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信仰者、研究者对伦理道德问题的理解和反思，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人类社会展开的规范性批判和考察。在马克思主义深远而广泛的传播进程中，面对不同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一样，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发展出特定的形态，从而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者在伦理层面的观念转变和思想发展。在中国，毛泽东的伦理思想堪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典范。然而，这一思想成果的生成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同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变化与实践活动息息相关。如果展开思想史和革命史的双重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就在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接受传统伦理观教育与救国伦理思想的萌发，到面对改良主义伦理观与新民伦理思想的提出，直至转向民主主义伦理观与伦理改造思想，进而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与社会变革思想的真实历程。在这个意义上，回顾并梳理毛泽东早期伦理观念的转变及其伦理思想的探索，将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重要的维度上考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生成过程，还有助于我们通过反思和提炼，进一步探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精神本质及其价值立场。
一、传统伦理观教育与救国伦理思想的萌发
中国传统伦理观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既体现了中国历朝历代维系统治的等级制礼教纲常，也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家、国、天下的伦理情怀。晚清以来，中国传统伦理观虽然面临严峻挑战，但儒家伦理仍处于主导地位。正如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指出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就成为了中国“惟一之伦理学”；此后，无论是“魏晋以还，佛教输入”，还是清末“斯宾塞尔之进化功利论，卢骚之天赋人权论，尼采之主人道德论”等西方伦理观的东进，都未能撼动儒家“伦理学之大宗”地位，“仅为伦理界至小之变象，而于伦理学说无与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受家庭熏陶与私塾教育的影响，毛泽东最初接受的是中国传统伦理观教育，尤其是儒家伦理教育。《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等传统典籍是当时私塾学习的主修课程。对修身蒙学、“四书五经”以及其他中国典籍的系统学习，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中华文化基因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甚为熟悉。他后来回忆说：“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然而，真正开阔毛泽东视野的，却是“新学”的学习与“新书”的阅读。清末新政后，随着私塾改良、废科举与兴学堂等教育变革的推进，新式私塾与新学堂中传统教化课程的所占比例大幅缩减，算术、体操、乐歌、图画等新学课程不断增加。此时，毛泽东在私塾与新式学堂的教育中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新学”。1910年，他到当地秀才毛麓钟家所读的私塾，就属于一所中西合璧式的新式私塾。在那里，他既学习《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也读一些时论和新书。仅如此，此时的毛泽东还大量阅读《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反抗压迫和倡导斗争的故事书籍，以及《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等改良主义者的评论文章。其中，讨论西学新法、主张“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盛世危言》以及介绍列强侵占瓜分我国的《列强瓜分之危险》等小册子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萌发出爱国救国的伦理情怀。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而读了《列强瓜分之危险》之后，“我……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与此同时，1910年4月的“长沙饥民暴动”也深刻影响和触动了毛泽东。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怀着朴素的阶级情感，对走投无路而被迫造反的饥民遭遇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残酷屠杀痛感不平。由此，为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的思想日益在毛泽东心中酝酿，并成为其日后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之一。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立志报国诗句。拯救国家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伦理思想，已然在毛泽东此时的内心深处扎下根来。
二、改良主义伦理观与新民伦理的提出
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伦理观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至戊戌变法达到顶峰。它反映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伦理学说与价值观念，其主要特征在于：一是强调伦理道德对变法图强的重要作用。梁启超认为：“今既变法，而欲求变法之有成乎，则必国人于道德学问知识，示一极大之进步，能适于新事业而后可”，变法的成功有赖于国人道德的维新。二是倡导维新改良与作新民。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讲：“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并认为理想的新民应当具有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进精神，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制思想，自尊、合群、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精神和自我修养等品质。而严复也在《原强》中指出，面对“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的社会伦理道德状况，“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救国救民之根本。三是宣扬资产阶级伦理价值观与西方现代伦理思想。甲午战争战败后，越来越多的忧国忧民知识分子转向西学，钻研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此时，一批反映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价值观与伦理思想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维新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构成与先导。其中，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和卢梭《民约论》等将进化论与社会契约论引入中国，对于维新派抨击顽固派的守旧思想以及主张推行君主立宪制起到了理论支撑作用，以至于梁启超认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哲学基础就是进化论：“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12]488-489四是抨击封建伦理道德。谭嗣同认为：“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哉”。虽然“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14]348，但却不能阻挡列强的入侵和使民族免受欺凌与耻辱，因此，要变法图强必须要“冲决伦常之网罗”。
维新派翻译书籍、创办报刊，抨击封建思想，主张开放言论、学习西方科学、开办新式学堂、废除八股文、推动维新变法、倡导与中国传统伦理不同的价值标准与伦理观念。他们掀起的改良主义思潮，对中国近代社会以及包括毛泽东等在内的知识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家乡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除了继续接受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外，还接受了称为“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科的教育。他借阅了大量中外书籍与报刊。其中既有激发他奋发有为、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的名人英杰传记，也有使之转向改良主义伦理观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主编的变法书报。[6]126-128尤其是后者，给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可以说，在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下，经由从乡村私塾到县城新学堂的教育转变以及从经书咏读到“新学”学习的视野开拓，毛泽东的伦理观逐渐从传统伦理转向了改良主义。
新民伦理思想的提出，是毛泽东伦理观转向改良主义的集中表现。在1910年他对梁启超《新民说》撰写的批语以及之后《致黎锦熙信》等文本中，集中阐述了他的新民伦理思想。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新民是救国强国之根本。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民智污塞”：“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而，欲求救国强国，必须先改造民众，塑造新民才行。
