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历史研究、学习、宣传和教育。党的领导人对此作过很多论述。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他们不仅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毛泽东、邓小平分别领导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习近平则在党的百年华诞到来之际，领导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通过研究、学习、宣传教育党的历史，促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历史使命，在领导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形成的。
一、伟大转折关头的历史性决策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同时指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所说的从属的过程，无疑就是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进行侵略掠夺的过程，就是东方国家经受血与火洗礼的过程。
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遇，由几千年长期领先世界变成大大落后于世界。在西方列强侵略和封建腐朽势力统治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各阶级代表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著名的有: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封建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清末立宪运动，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事实证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的社会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和弊端，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对其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为中国先进分子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创造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俄国地大人多，国情与中国有近似之处。俄国革命给中国先进分子以巨大鼓舞，他们提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这样的形势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先后遭受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重挫折。正如林伯渠指出的:“我们常说中国、中华民族不会亡，可谁能挽救危亡?怎样才不会亡?我觉得，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不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从革命斗争的这种挫折教训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将是长期的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引导中国革命的航船不断乘风破浪、胜利前行。
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平坦，它是在探索中前进的，也是在不断纠正各种错误中前进的。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
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曾受过“左”倾或右倾思想统治和影响，给党带来极大危害。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斗争。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思想的统治地位，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然而，遵义会议并没有在思想上进行清算，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又犯了右倾错误。党在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并没有完全解决。第一个历史决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起草的关键环节。
决议的起草是逐步提上日程的，它主要由以下环节构成。
1．1937年底，王明回国。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谈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回国后，王明在工作中犯了右倾错误，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这一系列主张给党的领导带来混乱。按此路线发展下去，中国革命势必面临新的危险。
2．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氛围。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样的指示至关重要。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民族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他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特别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些主张是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王明表面上承认“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但实际上仍然坚持过去的错误。
3．1940年3月，王明把自己在1931年所写的、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出了第三版，并且在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他还指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这表明，王明还在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事实上，不仅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根源没有得到应有清算，而且在抗战初期王明所犯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并使党的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4．自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文献，编辑《六大以来》。它由中国共产党六大以来主要文献构成。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没有看到过的材料，对问题有了更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1940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但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5．1941年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还把《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求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分析。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研究，使广大干部加深了对“左”倾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为全党整风以及对历史问题作出决议打下了重要基础。在会议上，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取得了共识。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
6．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以及11月3日至27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对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严肃批评。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回顾党的历史，并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在11月13日会议上，毛泽东系统回顾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后，总结道:“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此时，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的历次错误根源进行系统清算，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
7．194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五个方面的认识: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与六届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其手续不完备；学习路线时，对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对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也不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这次会议，实际上对党的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为召集人。
8．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作准备。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进行了11个月，是我们党历史上开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草案。毛泽东就此指出，“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该决议。《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
经过28年浴血奋战，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党带领人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1954年，周恩来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目标。1964年，周恩来提出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构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寻找现代化正确道路中也历经艰辛。一开始一边倒照搬苏联模式，发现问题后开始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后来，由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逐步发生偏差，指导思想也发生偏差，最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没有找到一条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文化大革命”十年挫折从反面作了最好的说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进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在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无法很好地前进。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
起草的关键环节。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也是一步步提出来并付诸实施的，它主要由以下环节构成。
1．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2．1979年春天举行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对过去的一系列理论、政策进行了探索和讨论，为中央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会议上另一种倾向又开始冒头，出现了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言论。
针对这种形势，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强调，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因此，我们要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要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
3．197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建国30周年国庆讲话。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评估。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建国30年来的战斗历程，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讲话获得全党全国的好评。
4．1979年10月下旬，邓小平就1980年部分重要工作的安排问题，同胡耀邦、姚依林、胡乔木谈话。指出，经中央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六中全会讨论通过。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决议起草，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5．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专门谈决议的指导思想问题。强调: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也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达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邓小平这次谈话提出的三条要求，成为起草小组始终坚持的原则。
6．1980年10月，《历史决议》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实际不止4000名。持续了一个多月。讨论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热点，争论的焦点，有不少好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比较片面甚至极端的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发现这些倾向后，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邓小平的谈话，在当时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表明了党中央坚定的毫不含糊的态度。这是决议取得成功的关键。
7．至1981年3月，《历史决议》稿仍然没有解决好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这时，陈云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60年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使邓小平思考长久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他高兴地说:这个意见很好；60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同年4月，按照陈云建议修改的《历史决议》稿送党内几十位老同志审阅。大家普遍肯定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为比较恰当。在邓小平的一再坚持下，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一关键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决议起草进入最后阶段。
