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历史根据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需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学习、领悟这些历史经验同样需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对于这一论断的理解，不能仅限于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成就，也不能止步于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更不能将此视为无需论证的当然结论。权威不是人为树立的，科学理论创新成果不是主观臆造的。对于思想理论重大成果的科学界定，必须从唯物史观出发，从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以更加彻底的理论眼界，阐明其形成的历史根据和主客观条件，才能真正统一认识，凝聚力量，达到新的理论自觉。
历史必然性：研判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创新成果必须贯彻的唯物史观原则
评价科学理论的创新成果，必须从科学的历史观出发。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历史活动及其文明成果的演进是有规律的，人类思想史上重大成果的形成也是有规律的；科学思想成果的出现，不能简单归结为“天才大脑”的灵光突现，更不能归结为主观评价的需要，而要着眼于历史必然性。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曾深刻指出，对于马克思伟大思想的出现，“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最天才的头脑也不能把它硬想出来。只有在人类历史的一定点上才能揭穿它的秘密”。这个观点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其后续发展的一切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只有充分揭示这个历史“一定点”的全部条件，即历史必然性，才能揭示科学理论形成的秘密。只有区分科学理论、天才猜测和美好愿望的界限，才能准确把握科学理论创新成果形成的历史根据。
不把观念当作现实，不把价值诉求当作客观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作为观念文化的全部思想成果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不同的社会存在状况决定了不同的思想文化成果；而思想文化成果的不同类型，则具有不同的价值和评价标准。美好愿望植根于人类努力“向善”的人性诉求和道德实践，往往通过文学作品、宗教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哲学思想来表现，如《诗经》中描绘的“大同”。美好愿望虽然也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但由于其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只能作为价值诉求，不可能成为科学理论，不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
不把“历史预言”、合理猜想和科学理论混为一谈，是唯物史观的又一要求。天才猜测往往出现在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已经显现但还不成熟的时期，因而是对不成熟的社会矛盾的不成熟理论回应，如空想社会主义。天才猜测虽然也有一定的客观历史根据，但没有充分的实践条件，常常表现为天才大脑的“杰作”，不具有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揭示历史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形成，唯物史观提出了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历史规律不是既有的、抽象的，不是只要有天才大脑就可以随时“发现”的，而是随着现实主要矛盾的形成而具体地、历史地生成的，因此历史必然性首先是客观可能性。科学理论必须着眼于已经提上实践日程、具备了实施解决条件的课题。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消除贫富分化的要求就不绝于耳，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说它“无关紧要”，是因为如果社会历史还没有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分化就还不具有实践意义。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成型、主要矛盾成熟，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具备客观可能性。科学理论的创新，首先要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提出时代之问。
第二，历史规律不是想象的、随意的，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是人们必须顺应的时代潮流，因此历史必然性本质上是客观必然性。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历史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人们的感受更是千差万别。什么是浩浩荡荡的潮流，什么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唯物史观的绝对要求是：“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这种基于辩证综合的“事实总和”，不是个别的“实例”，更不是单纯的主观感受，而是历史大势的客观根据。恩格斯把共产主义革命的客观根据，奠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这一“事实的整体”上，指出：“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科学理论的创新，就是要在科学分析现实矛盾的基础上努力把握和引领时代潮流。
第三，历史规律不是神秘的、不可知的，而是可以通过集体智慧去认识，通过科学实践去验证的，因此历史必然性表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精神和客观规律、客观真理的一致性，表明人类并不是历史规律的玩偶，而是可以在历史活动中认识、利用客观规律从而获得创造历史的自由。通过时代精神揭示历史必然性，体现出历史伟人的历史作用。但以往的历史伟人只是不自觉地充当了时代的代言人，往往以救世主自居；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伟大领袖完全自觉与阶级、人民、民族融为一体，成为忠诚的人民公仆和忠实的人民代言人。实际上，阶级、人民、政党和权威的领袖共同构成了自觉创造历史的人民主体，其中，党的领导核心是人民主体自觉创造历史的灵魂。因为只有这一核心的形成和确立，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才是现实的。科学理论的创新，就是要充分阐明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两个时期”的历史重叠：面对21世纪历史拐点“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根本上说就是近代以来严重落伍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融入世界历史，赶上时代潮流，重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在这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一以贯之的伟大社会革命过程中，由于主要矛盾、时代特征、挑战与应对的变化，必然呈现出若干相互衔接又有所区别的历史阶段，而反映这些阶段性变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也就实现了相应的历史飞跃。21世纪世界历史表现出的新特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历史前提。
当代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和平发展、开放融通、合作共赢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固守旧的发展理念、模式和格局的势力不断掀起逆流逆风，力图抗拒时代潮流。叠加突如其来、持久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与此同时，我国进入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两个时期”的历史重叠，表明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变的关口：强劲的时代潮流和不可预料、难以把控的风险日增同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与逆风逆水的逆流并存。处在这样的历史交汇点，世界呈现出相互激荡、风云变幻的多面性，容易产生“向何处去”的困惑。“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这是有别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历史新阶段，对基于这一历史阶段发出的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必然催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关系。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大变局的本质，是二战以来国际秩序在积极维护中的历史性重组，是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格局的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动荡变革的三大趋势。
世界的转型变革首先是引领经济全球化力量的转变。“经济全球化是我们谋划发展所要面对的时代潮流。”处在十字路口的当代世界的重要聚焦点，就是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全球化所表现出来的“双刃剑”效应。“双刃剑”证明了长期以来放任资本逐利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必然引发各种社会冲突；固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的资本垄断逻辑已经千疮百孔。新的引领力量、新的发展理念，是今天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将他国的发展视为本国的机遇，将本国的发展转化为他国的机遇，在互利合作中实现共赢，破解了当代世界发展的诸多难题。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中，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也不断增强，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中逐步从跟跑者变为诸多领域的领跑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以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取代资本任性逐利的一己之私、零和博弈，是经济全球化在今天发生的最为根本性的变化。
