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重心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这是因为，1945年和1981年的两个历史决议、党的领导人纪念改革开放的重要讲话尤其是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新时代之前党的历史已作过系统总结和评价，其基本结论依然适用，故《决议》更多聚焦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浓墨重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样，如何全面深刻认识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也就成为学习领会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决议》的重中之重。
一、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认识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关键之一是要紧紧把握住“历史性”这三个字，进一步言之，只有把新时代的成就置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才能看出其伟大，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只有把新时代的成就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70余年的接续奋斗中才能看出其伟大，新中国之初，党率领人民筚路蓝缕、奠基立业，为摆脱“一穷二白”而艰苦奋斗，今天，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把新时代的成就置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更能看出其伟大，实际上《决议》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界定，虽然离不开党史和国史的长时段，但主要的还是将之置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具体更深刻。
《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对此，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审视，首先，中国特色主义新时代是继续坚持并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是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代，是继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并不断开辟新境界的新时代。道路、制度、理论具有根本性、长期性，是历史继承性与发展性的最重要构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在新时代来临之际已经开辟或形成，新时代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是延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其次，从物质条件上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之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且“创新型性国家建设成效显著，尤其是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这是我们经常讲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最实在基础。再次，从国际上看，伴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凯歌行进，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通过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向世界舞台中央行进。总之，没有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起的物质基础、理论成果、制度创新、国际影响力，就不可能有新时代的来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承前”与“继往”也就落空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如果说以上内容重在说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成就、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继承性、接续性，那么，新时代之所以为新时代主要的还在于其自身的变革、创造、创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任务、特定的时代烙印只有抓住了问题、抓准了问题，才会开拓进取，把历史推入新阶段。这也是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不断强调治国理政中的问题导向的重要原因。
从新时代面临的问题角度而言，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由客观条件变化带来的问题，一类则主要属于主观因素带来的问题。当然，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问题很难作出主客观因素孰为主的判断。就第一类问题而言，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层面、国际问题层面，例如，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拉大的问题等，对这些问题，党中央至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有了程度不同的认识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认识更为清晰，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总的来看，效果有限。睽诸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似乎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其解决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当然，也要看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主观努力对这些问题的存在与解决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全球经济发展、国际风云变幻带来的外交挑战和国家安全新考验，更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一点毋庸多言。
就第二类问题而言，主要集中于政治、文化等领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长期执政地位，其自身建设状况影响既广且深，《决议》对新时代十三个方面成就的总结，党的建设部分篇幅最长，对“管党治党宽松软”的分析在查摆问题的文字中也最多。管党治党的主观因素强、作用大。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环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时俱进，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但同时也要承认，一段时期内，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缺失，罔顾党的纪律，导致党风廉政建设遇到挫折。执政党建设状况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传导性极强，诸多领域程度不同地出现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甚至人民军队有一个时期问题也比较突出，影响到“党指挥枪”这一重大政治原则。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也比较严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事实上，管党治党宽松软、党的领导弱化带来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口是心非、自行其是，不但使许多问题无法得到正常解决，而且日益威胁到维系社会的法治底线，例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问题严重存在，司法腐败时有发生，一些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甚至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严重损害法治权威，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实际上，《决议》对新时代十三个方面的成就总结，其内在逻辑十分鲜明，第一个层次就是概括新时代开启之际所面对的成就和问题尤其是存在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认识与举措，第三个层次是成效评价。对于新时代的认识和举措、成就和变革的总结重在突出“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只有如此，才能深刻理解新时代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二、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丰富实践中认识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理论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实践，从后者意义上讲，思想认识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实践都是由一定的思想认识引领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原创性思想要全面、深刻、有机地加以理解，首先充分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地位与创新意义；其次重点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 “十个明确”而展开的理论创新创造；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时代课题，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例如，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树立总体安全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等，这些在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首次提出的原创性思想对于新时代的变革性实践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先导意义。
变革性实践与突破性进展密切关联在一起，前者突出的是过程和举措，后者重在衡量成效和结果。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但是前者不一定等于后者，因为变革性实践由于复杂的背景和延续性，其结果呈现的早晚与程度是不同的。尽管如此，很多时候，变革性实践和突破性进展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此我们同样需要辩证地理解。
新时代变革性实践和突破性进展是全方位的，但毫无疑问，党的建设领域内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习近平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最关乎党的形象、关乎党心民心的党风和反腐败问题为突破口，紧紧抓住政治建设这个关键，管党治党从政治管起、从严治党从政治严起，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集中教育活动与长效机制建设有机结合，强化执纪监督，把管党治党带入全面从严的新阶段。党内外、国内外均看到中国共产党党风的明显好转，特别是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例如公款吃喝、奢靡之风等，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中央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四亿人民”的坚定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大力惩治腐败，“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6月，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3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4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3.1万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全面从严治党首先带来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从而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其他领域的变革性实践并取得成效。
