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说，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鞭辟入里地指出，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简称“两个结合”）。这一重要论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体现了对“两个结合”及二者关系的深刻认知，表达了对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二者关系的深入理解。
一、为什么必须坚持“两个结合”
我国理论界曾对“两个结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可能的，原因在于二者在实践理性、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也有学者对“一致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正是这种被诠释出来的所谓“一致性”，阻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主要是指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事实上都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内容。在学术研究中，学术界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问题。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它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还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
为什么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汲取理论界已有研究成果，笔者以为至少需要从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三番五次强调要注重“结合”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以指导实践、改变现实的理论，是注重“事物自身”之内在联系、矛盾运动、发展过程且从中生长出的理论，因而本质上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它摒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公式”“标签”“套语”来剪裁任何事物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实质上属于“外在反思”思维。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哲学变革，实质上就是摒弃用头脑臆想的人为联系代替事物自身的客观联系，创立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旧哲学如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往往用头脑臆想的人为联系代替事物自身的客观联系，在历史领域走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毕生秉持的本心，就是要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赶出去。于是，他们秉本执要，首要关切的是确立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满意抽象的思维”给以欢喜若狂的评价，认为这种唯物主义能使人们看到历史领域的客观性，能透过被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种种假象，看到历史领域中“事物自身”的现实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本质上就是摆脱“主观臆想”进而通达“事物自身”，力求呈现、确证事物自身存在之内在的普遍联系、矛盾运动和发展过程。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揭示、解释人的感性生活世界而生成出来的范畴，因为它超越了主观人为的臆想联系，揭示了人的感性生活世界本身的普遍联系。它表明，认识世界和分析事物，首要应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
第二，《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宣言》问世，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宣言》所阐发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宣言》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是《宣言》和序言反复强调的。列宁也郑重其事地指出：“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同理，这些原理的应用，在中国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所以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宣言》的基本原理的运用所坚持的态度和方法。比如，我们应深刻认识到，《宣言》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和动摇。离开了这一条，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宣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对《宣言》中的有关论述，必须结合实际，不应当作教条主义理解。
第三，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当时德国、法国、俄国的许多青年学者常对马克思的理论产生误读和误解。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就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对此，马克思理直气壮地声明：“如果有人这么做，我要请他原谅。他们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德国还有一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宣扬非马克思主义，以至于马克思怫然不悦地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针对德国一些青年学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套语、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而不再作进一步研究的倾向，马克思慎思明辨地声明：如果这样做，并把这样做当作马克思主义，那么，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表明：真理是有条件的，具有相对性，马克思坚决反对把现成的公式套到一切事物上去并剪裁各种事实的倾向，强调要从具体实际条件出发分析问题。
第四，不要把他们的世界观当作教义而应当作方法。恩格斯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马克思和他所创立的理论。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和《反杜林论》中反复指出：不应当把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当作教义，而应当作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又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重要论述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坚决反对把他们的理论教条化，当作现成的公式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而认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
第五，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有不同“走法”。列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这体现在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谈到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时，列宁强调：“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这表明，不同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各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多样化的现实原因，历史、文化、传统的异质性，是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多样性的深层根源。
2.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启迪我们必须注重“结合”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把他们提出的基本原理同具体历史条件、各国实践相结合，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实践上更加自觉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为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既克服教条主义、避免狭隘经验主义，又解决中国问题。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党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一些人热衷于从书本中找答案，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结果导致革命屡屡受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当时中国农民最多、农民最穷、农民的革命性最坚决的具体实际，强调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结果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针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着重阐述了理论和实践（知和行）、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指出关于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事物矛盾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在坚持矛盾具有普遍性的前提下，着重从五个方面谈论矛盾的特殊性。这两部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强调走自己的路。1956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应走什么样的道路？一开始，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既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当时，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我们所谓的“老大哥”。于是，当时就注重“向苏联学习”，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我们发现这种模式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一些曲折。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认真反思和总结，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于是，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具体实际，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确定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是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自己的路”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我国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当初我国改革开放面临最大的阻力，是“左”的思潮和倾向。其本质特征，就是从本本找答案，从语录找结论，从权威找出路。这种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冲破这重阻力，就迈不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步伐。针对这种倾向，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其实质，就是力求打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束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注重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要而言之，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3.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是注重“结合”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确立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具有现实特质，本质上是注重“事物自身的辩证法”，其任务就是揭示事物内部的普遍联系、矛盾运动和发展过程。
列宁的《哲学笔记》是唯物辩证法的代表作。列宁指出，辩证法的第一要素，就是首先要关注“自在之物本身”，即事物自身（存在）的客观性，还要关注事物自身的运动、发展，即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着重谈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强调“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同时“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就是说，普遍性离不开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显然，这是为普遍同特殊相结合、一般同个别相结合提供哲学基础。从本质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须坚持。然而，这种普遍性、一般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只有通过特殊的具体实际才能体现出来。
