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苏联式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西化的邪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往往是合力因素使然。中国道路为人类和世界发展贡献了一种中华新文明，回答了当年梁漱溟先生“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之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那样，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这一重要论断从全球化的视野格局出发，肯定了中国道路对于人类和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指明了中国道路关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大局、时代大势，发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宣言，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而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占主导地位并垄断话语权的格局，打破了“全球化=西方化、西方化=现代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思维定式和“美丽神话”，丰富了人类对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拓宽了人类文明迈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中国道路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思维定式
面对西方至上的“现代文明”经验和“历史终结论”逻辑，中国道路是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途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为目标而形成和不断深化的一条道路。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图景中的中国道路之生成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世界历史”理论又扩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和问题视域。工业资本是撬动“世界历史”的杠杆，“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③无产阶级要解放，不但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消灭一切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而奠基于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划分，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而，铲除私有制，消灭阶级，是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按照全体成员的需要来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可能性。这就为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前提。共产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一切私有制的否定。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
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④要取得消灭一切阶级这个总条件，必须创造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以及国内和国际的种种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大体说来，就是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政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在夺得政权之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消灭一切阶级做准备；同时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争取世界革命胜利，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要争得消灭一切阶级的条件，就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长期奋斗，并且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
中国道路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一条道路。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⑤现实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在实践中开辟出来的。列宁认为可以通过“迂回过渡”实现共产主义，因为“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⑥但是，事与愿违，苏联的这条道路没有走通，背离了列宁关于“迂回过渡”的辩证法。邓小平同志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条“道路”。⑦当今我们所迈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的新时代。⑧
(二)中国近现代历史图景中的中国道路之生成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历史的合力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极左”或极右是辩证发展的现实悖论，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给党和国家造成过巨大的损失。
“极左”分子主张为了取得没有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强化国家机器，将群众的所有活动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中。“极左”思想对我们革命和建设造成了很大危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的挫折，险些丧失革命的前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极左”思想造成了绝对平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
极右分子推崇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民族虚无主义，他们从不相信理想，不相信利他主义，也不相信人类的大同。他们始终认为自私自利、及时行乐就是人类的天性，所以，他们认为人权远远大于主权，私利要大于公利。一些人假借改革之名，大行贪污腐败，妄图搞私有制，不断侵吞国有资产，一些所谓的“裸官”甚至卷款外逃，对国家造成了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形象。在当代中国，一些极右分子全盘否定中国道路，不断妖魔化爱国主义，不断否定历史人物，完全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所谓的“普世价值”，把西方价值观奉为至宝。
历史和现实不断向我们证明，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对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极其有害的。首先，“极左”和极右都背离了社会主义，都与中国价值观念不相符，“极左”照搬苏联模式，极右则是对西方制度的顶礼膜拜，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其次，“极左”和极右都脱离中国的实际，缺乏社会主义的政治感悟；再次，“极左”和极右在思想上都走到了极端。所以，摒弃“极左”极右的极端做法，在实践中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考量。
中国形成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强大领导力的同时展示出了灵活的适应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原因有三：一是理论的科学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是道路的正确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三是组织的严密性，实现对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和覆盖。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稳健改革模式”⑨，以我为主但绝不盲从，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领导力和适应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和矛盾。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到既保持强大的领导力，又展示出足够的灵活适应性的呢?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三个方面特征紧密相关。其一，中国共产党有独特的政治文化：实事求是、服务人民、人民至上；其二，中国国家制度强调民主集中制⑩，如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其他政治制度；其三，中国共产党党内有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勇气和担当，比如建立“能上能下、容错纠错、鼓励激励”的干部管理机制。
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特别是在治国理政的能力和调控性方面展示出的惊人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改革”，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而绝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战略、策略、政策都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11)中国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国家中的一个，这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像一张大网，将我们国家的各种要素都牢牢地编织在一个相互联动的网中，从而保证了中国社会在剧烈变迁面前不至于走形、散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简单地、粗暴地将各种社会要素和因素聚拢在一起，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既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又顺应了中国的变革，展示出了强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三)世界文化历史图景中的中国道路之生成
中国道路不是偶然形成的，既有我国独特文化的影响，更是历史变化的。这种历史合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今天中国走上了这条道路，也就开始展现中国道路的特点，构成了世界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作为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中的文明的内化过程，不是以静态形式存在的，也不是一个完成形态的，因此不能把文明塑造成静态的理想形态。世界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浪潮：第一次是从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至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其中心区域在西欧；第二次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使“西化”或“欧化”成为鲜明的历史发展潮流；第三次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次浪潮扩散到亚非拉广大地区，其中心在东亚地区。(12)从世界文化的维度来看，现代化的第一次大浪潮发生在基督教文化圈，第二次大浪潮还是在基督教文化圈(日本除外)，第三次大浪潮是从基督教文化圈转向儒家文化圈(土耳其除外，拉丁美洲是亚基督教文化圈)。在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中，经济因素是自变量，直接影响决定着社会发展；文化因素是因变量，但由文化提供的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限定着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著名学者艾森斯达特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作中修正了他早期关于中国文化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具有高度的理性化特征。近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和东亚经济区的“外缘”，而不再是文化的“内核”。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犹如浴火凤凰、涅槃重生，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和当代价值。这种文化底蕴也赋予了中国道路鲜明的中国特色，将其与西方道路区隔了开来。
