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作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深入探究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过程，缅怀其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什么定格在《资本论》上，它的主要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一）李大钊生平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乐亭县。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回国后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他的思想认识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是党成立后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他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掀起北方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明确提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亲自出面做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的工作，推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他认识到欲要完成中国革命，必须建立统一战线。1922年至1924年，他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配合北伐胜利进军，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大革命胜利推进作出卓越贡献。
1927年4月28日，反动军阀张作霖不顾革命群众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悍然绞杀了李大钊和同时被捕的其他共产党人、革命者。临刑前，李大钊从容不迫地步上敌人的绞刑台，作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指出共产主义的真理必然胜利，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极大轻蔑。李大钊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李大钊的光辉一生与革命实践，充分展现出了伟大的建党精神。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
（二）“从后思索”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来自《资本论》
事物的发展是从起点到终点，叙述它的科学方法却是“从后思索”。因为从事物发展的开头开始要受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而“从后思索”则可以从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关系中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李大钊自己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指的是对《资本论》的理解。对《资本论》相关理论的理解程度，表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从这里开始，历史的逻辑地探索出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李大钊的文章开头是这么说的：
“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
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写于1919年5月和11月之间。他文章的内容说的是《资本论》的理论。为什么说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呢？这是因为这年《新青年》杂志开辟了一个专栏：“马克思主义研究号”。而他的文章正是为这个专栏写的，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两期上。这一篇文章研究的是唯物史观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他称为这是改造社会原动的学说。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唯物史观，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只能在我们研究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来解决。李大钊的理解应是一个贡献。
（三）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观”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共分十一节，都是围绕着《资本论》内容的理解展开的，其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节说明《资本论》研究的起因和目的。起因是为《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写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目的是要把这关于“世界改造原理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理解”。
第二节是说《资本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理解：“我于评述‘马克思主义’以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这里我们需要作一个说明：李大钊的《资本论》研究，是在众多“零星的资料，梢加整理”以后进行的。这就是说，他的研究是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他是站在马克思《资本论》三卷的整体理论的基础上，对以上的各种理论进行评述，包括对偏僻观点的争辩和对错误观点的批判。第二节是从经济学说史上评价《资本论》的地位。他认为有三大系：“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他解释说，第一个是古典经济学，是追求个人利润的经济学；第二个是小资产阶级的追求社会财富平均分配的，如：蒲鲁东的“救世良方”，用合作社的劳动券，排除用货币进行交换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得到社会的正义、平等；第三个是与前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这是利他的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它属于人道主义的。在以后的叙述中，这种利他经济学就是人类解放的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
第三节是紧接着第二节说的，这里要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也就是马克思“特有的史观”。他在“史观”上加上“特有”，是着重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一个具有历史的变动的性质。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
他的“史观”说的就是《资本论》所说的“从后思索”这一科学的史学方法论。以《资本论》为历史的标杆，向前看是人类历史的“社会组织进化论”；中间是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再往后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里我们关注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当时的称谓，关注的是史学方法。李大钊非常重视马克思的这个史观方法论，他说：“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
李大钊在这里说的马克思的“特有的史观”不就是唯物史观嘛!这在他那个时代是难得的，就是放到现代也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在现代的一些理论家中，还在坚持着唯物史观是从辩证唯物论运用中来的。
第四节关于一般的唯物史观的理解。开头说：“请先论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第五节是专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者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现在把这几样著作里包含他那历史观的主要部分，节译于下，以供研究的资料。”
