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是“是一定时期、一定群体在从事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成体系的、直接反映社会实践状况的群体心理状态，表现为特定群体的情绪、情感、意志、心态、行为倾向、信念等内容”。它反映了一定时期人们的心理状况和现实诉求，与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都十分强调和重视不同时期群众的社会心理，更是善于把握和引导群众的社会心理来推动党的各项工作，在其意识形态思想中亦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心理因素，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也充满启示意义。
一、运用唯物史观理解社会心理
毛泽东虽然没有系统地对社会心理问题进行研究和阐发，但是在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中依然能够找到其对社会心理的关注和论述，对这些思想进行综合整理、系统概述，可以初步探寻毛泽东社会心理思想的大体轮廓。
（一）社会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毛泽东在相关论述中对社会心理进行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界定和阐发，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指出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且反作用于社会现实。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社会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心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在他看来，作为社会心理的思想感情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不同时期的客观现实会反映为不同的社会心理。对作为社会心理特殊形式的爱，毛泽东则作了精致的分析，他指出：“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他还具体举例道：“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对我们进行侵略、压迫和剥削在群众心理层面的客观反映。同时，毛泽东还论述了物质生活对于社会心理生成、发展的根本性影响。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在革命时期物质生活条件得不到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而只有搞好经济建设工作，“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只要群众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满足，就会提升群众对于革命的积极情绪，增强群众对于党和红军的感情和信任，进而推动革命事业的前进和发展，而物质生活则对社会心理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在不同场合论述了社会心理对社会现实的重要反作用。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在推销政府公债中如果采取命令主义的方式，则会产生“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可见，群众的社会情绪对党的经济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影响，党的各项工作的推进都必须在把握、了解群众的情绪和社会心理基础上进行，只有如此党的工作才能够顺利推进，才能拥有群众基础，这也体现了社会心理对社会现实的重要反作用。
（二）社会心理的阶级性
毛泽东通过对阶级情感的描述，阐明了社会心理的阶级性特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通过对自己情感经历变化说明一个道理，即情感是具有阶级性的，在参加革命的实践锤炼中，毛泽东本人的感情经历了由对工人农民阶级的嫌弃，到对工人农民充满崇敬和热爱的情感变化历程，“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进而转向对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因此，处于不同的阶级，或者有着不同的思想认知，就会对不同的阶级产生感情，表现出情感的阶级性。深一步分析，则可以看出，情感作为社会心理的重要内容，其阶级性特征也彰显了社会心理的阶级性。同时，毛泽东还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认知，即认为存在超越阶级的爱，“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在批判的基础上，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心理的阶级性，即爱是具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可见，在他看来，爱作为社会心理是具有阶级性的，不存在超阶级的爱，爱是具有社会历史性、阶级性的情感存在，进而社会心理也是具有社会历史性和阶级性的。以此为基础，毛泽东对当时文艺工作者偏离群众心理和感情的工作方式进行了批判。毛泽东一方面指出文艺工作者的错误倾向，即过分重视和同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心理和情感，“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毛泽东批判了文艺工作者的错误取向，即过分重视知识分子而忽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不去关注和创作表达工农群众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另一方面，毛泽东批判了文艺工作者对群众心理和情感的忽视和冷落，“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毛泽东已经深刻认识到，缺乏对群众深厚的感情和热爱，是创作不出优秀的文艺作品的，党的文艺创作必须要以呈现和表达群众的思想感情为依据和目标，而不能偏离方向，成为知识分子自我装饰、自我沉醉的无用创作和少数人娱乐。
（三）社会心理在实践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表述中，借用了其他概念阐发了其对社会心理的看法、观点和思考，如情绪、感情等概念，在多个层面、多个维度对社会心理相关问题给予了重视和关注。第一，毛泽东对革命时期部分党员存在的消极社会情绪给予了关注和剖析，体现了他对党员情绪和心理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毛泽东深知这种悲观情绪对于推进革命斗争工作的消极影响，因而他剖析了这种情绪产生的原因，指出对红色政权存在的正确解释和对革命前途的明晰，是改变这种悲观情绪的关键，这篇文章的创作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毛泽东也提及了党员不良社会情绪对于坚持革命斗争的消极影响，认为：“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在他看来，部分党员存在的消极社会情绪，容易导致投降主义的恶劣结果，必须积极疏导这种心理倾向，坚决制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第二，毛泽东论述了在军事斗争中把握和运用社会心理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积极把握和引导人民军队的社会心理，树立正确的心理倾向和社会情绪来与敌人做斗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在反围剿斗争中官兵需要有正确的社会心理，认为心理倾向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斗争的胜利与失败，正如文中所述：“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只有沉着而冷静地应对围剿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要善于运用社会心理，采取适当的心理策略打击敌人，制造敌人畏惧的社会情绪。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就认为游击战争一方面可以对人民的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推动人民群众普遍的、积极的抗日情绪；另一方面可以在心理层面给予敌人以心理打击，让敌人产生恐惧心理和消极情绪，“敌占地区的民众亦十分高兴，到处都传播游击队的声威。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仇恨”。这种对社会心理策略的恰当运用，为革命斗争提供有效的帮助。