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相比，如果说中国道路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东方道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的两个历史曲线是有所交汇的。其中在近代的一个交汇大约是17世纪40年代，那个时期的中国经历了明末的动乱和清军的入关，同时期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在从波峰走向波谷。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开始进入新的文明时代，以至于近代成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大英帝国和美国先后成了世界的中心。而长期居于世界中心和领导中心的中国，却成为列强宰割与分割的鱼肉。因此，中国道路的成功将预示着中国文化的成功、中国制度的成功、中国之治的成功。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中国道路的一种具象。西方世界充斥着那么多预言中国崩溃和中国失败的言论，但事实证明，中国在不断地走向成功，相反的是那些预言中国崩溃的预言家们快要崩溃了，这就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
从世界文化历史的发展图景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长久以来完全由西方国家垄断的关于“现代化”的概念定义，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3)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自己的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因此，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西方现代化道路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共存关系。我们并不排斥西方现代化，而是学习借鉴了西方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吸取了教训。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和活力，意味着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二、中国道路表明了社会主义仍然拥有无限的魅力
《共产党宣言》诞生的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刻性与前瞻性。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事业曾出现过严重失误与重大挫折，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仿佛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才是全人类的终极选择。在此情势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与时代需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郑重地指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15)面对以标榜“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自居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与否定，习近平强调：“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6)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是在历史必然性逼迫下别无选择的选择，但同时它又是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了的对于当代中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一)中国道路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不断提供明证
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已历经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向新的发展阶段演进。垄断资本依靠霸权垄断国际产业链与金融链，而产业链霸权和金融霸权的过度膨胀直接导致国家的金融危机、国家债务危机和就业危机，进而使得曾鼓吹“西方”是现代性的推动者的西方国家产生“逆全球化”潮流。究其根源，资本扩张是西方文明的行动旨趣，也是导致世界困境的制度根源。
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近代主体性哲学基础上的。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消除宗教及其思维方式之影响的运动或过程，呈现了现实世界或现实自然界的本来状态或自然性质。(17)物性化的维度成了当时的人心所向。迄今为止，整个资本主义的战车依然是在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根本对立的理念基础之上推进的。资本的本质奠基于对自然的征服主义立场，而这种征服主义的自然观是以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立”为前提的。“二元分立”的理论范式是在欧洲近代哲学中被真正确立起来的。伴随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从神或上帝的人性解放的统治下解放出的人和生活的自然世界，逐渐颠覆自然有机论和原始的主观混沌的泛神论的观点，主体人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受到一定冲击。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出现断裂。在人的扩张性、侵略性、宰制性的主体性条件下，自然成为一个失去活力的机器，失去了自己的情感、精神、目的和内在价值，失去了自组织、自协调和自完善的价值属性。机械的线条代之以自然组织系统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人类不再给予自然以道德关怀，自然变为人类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18)霸权主义世界秩序正面临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因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本质没有改变，资本扩张力始终建立在二元分立基础上，一方面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由于吮吸“自然力”而造成被吮吸者的“贫困积累”，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多重“贫困累积”：经济贫困、生态贫困和人的发展空间的贫困。某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即使生产力在“起飞”阶段能够获得高速发展，大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道路优势日益显现。我国开启现代化新征程，以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涵养文化现代化的内涵、展现文化现代化的新风采。(19)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体现了中国作为国际事务全球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展现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所谓“软实力”概念。在今天，软实力比以往更为突出，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释放出了巨大影响力。基于中国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政治理念、理论、道路、制度越来越被世界其他国家所认可。
中国继续从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把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积极投身于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坚持正确义利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通过发掘中华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治理理念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这些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断突破西方国家对全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控制与操纵，中国在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地位在不断地巩固和提升，对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道路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并开创社会主义新形态
中国道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克服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创了当代社会主义新形态。中国道路的发展不断证明，苏联模式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它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众所周知，苏联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步显现。在总结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道路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的同时，开始注意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苏东剧变从理论上看是教条主义和僵化主义的失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代主题紧密结合，明确界定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历史方位，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形态。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苏联共产党队伍存在着的离散倾向导致苏联国家的社会制度相对起伏不定。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时代变化时，人们却没有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统一思想。因此，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是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结出的理论硕果，马克思主义需要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因为“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20)
国内外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没有社会稳定，再好的发展理念也都是空中楼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保持社会稳定，从而取得了发展的骄人业绩。我们只有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才会有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人民主体地位，共享发展成果。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最根本特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消除各种杂音。
