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征程、新使命，我们必须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告诉我们，只有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才能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繁荣富强。
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是先行者，在经历了从资本主义萌芽到新航路开辟，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大变革之后，西方国家开辟了一条以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理性化、发展线性化、国际关系等级化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资本主义现代化曾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以至在西方国家眼中这就是“现代化的经典模式”。吊诡的是，资本主义在书写现代化成功经验的同时也遭遇了现代化的悖论：自由经济带来的财富增长背后是严重的两极分化，西式民主的分权制衡之下隐藏的是无尽的利益纷争与政治恶斗，理性思维的效率至上最终走向了对未来的过度透支，线性发展的串联模式日益成为僵化的教条，等级化的国际秩序更是成为全球性矛盾冲突升级的渊薮。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失格与失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自身独特的制度属性、基本国情与发展实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牢牢把握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既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又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拓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凝民聚智的基本特征
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中国已经夺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又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意味着占全世界1/5的人口即将迈进现代化的序列，不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更将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然而，贡献大的同时也意味着难度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要想在未来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使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进入现代化，其所面对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所要克服的各方面矛盾冲突更是纷繁复杂的。
诚然，巨大的人口规模给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了极大挑战，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它亦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力量源泉所在。回望前一阶段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国之所以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迅速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一度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巨大人口规模所释放出来的发展红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中国“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是最广大人民的现代化，人民群众才是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正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把人民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一切人民，所以它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信任、拥护与支持，全体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毫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从林县人民手挑肩扛建成“人造天河”红旗渠到大庆人用“小铁锹”挖出大油田，从小岗村村民敢为人先按下包产到户的红手印到义乌人用“鸡毛换糖”的小商品成就大市场，从举国上下齐心协力筑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固防线到万众一心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中国人民不仅仅是现代化事业的受益者，更是主动的参与者、建设者与贡献者，是中国现代化的不竭力量源泉。由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面临的人口难题就被彻底化解了，所谓的“人口包袱”变成了宝贵的“人口财富”。正是因为拥有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国才得以办成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大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越走越宽广、越来越成功。巨大的人口规模不仅没有阻碍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反而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力和发展活力，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集纳民智、凝聚民心、激发民力的过程中不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巨大的人口规模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意味着相较于其他国家我们的群众基础是最为深厚的，所能凝结与汇聚起来的力量也是无可比拟的。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当资本主义对世界的“驾驭能力显著下降，开始变得力不从心”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却迸发出令世人称叹的生命力、竞争力、发展力与持续力。也正是因为有强大的人民群众做后盾，中国才能信心十足地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绝不是不自量力的幻想，而是必然实现的目标，人民群众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大的底气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赢共享的核心本质
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核心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我们会发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总是与之相伴相随，从英国的圈地运动到美国的西进运动，从“黑夜站立”运动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它总是通过剥削与掠夺的方式来满足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广大无产阶级只能沦为现代化的“牺牲品”与“垫脚石”。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个活生生的矛盾，它“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而对于奠基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我们追求的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而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前提的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世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鲜明体现，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追求。
纵观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不管是在哪个阶段，共同富裕始终是一以贯之的目标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践行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指明“共同的富”的奋斗方向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动后富，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党中央对兼顾效率与公平作出的新规划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的一系列战略安排，中国一直朝着共同富裕、共赢共享的方向砥砺行进着。为了夯实共同富裕的实现基础，中国始终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因为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为此，中国一方面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劲在现代化建设上持续发力、接续前行，一棒传一棒地把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推向更高境界；另一方面，全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并联式”叠加发展的新路。这样一来，中国不仅驶上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更加实现了“弯道超车”，从原来的“现代化的迟到国”一跃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和“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实验室”。在不断加快发展做大“蛋糕”的同时，中国更加注重分好“蛋糕”。在这一点上，中国一方面以全面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为抓手积极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财富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则通过税收调节、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尽可能地改善和保障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向贫困发起了最后的总攻，通过贯彻执行“精准脱贫”“精准扶贫”以及“两不愁三保障”，不仅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重任，更是圆满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极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得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发展仍存在诸多的不平衡不充分之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以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引领乘势直上、全力以赴，积极探索更加完善的共同富裕实现机制，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只有实现了共同富裕，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才能真正成为造福最广大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充分获得人民的肯定、拥护与支持，才能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统筹推进的实践策略