第三，毛泽东阐述了在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中对于群众社会心理的准确把握和合理引导的重要意义。首先，军队与民众的情感沟通和情感经营是军队战胜一切源源不断的力量之源。《论持久战》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典范，“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有真正与人民融为一体，与民众形成深厚的感情，通过情感交流让民众认同和支持自己，才能无敌于天下，战胜一切敌人。其次，在群众工作中，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群众的心理，才能更好地推进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不了解群众的社会情绪，就不能够做好党的各项工作，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做法，而中国共产党要摒弃这种错误方法，要与群众建立深厚的情感，了解、照顾群众的需要和情绪，在此基础上推进党的各项工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毛泽东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再次，要通过帮助群众来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来提升群众对于党的政治信任心理，进而提升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领导力。在《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有的部队，规定了农忙时期以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无代价地帮助群众生产。群众生产情绪因此大大提高，军民关系更为融洽，群众都有了饭吃。游击区群众对于共产党、八路军的同情和拥护，从此更增高一步。”通过实际帮助群众的行动来提升党、军和民众之间的情感，一方面可以提升群众的积极情绪，推动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则提升了群众对于党的政治信任心理，树立党在群众中的普遍威信，进而提升群众对于党的心理认同和实际支持。
二、正确运用社会心理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正由于社会心理对党的意识形态认同有极大作用，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善于把握和引导群众的社会心理来推进工作，增强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热情和积极性，提升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
（一）善于把群众的社会心理需求上升为党的政治政策和意识形态主张
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和政治宣言要符合农民群众的社会心理诉求，善于把群众的社会心理诉求提炼、转化为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政治主张。
第一，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就阐述了要把群众的心理诉求转变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由于长期受到土豪劣绅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群体特别是贫农群体对地主阶级充满了仇恨心理，这种社会心理的长期累积和在农民群体中的弥散和蔓延，必然会最终转化为农民集体的暴力形式的反抗斗争，农民协会的成立和对地主阶级的暴力斗争一部分源于这种仇恨社会心理的长期作用，而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和政治政策也源于对农民社会心理的准确把握，包括推动农村地区农会的广泛成立、领导农民群体打倒土豪劣绅、武装群众以推倒封建地主的政治统治，这些政治主张都反映和呈现了当时农民的社会心理状况和心理诉求。以具体事件为例，毛泽东写道：“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农民群众深受赌博和鸦片的毒害，从社会心理上来说，可谓是对这些事普遍存在着深恶痛绝的心理，共产党在正确把握和了解群众的这些社会心理诉求基础上，将其凝练、提升和转化为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即在农村地区取缔和严禁赌博和鸦片等极具社会危害的行为，这也反映和顺应了当时农民的社会心理诉求。
第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以文艺创作反映群众心理诉求的观点，把群众的现实心理诉求通过艺术化改造，转变为党的艺术意识形态。毛泽东从文艺创作的角度阐明了党的文艺创作要以群众的社会心理为基础，在文艺作品中表达和呈现群众的真实情感和现实需要。毛泽东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这种变化和改造，就是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同群众有过深入的情感沟通和交流后，把文艺创作看作是群众感情的呈现和表达，这样的作品才能获得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对于文艺创作者个人来说，文艺作品作为观念形式的意识形态，其创作也需要经由创作者个人情绪和感情的中介，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指出这种创作情绪的中介作用，但是他指出：“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而“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要破坏的是“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暗含着文艺家个人的创作情绪对于文艺作品创作的重要影响，而这种情绪应该是对于人民大众的感同身受和深刻同情，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
（二）以符合群众心理特征的形式进行意识形态宣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在对农村的政治宣传进行分析时指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党在农村地区的政治宣传之所以如此广泛而有实效，究其原因有关键的两点：其一，党在农村地区采取了符合群众心理特征的政治宣传方式。农民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和生活状况所困，在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宣传中，不能以过度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概念和形式来进行，而是需要采取简单化、形象化的宣传手段，符合农民群众的心理特征，使其更加容易接受、理解、认同并转化为现实行动。其二，党的政治宣传符合了当时农民群众的社会心理诉求。当时农民由于长期受到国外帝国主义和本国土豪劣绅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们充满了对国外侵略者和当地地主阶级的仇恨心理，而党在农村地区的宣传标语则充分表达和呈现了群众的心理需求，如毛泽东所言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三民主义”等等，这些口号都表达了当时农民群体的社会心理需求，因而容易被农村群众广泛传播和使用，并逐渐转化为日常生活用语。