二是新民的造就需要有伦理革命者和教育者的出现。毛泽东指出：“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也就是说，若要使国民成为具有新思想的新民，中国就必须要出现大哲学家和大伦理革命家，从观念的层面上洗涤国民的旧思想并开发其新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毛泽东与其他学生一道创建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目标的“新民学会”，开办了针对失学国民的“夜学”。在他看来，“我国现社会的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的国民，为要达到‘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的目的，不能不对这些人进行教育”。
三是未来的新民社会是一个君主立宪与“大同世界”的社会。毛泽东在对梁启超《新民说》的“论国家思想”一节的批语中写道，中外存在两种君主制国家，一为“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一为“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同时，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毛泽东还提出“大同世界”的未来社会设想。他认为，在大同世界中，“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三、民主主义伦理观与伦理改造思想的转向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撼动了封建反动统治的秩序根基，深刻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在社会礼俗方面，不仅有《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等一系列法令的实施，推动了剪辫、放足以及岁时节令、交往礼节的新变革，[18]1-4而且在伦理观念方面，也形成了民主主义伦理观。在本质上，这种观念反映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孙中山和黄兴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伦理学说与价值观点，其特征在于：一是强调伦理道德精神对民主革命的重要作用。孙中山指出：“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黄兴也指出：“革命须先改革心理，屏除自利心，唤起公德心”，重建“夙为立国根本”的“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伦理道德观。[21]194二是主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指出：“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为什么军阀有这个大力量呢？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由此，与维新改良派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有着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主张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实现振兴中华。
1911年秋，毛泽东刚刚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在长沙，毛泽东带头剪辫子并投笔从戎。当兵半年后，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于是继续求学，直到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在此期间，毛泽东除了继续学习中国传统典籍，还专门研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以及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等近代欧洲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并广泛涉猎同盟会等主办的新式报刊。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与其他学生一起游学体察民情，组织哲学讨论小组，成立进步团体“新民学会”等。通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接受现代思想文化的教育与个人的积极实践探索，毛泽东的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6]135就其伦理思想而言，则明显地体现在他对伦理知识及其社会价值的自觉反思上。在那个时期撰写的《〈伦理学原理〉批注》等文献中，毛泽东从多个方面阐释了他对伦理学及其社会改造功能的看法，从而部分地反映出他此时的伦理观念对于民主主义的承认与发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承认伦理学是一门道德经验科学并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与现实性。毛泽东赞同包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关于“盖伦理学者，非由概念而演释之以为定义，实由经验而确指其事实之关联者”的观点，认为“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即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来自于道德经验。不仅如此，他也接受说：“道德律者非人所自造，亦非由神意及良心之无端而制定，实人类自有固结乎生涯而适合于自然律之一性质”，认为“道德律亦如自然律之明其必然”。相应地，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伦理学的实践性，指出“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伦理学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非常重要，特别是社会变革期，“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
二是承认要从改造伦理道德等角度，彻底“变换全国之思想”。在《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说：“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可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这里所说的“大本大源”是当时被他看作“宇宙之真理”的原则，即救国救民的真理与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根本。又由于这种“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因而必须通过“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相信，唯有如此，才能“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而康有为等改良派的观点则与之不同。它们“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因此，改良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三是承认社会伦理改造的重点在于以“个人主义”与“现实主义”伦理破除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毛泽东说：“吾于伦理学上有两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所谓“个人主义”，即“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它是实现自我价值和满足个人精神需要的一种人生追求，而非一般意义上损人利己的庸俗个人主义。所谓“现实主义”，则是“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15]179。根据这种看法，某种行为或思想是“尽力遂行”还是“尽力实现”，需要看主客观条件是否“妥当”，而绝非只顾眼前利益。对毛泽东来说，将作为理想追求的“精神之个人主义”与着眼于客观实际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既是伦理学的要旨，也是伦理学作用于人格塑造的要点。并且在他看来，着眼于现实，实现“精神之个人主义”追求，就必须破除封建伦理道德对个性的压抑与束缚：“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可以说，正是由于直接针对压抑个性的封建伦常，力求社会伦理的彻底改造，毛泽东的伦理思想此时显示出明确的民主主义特性。
四、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与社会变革思想的形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研究团体，并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也使得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知识分子以及广大革命者逐渐抛弃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众多流行学说，最终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今看来，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还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革命与救亡图存的实践要求，“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说也相应地得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和研究，逐渐成为其思想武器，其主要特征如下：一是强调伦理道德对救国救民的至关重要性。陈独秀指出：“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李大钊也指出：“文人于此，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二是宣传展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解释力。自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以《新青年》为阵地，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伦理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农耕经济与家族制度等经济和社会基础方面解释中国封建伦理得以延续的原因，进而分析了道德与利益、精神与物质等之间的辩证关系。1921年1月，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中，从经济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并且指出：“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三是反对旧道德与提倡新道德。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而在反对旧道德与提倡新道德中，陈独秀则直接将封建道德称为“奴隶道德”，反对“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作社会道德”。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为指导，进行更加彻底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斗争。比如，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旧道德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批判，并对新道德进行了更加具体的阐述，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一波波浪潮，对毛泽东的思想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到马列主义。”然而，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再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和变革规律的深度解释，对于社会改造和革命时机的深刻揭示，使得毛泽东的整个思想发生了全新的改变。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对社会伦理的基本看法及其观察重点的全新改变。