毛泽东沿着列宁的思路继续走下去，在其唯物辩证法的代表作《矛盾论》中，更为鲜明地强调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注重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相结合，认为关于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就是事物矛盾的精髓，当然也是辩证法的精髓。把这种关系上升到“精髓”的高度，其实质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哲学基础。
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这意味着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看待事物、分析问题，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得到两点深刻认识：第一，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放中国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和共性，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行动指南，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第二，从实践中生长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必须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回到中国具体的现实环境中落地、扎根，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于现实世界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脱离现实世界，离开具体条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就无从谈起。
二、怎样理解“两个结合”的内涵及其实质
谈“结合”，究竟要结合“什么”，强调结合的“实质”又是什么，“结合”会产生何种成果？有研究成果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层含义，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三个基本方面。有些专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层含义，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集中表现为实践性和时代性。这表明我国理论界已经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中国历史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两个结合”的内涵。
中国具体实际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当代呈现，“时代特征”也蕴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之中，就是说，从“中国具体实际”中可以分析出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时代特征”；而且，影响中国以及中国具体实际的基因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国人一切行为的底蕴。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两个结合”具有代表性，具有典型样本意义。把现有理论界研究成果作为思想资源，可从下述三个层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两个结合”的内涵及其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中国化”“化中国”“理论成果”三个根本维度和三个层次的内涵，三者既区别又联系。从“结合”的重要性来讲，当然应先讲“化中国”，即从现实维度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既寻求正确的中国道路，以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问题，推进中国历史进步，也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若从“结合”的历史逻辑来说，可以先分析“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首先在中国落地、扎根（“中国化”），然后才能开花、结果（“化中国”），而在中国落地、扎根，就是先从历史维度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实质，就是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理论维度讲，这“两个结合”会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创新成果。这里，“中国化”“化中国”和“理论成果”的逻辑关系是，只有先解决“中国化”问题，才能解决“化中国”问题，“中国化”的目的是为了“化中国”，“中国化”和“化中国”就会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此可谓“中国化”
其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结合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基因“契合性”和价值“一致性”，因而能在中国落地、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世界大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和衷共济、民为邦本，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追求人类解放、以人民为本、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等。二者相通，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文化基础。
其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结合的必要性。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在现实中落地、扎根、开花、结果的本性，其产生形成与实际运用必然要考虑落地、扎根、开花、结果的具体条件包括文化土壤。二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满足中国需要的实际功能。仅仅依靠中华传统文化解决不了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历史和实践经验表明，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在中国落地、扎根，被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理解和掌握，这就需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三是实现伟大梦想的迫切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凝聚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这种功能，它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血脉、精神家园和精神纽带。
其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要精准确定结合的方式、方法。这种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质不变的前提下的“双方优势结合”和“双方功能互补”。任何结合一定会有一个主体方，无论如何结合，主体方的“本质”基本上不能改变，否则就会不伦不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结合”的主导方，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在此前提下，我们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于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比如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论争，关于两种发展观的争论，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讨论，他们都作出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再比如，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大同理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崇德精神与党性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小康之治与小康社会等，均是我们对传统命题的创新性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进行全面批判的继承，让5000多年思想史成为理论创新的文化血脉和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其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要确定相结合的正确路径，即确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现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中国式体现，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获得中国式运用，使马克思主义话语拥有中国式表达。“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式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中国式运用，还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中国式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强调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中国式体现就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方法论，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其中国式运用也是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话语表达是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其中国式表达还是实事求是。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此可谓“化中国”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具有根本性，其内涵及实质可从两方面来理解。
其一，从“化什么”看，这涉及“结合”的根本环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根本上说，主要包括“谁来化”“化什么”“怎么化”“化出什么”四个根本环节。这里的“化”，既指使基本原理化为某种结果的一种努力和过程，也指使基本原理具有某种状态。从其内涵和实质讲，最值得我们关切的是“化什么”。“化什么”既是主体与客体互动性的内在统一，又是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化基本原理”与“化具体实际”的有机统一。
“化基本原理”，绝不是消解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立足中国历史方位、直面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中国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用“中国具体实际”转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确定在中国的具体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化的“主题内容”，中国具体实际是化的“实现方式”。
“化中国”，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改造中国实践，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化的“主体”，中国实践是化的“客体”。
其二，从“马克思主义根本作用”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满足国家发展需要、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放中国之“的”。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所讲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主义行，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行，它能使我们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掌握历史主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穿越时空进而发挥指导作用的特质。掌握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效果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首要一条，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要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否适合。所谓适合，就是一定的社会基本矛盾既能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和活力，也能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平衡与和谐，而当发展动能不足、发展失衡的时候，各种治理能跟上；所谓不适合，就是一定的社会基本矛盾既使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动力和活力，也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平衡与和谐，当发展动能不足、发展失衡时，各种治理跟不上。其中所讲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和治理状况，就是一定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具体体现，也蕴含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上遵循的就是这条规律，把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作为行动指南，从而掌握了历史主动：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总体上相对注重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当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某种不平衡、不和谐时，我们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动能不足并出现某种失衡的情境，我们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正因如此，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当今正致力于创造中国之治奇迹。