8．1981年6月2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主要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6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二、围绕解决主要问题而展开的丰富内容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决议共分七个部分。
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是为解决主要问题所做的铺垫。
第一部分，是总论，对党成立以来整个历史进行总结概括。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4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斗争过程中取得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党在斗争中达到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的巩固和统一，有了120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10000万人民、近100万军队的解放区，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重心。
第二部分，对第一、第二时期历史进行回顾总结。指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特别是在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全国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国民革命军建立，形成东征、北伐政治上的骨干。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由于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叛变，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正确意见，革命失败。
在第二个历史时期，即1927年至1937年十年中，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进行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创建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抗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实际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发展。我们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一时期，我们党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党的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左”倾错误，最为严重。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第三、第四、第五部分是重点，主要解决批判“左”倾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地位的问题。
第三部分，决议回顾总结了1927年至1937年党内发生的“左”、右倾偏向。指出，在此时期，一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取消主义者。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左”倾情绪很快发展。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也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以及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到了1927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统治地位。但这一错误一开始就引起毛泽东等的批评，到1928年4月基本结束。
党的六大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十大纲领，当时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大会也存在不足，“左”倾错误未能得到根本肃清，但成绩是主要的。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正确的方面。1930年6月开始，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中央领导机关，定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立三路线在反右倾口号下错误打击党内持不同意见干部，发展了宗派主义。所幸立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间很短(不到四个月)。其间，毛泽东同志纠正了红一方面军的“左”倾错误，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对其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
以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开始了以王明为首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的统治。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在组织上继续发展宗派主义，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岗位上，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等等。1933年初，中央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六届五中全会标志着第三次“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第三次“左”倾错误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和广大白区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陷于失败。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逐渐被克服。1942年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第四部分，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四个方面对“左”倾错误进行分析。它首先阐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内容，而把错误路线放在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来展开叙述。
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根源。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的构成、革命特点、党应该采取的政策。分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思想方法方面，表现为观察问题时主观性和片面性；政治倾向方面，表现为左右摇摆；组织生活方面，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第六、第七部分是结尾，明确政策和策略。
第六部分，强调克服“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工作。
第七部分，结束语。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强调，24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必将达到彻底的胜利。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决议共分八个部分。
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部分是为了解决主要问题所做的铺垫。
第一部分，“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在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中，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28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部分，“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十个方面概括了建国32年取得的成就。强调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强调，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指出，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部分是重点，主要解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同时，客观分析和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
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论点，明显偏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党在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第六部分，“历史的伟大转折”。指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两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重新蒸蒸日上。
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认为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第八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指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强调，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它的主要点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必须维护世界和平、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三、促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
在伟大转折关头，我们党作出决策、形成通过两个历史决议，准备充分、方法得当，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既解决历史问题、又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启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第一个历史决议。
1．《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时期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2．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分清了是非。
3．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进行了阐述，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概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召开了党的七大。六中全会解决了历史问题，七大集中精力解决新问题。“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自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以后的十多年间，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说的，1945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于第二个历史决议。
1．《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错误作了科学分析和深刻批评，又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2．《决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道路的主要点所作的初步概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3．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时间内，就能产生这个《决议》，正确解决了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作了十个方面的概括，实质上初步回答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概括。《决议》对于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1982年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党的十二大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而载入史册。以此次会议召开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
邓小平这样评价党的十二大:“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20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0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正如邓小平所揭示的那样，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无论国际形势风云如何变幻，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多么艰巨繁重，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自身繁荣富强，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然而，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也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是，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把握还非常有限，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
无论征程有多漫长、道路有多坎坷，中国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始终充满坚定信心。这是因为中国人民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为有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同时也因为我们始终立足于自己的历史，高度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学习教育。历史是我们党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前进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强调指出:“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由上可见，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和改革开放初期伟大转折关头，分别对建党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总结，纠正错误、肯定成绩、明确方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促进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新的伟大胜利。在迎接建党百年华诞之际，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意义重大、寓意深远。在学习教育活动一开始，习近平同志就强调，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在学习中，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按照这样的要求，立足实际、守正创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就一定能够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应有作用，也必将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作者：张神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唐莉，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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