1918年8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为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和组织湖南青年赴法留学，毛泽东前往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在此期间，经杨昌济介绍，他不仅认识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在其指导下研读马克思主义书刊，参加有关新思潮的学生研讨会，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并深受其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新思想的感召和影响，他还以新民学会的名义邀请蔡元培和胡适等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等。总之，此次北京之行，毛泽东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使他“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19年12月，毛泽东再赴北京，与李大钊密切联系，并在上海再次见到陈独秀。这段时期，毛泽东不仅更多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书籍，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学说，而且在1920年11月“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从此，毛泽东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伦理观念也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其中，经由民众的联合革命而实现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的伦理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转变。总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走共产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当时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争论。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这条道路具有更加彻底的革命性，不仅意味着伦理观念上的根本变革，而且意味着整个社会制度的全面解决。
二是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与社会革命的成功，关键在于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哪一种，无不是处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面对“联合到了极点”的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之间的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不仅必要，而且有其可行性。他相信，只要民众敢于以更大的联合冲破“历史的势力”，只要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以小联合为基础的大联合，那么“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三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必须包括对旧式家庭与婚姻制度的破除。1919年11月，在湖南长沙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赵五贞女士抗婚自杀事件。当时，毛泽东在《大公报》等报刊上连发10篇评论文章，抨击旧式婚姻制度及其封建礼俗。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指出：“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是“为公众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服务的，因而“自杀在伦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中都无位置”。赵女士的死，在根本上不是自杀，而是“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以及“不正当的礼教习俗”造成的悲惨事件。而要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就必须废除旧式婚姻制度，消除封建迷信，并使妇女在经济上获得独立。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此时不再将其救国思想完全寄托于新民维新或伦理改造，而是转向了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和经济变革。只有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扭转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悲惨命运，实现救国救民与民富国强的伦理价值。
毛泽东早期伦理观念的转变与伦理思想的探索，从一个典型的个案中，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是如何被接受从而生成出特定的本土形态的。这种接受和生成的历史过程，不仅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伦理要求和伦理取向，还通过一种现代社会理论形态，激活了中国先进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人民立场，并为之提供了科学的解释和论证。在这其中，毛泽东早期伦理观的转变与伦理思想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在于毛泽东伦理观的转变成为了其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前提，也不仅在于毛泽东一些早期伦理思想探索经过创造性转换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理论的重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转变与探索中还蕴含和体现着毛泽东伦理精神的雏形，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生成的内在动力与精神本质。秉承这种在早期伦理观转变与伦理思想探索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伦理精神，毛泽东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了毛泽东伦理思想。具体来讲，通过考察毛泽东早期伦理观念的转变与伦理思想的探索，所发现的蕴含和体现在毛泽东一生之中的伦理精神的雏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救国救民与民富国强的爱国精神。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深受列强入侵，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时期，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当时中国人民的首要历史任务。从阅读《盛世危言》、经受“长沙饥民暴动”而萌发爱国思想，到“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立志报国，再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历史担当，可以说，救国救民与民富国强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伦理追求。
二是追寻真理与坚守信仰的探索精神。如上所述，毛泽东的伦理观从传统伦理观、改良主义伦理观、民主主义伦理观转向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其伦理思想从救国伦理思想的萌发、新民伦理思想的提出、伦理改造思想的转向到社会变革思想的形成。其间的不断深化，展现了毛泽东的不懈探索和执着追求，使之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而当“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求是精神。毛泽东对包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不是简单的学习效仿，更不是对西方伦理知识的寻章摘句或盲目追捧，而是联系中国的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等思想，并且结合当时的中国社会问题而展开犀利的评论。同时，毛泽东还勤于调查，利用假期游学体察民情，将其信奉的伦理学说与形成的伦理思想置于实践之中进行检验。在这方面，毛泽东为践行启发民智的新民思想而组织了新民学会和夜学，并怀着对无政府主义的憧憬，尝试建立了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组织开展湖南自治运动。然而，也正是这些失败的尝试，使得毛泽东彻底放弃了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的幻想，从而坚定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恰恰是因为立足中国实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求是精神，才得以让当时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也恰恰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在中国落地生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李义天，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孔希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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