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就十分重视弘扬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他概括的“红船精神”，就包括“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强调进行伟大斗争，他指出：回溯历史，“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展望未来，“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完整提炼了伟大建党精神，“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推进伟大斗争，是新时代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勇于和善于进行伟大斗争，须厘清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内涵和外延，并确立进行伟大斗争的战略思维。
一、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关于“斗争”的内涵长期存在分歧，其焦点在于对毛泽东所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理解和诠释。有观点认为，要对“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一命题做层次的区分，哲学层面上讲“斗争哲学”没有错，如果落实到政治实践，不看时代条件和党的具体历史任务，一味讲“与人奋斗”，甚至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会犯历史性错误，这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吸取的教训，否则将违背“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在国际上也不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有观点进一步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一命题在理论上也不能成立，因为这是将毛泽东在特定语境下针对特定问题发表的感慨绝对化了，正是哲学上对斗争性的夸大导致了政治实践上的偏差。还有观点则认为，我们需要总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但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而党的十八大之前之所以存在“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和“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其教训之一，就是因为在理论上否定和在实践上淡化了“斗争哲学”，因此，为了进行伟大斗争，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重新强调“斗争哲学”。
可见，厘清伟大斗争的内涵，对于新时代勇于和善于进行伟大斗争，是非常必要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中，这一内涵可以从哲学和社会实践两个层面加以探讨。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的“斗争”
黑格尔把自然和精神的历史描写为一个由概念的辩证发展所决定的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而概念的发展又是由其本身包含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辩证法思想，但是把概念的辩证法倒转过来，变成现实世界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在继承黑格尔关于矛盾是发展动力思想的基础上，把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
列宁对事物的矛盾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做了精辟阐述：“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是“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即事物为什么由量变走向质变、为什么质变是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崇尚中国古代“一分为二”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并对其做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他把“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视为“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即“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并且他把作为思维方法的辩证法上升到“宇宙观”的高度。而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相互对立的”，但矛盾双方又因一定的条件“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乃至“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绝对的斗争性和相对的同一性。
简言之，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所谓斗争，是存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根本动力中的绝对性因素，把这种宇宙观转化为方法论，就是看待事物的发展，要注重该事物内部存在的相互排斥的因素。至于“对抗”，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因此，从哲学层面上看，所谓“斗争哲学”，就是承认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矛盾，特别是事物内部各方面因素互相排斥的绝对性作用。以此观之，只要不把斗争简单等同于“对抗”，只要看事物内部相互排斥的因素不拘泥于“正反两个方面”，那么，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以矛盾的普遍性及其斗争性作为自己的哲学思维，应该是看待世界的客观精神。这就是斗争性在哲学层面的内涵。
（二）关于社会实践层面上的“斗争”
把斗争性这一客观精神转化为观察社会生活的思维方法，就构成看待社会实践的主观态度，正如习近平所说，“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任何发展阶段，决定了在社会生活中不同利益关系的分化、排斥、对立甚至相互冲突和对抗，恰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利益相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旦这种分化和排斥因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而形成阶级利益的对立，便产生包含经济斗争、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阶级斗争。正如恩格斯在阐述《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时所指出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在不断进行的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旧的矛盾得到解决，新的矛盾不断出现，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百年斗争的历史，“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靠的是继续领导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其中包含开展伟大斗争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在把“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从哲学思维层面转化为社会实践层面以把握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内涵时，还需要对毛泽东所说这一命题的缘起做一番澄清。1945年4月,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1958年8月，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文件中，把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斗争界定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并且指出：“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
从毛泽东两次所提的这一命题看，“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并非毛泽东的发明，而是毛泽东接口资产阶级政治家原意抹黑共产党的“贬句”，进而基于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对此做了发挥，即矛盾和斗争既然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法则，则更是社会发展的法则；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先压迫被剥削阶级，其后才有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这种斗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当然，毛泽东把与彭德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方面的路线之争视为阶级斗争，且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整个发展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并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认定。
由此可见，用“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来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社会实践做注解，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提升我们的斗争精神；用得不好，也可能为“斗争就是一切”甚至搞阶级斗争以撕裂社会的错误思潮“背书”。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来看，“斗争”内涵既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等阶级斗争和狭义的政治革命，又指包括生存斗争、科学实验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广泛的社会革命以及自我革命。斗争的具体对象、内容和形式，须以具体的时代条件及党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为转移。在共产党已经执政的条件下，再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是错误的，即使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历史经验和教训看，只要搞阶级斗争，必然要搞运动，这是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所承受不起的。对于实际存在的不同群体乃至阶级的利益矛盾问题，应该通过在党领导的广泛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加以解决。这便是新时代“斗争性”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内涵。
