构，蕴含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结构。大一统是维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不仅强调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威，而且尊重各地方、各民族的差异性，是实现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有效路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原则与大一统的政治伦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蕴含着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开放包容、民主协商的政治文化，促进了政党联合和政党共同体的形成。其次，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天下为公、求同存异的政治文化，孕育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理念。中国的政党坚守天下为公的理想信念，政党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不会为了某一党派的私利而牺牲公共利益。中国传统的“民本”“民治”思想与多党合作、民主监督等政治理念高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推进社会和谐、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文化根基，增强了人们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认同。最后，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符合中国政党政治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汲取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时，要善于批判扬弃，勇于创造革新，祛除一切愚昧的、保守的文化因素。坚守政治现代化中的民族本色和文化底色，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能够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又能够维系中华民族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情感，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升话语吸引力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必须基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实践，不能脱离现实而进行抽象概括。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源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实践，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而不断提升。只有充分诠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和制度优势，才能做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提升话语吸引力。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现出强大的政治整合功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广泛合作，凝聚成强大的政党力量。在民主和团结两大主题之下，它能够有效地处理和协调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具体利益与根本利益的有机统一，实现了高度的政治认同。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有序的政治参与功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政治功能，能够有效地吸纳并整合各方的利益诉求，反映民意、汇聚民智，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及时纠正政治决策中的失误和不足，起到了议政建言和监督反馈的积极作用，开辟了政党参与和政治表达的制度化渠道。最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避免了政治力量的恶性竞争和政党内耗，能够兼容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稳定发展的现实需要，“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4.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提升话语影响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其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制度性成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影响力，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秉持“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首先，要深刻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尽管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当前西方政党制度始终难以抹去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烙印，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否决型的政党生态和扭曲的政党文化等引发的政党危机愈发严重，难以找到变革政党制度的突破口。其次，要清晰地看到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政党制度的迫切需要。作为后发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移植了西方的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陷入“水土不服”“效能低下”的困境之中，急需推进政党政治变革，构建适合本国道路的现代政党制度，探寻实现兼顾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现代化方案。最后，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模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采取轮流执政，能够保障政治决策的长远性和连续性；杜绝金钱政治，能够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对恶性竞争，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政党力量、凝聚政治共识，具有更加符合现代化需求的政党功能。在国家间政治文明和政党文明的交流中，中国强调“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应该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主动承担起“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完善治理”的责任，重新阐释了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政党理论和政党话语，为世界政党制度发展传播了中国声音，贡献了中国方案。
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实践路径
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必须准确把握国际传播的规律，细化对外宣传工作的实践，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以获取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1.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
构建富有中国特色、契合时代要求、具有世界意义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性任务。马克思强调：“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因此，必须“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准确说明新型政党制度何以为“新”。首先，要厘清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内部结构。话语是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制度本身就是话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包括制度类型的话语、制度优势的话语、制度渊源的话语、制度变迁的话语等内容，也会延伸出结构、功能、属性等许多分支，如制度类型的话语可以分解为分类标准的话语、政党关系模式的话语、民主模式的话语乃至现代化模式的话语等。这就需要我们明确新型政党制度的构成要素、内容体系，为进一步构建科学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提供方向性的参考。其次，要加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理论构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要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属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要论述，创新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要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加强国家间政党政治理论的沟通交流，注意不同国家话语内容和叙事风格的差异性，尊重世界各国的文化传统和话语表述，加强政党制度的区域国别研究，丰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结构和内容体系。要坚持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有机结合，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开展学术研究，系统衔接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综合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学术研究能力和理论水平。最后，要丰富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实践源泉。话语是人们对特定实践的认识，实践则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是话语产生的源泉，必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产生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践中，经历了70多年多党合作的探索，凝聚着中国人民高度认同的理论基础、实践理路、制度优势和文化底蕴。在新时代，要不断丰富和拓展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从而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构建和赓续提供坚实的基础。 2.充分发挥多元话语主体的对外宣传功能
