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奇迹”的背后不仅有经济、政治的强大助推力，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剖析中国道路自信得以确立的深层原因应该上升到文明层面，从人类文明的视阈破译中国道路成功的密码。中国道路有其自身的原创性和特殊的文化内涵，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道路是人类文明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道路从来没有偏离过人类文明进步的轨道，它既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又在开放交流中广泛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在扬弃西方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本文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与中国道路的交汇点，按照文明探索、文明选择、文明延续、文明超越的逻辑层次，分析了中国道路内蕴的新要素和新超越，而且这种“新”并不是简单的破旧立新，而是在坚守中华文明主体性、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开拓创新。
一、文明探索：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现代化探索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1．以资本主义为参照的现代化探索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形成了发达的农耕文明。直至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技术革命率先跨入工业文明，并发动战争使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现代化肇始于西方，所以近代初期“现代化”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西方化”，当时勠力探求救国之路的“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逐一经历了以器物、制度、文化为核心要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学习历程。首先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等先进技术，走以国防现代化为主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还通过创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方式，培养了大批能够翻译外文、掌握机械化技术的专业人才，以便深入了解和掌握西方现代化之道，通过师夷、知夷以达到制夷的目的。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中体西用”道路的破产，单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不可能成功解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通过总结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的失败教训，有人士提出，封建落后的政治体制是阻碍近代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主要障碍，因而将现代化探索进一步推进到制度层面，将目标改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由于缺少与之相对应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的道路也未能在中国走得通，纷纷以失败而告终。历史表明，腐败懦弱的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让旧中国走出历史的沼泽地，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探索也不可能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正确道路。
2．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失败之后，革命先行者们逐渐认识到，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民的思想求索从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诞生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立了新中国，为探索现代化道路创造了必要前提；带领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制度框架。但如何开辟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实践中继续探索。
苏联工业化道路的确立使苏联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击败了德国法西斯。在深刻总结苏联模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认识到实现现代化不能盲目照搬外国道路模式，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坚持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按照以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思路，着重发展钢铁、机械等传统制造业。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提法，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年初又加入国防现代化，形成“四个现代化”的明确表述。这个明确表述就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四个现代化”调整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使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为后来的建设和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文明选择：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实践逻辑的有机结合
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在艰难曲折的文明探索中逐渐认识到，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国家的现实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
1．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探索现代化发展模式，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现实中的运用并没有固定模式，在马克思看来，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基于此，通过反思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进行的文明探索和现代化道路的尝试，我们党在思考与比较中对现代化的态度由“被动应变”转化为“主动求变”，现代化道路逐渐成为“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文明根本规定性的同时，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形成以中国国情为主体、以各国现代化建设经验为参照、更具自主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经济建设方面，我国突破计划和市场对立的僵化认识，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构建了具有原创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通过走自己的路，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丰富和创新，也为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借鉴。
2．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现代化是由西方国家首先开启的，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起源与发展大多深植于资本逻辑之中。但西方原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在以资本逻辑为支撑创造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遭遇了现代化之殇，物欲主义泛滥和环境危机等其他方面的发展问题也随着经济进步接踵而来。东西方理论家都开始思考如何走出文明发展的困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失势预示着超越西方现代化新文明形态的出场。
自1840年起，中国便一直致力于探索以何种方式实现现代化的使命。历史表明，洋务派主张的以器卫道，维新派、革命派向往的制度牵引，都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未来指向不能改变，但现代化的道路可以选择，选择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立足本国国情和历史传统寻找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力量源泉，是中国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探索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时代主题和现代化的具体实践适时调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经验，将“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充分融合，更加注重现代化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文明程度在现代化总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协调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考虑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创新性地解决“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注重提高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开创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协同互补、互相成就、同步迈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径。
三、文明延续：中国道路是对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
恩格斯强调：“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在5000年历史的广泛社会实践中，通过不断培育良好“文明习惯”、形成“共识”并不断使之逐步内化为文明素养的结果， 每一个“文明的行为”背后都是5000年中华文明轴线统贯引导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道路自信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丰厚滋养
文明程度是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显著标志，社会主义文明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是以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屹立于世界文明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是以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为前提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政治力量、精神力量、社会力量与生态素养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条件。5000年中华文明的丰润滋养，深厚的人伦传统、良好的道德规范、丰富的治理思想，是当代中国制度演进、文化创新、文明建设的基础性指针。雄宏博大的中华文明，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以跨越式发展创造的物质文明为前提、以更加成熟定型政治文明为标杆、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引领、以社会文明为依托、以显著的生态文明为底色，协调发展而成的现代化新道路。
西方文明的大扩张加剧了西方文明同其他文明的碰撞。西方凭借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势，不断强化着这样一种观念，即“欧洲人不是作为现代文明的传播者、而是集体性的作为人类的一种类型而比其他所有人都要优越”。欧洲人通过暴力征服和贸易扩张，导致一些“伟大的文明由于自身的内部爆裂而堕落为一种依附属性的文明”，就像在不列颠人征服印度的过程中那样，“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中华民族在遭遇重重灾难后，依然能保持文明的延续性、中华文明链条的整体性，就在于不管中华民族处于何种悲惨的境地，始终弘扬民族价值、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始终保持对外来文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抵制，始终坚守永不褪色的中华文明，并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无尽滋养。
2.道路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2021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无数奇迹，令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研究者都产生了一个疑问：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扎根中国大地、开繁花结硕果？究其根本，这是马克思主义“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结果。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的：“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中国共产党以什么标准来选择文明道路、以什么样的立场来对待自己的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呢？那就要站在5000年中华文明的大视野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与人民幸福的未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又立足于中华5000年文明的无尽宝藏；既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设想，也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资源；既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又警惕文化复古主义，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果实。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在傅立叶“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之后，经典作家进一步指出“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的虚伪性，“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人类需要一种能给所有人以幸福的文明新形态，它能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而达到一种高度的文明。正如列宁指出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保存了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又促成中国人放眼世界，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与活力，为马克思主义找到最契合的文化土壤，使其得以进一步发展。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更好激发中华文明的影响力，造就人类文明新形态。