以下的文章，他列了三个小标题，依次地叙述了以上各书的唯物史观的内容，最后的结语是“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为了节省时间，笔者把个人所理解的、李大钊所说的这三本书中特有的唯物史观的内容，用个人所理解的内容转述给读者。正好笔者写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史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仅就具有特点之处叙述如下。
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点。第一点，唯物史观的制定是哲学和经济学的结晶。在该书“序言”中，申明自己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哲学的贫困》一书是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理论的。蒲鲁东自称自己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思反对说：“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为什么是双重的错误呢？是因为蒲鲁东在哲学和经济学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第二点，《哲学的贫困》中对唯物史观的表述：“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蒲鲁东的历史观，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观。
第三点，蒲鲁东不知道的历史哑谜。蒲鲁东的历史观，为什么在哲学上和经济学上都是错误的？堕落到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上。这是因为他不懂历史的“哑谜”造成的。
在前者，马克思把蒲鲁东的历史观用神学的特点来表述，同时也表述了马克思历史观与他的不同之处。在第三个特点上是用“哑谜”的形式来表示，这是说蒲鲁东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不懂得历史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就是蒲鲁东不懂的哑谜。马克思关于哑谜的提法非常重要，这个提法是在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不久，俄国的一个学者，马克思的理论上的朋友安年柯夫写信请教马克思，说蒲鲁东的历史观他非常的不满意，他错在什么地方呢？当时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还没有出版，为了答复安年柯夫的疑问，马克思把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反复看了两天以后说的。“哑谜”的说法很形象也很贴切，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的原话。
“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engrènement]……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又说：“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这两段引文解释一下，其中第一段引文中的单词，德语是齿轮的意思，意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文明社会的经济系列中就像是齿轮，转译为生产关系后，更加形象地展现其作用。生产关系的两端：一端是对生产关系持肯定的态度，一端是持有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由基本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引起的，所以生产关系在历史上就像齿轮一样，不停地运动，最终会引起链条上的转变。
过了一年，即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言》在历史观上也有特点，可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个是以幽灵的形式存在，第二个是以政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第三个是以实践的形式存在着。《宣言》问世之后，它有七个序言，这些“序言”都是根据不同时代的实践提出来的，说明对它的信仰，是要通过政党在不断的实践中来实现。李大钊论述马克思主义，把《宣言》包含进去，这是一个亮点。
过了11年，即1859年，马克思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相隔时间这么长，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选择了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这是很难得的。这篇《序言》是马克思理论研究达到的一个节点：它表示着马克思从“社会舞台”（1842年《莱茵报》）转向“书斋”（直到1859年的《序言》）所达到的理论成果。因此，《序言》表示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成熟的一个节点，之后则属于丰富和发展的问题了。李大钊把《序言》纳入唯物史观的制定中是很有见地的。
李大钊的见解既符合马克思的实际，也符合恩格斯对马克思理论的评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说：“直到1859年前后，……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
以上的研究表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涵是什么呢？主要的是由马克思的三部主要的经典著作构成，即《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以及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这三部著作中的唯物史观。这样，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包含的内容主要的是以下三点：一是对经济学家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历史观的批判，二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信仰，以及共产党人联合起来为之实现奋斗的献身精神，三是研究社会问题指导方法——唯物史观。李大钊把以上三个理论都整合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中，在这一体系中主要体现的是共产主义信仰和科学的历史观。
我们先说信仰。当他的研究把《共产党宣言》引入其中时，就是把一个伟大的信仰引入这个体系之中，而且在其中具有核心地位。没有这个核心，也不会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区别，根本之点就是这个信仰的确定。李大钊把《共产党宣言》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进一步的论证是信仰的科学性，即历史观与信仰的关系。
历史观在李大钊以前的论述中，偶尔出现过。但是历史观作为一种科学是在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经常论说的。历史观的科学论证，最初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李大钊把经济学的体系分成三类：一类是利己的，二是社会主义的，三是利他的。所谓利己的历史观，是指个人发财致富的历史观；所谓“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是指小资产阶级追求平等分配的历史观，这是不可取的；第三种历史观，是利他的历史观，就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李大钊在区分经济学的理论时，是从历史观上加以区分的，这是很有见地的。从历史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从经济学的性质上把握的，这一点在他那个时代是极不容易的。
二、“一个筋斗”——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特征
研究表明，李大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共产党人。有人会问，我们所理解的共产党人，都是经过别人介绍的。李大钊并没有介绍人，怎么就成为共产党人的呢？我们需要引用“一个筋斗”的观点来说明。“一个筋斗”说的是人的思想，或者人的信仰，从一种观念根本转变为另一种观念的形式和特征。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李大钊的思想发展的进程。