马克思主义行，其次是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行，它立足中国历史方位，直面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中国根本问题，促进中国走向成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彼此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是因为它使马克思主义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使中国共产党能、使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它使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系列矛盾和问题，进而促进中国走向成功。
马克思主义行，还是因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行，它能使我们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转移到当代中国而建构的，是既能为解决人类问题又能为解释和引领21世纪的世界所贡献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的标识性符号。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迫切需要理论解释。
面对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首先要给出合理解释。在解释世界问题上，一段时间内，新自由主义拥有话语权，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自由主义出现解释困境。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奉行个人至上，注重个体力量，当个体力量面对系统力量，追求个人自由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会力不从心。
相反，21世纪马克思主义却具有解释优势。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注重“人类主体性”“群体协同性”“命运共同性”，能以系统应对系统，以整体应对整体。面对系统性的不确定性、动荡变革，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需要集体力量、人民力量，需要个体服从整体和大局，需要团结合作、携手克难。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正是“人类”与“群体”的协同性与主体性，强调系统整体，注重依靠人类力量、集体力量与团结合作力量，注重个体服从整体和大局，注重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世纪马克思主义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以确定应对不确定。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注重运用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完整理解事物内部矛盾，把握事物的本质、发展趋势和规律，有助于从系统上正确处理系列复杂矛盾关系，应对种种不确定。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注重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注重以集体力量、人民力量、团结合作力量应对各种复杂的矛盾难题、障碍阻力、风险挑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有助于解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21世纪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矛盾难题和人类问题，有助于我们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
3.“两个结合”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路径
“两个结合”的第三种内涵，是针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要通过“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所谓教条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背离的主观唯心主义。其本质特征是：在没有完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与具体实际的情况下，用“片言只语”替代“有机整体”；用“外在标签”替代“内在生成”；用“主观臆想”代替“现实联系”；用“公式套语”剪裁“具体现实”；把部分理论和具体结论看作普遍的“一般历史哲学”，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想问题、办事情，从抽象原则和书本公式出发，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离开中国国情、历史条件和具体实际，离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得出的个别论断、具体结论；习惯于从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中寻求万古不变的公式和药方，并剪裁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天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障碍，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带来了严重危害，其深刻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的进程中，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特征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国情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确实未曾遇到过，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找到现成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探索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形成并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如何解决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道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作出积极回应。我们需要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三、如何推进“两个结合”
当今最需要深入研究的，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两个结合”。
1.需要系统深入总结并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两个结合”的重要经验
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两个结合”，尤其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有的学者分别从理论前提、实践基础、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重要保证五个方面进行概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国情实际出发，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发展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以实现和发展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宗旨；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成果，把世界性、时代性的内容与民族性的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鲜明的中国气派。有的学者把与“两个结合”相关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条：真正了解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气派；坚持世界眼光，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实现理论创新。
在吸收理论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并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两个结合”的经验，可从“中国化”本身和“三化”整体两方面入手。
就“中国化”本身而言，我们曾经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两个结合”的经验可概括为四个“着眼于”：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着眼于从历史发展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来把握中国国情；着眼于从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价值标准，正确处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关系来把握中国历史经验；着眼于从符合历史规律且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来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眼于从时间、空间和条件出发把握中国实践发展要求。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方面。
（1）从目的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两个结合”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的过程。为了解决中国革命、改革、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确有推进“两个结合”的必要。
（2）从总体看，推进“两个结合”首先要把握中国国情，中国国情在根本上可从历史发展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来理解。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其社会主要矛盾蕴涵着不同的中国问题。
（3）从历史看，推进“两个结合”需要做到“三个必须”：必须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确立并坚持判断推进“两个结合”成效的根本标准。
（4）从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看，必须正确处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系列矛盾关系，推动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
（5）从传统看，在推进“两个结合”进程中，必须考虑结合的“血脉”问题，即如何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6）从实践发展进程看，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从不同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所解决的根本问题、首要任务出发，来把握中国实践发展新要求，进而推进“两个结合”。
就“三化”作为整体而言，也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这里的“三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进“两个结合”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推进“两个结合”只有体现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大众利益，才能得到顺利健康发展，离开时代发展就会落后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离开人民大众利益，就得不到人民大众的认同。
推进“两个结合”实际上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规律，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现实”“理论”三个根本环节，建立起了“历史”“现实”“理论”之间的本质联系，实现三者有机统一。