世界的转型过渡还表现在现代化新道路的开拓。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是历史的必然。但长期以来，西方敌对意识形态制造的“神话”，就是把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吹成“普世模式”，鼓吹现代化即西方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发展中国家在今天必须走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全面创新之路，以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为鉴，以历史潮流为据，以造福本国和世界人民为宗旨。中国的现代化，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逻辑和后发展国家必然沦为西方附庸的怪圈，走的是一条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在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中保持自身独立性，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区别于当今任何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从以资本逐利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两极分化为动力到以共同发展为激励，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牺牲独立自主、依附式发展到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中国家要走出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创新道路。
世界的转型过渡还表现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人类文明大道积淀了人类历史活动的优秀成果，其趋势为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所把握。当今时代潮流所显现的“世界转型过渡”重要动向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20世纪晚期出现的“历史的终结论”所折射出的，就是在人类历史相当一个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它把西方的制度设计视为人类制度文明的顶峰，不相信离开了西式的民主自由，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制度；它肆无忌惮地把西方价值观称为“普世价值”，毫不掩饰对于其他价值观的蔑视和拒斥。然而在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彼此尊重和交流互鉴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这一趋势表达了三大诉求：一是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存在某种高高在上、君临天下的文明中心；二是不同文明的共处之道是相互尊重、交流互鉴，不能以此搞价值观对抗、“文明冲突”；三是文明多样性具体要求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道路和制度的权利、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正常交流交融交锋。“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
对三大历史趋势的准确把握，表明今天世界历史发展出现了“新拐点”，已经不是主观愿望，而是日渐成熟的客观现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此揭示了“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的新内涵，剖析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为科学解答这一时代课题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两个大局”的同步交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之答
世界大变局中最为显著和深刻的变化，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影响世界变局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们既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形成和展开的，也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和深刻动因；既要抓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机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要通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正向发展。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这既是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基本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历史依据。
两个大局的“同步交织”，从现实基础上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决定了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性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自身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事物，才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对现代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论证，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只要认识了自己，就认识了世界；只要实现了自身，就实现了改造世界。他指出：“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这个原则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不仅是对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具体阐发，对资本主义灭亡规律的深刻揭示，而且是对认识历史客观规律的现实基础的确立。
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对世界而言就是贡献。如果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那么这一主题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在今天正在趋于一致；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在以往还有许多属于自身的特殊性问题的话，那么在今天，我们改革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都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在开放中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才能得到解决。可见，我们今天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这就是说，在今天，把中国的历史经验总结好，概括出其中的规律性认识，就能真正搞懂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破解当代人类“向何处去”的难题，引领时代潮流。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必定是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必定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过程中，成功破解了三大世界性难题。这就是：成功破解消除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破解国家制度定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协调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难题，破解长期执政而不陷入贪腐的世界执政党难题，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创新成果。它不仅彰显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的普遍意义，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奠定了坚实的现实根据。
首先，破解消除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贫困问题不仅长期伴随着人类历史，更是当代世界的重大全球性问题；贫困问题不仅在广大不发达国家存在，也在发达国家广泛存在。因此，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真正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我国于2021年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贫困问题的解决难在突破资本的逻辑。现代贫困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极分化、保持失业（贫困）人口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因此，解决贫困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国家制度根本属性的改变，也是价值观的根本转变。经济发展要落实到“以人民为中心”，国家制度要彰显“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价值观上要从追求自利最大化转变为“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在私有制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市场价值导向下，仅靠“慈善”方式当然解决不了贫困问题。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表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臻于定型。这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其次，破解了国家治理这一世界社会主义的难题，形成了在完善国家制度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都诞生于战火中，其制度建设一开始都具有战时体制的特点。