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产生于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时也成为同样诞生于内忧外患的旧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成为为此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所围绕的主题。也正是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产生了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道路开创者的毛泽东，产生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伟大民族英雄的毛泽东。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最为突出的贡献论列如下：
(一)创建了一个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缔造了中流砥柱和坚强领导核心，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找到党不变色、不变质、不变味的有效途径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革命党。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已经反复证明过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在五四运动的政治激荡与思想激荡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通过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高潮的确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显示了她作为新的革命领导者的力量。但是，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点从原先的城市转到了乡村，依靠的力量从以工人运动为主转到以农民为主，革命手段从以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为主转到以武装斗争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在广大农村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确立了思想建党原则，在同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解决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问题。后来，又摸索出用整风运动形式进行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崇高的领导威望和政治信誉。这些优良传统作风，被毛泽东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他还反复强调，要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些精神和作风，始终是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预见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在和平建设环境中，在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包围封锁和和平演变中，中国共产党有变色变质变味的危险。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思想，但由于对党内和国内政治形势做出错误判断，混淆了党内正常意见分歧路线斗争的原则界限，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的本质区别，特别是背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结果使“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尽管如此，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思想，为我们后来找到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用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来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正确道路，指明了方向。
(二)开辟了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缺少经验，无可避免地效法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做法，都没有取得成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中找到了正确道路，创建了中国农村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首先解决了革命力量的生存问题。随后，又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解决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展问题。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后，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及时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后来又将“反蒋抗日”口号转变为“逼蒋抗日”口号，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的关头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全面抗战纲领、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军事纲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赢得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在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通过粉碎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举行战略决战，进行渡江战役等一系列战役，彻底打败国民党800万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发挥巨大威力，推动形成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统治集团空前孤立，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灭亡。随后，又发出“五一口号”，联合各民主党派、各革命阶级和阶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大团结局面，形成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
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打造了三把制胜之剑，这就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被毛泽东称作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是从大革命血的教训中得来的。统一战线，是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关门主义”沉痛教训中得来的。党的建设，则是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和延安整风得到的。
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为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建设新中国新社会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也为当时国际上方兴未艾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榜样，有力地推动着战后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三)创建了新型人民军队，把它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形成一整套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形成一整套依靠人民群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是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中总结出来的，也是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人民军队的创建，是通过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直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这样一个长的历史过程实现的。在人民军队创建之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要么是封建皇权统制下的王朝军队，要么就是从袁世凯死后开始的各路军阀部队。这类旧式军队，一是存在普遍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二是官长对兵士的打骂、克扣普遍存在；三是对俘虏的虐待和随意残害；四是鱼肉百姓；五是拥兵自重的军阀主义。这些旧式军队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一大祸害。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军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革。这支人民军队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无条件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内部建立进行理想和革命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官兵一律平等的军事民主制度、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群众工作制度，对外实行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
毛泽东还在斗争实践中为这支人民军队总结出了独特的扬长避短、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其核心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在统一祖国大陆的作战中，在消除匪患、平定叛乱的作战中，在保卫国防、保卫边疆的作战和建设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了武装到牙齿、不可一世的以美国军队为主体的“联合国军”。随后，毛泽东及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对新中国的国防战略作出重要调整，极大地推动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
(四)创建了新中国，使新中国稳固地站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石之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之所以说是新的一页，这个“新”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新起点，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了第一步，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迈出新的关键一步，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二是新社会，也就是说，中国从此告别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开始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三是新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从此彻底告别了长达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也彻底告别了1840年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逐步把古老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国家。这三件事，都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伟业，都是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
在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亲自主持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通过这部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国家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基本制度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被确立起来。