（一）李大钊是他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选择他的几篇文章作为佐证。1.《〈晨钟〉之使命》（1916.8.15），2.《新的!旧的!》（1918.5.15），3.《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7.1）、《庶民的胜利》（1918.11.15），4.《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5.11），5.《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8.17）。最后这一篇是辩论的文章。这不是就一个问题进行辩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是涉及到他的整个的观点。因此，我们不放在哪一个问题中，而是放在他的整个思想进程中来考察。这几篇文章从年代上来看是非常接近的，从思想进程上来看，却是一个不寻常的变化过程，它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二）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路径
1.《〈晨钟〉之使命》（1916.8.15）。文章的开头是这么说的：“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这篇文章表示着，在这之前他的思想进程和当时的其他的一些青年人是相同的，但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他的思想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特的见解，《〈晨钟〉之使命》就是他独特的见解。当时可以说，有五种思想在海纳百川的北京大学交织在一起。李大钊的思想以“晨钟”的形式初显锋芒，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有一个复古主义者辜鸿铭老先生很有名气，是他把《论语》《中庸》用英、德两种文字翻译到西方去的，西方人来中国以见他为荣。陈独秀是新文化的一面大旗，在这面大旗下有两种对立的思想相互对峙，这就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再加上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无政府主义。
以上这五种思想都很有市场。陈独秀是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这一旗手下的两个对峙思想的代表人物李大钊、胡适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至于辜鸿铭的复古主义和陈延年兄弟的无政府主义，尽管一些人不十分了解，但也不能小觑。辜鸿铭史称“清末怪杰”，他有好几个博士的头衔，不仅在外国人中有影响，（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国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主张复辟帝制在文化上代表着当时复辟帝制的封建势力。对于这种复古主义，李大钊是极其蔑视的，他多次进行了批判。下面借此机会再说说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这种思想是非常容易影响青年人的。
“晨钟”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问题。无政府主义是欧洲十分流行的一种思潮，传入中国较早，也是影响比较广泛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产生于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的时期，是从“绝对观念”中分裂出来的、主张“绝对自我”的一种哲学，又称自我意识哲学。它的创始人是施蒂纳。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在具有小农、小生产者传统的国家很容易传播。在法国有蒲鲁东，在俄国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传到中国的是克鲁泡特金。这种哲学注重的是“自我意识”，其特点是主张个人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国家和权威。作为哲学是要有用的，在蒲鲁东那里，就成为小资产阶级自救的“生产合作社”的理论；在巴枯宁那里，就成了反对共产国际无产阶级组织政党的理论武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克鲁泡特金那里传到中国，这种思想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文艺创作的手法，这一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巴金，他用这个方法塑造人物，代表作是《家》《春》《秋》，其中的人物曾唤起一代人起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起了进步的作用。在社会思想上，促使青年人在树立独立自主、自由和自治理念方面有着推进的作用；但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下，在社会革命中，特别是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需要组织成为政党进行变革社会的时候，这种思想就成为一种有碍社会发展的反动理论。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在欧洲受到批判。蒲鲁东的“生产合作社‘自救’理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历史观，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彻底批判，后来马克思又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进一步批判了它的哲学基础。对于巴枯宁，他的无政府主义主要的是“反权威主义”。恩格斯有专文《论权威》给予了批判，斗争了10年之久，最后巴枯宁被开除出国际。在中国，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革命浪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浪潮高涨下被淹没下去了，从组织上被瓦解了，并没有从理论上受到批判。因此，无政府主义在我国的一些青年人中还是很有影响的。
李大钊的《〈晨钟〉之使命》今天读来，对我们有两点启示：一是“晨钟”与敲起的思想的关系。“晨钟”是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引起来的，“五四”时期青年人的思想是晨钟敲起来的。这思想是什么呢？爱国热情、民族自强。从哲学意义上说是“利他”，这与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基础的“绝对自我”是对立的。这一哲学关注的是自我即“利己”。在蒲鲁东和巴枯宁那里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救、自治组织，在中国这里是自我的处世哲学。
以上是“晨钟”与“思想”关系的第一层意思，它还有第二层意思，即人们的一定的思想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引起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是有不同层次的，有的人的思想是在时代浪尖上，有的则不然，却是与后进的思想纠缠，非要作那辜鸿铭式的人。李大钊的“晨钟”与思想的关系主要是指这两类人说的。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的第二个启示，人生在世，当有能力决定自己思想发展的时候，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这时有一个原则要处理好：“利己”“利他”。人类历史上一些成功的人，其成就无不是成功在这一关系上。我们选这一篇作为研究李大钊思想的起点，意义就在这里。
2.《新的!旧的!》（1918.5.15）。对于这一篇，我们着重引两段话。第一段“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这是带有进化论的发展观。
第二段，“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最是可怖。”
他以这段国民史为例说：“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甚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按照进化论来说，民国是进步了，可是现实呢。还要负担清室优待的经费。这种新旧的矛盾进化论无法解决。必须寻找出路。
3.《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7.1）、《庶民的胜利》（1918.11.15），这两篇文章经常被引用。这两篇文章必须放在他的思想进展中才有意义。为了说明这种进展，我们要作三个方面的比较。
