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最为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那么，应该如何从学理和规律的角度，深刻把握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对此，学界也展开了一些研究，比如谢富胜、王松从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有效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的角度，论述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必要性。方玉梅从领导体制、能力和水平等几个方面，研究了如何实现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的统一领导。裴长洪、倪江飞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国家与法律的理论,以及政治与经济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揭示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理论依据。唐皇凤梳理了党有效领导经济社会工作发展的百年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余斌梳理了100年来党代会的经济主张与政策演变，揭示了党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担当。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化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认识很有启发性，但由于这一问题在学理上具有复杂性，尚需深入系统地研究。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政治和经济矛盾运动规律、政党执政一般规律、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四重维度，分析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内在必然性。
一、从政治和经济矛盾运动规律的维度看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达到政治目标，尤其是为获得国家政权和维护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它是政治和经济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以前，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统治的政权，这是由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众所周知，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至多能够生产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产品，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参加劳动，通过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因此，原始社会没有剩余，也没有阶级，自然不具备政党产生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随着人类劳动经验的积累和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随之产生了私有制。私有制意味着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上出现了不平等，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成为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而劳动者阶级则成为被剥削阶级。为了协调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国家也随之产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是由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因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国家还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机关，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当然，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目的是维护阶级统治。国家的产生为政党的出现奠定了组织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政党执政还不具备客观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自然经济是以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因而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最高统治者，也采取家族世袭的形式，而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形式。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产生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与之相适应的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就彻底摧毁了自然经济中的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机器大工业代替小手工业生产，客观上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成为资本对交换关系的内在要求，这样“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资产阶级政党作为政治上自由竞争的产物，一方面代表新兴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协调和平衡资产阶级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
无产阶级政党同样是政治和经济矛盾运动的产物。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无产者跟随资产阶级同封建专制君主、封建地主等作斗争。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但无产阶级的斗争过程最初只是单个工人，然后是一个工厂工人，或者某一地方的工人，他们本能地捣毁机器、破坏生产资料。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成了更大的集体，这更有利于组织起来为阶级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具备了从本能反抗走向有组织、有纲领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纲领，《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要达到这个目标，无产阶级就必须团结起来，有自己的政党和纲领，“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可见，政党的出现本身就是政治和经济辩证运动的产物。
政党领导经济是经济对政治决定性作用的内在要求，具有必然性。政党只有领导经济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它的经济基础。比如资产阶级政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决定了资产阶级政党必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资本增殖需要。无产阶级政党集中反映了公有制经济关系，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维护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满足劳动者的需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决定了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我们党的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政党领导经济是实现阶级利益的内在要求。经济决定政治的性质及其变化，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起反作用，即“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政党作为上层建筑诸要素中最强有力的组织形式，对经济基础也产生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影响。一个阶级的利益要求，往往只能借助于本阶级政党执政和领导经济的活动才能得到实现，因为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特定阶级可以借助政党领导经济的活动改变经济关系，使其有利于实现本阶级的利益要求。比如，资本所有者往往借助于资产阶级政党执政和领导经济的活动，使资本主义经济沿着满足资本增殖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只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进而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此可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经济和政治矛盾运动规律的必然要求。
二、从政党执政一般规律的维度看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正如列宁指出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都必然有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纲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内容，其中经济纲领无疑是政党纲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由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在美国曾经出现过“里根经济学”“克林顿经济学”、在日本也曾经出现过“安倍经济学”的说法，其实质都是对资产阶级执政党经济纲领的形象描述。
政党要成为执政党，就必须设法掌握国家政权。只有成为执政党，才能将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纲领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保护。作为统治阶级利益代表的执政党，其经济纲领是政党领导经济的具体体现，由于掌握了国家政权，执政党的经济纲领也就上升为国家经济制度和具体的经济政策。
资产阶级政党往往采取竞选形式上台执政，这种竞选表面上看是一种民主形式，但实质上是资本竞争的本性在政治上的反映，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同政党的差别只在于代表的究竟是哪类资本的利益更多一些。恩格斯曾经对美国两党制所谓的民主形式给予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他进而指出，两大帮政治投机家“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无产阶级政党则不同，它代表的是整个阶级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所以，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必然是一党执政，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同样带有必然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作为执政党，就必须领导经济工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抓好经济工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执政党的本质区别，不在于要不要领导经济工作，而在于代表谁和为了谁去领导经济工作？这种区别是多方面的，最本质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领导经济工作的立场有本质区别。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无论是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必然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即使是一些执政党在竞选过程中对百姓作出一些承诺，或者迫于政治压力，或者是为了获得选票，但其根本立场依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本代言，因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资产阶级国家执行职能，而“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因此，资产阶级执政党必然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领导经济工作的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是领导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有本质区别。