（三）注重把以情感人、以情化人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法
毛泽东在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中，还强调情感沟通的重要作用，通过以情感人、以情化人的工作方法来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和政治认同。第一，在对敌人的政治和思想宣传中要采取情感沟通的方法。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在分析对敌宣传策略时指出：“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这种以情化人的思想宣传方式更加容易被俘虏兵所接受，这种工作方式的结果则是“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可见，毛泽东认为在对敌政治宣传上，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形式，而是应该以情感人、以情化人，进而取得敌人俘虏的心理认同。情感沟通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法，可以增强不同社会群体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心理认同，进而提升党的政治宣传的实效性。
第二，在对普通群众进行思想宣传时亦要与群众拉近心理距离，通过情感融通来推进党的思想主张入脑入心。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认为，无论和什么人做朋友，都应该做知心朋友，了解别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对于党的政治宣传亦是如此。“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也就是说，在做思想宣传中，要首先弄清楚和了解群众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群众需要的是什么，增强与群众之间的情感沟通，拉进彼此间的心理距离，才能更好地推进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政治主张被群众所接受。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文艺工作者在通过文艺创作的方式来表达和传播党的意识形态主张过程中，也要注重与群众的情感融通，只有情感上的充分融洽，才能促进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被群众所接受、认同和践行。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同样指出：“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可见，党只有在情感上取得与群众的亲密联系，才能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得到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情感融通和以情化人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法。
（四）用党的意识形态引导群众的社会情绪
毛泽东不仅论述了社会心理对意识形态生成的重要作用，阐述了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应充分表达和呈现群众的社会心理诉求，同时，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意识形态创作应积极引导和调动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社会情绪，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凝聚现实力量，奠定强大的群众基础。
第一，毛泽东阐明了文艺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首先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立场阐明了文艺作品的创作由社会现实所决定，指出社会客观存在对文艺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在人脑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着文艺意识形态的生成、传播与发展。同时，毛泽东也看到了文艺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巨大的反作用，具体表现为文艺作品对群众的社会情绪和感情的引领作用。“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可见，在他看来，生动活泼的文艺作品具有振奋人心、提升热情和营造社会情绪的作用，能够提高群众参与并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热情，文艺意识形态进而会转化为一种积极的社会情绪，成为一种社会力量，这也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
第二，毛泽东以事实为例叙述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心理的重要反作用。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党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宣传可以调节和改变党员士兵的社会心理，化消极心理为积极情绪。他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可见，他认为党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引导，可以帮助党员群众正确认知社会现实，坚定理想信念，进而调节和改变自身的情绪，以健康的、积极的情绪来从事和推动革命事业，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呈现出悲观消极的情绪。从深层上看，这也彰显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心理的重要反作用。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论述了进步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对于积极社会心理的形成和塑造的重要作用。“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可见，在他看来，党的进步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可以提升军队官兵的抗战热情，形成积极的抗战心理和情绪，这是对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社会心理的科学阐释。
三、准确把握社会心理以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水平