而在长期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克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脱节，是世界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缺乏坚定性，理论不彻底、清晰，导致政治上不清醒、坚定。遇到实践发展对制度设计提出的新挑战，要么怀疑甚至丢弃理论，要么回避挑战固守理论，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上难有真正的突破。第二，缺乏创新性，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重大政治理念长期停留在批判功能上，没能解决这些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可操作性，以落实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中。第三，缺乏自觉性，没有抓住如何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关键性问题，真正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的自我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国家制度的建设，在制度本质、制度建构、制度效应上，形成了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突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制度建构和国家治理的难题。应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经验和教训的内在统一上说清悟透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做到毫不含糊和毫不动摇。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与此相应，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形成了制度化的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完整思路，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
最后，破解了保持执政党长期执政而不陷入腐败这一世界性执政难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拒腐倡廉理论。国家权力是阶级社会形成的、自发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公权私用，脱离人民是其惯性，故有“权力导致腐败”之说。因此，如何保持长期执政而不腐败是困扰各国执政党的一大难题。西方国家只能靠制度上的“政党轮替”“权力制衡”应对，但治标不治本。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和外部环境日益复杂的条件下，长期执政而不腐败，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新的考验和难题。经过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我们不仅取得了反腐败的压倒性胜利，而且基本上走出了一条有效拒腐保廉的路——把这一难题纳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作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和自我革命的抓手，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不敢腐方面，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在不能腐方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而不想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理论特有的，是对腐败问题的治本之道。我们坚信以权谋私必将同私有制一道，在人类历史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过程中被消灭。因此，我们坚信科学信仰的力量，坚信对于我们，人民的信任和赞誉将压倒权力的诱惑，坚信广大共产党员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三大世界性难题的破解及其相应理论成果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奠定了厚重的现实根据。
“两大关系”协调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守正创新
得到全党和全体人民的高度认同，成为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实现的思想和情感基础。这一基础的关键，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之间的关系。党要确立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并不容易，这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本身，还关系到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党的七大之前，经过四年的“延安整风”，其中包括历时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全党才达到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在党的七大才成功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今天，我们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首先要在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向党中央看齐。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一贯原则，把学风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作为第一位重要的问题，强调坚持前提下的发展，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将其概括为“守正创新”。由此出发，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关系：一是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二是“源”与“流”、“根”与“树”的关系。
就第一重关系而言，源自对典型资本主义科学解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运用到资本主义极不发展的国家，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既反对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离经叛道的机会主义，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性集中表现在指导思想上的创新：一方面，要把本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需要，提升到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高度，必须寻找两者的历史汇合点，从世界历史的新角度重新思考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形成可以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接轨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转换为符合本国历史发展阶段需要的理论指导，必须在阶段性目标、革命方式、行动纲领、战略策略等方面有大突破，形成具体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仍然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唯一途径，其成果仍然是体现这一科学理论生机活力的唯一形式。就此而言，必须毫无保留地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原创性，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就第二重关系而言，虽然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其基本理论仍然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根和源，仍然具有跨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指导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成果，本质上依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握和引领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发展。我们无论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开辟了多高的思想境界，都不能忘记这个本源，更不能丢弃这个根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
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通过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认识和把握世界及其客观规律的科学基础；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剖析了社会历史冲突的根源、客观趋势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及其历史使命；通过剩余价值规律的揭示，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根据；通过原始社会解体和私有制起源研究，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揭示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现实道路。这些基本原理，是我们今天还必须努力坚持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同志指出，学风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学风是否端正，不仅关系到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评价，更关系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一根本，是检验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由衷地认识到：“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这是全党高度团结统一的思想保证。
（作者简介：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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