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需要合理配置全球话语资源，加强不同话语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提升官方与民间、国内与国际等不同场域的话语传播效率，实现对外宣传效能的最大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他们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创建者，是新型政党制度实际运行的参与者，是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代表者，在国际话语权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领导者。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中发挥政治引导、思想引领、组织规范的功能作用。要为构建和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掌舵领航”，制定总的指导方针和战略传播规划体系，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为构建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提供制度保障。要加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对外宣传投入，建设好适应于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业化干部队伍、研究队伍和宣传队伍，为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提供充足的后备人才。其次，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主动发言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要不断增强政治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主动塑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形象。要充分运用自身的政治优势，分享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政治实践和政治体验，用鲜活的话语阐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充分发挥智力优势、与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在不同界别、不同阶层乃至海内外之间，拓展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传播渠道，用生动的故事阐释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最后，中国人民都要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坚定维护者。在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中，普通民众要增强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认同和制度自信，主动宣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知识、理念和价值，提升传播新型政党制度的思想自觉、行为自觉。在国际舆论传播中，媒体界、学术界和知识界就相关重大问题要勇于发声、敢于发声、善于发声，识破“西方话语陷阱”，有针对性地加强与不同海外群体的交流对话，提升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尤其是“对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要给予支持”。
3.丰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传播方式
国际话语权需要具有严密的逻辑、科学的论证和充分的事实等要素，依托灵活的话语传播方式，才能被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下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必须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提高话语传播艺术，“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首先，要严禁“居高临下”的话语姿态，避免“灌输式”的宣传模式。要清晰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演进历程，准确把握国际话语传播的内在规律，精心设计国际话语传播的方法和技巧。要充分尊重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特色和政治传统，避免功利主义倾向，用现实的政党政治实践阐释新话语。要秉持既开放自信又谦逊谦和的态度，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思维，做细做实阐释工作，做到以言传道、以身示范、以理服人。其次，要转变话语的叙事方式和宣传风格，拓展话语传播的渠道和平台。要勇于打破语言壁垒，善于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学理性诠释，向世界提供高水平的报纸、期刊和著作。要充分调动公共外交资源，掌握国际主流媒体的沟通技巧，利用参与国际会议的交流机会，有效运用国际舞台的发声渠道，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要善于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符号，打造与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中国利益相符合的政党文化品牌，提升话语宣传的个性化和精准化，消除国外民众的疑惑或误解，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感染力。最后，要适应互联网信息时代的舆论环境，增强网络空间的话语主导权。要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竞争，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善于预测、引导和疏解网络舆情发展态势，加强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能力建设，“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要顺应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从单一的传统媒体向多元化的全媒体转变，打造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网络媒体平台。要适应网络话语表述方式，善于运用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形式进行网络即时传播，通过视听等感官体验增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隐性传播，提供更多被世界网民所接受的新型政党制度文化产品，开辟话语宣传的新领地，增强话语传播的实际效果。
4.主动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环境
传统与现代的冲击、民族与世界的交汇、不同文明的碰撞加剧了国际话语环境的复杂性。中国要在“继续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之上，打破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认同，创造有助于传播中国声音的话语环境。首先，要苦练内功，努力破除西方话语遮蔽。要做好顶层设计，客观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话语中的地位，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善于把握时机，做好长远规划和整体布局。要持续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用原创性话语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实践，把实践优势转化为舆论优势，再把舆论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针对西方的错误言论和污蔑性话语，要敢于亮剑，坚决反对国际话语霸凌，规避西方话语陷阱，要善于抓住西方话语漏洞和理论破绽，揭露西方歪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险恶目的。其次，要增强制度性话语权，掌握国际话语主导权。要积极变革不平等的国际话语权力结构，科学配置国际话语权力体系，不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解释权、议题设定权、价值评价权、分歧仲裁权。中国要从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转变为制定者，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运行、国际规则的制定、国际议程的设置，立足于全球治理和全人类发展，创造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新秩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最后，要发展政党外交，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政党外交以其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机制灵活，在国家外交中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推动性和补充性的作用。”既要善于依托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合作组织，又要主动创建促进国家间政党交流的组织载体，拓展供给中国话语的制度化渠道，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专门机构，要持续加强国家间的高层互访和交流对话，“把推动公共外交作为人民政协对外交往重要开拓方向”，“积极宣传我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现代化建设成就”。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化的技术条件，搭建便捷的政党交流平台，促进国家间政党密切交流，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将越来越多的政党纳入世界政党联合体之中，乃至形成国际政党统一战线。
（作者简介：臧秀玲，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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