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和强调社会心理的作用，并且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的互动互促的关系，这对于新时代推动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如何精准把握社会心理、高效运用社会心理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科学理解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辩证互动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其一生，共同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这是共产党人的科学理论指导。俄国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提出，社会心理是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环节，这个理论补充、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理论，即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不同内容，社会心理是社会现实的感性反映，而意识形态是社会心理的理性表达，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另一方面社会心理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同时意识形态对社会心理存在着反作用。鉴此，一方面，要以对社会心理变化的实时把握和深刻洞察为基础，不断进行理论提升和思想淬炼，最终上升为党的意识形态主张。社会心理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是人们关于实践生产活动的自发意识，也表达了人们关于某些事物的直接情感。社会心理作为自发的、不成体系的情感表达，传递着人们对于某些事物的爱恨喜乐，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实践行为，影响到对党的政治认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等。对于群众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社会心理，要通过理论家的思想提炼和理论总结才能成为系统的、自觉的意识形态观念，只有如此，才能使党的意识形态主张更加符合群众的心理需要，才能使其转化为群众的实践行动，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也才能转化为实践形态的中国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多重维度将群众的社会心理转化为党的意识形态主张，以群众的心理需求为导向，推动意识形态理论的时代创新。如基于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曾指出：“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就是基于对群众心理诉求的精准把握和理论提升。再如基于群众对党内弊病的强烈反应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基于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心理向往和脱贫需要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等。在新时代，只有继续推动以社会心理为依据和参考的意识形态创新，才能使党的意识形态创新更具生命力、更具凝聚力和吸引力。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社会心理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党要善于利用意识形态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创新引领社会心理的发展方向。社会心理是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中介，社会心理通过反映社会现实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同样对社会心理具有反作用，意识形态如果不符合群众的现实需要则会导致社会心理的消极发展，引起负面情绪和消极情感，反之，如果意识形态呈现和表达了群众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则会激发和培育群众积极向善的社会心理。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中，要善于运用党的意识形态主张主动引导群众的社会心理，疏导不良的社会情绪，帮助群众培育积极理性的社会心态，通过党的新闻舆论，引导群众积极理性地面对和思考现实，树立积极理性的社会心态；通过文化自信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心态，做正确的价值判断、以正确态度对待本国文化；通过文艺作品的创作，通过不同的故事叙述、人物形象塑造、丰富的艺术表达形式等方式，激发群众的正能量，为推进新时代伟大事业而凝神聚力，奠定社会心理基础。总之，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存在着互动互促的关系，在新时代要着力推进二者的同向同行、共同发展。
（二）灵活运用社会心理策略以增强意识形态工作实效
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中，不仅需要理论创新，更需要实践创新，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中，把握社会心理的变化和特征会有助于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具体而言，首先，意识形态工作要深刻把握和理解人民群众社会心理的时代变化和具体诉求。无论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还是新闻舆论宣传工作者，都需要深刻把握和实时了解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动向，一方面以群众的社会心理状态为依据，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工作，在把握群众心理的基础上有助于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顺利开展，取得群众的配合和信任。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亦要把疏导群众心理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通过与群众接触、沟通与交流，了解群众的困难，倾听群众的心声和诉求，疏导群众的负面情绪，培育群众积极、平和、理性的社会心态，这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
其次，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就是要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国外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实现运作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们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并且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操纵而不自知，即便是知道了，也依然乐意依循它而行事，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习近平在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也强调了这点，强调要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化和潜移默化，即要“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其实，早在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时就涉及到了其无意识的维度，有学者就指出，无意识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被遮蔽的维度，“研究和阐发无意识维度及其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生产规律，并可以充分发挥无意识对于提升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建设功能”。可见，无意识与意识形态运作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而言，其目标就是要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群众心理层面的自觉认同，使其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循，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群众的正确行为方向，激发群众的无限潜能和工作热情，为新时代伟大事业的发展凝神聚力。