第一，这两篇文章与前面的文章《新的!旧的!》观点的比较。在后者这篇文章中，作者的思想倾向是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论是历史发展之机轴，之后，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大机轴”论——亿兆人之心：“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故有权威之历史，足以震荡亿兆人之心，而惟能写出亿兆人之心之历史，始有震荡亿兆人心之权威。盖人间之生活，莫不于此永远实在之大机轴中息息相关。”
第二，法俄革命是两个世纪的曙光。法兰西的革命是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曙光，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东方庶民的曙光。曙光，他又称文明，亦称东西方不同的文明。这两种文明原因何在，他认为都和“大机轴”有关：“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
第三，法俄革命虽然同属“大机轴”——人类普遍变动的心理——时代潮流。但是，二者时代潮流的内容不同。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是属于庶民的。后者是世界的新文明、新潮流。“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与《庶民的胜利》之后，李大钊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他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现。
（三）“一个筋斗”是李大钊思想进展中的重要特征
在现代社会中，共产党人的产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熟知的、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并经过宣誓的形式实现的。这是在有了一定的党组织之后进行的，它表示着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另一种类型就是由“一个筋斗”的形式产生。这种形式是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先知先觉者中体现的。他们是通过一定的实践和理论的学习，从灵魂深处产生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伴有科学的历史观以自觉的形式实现的。马克思就说过，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就是“一个筋斗”的形式实现的，“一个筋斗”是形式，其内容是灵魂深处发生了信仰和历史观的本质的变化。李大钊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来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他以往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三、李大钊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重要贡献、
他的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另一方面是为信仰奋斗的献身精神：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一）马克思主义是以《资本论》范畴形式表现的、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理论的“艺术的整体”
“艺术的整体”是马克思对自己的《资本论》的体系说的：“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这个整体可以用范畴的形式表述如下：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分配、分配的不公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身的否定之否定、新制度的必然产生，这是以经济学的范畴形式表现的“艺术的整体”。以往，这个体系常被学者理解为《资本论》的经济学的体系。现在到了李大钊这里则截然不同了。在这个体系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唯物史观，必须使它从隐形式变为显形式。这就是他的理论研究的工作。他做了哪些工作呢？主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点是从《哲学的贫困》中揭示出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哲学是不可分的。在如上的范畴体系中，马克思的这些范畴是经济学范畴的表现，可是，这一范畴之间的关系，一刻也离不开哲学辩证法。从商品到货币：商品自身必须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关系来理解；从商品到货币没有那逐级的价值形式的辩证发展能理解吗？从资本到剩余价值没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雇佣劳动）辩证运动，剩余价值能理解吗？之后，“艺术的整体”各范畴之间的横的关系和纵的关系，都是既有经济学的范畴又有辩证法的哲学，在这里又有谁有能力把经济学和哲学区分开来呢？
第二点关于对经济学体系的理解，李大钊与历来的学者不同。他是从历史观上来区分的。他分为三类：“利己”的历史观，这是人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所遵循的永恒的、自然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观；第二种他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观，这是力图把小生产者的私有制永恒化的理论，在历史观上滑到了资产阶级历史观那里去了。李大钊所理解的《资本论》正是马克思所理解的，这里的关建就是要把经济学和哲学辩证法结合起来。若把二者分离开来，就会滑到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历史观上去。
第三点他把《共产党宣言》纳入这一“艺术的整体”之中，使这个“幽灵”有了一个家。这个家既有经济学的科学的论证，又有哲学辩证法的科学的论证，这个“幽灵”现在有了“双保险”（经济学和哲学）。所以，共产主义作为科学信仰成为人们容易接受的理论。
在李大钊那里，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以《资本论》理论体系的“艺术的整体”为表现形式的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艺术的整体”是李大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二）信仰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结合起来的献身精神是他研究上又一重要贡献
李大钊的第二个贡献表现在为信仰而献身的精神上。这种精神，既不是纯理论的著书立说，也不是一般的理论联系实际，而是和自身的实践紧密地联系着。这是由他两种理论构成的一种精神。
第一种理论，表现在他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这是他进一步研究这一历史观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谈了如下三点。
第一点，对唯物史观一词来源的理解。“‘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又[是]Karl Marx和Friedrich Engels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是：（1）“历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2）“历史的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3）“历史之经济的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es”）及（4）“经济的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22）
对于这4种名称，他逐一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1）（2）“泛指物质”，它与唯物史观的“真相不甚相符”（23），“第（4）一辞，在法兰西颇流行，以有倾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24）。李大钊只赞成（3）的说法，即“唯物史观”一辞。这一点表明他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与《共产党宣言》的信仰有关的理论。
第二点，关于唯物史观的价值——史学方法论。“唯物史观的名称意义，已如上述，现在要论他在史学上的价值了。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论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25）这里说的是唯物史观是研究和运用的方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联系得好与不好，全在于你的理论是否科学和你用的方法是否得当。