(三)中国道路突破与超越西方霸权话语体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秩序就是由美国所主导的，包括军事、安全、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价值观等一整套的体系，构成了今天所有国家都处于其下的全球秩序。凭借经济与科技优势，西方国家始终固化其对全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控制与操纵，初步形成了对非西方世界的战略围堵。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巨大的阻力与障碍。当下东方各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包括对内“言说的权力”和对外“言说的自由”两个方面，均受到西方的强力挑战，造成了东方话语体系的缺失。如果试图进入西方话语体系去提高自己的话语权，也就是等于丧失话语权。
习近平多次踏出国门，足迹遍布世界，多次主持并参与国际会议。在不同的场合不断阐明“中国机遇”，提出“中国方案”，表达“中国态度”，在国际社会刮起“中国风”。他使国外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消除了一些曾经的误解，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智慧。习近平向世界展现出大国风采，开拓外交新格局、深化务实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引发强烈的共鸣。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尤为重要。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日益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指国家及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上设定议题和形成决策、创设和改良规则、解释和适用规则、解决争端和处理危机时的话语理解和运用能力、话语构建能力以及话语说服能力。”(21)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事关全球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然要求其公正合理性。因此，我们要对人类各民族的优秀成果有一个总体的认识，而且还要深度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并且使之与世界先进理念有机结合起来，改变从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出发考虑问题的方式，寻求对人类有共同意义的发展理念，将中国的制度理念以世界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人类共同的认识基础，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一带一路”的方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方案，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方案，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方案等等，这些方案都逐步落到实处，并且切切实实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市场影响能力已经居于世界前列，国内市场之巨大，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三、中国道路为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道路的成功给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旧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传统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三元结构已被解构，新的国际秩序正在重建，诸多世界性难题亟待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解决。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以实际行动兑现承诺。(22)
(一)中国道路的和平性贡献
马克思指出：“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23)世界上的霸权主义者凭借科技优势，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甚至引发军事冲突和战争。1795年，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发表《永久和平论》。在这一著作中，康德以条款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理想中实现永久和平的举措，他认为“世界公民权利应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24)。事实上，德国后来的发展以及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康德生活的时期战争阴影就已经开始笼罩全人类了。那么如何求和平呢?归根结底只有国家力量的强大。中国越强大，对世界的和平就越有保障，就越有作用。
与西方大国的崛起不同，中国道路顺应了世界历史潮流，在与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过程中形成了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5)，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打破“国强必霸”的传统模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以保护地球这一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追求和平，是当今世界新的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不仅反映了世界形势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还反映了全人类的公共利益和迫切愿望。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这里的“东西问题”指的是当时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以及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关系问题。现代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世界各国人民都强烈地反对战争，拥护和平，和平力量强有力地遏制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扩张，防止了战争因素的进一步扩大。
没有和平，任何建设事业都无从谈起。人类不可能在战乱频繁的国际环境中获得经济持续发展，同样也不可能在贫困萧条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保持世界持久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扩展，全球性问题在国家间相互关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中国道路的生存性贡献
马克思强调：“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26)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一方面，表现为过度积累、经济停滞和金融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27)而且这两个长期存在的系统性危机之间不能互相约减，因为它们都是由资本积累的逻辑引起的。环境优美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要体现。(28)党中央把“绿色发展”作为发展的底色，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准确把握，是出于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负责，更是对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的高度负责。绿色发展不仅能为持续发展预留空间，也能为持续发展扩展空间。此外，绿色发展还有一项重要的内涵，即对已经污染的环境进行绿色改造，还人民群众以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例如，通过新技术的研发清理河道、治理空气、重复利用能源，等等。此外，在制度上为从事环境改造的企业提供减免税收，增加财政扶持等帮助。总而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立足中国发展实际，由中国人提出来的破解发展困境、突破发展瓶颈的转型路径，也是回应世界正面临由工业文明至生态文明的大转变而构建的中国话语体系，更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展示了一种与工业主义自然观完全不同的全新自然观。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指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9)，我们需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开辟人类生存理想空间。
(三)中国道路的发展性贡献
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乃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树立和贯彻好新发展理念，就能使我国发展占据时代制高点，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发展优势。“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30)发展问题是世界各个国家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每一个国家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邓小平说：“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这里的“南北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即南方国家)和发达国家(即北方国家)的关系问题。由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加深，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面临困境这一状况也会给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造成障碍。
新发展理念重大战略思想对当代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提出了新的路径。就国内而言，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要是破解中国长期存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今天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在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疫情之后，中国是G20二十个大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而且西方的权威机构评价，2022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将会达到7.7％。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是明显的。在当今世界上，发展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路径的选择、道路的创新对人类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面对中国发展问题而提出的，是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同时，新发展理念倡导和平进步、和谐发展、和睦相处、合作共赢、和美生活，这种以应对人类共同问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是全世界的共同理想，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
历史和现实已表明，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选择什么样发展道路往往是合力因素使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化的生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立足于更广阔的视野和坐标，所提出的符合发展中大国实际的、引领发展中大国前进的重要思想。中国道路克服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创了当代社会主义新形态，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不断提供明证，是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
（作者系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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