通过开辟中国革命道路，走到掀开新的一页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但是，继续向前走，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更艰难，更不容易。所以，毛泽东比喻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只有苏联的经验。苏联是先搞工业化、后搞国有化(集体化)。毛泽东经过建国前期的探索，感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过渡模式，而要从本国情况出发，另辟蹊径。这条路果然走通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毛泽东的独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不是先搞工业化、再搞国有化(集体化)，而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同时并举，一边搞工业化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一边搞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积累、原材料保障和广阔市场。第二，不是搞国有化(集体化)实行“一举过渡”，而是通过多种形式逐步过渡，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最终形式是公私合营，农业和手工业改造的最终形式是高级生产合作社，土地归集体所有。这为日后的发展与改革，留足了广阔空间。第三，对工商资本家不是“打倒消灭靠边站”，而是实行通过公私合营后的“赎买政策”，继续发挥原工商资本家的经营管理能力，把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这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带领全党继续探索。他提出要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对走自己的道路做出重大贡献。《论十大关系》，着重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经常遇到的十个关系，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述关系，揭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本关系和基本规律。在阐述这些关系时，毛泽东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方针，后来成为召开党的八大的指导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着重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阐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鉴于苏联发生“肃反”严重扩大化错误的教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防止把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在这篇著作中，还探讨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提出“统筹兼顾”重要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来，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大跃进”超越阶级的沉痛教训时，还提出我们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
上述这些贡献，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胜利地走完了“站起来”的全过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腾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富起来”和“强起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五)开始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实现了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无到有的根本转变，拥有核防御能力的现代国防体系初步形成，积累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宝贵经验。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从洋务运动时就开始了。但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要想独立自主地实现工业化，简直比登天还难。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还基本上属于农业国，工业里面主要是为外国资本服务、大多数附属于外国资本的原料加工业和修理业、服务业，更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独立自主地搞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落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具有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高度历史自觉，并且把能否推动国家工业化发展和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一个政党对人民贡献大小的标准。因此，在新生的人民政权刚刚稳住脚、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抗美援朝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就果断决策，在1953年全面启动了国家工业化建设。到了1956年底，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另一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又于1957年底和1958年上半年逐步形成“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并希望通过工业上“大炼钢铁”、农业上“高产粮食”，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实际结果，由于违背经济规律，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欲速则不达，反而招致了三年严重困难，原先实现的“高速度”也随之跌落下来。
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敢于面对失误、承认失误、善于从失误中吸取教训的高尚政治品格。在后来的经济调整中，不仅渡过了难关，还开启了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程。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先例可循，也不可能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全靠自己摸索。由于缺少经验，现代化建设走了不少弯路，但总的来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从1953年到1980年，经过17年的不懈奋斗，终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根本转变，中国第一次进入了工业化国家的行列，积累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宝贵经验。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防和科技现代化。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一切代价，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研制核潜艇。这些设想和决策，一一得到实现。中国跻身于世界核国家行列，打破了美国、苏联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搞的“核垄断”，挺起了中国人的脊梁。世界上谁也不能随意对中国搞“核讹诈”，中国的强大，推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铸就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凝聚力量。
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个巨大的成功，首先是用沉痛的教训换来的。
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曾经有过沉痛的教训。在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北伐战争后期，曾经犯过丢失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错误。土地革命前期和中期，又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将本来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错误地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是坐失良机、自我孤立。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新形势，果断决策实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并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历史性转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成功范例，为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作了最重要的准备，也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日臻完善创造了前提条件。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及时提出全民抗战纲领、持久战战略方针等，牢牢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高举抗战、团结、进步旗帜，联合各社会阶层、各抗日团体、各民主党派，同投降、分裂、倒退势力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确保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而不破”、坚持抗战到底。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又一个成功范例，为确保全民族抗战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从理论上总结概括了统一战线成功经验，使统一战线理论得到完善，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后，渴望和平、渴望民主的意愿成为当时民意的主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果断决策，由毛泽东亲自赴重庆谈判，最终促成了军事停火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在政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进行坚决斗争。在蒋介石国民党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之时，实际上将自己陷入了政治孤立的地位。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共同斗争中，逐步结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实现了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又一个成功范例，对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新中国的创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创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人民政权巩固、抗美援朝、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及时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两个万岁”的决断，并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
(七)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建立了各民族平等互助发展进步融合的新型关系，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良好局面。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受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理论影响，曾经主张“民族自决”，但其中的主要倾向十分明显，主要是对内铲除封建主义的民族压迫、对外铲除帝国主义的民族掠夺，建立起普遍平等的新型民族关系。到了创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正式提上议程之时，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本着对中华民族子孙万代高度负责的精神，重新组织研究民族政策问题，根据内蒙古的成功实践，采纳李维汉的意见，正式决定放弃“民族自决”口号，代之以“民族区域自治”，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确立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奠定了基础。
从我国多民族一体的历史传统和维护祖国统一的现实需要出发，在单一制国家制度框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这一制度的实行，彻底告别和铲除了民族压迫的旧制度，充分体现了祖国统一、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全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与共同愿望，使近代以来因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侵略中国造成的四分五裂局面得以根本改变，掀开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新的历史篇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生生不息的重大贡献。
在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巩固和增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针对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对立情绪，毛泽东鲜明提出，既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坚决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及时提出，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致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并提出要努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共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柳亚子先生曾经填词《浣溪沙》一首，赞颂中华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新局面。其中写道：“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大团结的渴望。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八)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铸就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根基和实践基础。