第三点，唯物史观作为现代史学的价值——实现共产主义信仰的实践方法。李大钊认为，他自己不仅是共产主义这一理论的宣传者，也是这一理论的践行者。他为什么重视唯物史观的研究呢？他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观察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曾隐没在《资本论》中，现在已经被阐释出来了。这个理论不是像有的现代人那样，只是说给别人听的，也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更不是为了利益和名誉地位而创造什么体系的。他认为，这是为自己信仰而献身的史学方法，是他所处时代的担当。弘扬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使命，宣传这个唯物史观是他的责任。
科学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关系呢？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既是一般的认识历史的方法，更是科学认识共产主义和为之献身的实践方法。
为了理解他这样的心情，我们把他在研究唯物史观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引述如下：“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提[挽]之使之直前进动。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但是一个人生在思想感情都锢桎于古代神学的习惯的时代，要想思得个生活的新了解，那是万万不可能，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全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万不能发育实成。”
李大钊这里是说，在现代社会里有两类人：一类是不仅是关心社会，而且洞察社会发展的方向，“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这类人他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形容的；对于另一类人他很是瞧不起，那是辜鸿铭这样的人，虽然很有学问，满脑子陈旧的文化，这类人对社会生活绝不会有“新了解”，产生新思想，对于未来没有“梦想”。青年们要远离他们，不要受这种人的影响。
现下人们常说的有一句话：路再长，只要不停步，终有到达的一天。这是说你首先有一个可行的理想。理想怎么来，来自你对所处的时代发展趋势的了解。对于李大钊来说，共产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关系，不只是一种理论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实践的关系。下面我们着重分析的是李大钊的这一关系。
（三）李大钊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关系
这十个字的楹联极大地表现了李大钊的人品。为此我们分别来谈。
第一点，李大钊与十字楹联。这副楹联原不是他首次提出的。楹联源自明朝嘉靖年间的杨继盛，该人曾出任南京兵部员外郎中，笃实刚正，不畏权势，弹劾大奸臣严嵩未果，反遭严嵩残害，临刑前愤笔写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李大钊曾两次用这十字楹联言志：一次是1816年他为他创办的《晨钟报》选警言时用过，不过他有改动：辣手改为妙手。这一改动的意义在下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第二次用这副十字联是因章士钊向他要墨宝又一次写了这一楹联。
第二点，改动过的楹联第一层意思。楹联不是他首次提出的，可这是他亲手写下的。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一楹联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在《晨钟报》探讨两类人说的。第一类人既关心、观察社会生活，对于未来有梦想的追求。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有一个科学的观察社会生活发展的方法，这时，唯物史观作为方法在现实生活——梦想之间就起着一个中介的作用；第二类人对未来没有追求，根本谈不到唯物史观运用的问题。李大钊关心的是青年人。唯物史观的这一层意思，对于现代的青年人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要谈的是第二层意思。
第三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与《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关系。问题与主义原本是与胡适先生的实用主义观点的争论，现在他加上“再论”意义就大不同了，成了李大钊为他的信仰和为这个信仰而进行的理论研究的科学性的坚定斗争。“再论”一文写于1919年8月19日。论述了四个问题：一是“主义”与“问题”，二是假冒牌号的危险，三是所谓过激主义，四是根本解决。这四个问题都是围绕着共产主义信仰及其科学性展开的。主要是一、四两节。下面我们再作些分析。
第一节“主义”与“问题”。开头是这样说的：“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紧接着说宣传的意义：“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第二节关于假冒牌号的危险。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社会运动中坚持主义不妥。主义是虚的，容易被人假冒，只有搞问题才稳妥。李大钊反驳说：“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
下面紧接着说，我们讲社会主义，不能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第三节是进一步回击社会运动“过激论”的。“过激论”不是现代人的发明，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之，不过用词不一样。现代人用的是“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
下面紧接着反驳说：“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第四节“根本解决”，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这里有两个观点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一个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社会组织，这是预示着必须组织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一个是唯物史观与这个政党的关系。这就是说，主张主义，不只是为了宣传共产主义信仰，而是要为它的实现而奋斗。他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真谛就在其中。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从“十字楹联”改过来的，特别是将“辣手”改为“妙手”时，这十个字所包含的意义就大不同了。在李大钊这里，已经不是杨继盛的笃实刚正的道义了，而是在李大钊所为之追求的共产主义信仰了。他的信仰又和他的史学方法论——唯物史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具有什么意义呢？其中孕育的就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成为当务之急。请读者往下读：“‘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劫（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
李大钊的这段引文非常重要。它有着两层意思：一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意义；二是这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精神武器——唯物史观的指导，二者结合起来，这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在这里，有了理论——唯物史观之后，组织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成为首要的任务。李大钊书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还含有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这一方面笔者将另文阐述。
（作者简介：冯景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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