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它不仅意味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更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因此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翼齐飞的发展过程。然而，一直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却只见物不见人，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畸化变形，即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裕，人的精神世界却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泥沼之中，这不仅极大降低了其现代化的质量，更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为了避免步资本主义后尘，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统筹推进，要求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充分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单向度的，而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筹推进、协调发展的。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最紧要、最迫切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正如邓小平强调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然而，无论经济发展的形势多紧迫、任务多艰巨，中国从来都没有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割裂开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中国十分注重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治相协调、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注重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通过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口袋富了起来，脑袋也富了起来，人们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得到滋养和巩固，整个现代化进程也在两个文明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快速向前推进。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更加强烈，对享有更丰富更优质精神生活的愿望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高度指出，必须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并由此确立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使得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得以在更高层次上展开。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一方面继续保持着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另一方面则在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上持续发力，成功塑造了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行为规范与文明风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这样一来，我国的现代化不仅在硬实力上突飞猛进，在软实力上亦得到显著增强，不仅高楼大厦遍地林立，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也巍然耸立。
实践证明，正确处理好“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策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推进的重要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更需要提高统筹两个文明发展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才能攀上更高境界，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才能更好实现。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
从静态角度看，现代化是富裕、繁荣、文明的象征，而从动态角度看，现代化则是人不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世界性历史过程。因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现代化的基本原则。西方现代化模式以资本为核心、以逐利为目的，这就决定了它总是通过过度开发、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的方式来助推现代化。从比利时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到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从美国的“洛杉矶化学烟雾事件”到日本的“水俣病事件”，西方的现代化繁荣背后实际是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的过度破坏以及对未来的过度透支，是“触目惊心的生态破坏”与“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这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当代”不顾“后代”的现代化模式不仅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破坏殆尽，更是将子孙后代的利益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不仅侵蚀了自己的发展根基，更是损害了全人类的未来。
在深刻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以及由此引发的“代内发展”与“代际发展”冲突断裂的基础上，中国本着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增长，更不“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而是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把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原则之下，中国一方面在全社会广泛倡导和践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大力提倡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消费和不合理消费，使“绿色生活”“美丽中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以此倒逼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则深入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牢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制度、法律、技术、市场等多种手段全力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及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开创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的共生格局。进入新时代，中国更是按下减污降碳、绿色转型的加速键。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设定充分表达了中国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彰显了中国对全人类尤其是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担当。
通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创造性地化解了“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克服了困扰西方现代化数百年的发展与保护“二元悖论”的难题，不仅实现了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更加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不仅提高了当代人的民生福祉，更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随着中国向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不断迈进，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仅是一个富强繁荣的中国，更是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是一个子孙后代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中国。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成己达人的支撑保障
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彪炳人类史册的现代化发展奇迹，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接续拼搏的结果，但也离不开和平有序的发展环境作为支撑和保障。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少数国家和少数人利益的代表，西方国家对内搞剥削、压迫，对外搞“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从新航路的开辟到全球殖民体系的建立再到世界市场的形成，西方国家凭借自身的“先发”优势从广大落后国家掠夺大量财富，同时将自己的商品、技术、制度以及价值观输送至全世界，以此达到搜刮与宰制全世界的目的。在这一过程当中，任何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方式都被视为不可容忍的“敌人”与“异端”，都被当作“挤对”与“遏制”的对象。因此，西方现代化模式总是与暴力相伴，“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霸权逻辑是它的主旋律。通过诉诸霸权主义的行径，西方国家看似可以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可以得到丰厚回报，但动荡不安的国际秩序最终给他们带来的是巨大的“反噬”，从恐怖主义的愈演愈烈到难民危机的爆发，从局部冲突的频现到各种非传统安全的蔓延，西方世界被重重危机包围，其现代化之路走进了死胡同。“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只有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走得通，而这恰恰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贯遵循。
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我们从未侵略殖民过其他国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中融化流淌着的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和合理念，而非“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强盗逻辑。到了近代，由于遭到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中国经历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楚，这使得中国人民更加珍爱和平，也更加坚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正因为如此，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交往，同时与各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行为展开斗争。通过谋和平、促和平、护和平，中国既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也为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的不断抬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更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和平发展理念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升华，也为陷入纷乱迷茫的世界各国指明了前进方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一方面携手世界各国塑造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冲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瓶颈；另一方面则共享发展机遇，协力创造更多的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以及共赢新亮点。除此之外，中国还将自己的现代化成功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全世界，欢迎世界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顺风车”，从而实现共同发展。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彻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格局，是一种成己达人的中国气派。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正是因为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朋友圈才越来越大、好伙伴才越来越多，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越来越繁荣。在接续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顺利实现，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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