2.需要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根本，确定结合点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最为根本的就是理清“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这涉及确定“结合点”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点”到底是什么？对此，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是需要进一步理清的重要问题。不然，对“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点”的理解就会陷入人云亦云的境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具体实际”，需要从“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根本问题”“中国道路”四个核心要素入手。
首先是“历史方位”，这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时空维度。任何一种具体实际，都是一定历史时间中的实际，也是特定空间中的实际。中国的具体实际与美国的具体实际有很大差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具体实际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具体实际也有所不同。
其次是“社会主要矛盾”，这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本质维度。人类活动错综复杂、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可以还原到两个根本原点，即需求和供给。社会主要矛盾，表达的是一个社会的总体需求状况和供给状况及其供给满足需求的状况。一个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状况，是判断一个社会“基本国情”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判断一个社会整体发展状况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依据，因而具有本质性。理解和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就必须把一定历史方位中的“社会主要矛盾”状况作为一个核心要素。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从来都十分关切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如此。
再次是“根本问题”，这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时代维度。科学解答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创造性地回答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如马克思所言：“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落地、扎根、开花、结果，其自身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它契合了中国解决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的迫切需要。我们所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呈现，我们所讲的根本问题，背后都是社会主要矛盾使然。“中国具体实际”，自然包括一定历史方位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蕴含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面临的“时代课题”，都与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所蕴含的“根本问题”直接相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首要目的，就是破解一定历史方位中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所蕴含的根本问题。自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一天起，我们党就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我们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或现实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最后是“中国道路”，这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践维度。破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中国问题，关键在于找到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核心，既包括奋斗目标，也包括实现奋斗目标的实践方略。作为奋斗目标，它是所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的一种方向性表达，作为实践方略，它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的根本方式。中国道路，就是直奔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而去的。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直奔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而去的，进而是直奔解决其中所蕴含的人民生活“好不好”、国家“强不强”“世界和平不和平”和“政党过硬不过硬”等根本问题而去的。“中国具体实际”，自然包括“中国道路”这一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根本的就是找到一条能解决一定历史方位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谈到中国道路，就涉及“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间的关系。坚持并推进“两个结合”的目的之一，既是寻求破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的正确道路，也是为了使中国道路具有中华文化基因，使其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所以，坚持并推进“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本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即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两个结合”，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两个结合”，也要紧紧围绕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来进行。
3.需要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寻求结合方式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起点”，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民族根基与文化血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主要侧重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忽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创新成果表明，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起点”，其优秀成分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的肥沃土壤。正如产生于西方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理论来源一样，具有5000多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文明也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不仅要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进行全面批判继承，更要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遗产如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进行的扬弃性继承。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会真正具有民族根基与文化血脉，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其次，可以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求结合方式，既对其精华实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克服其历史局限，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结合方式可概括为“双方优势结合”和“双方功能互补”。
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焦点问题。有些学者拒斥中华传统文化，另一些学者希望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实际上，如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中华文化之根，而仅仅谈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难以获得自己的超越性和时代性。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寻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基于“体用关系”来寻求其结合方式，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用”，我们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还要超越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华民族从文化心理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对自身的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的创新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由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世代传承交汇融合而成的，其突出特点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如果没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要进一步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发掘和提炼，重构一种真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此同时，也要使马克思主义更深层地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从而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具有更鲜活的民族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要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体用关系”，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生长点，这是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世界大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等积极有益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积极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创新发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
需澄清的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和民族的衰败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振雄风成为可能。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就不会有一个名扬四海的孔夫子。中华传统文化确有其历史局限，其重权力轻能力的价值取向、重管治轻服务的权力运作方式、重人治轻法治的社会意识、重直觉感悟轻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等，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特质有很大不同。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肩负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任。在转化和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会发挥作用，我们要警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某些消极东西的渗入。
最后，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语表达至关重要。人们之间在进行对话交流时，对不懂英语的人讲英语就听不懂，对不懂粤语的人讲粤语也听不懂，对3岁的儿童讲大人的道理更听不懂，这里有一个话语表达问题。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落地、扎根、开花、结果，就需要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语”，以便中国人理解、把握、接受马克思主义。如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在中国讲就是实事求是；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在中国讲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到中国来讲就是全过程民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表达，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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