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征程上，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出发的庄严宣言。《讲话》在强调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征程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重要维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理论目标是创造和不断发展中国化的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类似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关系，它们并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水准上的区别”［2］。实际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有资格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因此，《讲话》要求“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只能通过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实现。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必须深刻理解和完整把握中国具体实际。“中国具体实际”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中国现实实际，也包括中国历史实际。其中，中国现实实际，是指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及其发展态势。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实实际从来都不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孤零零的存在，它总是与一定的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必然要从其与所属的世界的联系和互动中获得其规定性；中国现实实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动变和生成过程中。中国历史实际，则是指中华民族5000多年生生不息、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的文明发展，特别是其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凝结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思想理念和知识智慧，积淀着中华民族对宇宙、世界、社会和人生的独特体认和感知，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中国具体实际是由中国现实实际和中国历史实际两大方面构成的，相应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包括内在相关的两个维度：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实实际，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和把握中国社会现实，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探索中国道路，由此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现实实际，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中国的现实实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以及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接续探索，创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形成和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现实实际，即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实实际、创造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目的就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建设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它也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其精华，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例如，毛泽东思想就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毛泽东用“实事求是”概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有的放矢”阐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用“一分为二”阐释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说明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用“知”与“行”的关系阐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用“愚公移山”的寓言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用“大同”表达共产主义的理想，等等。再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充分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其中，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辩证地扬弃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的重民、贵民、爱民、惠民、富民的民本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生态智慧，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吸收和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义利合一”“和而不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理念和思想。也正因如此，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改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以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是在数千年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即使是其中的那些优秀的内容在其现有形式上也是难堪其用的。因此，必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铸，努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正是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化，为中国革命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也正是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其核心价值观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精神纽带。
上述表明，无论是按其本质规定来说还是就其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强调，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或一个方面的本质规定的特别强调。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不包括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强调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解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尽管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之一，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讲话》在强调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后，又将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单独地提出来加以强调，仍然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回事，而人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是否意识到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人们关于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识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步产生的，也不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始终相伴随的。从历史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之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已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3］。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高举“科学”和“民主”旗帜的彻底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科学”反对封建蒙昧，以“民主”反对封建专制，表现出激进地反传统的鲜明特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他们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态度。在这方面，陈独秀最为典型。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是一个典型的“全盘西化”论者。梁漱溟当时就曾指出，从前讲西化的人都是“不中不西的人”，做些“不中不西的事”，说的只是些“枝枝节节”“零零碎碎”的“西方化”，而唯有陈独秀才是“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的人［4］（P33）。陈独秀之所以“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就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陈独秀不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甚至将其称为“粪秽”，批评胡适等人提出的“整理国故”的主张是“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5］（P431-432）。他说：“‘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5］（P543）其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不像陈独秀这样极端，但他们在总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持否定态度。例如，李大钊认为，东西方文明具有根本不同的精神气质：它们“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6］（P308-309）。瞿秋白则与陈独秀等人一样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7］（P14），因而只承认文化的时代差异而否认文化的民族特性。由此，他把东方文化直接等同于封建宗法文化，而把西方文化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化，认为这两种文化都是“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8］（P213），因而都是应该淘汰的东西。因此，从总体上看，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初步结合过程中，基本上都忽略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维度。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最初十年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明确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策略、前途等问题，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成为人们的主要关注之点，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仍然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企图一步步蚕食和侵占中国。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警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也使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得以凸显。1935年“华北事变”后，为了救亡图存、增强民族自信，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新启蒙运动，力图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简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片面性。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陈伯达指出，“我们和过去启蒙思想家一样，反对吃人的旧伦理和旧教条……然而，我们要郑重声明：我们并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国旧文化的传统。我们对于旧文化的各种传统，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绝不顾惜”［9］。1937年11月，从贤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强调目前文化运动应该发展民族的、民主的和大众化的文化。文章认为，“民族的文化是要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东西”，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所积累下来的优秀的成果”，“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把它发展光大”，用以“启发民众抗战的伟大力量”［10］。所有这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不仅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而且也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1］（P533-534）。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明确地指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克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割断历史”的缺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的形成。