3.道路自信源于中国共产党善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只有走自己的路、走根植于自己文化传统的路，才不会造成“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搞丢了”“老祖宗留下的地盘搞小了”“正确发展道路走歪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坏了”的悲惨后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这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经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文化发展逻辑中赓续传统、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在时代需要的逻辑中推动文化的创造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道路之所以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文明路线，“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这就为分析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的内在传承性提供了全新视野与方法论启示。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是孕育中国道路的文化母体，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的文化底蕴。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发展宗旨、布局理念、发展目标等，都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根源。中国共产党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优势，既基于“马克思主义行”，也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始终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目标追求，总能根据时代的新进步、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大限度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需要、人民需要的有力保证。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根基”。我们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当代中国具体实践，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文化阵地中，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马克思主义诊断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既要正本清源，又要守正创新，不断促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顺应历史性新潮流、发生历史性新变革、创造历史性新成就，为新时代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时代再造提供了强大正能量，为中国道路系统化集成、制度化定型，为国家“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注入创新动能。
四、文明超越：破解资本主义现代化难题的新文明形态
中国道路实现的大国崛起不仅是一次地缘政治事件，而且是蕴含着深刻历史性意义的文明创新事件。西方文明书写了现代化的最早版本，与工具理性主宰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根植于人类文明，既具有现代化的共性，又融入了中国化的特性，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其他民族和国家贡献了新的发展路径，也为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问题提供了示范和启示，对书写新现代化、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积极意义。
1．中国道路是共存性的文明之路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资本主义所奉行的都不是共存性的发展道路，而是对他国的征服和掠夺，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处处体现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文明优越”和“文明中心主义”是西方国家看待世界各国的“文明标准”，他们试图通过武力实现“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建立一劳永逸的文化霸权，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既难以脱离西方独立发展本国经济，又不能公平地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浩浩洪流，始终难以摆脱贫困落后的悲惨状况。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主义为这种暴力手段披上了文明的面纱，但其内在的对抗性和排他性并没有发生改变。
“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中国道路摒弃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唯我独尊的狭隘心态，遵循求同存异的思维，倡导全球多元共存，代表的正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多元文明之间是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将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明汇聚在一起，但并不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中国道路秉承“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精神，始终以“天下和合、和而不同”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遵循，承认和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坚持求同存异、和谐相处之道。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国情与文化传统都独具特色，应该在开放交流中取长补短，形成适合实际需要、具有自我特点的现代化之路。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冲破了以西方现代化为范式的一元现代化模式，使资本主义文明主宰和统领世界的神话趋于没落，也证明了现代化道路多元共存的客观性与合理性。
2．中国道路是共生性的文明之路
中国道路是追求个体与集体和谐共生的新文明之路，它超越了西方所提倡的利己主义价值取向和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彰显出中华文明特有的共同体智慧。
在中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绵延数千年的传统价值伦理已融入每一位华夏子孙的血液，并在代代相传中形成了中华文明独有的家国传统，也决定了我国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追求与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资本”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以手段而不是以目的的样态存在，用批判借鉴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资本逻辑的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为中国道路在借鉴现代西方文明个体独立、人权自由思想的同时，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制约，在不触犯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人人自由和权利平等。在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中国道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物欲世界中的人类行为提供价值指引，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方面分别作出具体要求，以各个部分的自律、自觉为前提，构建文明、和谐的国家整体。在国际关系方面，主要表现为发端于中华文明的中国道路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注重整体统一、互利共赢的新发展模式。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21世纪，世界各国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地球村，“西方中心论”已经难以破解当下的时代困局，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道路，摒弃了霸权和掠夺的资本积累模式，是超越传统一元论、更具包容性和普惠性的新文明形态。
3．中国道路是共享性的文明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曾以“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来回应“国强必霸”的追问，中国的崛起绝不是“独善其身”的孤芳自赏，而是“兼济天下”的共治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之中，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中国特色”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特殊性，而是具有普遍性意义，是一种为世界谋大同的新文明之路。中国道路在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同时，也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尤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道路蕴含着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中国智慧。
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境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大致相同。和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一样，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是实现非西方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对他们而言，中国道路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将客观实际与能动选择有机融合，根据本国国情和外部环境寻找汇入世界文明大潮的新入口，探索出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又能够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新道路，从而证明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现代化路径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中国道路所蕴含的发展理念和制度建构为解决人类现代化发展难题，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弊病，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西方社会孕育出的是“以资本为本”的片面现代化，这是一条福祸相依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资本的异化逻辑在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将其他国家和民族卷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使这些国家处于看似独立实则遭受更深层异化和奴役的状态。中国道路超越西方现代化“唯资本是从”的狭隘性，以“天下”关怀重塑国际秩序，探索出一种非对抗性、非扩张性的共同体生活方式。
中国道路不仅是经济、政治的道路，也表现为文化、文明的道路，是中华文明主体性与人类文明进步互融互通的新文明形态，它萌芽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明探索，在我国特殊历史环境与现代化尝试的交互中逐渐趋于定型,既有对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认同，也包含对当今世界现代性难题的关切与回应。在历时性上，中国道路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选择、确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拓展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新内涵；在共时性上，中国道路经过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反思，“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开辟了一条超越资本逻辑的、全面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不仅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制度探索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也以中国智慧为破解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发展难题提供了新方案。
（作者简介：张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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