（三）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中引领社会心理走向
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要关切社会心理，及时将社会心理反映的问题，总结上升到意识形态主张中来，为化解社会心理问题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帮助。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如果符合群众心声、符合时代要求、符合历史规律，那么它必然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认同，而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又是丰富多样的，不管以何种形式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如果是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的，就会起到引导群众社会心理健康发展的作用，如当前文艺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中部分作品起到了引领群众情绪和心理正向发展的功能，在《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电影的拍摄和放映中，其彰显的爱国主义主旋律价值观对观影群众起着积极情绪引导、爱国情感激发的功能，这也彰显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心理的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培育健康社会心态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要求”。要把引导群众心理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与群众接触、沟通与交流，了解群众的困难，倾听群众的心声和诉求，疏导群众的负面情绪，培育群众积极、平和、理性的社会心态，这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无论在哪个时期，社会心理都是反映群众需求的重要方面，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果群众的社会情绪和集体情感出现问题，就会出现错误的行为，如前些年在中日关于钓鱼岛争议期间，部分群众的情绪出现了极端化倾向，通过打砸日系轿车等方式来发泄情感，这些负面情绪的消除就需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社会心理工作的协同配合。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防止和解决群众的社会心理可能会出现的恐慌、焦虑、抑郁等负面倾向，不仅需要心理咨询等专业治疗，还需要党的舆论引导、意识形态宣传等工作的协同发力。习近平指出：“我们加大宣传舆论工作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通过强力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消除这些负面情绪，营造积极健康、理性平和的社会心理氛围。总之，把握群众心理特征、掌握群众心理动向、引导群众社会情绪、增进党群情感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
（四）多措并举以增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目标就是让其成为社会成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而情感认同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一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指出的：“要注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情感认同“表明一个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化程度”，呈现出一个人在心理层面对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支持。为此，一方面，要改变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方式，通过情感说理的方式增强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具体而言，既要善于把握说理对象的心理特征和诉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说理；又要激发人民群众的情感共鸣，以发生的真实故事来打动人、感染人，进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情感说理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式，只有以情感人、以情化人，才能让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产生真信、真懂、真情，才能在心理认同的基础上转化为现实行动。另一方面，要围绕人民群众心理层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开展工作，不断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主流意识形态能够获得人民群众心理层面持续的、强烈的情感认同，关键在于这种思想理论体系能不能回应时代问题、能不能回应理论需求的同时在现实生活层面给人们以持续不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就需要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工作重点，不断增强群众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的获得感、提升民众生活的幸福度、提供多重层面的安全保障，进而增强民众的积极情感体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以幸福感为例，“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增强人民的幸福感，特别是重点关注民生领域的焦点问题和社会敏感问题，充分开启群众参政议政模式，全方位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从这些既定场景中收获内心认同，真正让个体在微空间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只有真真实实地为民解忧、为民谋利、为民造福，才能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也才能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作者：左路平，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学琴，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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