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要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国家。但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兴国家、怎样有效进行国家治理，成为留待后人不断探索和破解的历史性课题。毛泽东依据中国国情，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初步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道路，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根基和实践基础。
一是创立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其核心是把人民民主与对敌专政紧密结合起来，克服了只讲专政不讲民主的偏向。二是创立民主集中制的政体，把民主集中制不仅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也作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与组织形式。毛泽东还提出：“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是创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其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和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四是创立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自我教育、高度自治的基层治理制度。这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五是在此基础上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国家制度。毛泽东特别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在新中国国家制度的初创时期，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级，这对确立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是具有奠基性的。
(九)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和平发展权益的斗争树立了榜样，并通过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逐渐出现美苏两极格局和两大阵营展开冷战的战略态势。中国革命是否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否要受两极格局的摆布和挟制?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关键阶段，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明确提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正是这些判断，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不信邪、不怕压，独立自主夺取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毛泽东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遏制，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在事关国家主权、尊严和安全问题上，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特别是在苏联停止在核研制上提供援助、后来又以全面撤走苏联专家相要挟的情况下，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独立自主搞工业建设、国防建设、搞原子弹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开始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积极开展亚非拉美广大新独立国家的外交，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找到了新的战略支撑，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独立发展道路树立了榜样。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在美苏两极格局的笼罩下，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以中国重新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为标志，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逐步团结起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打破。二是以拉美国家争取200海里经济专属权的斗争、阿拉伯国家争取石油定价权的斗争为标志，表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和平发展的呼声，已经开始成为影响世界潮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三是在美国北约阵营和苏联华约阵营都出现了离心倾向，美国和苏联的控制力受到削弱。四是中国进入核国家行列后，在逐步摆脱“文革”前期造成的混乱情况之后，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灵活务实的外交努力，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大 门，并有了联合国发声的讲坛，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步上升。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新变化，特别是政治多极化趋势的新变化，及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开展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提供了指导，也为处在中间状态的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多极化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美苏两极格局的负面影响指明了出路。它的提出，顺应了和平发展的趋势，顺应了政治多极化的潮流，在世界国际政治理论中第一次出现了真正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理论。同时，也为中国逐渐走出“文革”局面，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新的基本国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十)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全国人民提供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标志性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成果。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孕育而生，绝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汲取人类文明之精华，集人类思想理论成果之大成，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积累的丰富经验，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理论根基。中华文明5000多年不间断的持续发展，养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哲学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文化根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变化、无数仁人志士的英勇抗争与苦苦求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不懈求索与奋斗牺牲，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根基和思想源泉。
同时，毛泽东思想又是在同教条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中产生，并开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思想通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样的一种产生途径，这样的一种产生历程，给毛泽东思想打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创造性表达。毛泽东思想也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思维、中国智慧的集大成，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经验、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步、开始第二步的科学指南。毛泽东思想又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独创和实践独创，中国革命怎么搞、党怎么建、军队怎么建、怎样夺取中国革命彻底胜利、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在老祖宗的书本里找不到现成答案，在俄国和苏联经验里找不到现成答案，只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所以说，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结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思想既有有形的形式与内容，也有无形的形式与内容。从有形的方面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著作以及相应的党的重要会议、重要文献，毛泽东思想指导和决策下的重大成就、重大事件，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科学著作，都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同一时期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全部实践活动中的理想信念、革命精神、光荣传统、优良作风、政治品格、纪律规矩，特别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
从无形方面说，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确定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时，运用对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每当遇到问题时，或者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运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总结工作时，运用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运用总结经验的工作方法；遇到挫折或出现意见分歧时，运用分清主流与支流、成绩与错误的分析方法；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时，运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方法，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性质的问题区别对待的方法；同志间交换意见时，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时，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运用谈心交心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时，运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坚持解决问题、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等等。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已经化作无形资产、无形财富，潜移默化地融入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之中，成为全体党员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思考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基本思维方式。这部分无形资产和无形财富，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和思想价值，是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大财富。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本土化，必须同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化作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才有超越时空的永久生命力。
一个历史巨人，只有以大我情怀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才能产生隽永的口碑；一个历史巨人，只有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启迪民族的思维与眼界，才能产生恒久的影响。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历史巨人。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原社长，中国史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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