二、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外延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提出了“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2012年党的十八大承继了这一命题，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对毛泽东所提出命题的继承和发展。新时代进行的伟大斗争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不仅体现在内涵上，而且表现在外延上。
习近平指出：“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忘党的初心，发扬斗争精神，是新时代伟大斗争哲学层面的内涵在外延上的展开；推进伟大事业、提高斗争本领，则是新时代伟大斗争实践层面的内涵在外延上的展开。
（一）不忘党的初心，发扬斗争精神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其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揭示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是实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这一共产党人奋斗主题的精神基础。在新时代要赓续红色血脉、光大伟大建党精神，就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的唯物论不是机械决定论，是同历史辩证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强调在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斗争精神的弘扬，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由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而构建起的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在内的精神谱系，都蕴含斗争精神。正是由于斗争精神的支撑，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在平均每天牺牲370多位有名可查烈士的情况下，经过仅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党员人数就从50多位发展到近450万；正是由于斗争精神的弘扬，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等不同时期，能领导社会革命而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时代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进行伟大斗争，必须涵养斗争精神。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初步解决马克思意义上“合格”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占领真理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必将面对不同于以往时代许多新的挑战，它集中表现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国际世界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之中。
在国内，我们需要在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致力于释放整个社会活力并使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这需要打破现有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调整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地位，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国际，世界“一体化”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矛盾、中国同世界的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引发的中国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乃至某些周边国家的结构性矛盾等凸显。而国际国内矛盾的交织，使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甚至突发危机不断增加。一旦各种矛盾风险的挑战源和挑战点相互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斗争精神，就可能疏于预测、防范和及时应对各种风险而导致社会危机发生。
新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还体现在党本身面临的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四大考验”，以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其中任何一种因素一旦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无疑将对党长期安全执政与实现自身历史使命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已取得的历史辉煌并不必然意味着会自然延续，如果我们躺在“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的前辈“功劳簿”上，遇到问题绕道走，消极懈怠、回避矛盾，不愿斗争、不敢斗争，就不可能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就无法使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从而无法确保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伟大梦想的实现便将落空。
由此可见，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集中体现于领导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二）推进伟大事业，提高斗争本领
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这一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时就指出：“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进行伟大斗争，先要搞清楚斗争的对象，做到有的放矢。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之所以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是因为这一斗争同以往的对敌斗争和阶级斗争有很大不同，其斗争的对象，不再是在进行狭义的政治革命时根据经济基础来划定的特定阶级，更不能为了搞斗争而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主观地“树立对立面”。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对新时代需要坚决斗争的言行做了归纳：“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2019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的讲话中又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消除金融领域隐患、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治理生态环境、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全面依法治国、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击黑恶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习近平上述论述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的对象，存在于实现伟大梦想、推进伟大事业和建设伟大工程所必然面对的各种矛盾乃至可能的冲突之中，主要包括：在涉及国家的根本制度、道路和理论等政治领域，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企图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言行之间的矛盾；在涉及党和人民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根本价值领域，全面从严治党、维护人民利益、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之间的矛盾；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社会发展领域，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推动高质量发展，同阻碍改革创新的顽瘴痼疾之间的矛盾；在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等涉及国家根本利益领域，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言行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全面依法治国、防范各种风险、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击黑恶势力，同各领域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的挑战源和挑战点之间的矛盾；在党的自身建设领域，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够强，特别是所存在的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之间的矛盾，等等。
在上述诸多矛盾中，我们须清醒地意识到，其中存在公开或潜在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兴风作浪，对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应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乃至经济斗争，但对人的处理亦须纳入法治轨道而不搞运动。这是因为，同敌对势力的斗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两个范畴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以往我们搞的运动中，凡是存在失误的，其中一大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没能清晰地界定和把握好这两者的关系。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谨慎地说道，“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
三、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战略思维
基于上述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内涵和外延，在新时代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需要战略思维，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道义性和真理性，实现历史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一战略思维包括保持基于战略思维能力的战略定力，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及运用体现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理论思维。
（一）保持基于战略思维能力的战略定力
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思维的核心是保持战略定力，这是进行伟大斗争的前提。