不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形成后，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情况也是如此，甚至还曾历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曲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盛行，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对立起来。1966年6月1日由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并被称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动员令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12］此后十年中，中国传统文化遂被列入要“横扫”的“牛鬼蛇神”、要“彻底破除”的“毒害人们”的“四旧”，不仅出现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而且发生了砸孔庙、扒孔坟那样的极端事件，它们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受摧残，也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战线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不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13］（P831），为新时期重新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提供了思想前提。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P3），则为新时期重新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奠定了政治基础。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15］（P158-160）。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不断强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要“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除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其他许多不同场合反复阐述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标志着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水平。而《讲话》在强调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后，又将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单独地提出来加以强调，就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高度自觉意识的集中体现。
上述可见，《讲话》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的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重要论断，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百年历程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的历史承接，同时又把这一自觉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三、当前强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因此，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强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强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着力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吸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深刻地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16］这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本质基础。但是，具体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能够赋能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并成功开创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另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行”本质上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行”。有人认为，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那么，就没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从来都没有并且永远不会有人要求把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理论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自然科学理论也根本不可能有国别之分。这种以自然科学理论不存在民族化、中国化的问题来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的看法是不得要领的。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而自然界事物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特性并不依民族和国家而转移，自然科学理论的应用及其结果在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是并且必须是同一的。人类社会的情形则很不相同，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生活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民族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不同的社会现实。因此，当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时，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如毛泽东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1］（P534）所谓“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中国的特点”，当然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内在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能真正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创造真正“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的东西，就会在中国“水土不服”，也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一个更加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正确前进方向的新征程，是一个更加需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不断“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征程，也是一个更加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17］充分汲取这些能够助益“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更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化解新的征程上各种艰难险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不仅能够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而且能够进一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使马克思主义“行”更加具有说服力。
其次，强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用马克思主义改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以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地要求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既包括其文化的对内吸引力，也包括其文化的对外吸引力，是其文化的对内吸引力与对外吸引力的有机统一。而要提升当代中国文化的对内吸引力和对外吸引力，都有赖于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内吸引力，是指其对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它是通过文化认同来实现的。这里所说的文化认同，是指对一个民族或国家自身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它能使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民族和国家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当然，文化认同并不限于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往中，对外来文化的认同也是经常发生的，并且这种文化认同的作用也可以是积极的。我们强调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实际上也肯定了对特定外来文化的认同。但是，当社会成员对外来文化的认同超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时，就会出现严重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危机，并由此会使社会成员表现出对民族和国家这样那样的离心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国家的文化越是能够激活社会成员的共同记忆、体现社会成员共同的精神追求特别是“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就越能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亦即越具有对内吸引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8］（P164），“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9］，是实现当代中国文化认同、提升当代中国文化对内吸引力的宝贵资源。当然，正如前述，要使在传统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益于当代中国文化认同，尚需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铸，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这一点在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认同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作为文化认同的最为重要的形式，价值认同即对作为文化之核心的价值观的认同，是筑牢维系社会成员的精神纽带、实现社会整合的基本途径。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认同就表现出用马克思主义改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点。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倡导和践行的并不直接就是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19］。
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吸引力，是指其对其他国家的人们的感召力，它是通过文化共识而实现的。文化共识是人们通过文化交往而对某种文化形成的协调、一致的意见或看法，它有文化认同和文化认异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中，文化认同是指人们赞同、欣赏并接受某种文化，特别是接受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念，亦即完全被这种文化所同化；文化认异则是指人们虽然并不赞同和接受某种文化，但基于对该文化及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认知而对这种文化表示理解和尊重，亦即承认这种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文化认同和文化认异都是文化交往所要寻求的文化共识，它们都是人们就某一文化而形成的协调、一致的意见，只不过文化认同重在“求同”，属于人们就共同接受某一种文化而达致的协调、一致的意见；而文化认异则重在“存异”，属于人们就各自皈依不同的文化而形成的协调、一致的意见。在现实的文化交往中，一种文化越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性的内容就越能够获得认同，而越是具有独特的、民族性的形式就越能够获得认异。因此，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吸引力，主要取决于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以民族性的形式表达人类性的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类性内容，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华文化追求“天下大同”“人人为公”，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喻于义”“言必信，行必果”“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19］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思想和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能够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且能够增强其对外吸引力。例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普遍性、人类性内容的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在当代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不仅这一理念于2017年2月已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中，而且根据这一理念而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和积极实践。
强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使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就是建立在作为对内的文化吸引力和对外的文化吸引力之统一的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上的，就是说，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愈强，人们就会愈加文化自信。正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提振国家文化软实力，所以习近平强调它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20］和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他指出：“14亿中国人民凝聚力这么强，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了解我们5000年延续不绝的历史，就能自然形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21］“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22］因此，通过强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必定能够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从而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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