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尤其是坚定不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在与经济密切联系的生态领域，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最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2020年全国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到89.5%，比2017年提高10.7个百分点”。
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阐明原则立场，廓清理论是非，校正工作导向，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在依法治国领域，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标志，党领导深化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改革，尤其是大力惩治司法腐败，纠正冤假错案，有力确保了执法司法公正廉洁高效权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党领导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等等。
综观《决议》总结的各领域的历史性变革与成就，其中最具标志意义亦即最能表征新时代之“新”者，首屈一指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回顾党的历史，不同历史阶段均有标志性事件或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是如此，正如《决议》所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改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三中全会多以“改革”为主题，但均限于某一领域，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规划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15个领域，包括60项具体改革任务的全方位改革。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面临的是改革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要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正在固化的体制机制和利益藩篱。从社会主义探索史的长程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次，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无疑是新时代另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中华民族自《诗经》《礼记》开始憧憬、历经二三千年的“小康”梦想，同时，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反贫困计划任务，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里程碑。再次，从国际交往和中国影响力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和不断走深走实也是新时代的标志性成果。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经济低迷，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基于对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大势的思考，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大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三、从民族复兴伟业的推进中认识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这三个“更为”，揭示了新时代伟大成就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新时代的成就正是通过这一主题与历史和未来贯通起来，对新时代的评价，最核心的便是其对于民族复兴的独特贡献。民族复兴离不开稳定的制度支撑，制度具有根本性长期性；民族复兴的基础和首要标准是经济发达状况；民族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复兴当然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且文化是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首先，从“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来看。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主要体现为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如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党带领人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为重心，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条主线，不断推进政治、司法、文化、社会保障等各领域的改革，为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立足于新时代，习近平指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先是出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推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继而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后之际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民族复兴因此有了更完善的制度保证。
其次，从“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来看，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基础上，新时代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这可以从经济总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结构、城市化率、高新技术与基础设施等方面加以衡量，实际上，很多国际组织评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也是这些。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1.9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超过1万美元，2021年超过1.2万美元，而国际公认的高收入国家平均线是人均12 700美元，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正在稳步挺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拥有最完整的现代工业制造体系，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且正在加快从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转型升级步伐，这背后是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在一些基础和前沿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超过60%，中国不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而且在向创新型国家前列进军。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业国家。国家基础设施是综合国力和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新时代的中华大地“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此外，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等，所有这些均能说明“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之意蕴所在。中华民族复兴既需要历史坐标，也需要世界坐标，就后者而言，可比较的主要指标处于世界前列或者领先地位，就是民族复兴的标志，无疑，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伟大复兴。
最后，“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习近平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特别强调“文化自信”，强调“中国精神”。历史地看，“中国精神”之强弱、“文化自信”之有无，可以如何看待西方发达国家为基本坐标。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面对强大的西方与倾颓的国势，中国人民一方面顽强抗争，绝不为牛马为奴隶，另一方面也力图从欧风美雨中汲取强国富民的营养剂；一方面在反思中国传统中坚定民族精神、坚守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也存在崇拜西方的迷失，在政界学界的突出表现是崇西贬中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在一般民众中的表现则是自卑、崇洋甚至甘为洋奴买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人民经过28年奋斗，结束了中华民族被奴役被压迫的屈辱地位，毛泽东在1949年向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的敌视与封锁，党带领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特别是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接着，党带领人民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铲除了民族自卑思想的基础，重塑了民族精神气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随着我国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变，中国开始正视自身与世界的差距，这无疑激发了人们“知耻而后勇”的气概，鼓舞了人们开拓创新的勇气。但毋庸讳言，当国门大开后，曾被视为充斥着腐朽、罪恶以及残酷剥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发达、物质富足的另一面，突然展现在尚未彻底走出“文革”伤痛的国人面前时，一些人开始对社会主义乃至本国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失望和怀疑。党的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解决思想认识上的怀疑、困惑乃至自卑，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无论是邓小平所说“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还是江泽民所说的“财大才能气粗”，均是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层面来谈的。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努力，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且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经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案例，引发全球瞩目。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包括在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展现的突出的制度优势，在根本上构筑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极大增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中国人民终于能够平视发达经济体、客观评估其短长。当然，这一精神状态的形成，离不开党中央的引导、培育。新时代以降，习近平高频率言说文化自信问题，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践行，高度重视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精神纽带，提供“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
总之，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地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力前行。
（作者简介：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肖政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2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