新时代我们要保持的最根本的战略定力，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也是进行伟大斗争的核心内容，正如习近平反复强调的，“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内，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在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过程中，有些社会矛盾比没发展时更多更复杂，因此，进行伟大斗争，既需要有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又要有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的战略定力。在国际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叠加，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我们更“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保持战略定力须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如果我们拙于战略思维，把现象当作本质、把局部当作整体，就可能在遇到某些风险时惊慌失措，始终以“受虐者”心态看待世界而妄自菲薄，这就会没有自信；或可能因取得阶段性成就而沾沾自喜、盲目自信，这就是妄自尊大。只有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才有助于科学判断形势，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从而使战略定力奠定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和周边环境的理性判断之上。因此，只有高度重视战略思维，才能增强理论自信，从而保持战略定力。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须落实到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上。工作的原则性是战略思维在价值维度上的体现，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作的系统性是战略思维在空间维度上的体现，要求用整体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使“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工作的预见性是战略思维在时间维度上的体现，要求立足现实，善于抓住倾向性问题，以适当的超前意识规划未来，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工作的创造性是战略思维在实践维度上的体现，要求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探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把提高战略思维能力落实到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方向和趋势。
（二）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战略思维的价值维度，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一致性的价值立场。离开这一价值立场，进行伟大斗争就会偏离正确方向。
习近平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四大特征之一，就是人民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根本之所在。正因如此，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就是江山，人心是最大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倾听人民呼声，从敬畏群众中坚持人民立场。
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中坚持人民立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弘扬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群众路线。同时，要考虑同以往历史时期相比“人民”范畴所发生的变化，“人民立场”所面临的新问题，顺应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些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内涵和外延的演化，顺应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等相互关系的变化，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协调。
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中坚持群众路线，需要区别“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群众路线表现形式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怎样贯彻群众路线，需要依据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基础和党的任务等条件来具体确定。新时代在实践中弘扬群众路线，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特别是对社会公正的新期待，而不能把人民群众仅视为被服务的“客体”。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后即提出开展群众路线学习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同时在此基础上逐步深入解决“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两大顽疾，并且把作风问题聚焦于完善制度建设，以强化领导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制度约束和保障，并完善人民群众利益表达和权益保护机制，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三）运用体现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理论思维
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需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群众路线，还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所谓“实事”，并非现象的堆砌或经验的叠加，而是既依赖于主客体关系的选择，又依赖于主体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的判断。主客体关系的变化决定了同一对象所呈现的“实事”不同。因此，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思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习近平也强调：“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其核心内容，是坚持用矛盾的观点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来分析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各种矛盾，以认清这些矛盾的发展路径和前景，从而把握进行伟大斗争的正确方向。而要能科学批判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以及当代世界包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需要有贯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各领域，驾驭民族、阶级、国家和人类各层面的“元理论”，这一“元理论”，就是唯物史观的“硬核”，也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即在于此。
在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来观察各类社会矛盾进而把握进行伟大斗争正确方向的同时，还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对各种社会矛盾的分析，以把握好进行伟大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思维方法，就是矛盾思维，也就是承认事物发展中的矛盾，并且分析矛盾，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再运用各种手段解决矛盾。对于进行伟大斗争的战略思维而言，主要体现为问题导向和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战略勇气和战术智慧的辩证统一、战略部署的全面性和突破性的辩证统一、战略规划中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的辩证统一，等等。
把问题导向和价值取向结合起来，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科学思维和价值思维相统一的理论思维。习近平多次强调：“问题是时代声音，人心是最大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战略思维有两个基点，出发点是问题导向，归宿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取向。这要求我们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同时增强忧患意识，充分看到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以免犯脱离实际而急躁冒进的错误。
把勇气和智慧结合起来，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战略思想和策略方法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形成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思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勇气和智慧。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特别需要在处理全局和局部、长远和当前、顶层和低层的矛盾关系时，将勇气和智慧统一起来。一般来说，在提出局部、当下的具体举措时，要做更多探索和论证，但在对全局和长远目标进行顶层设计时，更需要强调勇气。正如习近平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时所说，“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而是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
把战略布局的全面性和工作的突破性结合起来，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在作战略部署时，要全面洞察事物发展规律，注重总体谋划；在寻找工作抓手时，要善于抓住关键，牵住“牛鼻子”，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正如习近平一直强调的，“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把战略规划的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结合起来，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在制定战略规划时，战略思维必须考虑两条边界，一条是需要不断被突破的“天花板”的顶线，另一条是需要坚守的“脚踏实地”的底线。突破顶线，要有创新思维；守住底线，需要有底线思维。习近平经常用“守正创新”一词，来通俗地说明在做战略规划时坚持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辩证统一的道理。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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