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资本增殖，为了能够为资本增殖创造条件，资产阶级执政党不惜牺牲百姓的利益，把包括民生在内的一切生产和再生产活动都交给市场。市场是不关心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健康的，工人在无法生存的条件下，只好起来斗争，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在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做一些“表面文章”，但事实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福利和保障不过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甚至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而已。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也具体化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然是满足人民需要，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就要始终坚持不断探索如何利用和驾驭市场经济，而不是简单地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这一点后面将详细分析）。正因为我们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做实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同时在满足人民需要过程中，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
三是领导经济工作的经济基础有本质区别。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经济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因此，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主导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带来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少数垄断资本家垄断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这是美国私有制造成的必然结果。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为了更好发挥公有制的作用，我们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利于调动各方力量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又有利于利用公有制主体地位驾驭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由此可见，从政党执政一般规律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符合规律发展的内在要求，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三、从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维度看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现代社会之所以采取政党领导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基础密切相关。社会化大生产是相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而言，小生产是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分散、生产规模狭小、各生产单位分散孤立是其主要特征。而社会化大生产打破了小生产方式的封闭状态，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利用，分工愈来愈细，协作范围更加广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因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第一，社会化大生产导致产品社会化。这种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仅仅用来满足自己需要，更主要的是通过交换方式满足社会需要。第二，生产资料使用社会化。在社会化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不再归单个人或家庭使用，而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大批劳动者集体使用，今天的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更是打破了以工厂为界限的生产资料使用方式，进一步提高了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程度，这客观上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三，生产过程社会化。小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往往是由一个人或家庭单独完成的。社会化生产条件下，整个生产过程都是在一定社会分工体系下完成的，这就要求生产者之间必须进行协作，而协作使得生产者之间成为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能否协调好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能否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
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动力机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程度不断提高。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本质上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狭隘的利益界限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经济的社会调节以及公共利益范围的扩展之间的矛盾。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深刻的揭示，他指出：“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称颂工场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把这些说成是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
资本主义这个矛盾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分工与协作和私有制导致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就是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资产阶级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就是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在资本竞争过程中，“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以至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揭示充分表明，资产阶级政党，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作为执政党都无法协调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矛盾。因此，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不断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之外，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全面陷入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等系统性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暴露出美国政治上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没有脱离帝国主义不顾本国人民的生命和安全，为了维护垄断资本利益而具有的反人民性和霸权性。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和与之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与社会化大生产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从根本上克服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客观上越要求生产的计划性和协调性。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反复证明，靠私有制下的自发市场不可能实现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全社会范围内制定长期规划和重大比例安排等方式，保证和引导产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使社会生产的协调性和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有机统一起来，不仅有利于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条件，还有利于推动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确保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根本目的。
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越高，公共产品的供给、公共资源的协调和利用，越成为“大事”。而“办大事”就需要集中力量。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执政党，才能真正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恰恰就是这样的执政党。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要求生产资料所有制冲破私有制的狭隘界限，企业内部越要求实行科学管理和经济民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特有的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党的领导在企业内部可以通过高水平管理，保证生产的协调性和有组织性，通过把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保证企业内部的政治方向和生产的民生导向，保障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得到真正贯彻和执行，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政治保障。通过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在利益共享基础上构建高效、和谐、民主的新型劳动关系。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是也有宏观调控吗？毋庸置疑，这的确是资产阶级执政党领导经济活动的事实。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到了垄断阶段，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越来越容易遭到破坏。为缓和经济社会矛盾，资产阶级执政党往往通过国家上层建筑直接领导经济活动。但需要指出的是，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经济活动始终把资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制定的宏观政策代表着资本所有者的需要，而且也只有符合资本利益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那种虽然符合民众利益但却对资本家阶级没有好处的政策是不可能被资产阶级接受的。因此，资产阶级政党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制定的调节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满足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内在要求。由此可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内在要求，我国要在结合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规律的实现形式。
四、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维度看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市场经济从来不是抽象的，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但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实现形式有所区别。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市场经济必然是一种“自发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资本的本性是无休止地追求剩余价值，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就不希望自己被套上任何制度的枷锁，而是希望无拘无束，哪里赚钱就奔向哪里，亚当·斯密提出的所谓“看不见的手”思想，就是对资本主义自发市场经济的真实描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使资本的这一本性表现得最为充分。竞争导致资本只能按平均利润的原则获取利润，价值规律在这一时期表现为生产价格规律。由于资本之间的竞争，导致资本不断走向集中和垄断，垄断资本的获利原则从获取平均利润演变为获取垄断利润，价值规律也从生产价格规律演变为垄断价格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演变过程，本质上是自发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自发的市场经济，并不否定每个企业自身的有计划性和有组织性。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深刻分析，他以手工工场为例，分析了工场内部的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和社会分工下按价值规律配置资源之间的矛盾性。他指出：“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式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前提是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威；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以满足资本增殖需要为中心，资本主导着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资产阶级宣扬自由市场经济，他们所谓的“自由”实质是资本的自由，就是让资本的力量无拘无束和无序扩张，满足资本获取更大利润的要求。因此资产阶级政党本质上必然信奉自发的市场经济，极力排斥政府干预经济的任何活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资产阶级政党的掌控下，只需扮好“守夜人”的角色，最大程度保证资本自由竞争，为资本获得最大利润创造社会环境。
当然，有人或许会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强调政府干预，怎么能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自发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不也是自觉的市场经济吗？这里要注意区别市场经济本质属性和市场经济运行管理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加强了政府干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干预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们强调事后干预。之所以强调事后干预，是因为资本的本质反对政府干预，要求自发性，这样才能随心所欲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是以“自发市场经济”为前提，政府不过是充当“守夜人”角色，在自发市场经济出现问题后，政府出面充当“灭火队员”角色，或者当资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遇到障碍时，需要政府出面扫清障碍，比如弥补市场经济的失灵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本质是为私人资本服务。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自发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所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断遭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抨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从相信政府干预，到相信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加强政府干预，这种不断反复的变化都是基于资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作出的调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在根本上仍然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立起来，认为政府干预是不得不做的“倒霉的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自觉的市场经济”。这种自觉的市场经济体现在我们党始终坚持探索如何“利用好”和“驾驭好”市场经济上。有人说，我国搞市场经济是“摸着石头过河”过来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在“利用好”和“驾驭好”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中，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1958年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中就曾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我们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不断取得新突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计划调节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市场调节是次要的，处于从属的地位。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再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而是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显然，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自觉探索市场经济规律的过程。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实践也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有机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探索“利用好”和“驾驭好”市场经济的规律，突出体现在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经济学上的这道世界性难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可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从而有利于处理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利用好”市场经济使满足人民需要的商品不仅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物美价廉，市场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哪些领域利用不好市场经济，哪些领域就会问题丛生。利用好市场经济要着力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克服市场制度供给不足问题。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和规则。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制度短板。比如产权市场、要素市场制度不完善，市场主体激励不足；再比如区域之间市场存在分割，价值规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针对这些长期以来制约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问题，我们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目的就是要下决心彻底破除束缚市场体制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性障碍。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明确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更加健全的公平竞争制度、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是要更加有效地利用好市场经济。
二是避免市场化过度问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有些产品和服务只能有限利用市场，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这就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重要民生产品，如果全部交给市场，就可能给百姓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比如住房，我们党明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方面政府明确了住房的商品属性，即住房是满足人民居住需要的，不是用来投资或投机的，政府的限购政策、限价政策体现了住房商品的居住属性。但同时，满足住房需要也要借助市场机制而不是计划分配来实现，通过形成租购并举的住房市场，有利于满足多样化的住房需要。再比如医疗，满足救死扶伤和人民生命安全需要是医疗的基本职责，我们党明确提出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但这并不是说医疗不能利用市场，患者看病的挂号费，治疗需要的药品、医疗器械等费用，也是可以借助市场机制来配置的，但这与医院完全以营利为目的、医疗完全市场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能不能利用好市场经济，发展好自觉的市场经济，关键在于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我国，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政府驾驭好市场经济提供了根本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是自觉有为的政府，与扮演“消防员”角色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有着本质区别。我们的政府不是去“灭火”，而是设法让市场经济不“起火”，自觉矫正市场固有缺陷。驾驭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要限制资本无序扩张，利用资本和市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有三个方面最为关键：一是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这是驾驭好我国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二是必须推动各级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方法，还要提高对宏观经济的综合治理能力；三是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
由此可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我国发展自觉的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自觉的市场经济，不是简单地对市场进行政府干预，而是对市场经济进行综合治理，这种治理就是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在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
（作者简介：刘凤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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