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建设是观察中国现代化转型和特色发展的锁钥。“国家建设既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1］1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史不同，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传统经济社会结构内在变迁的双重因素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2］111的自给自足和封闭市场特征使其自身具有相对稳定性，但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世界发生联系”，［2］6以资本和市场扩张为目的的西方工业文明不断冲击着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瓦解着传统帝国体制。因而“现代国家在中国的产生是革命与变革的结果，并受到了外部世界种种力量的影响”，但其“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3］正因如此，近代中国虽然出现多种国家建设行动，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同时兼顾并实现了外争主权独立内争统一富强的国家建设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道路，不断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逐步实现，使文明古国全面迈向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的历史逻辑和百年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在逻辑。”［4］因此，要理解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要把握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与目标构想的历史演进。
一、近代中国国家建设行动与历史抉择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因反抗侵略捍卫主权而发生，现代国家建设也由此开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却未能按照革命设想建立形成统一的、强大的民主共和国，因而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对外有强烈的主权独立要求，对内有迫切的统一政权需要。此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国家建设一直在反抗侵略和统一政权中进行不同尝试，最终做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抉择。
清王朝统治被推翻后，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共和的国家体制追求。按照革命方略，辛亥革命后应该建立民生发展、民权开放、民族自决自治的民主共和国这一现代国家构想，并依此开展国家建设。然而，这一国家建设构想未能付诸实践，因为这个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还远未发展成为一个能够承担建立国家政权的足够独立且强大的领导阶级，因而白吉尔将辛亥革命称作“不见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5］因此，辛亥革命推翻传统帝国政权之后，因对袁世凯军事集团不断妥协和让步，使得革命所追求的以民权为基础的共和变成了“一切大权揽入总统手中”的共和。［6］293因而资产阶级共和国建设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解散各种反对组织、代议机构和地方自治组织，开启了近代中国军事政权统治，这种不成熟的军阀政权最终在民众强烈的主权独立要求和其自身反动的帝制复辟中走向覆灭，导致军阀割据局面形成。这一时期地方尝试以组建联省政府的形式开展“联省自治”的国家统一和建设行动，最终被北伐统一，历史将国家建设任务推向政党。“1911年之后，政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登上现代中国的舞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分别承担起国家构建核心能动者的角色。”［7］ 与西方国家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的形式和逻辑不同，中国的政党产生于现代国家形成之前，政党是国家建构的推动力量，是建设国家的主体，而不仅仅只是参与者。而政党作为一种具有组织性力量的政治主体的出现并承担起现代国家建构责任，则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历史探索过程。
中国国民党成立之初，与西方政党完全不同，“所有的政党都与民众不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6］328直至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改组，近代中国才开启现代政党政治新局面。国家建设先行者孙中山吸取革命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中国国民党，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国家建设构想，希望通过改组打造一个强大有力量的革命政党来组织和整合各种力量建立现代国家，国家建立起来以后再依靠政党政治形式去治理和改造国家。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政党有其特定的历史使命，政党要先建立国家，才能实现其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等功能。虽然国民党经过改组，但并没有改变其精英型政党性质，由于缺乏切实有效的民众动员和沟通机制，国民党面临着各种矛盾。尤其是蒋介石继任之后，未能真正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最终将“以党建国”的思路发展成实行一党专制独裁的 “党国体制”，导致国民党未能实现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现代国家建设目标，历史将现代国家建设的重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但具有国民党从未有过的与生俱来的优势——强大的民众基础，还在外争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下，始终以民族大义为先，肩负民族复兴之大任，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逐步获得了广大社会阶层的认可，不断发展壮大。“用政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来进行中国革命，并由此支撑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实践的总结，是其在各种失败和教训中感悟出来的真理。这个中国革命先行者所昭示的真理，并没有被国民党所真正继承，相反却在力图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1］2这种发扬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革命法宝：有一个明确的具有号召力的纲领联合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法宝——统一战线；有一支由党领导的独立的军队，以武装斗争形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各种反动势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法宝——武装斗争；有一个具有组织领导力的、走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因共产主义理想而团结一致，并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来加强领导力，即第三个法宝——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革命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将现代国家构想变为现实的重要保证。
可见，近代中国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类型的尝试和选择，是不断失败再不断选择和前进的历史过程，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并在继续革命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二、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的构想演变与百年探索
“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民族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与生俱来的，但对其所要建立的国家的构想，则是在不断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明晰起来的。”［1］3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构想和目标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设想到现实、从改革到定型、从巩固到开创的演变进程。
（一）从模糊到清晰：革命时期建设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构想演变与形成
早期共产党人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8］未来要“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9］但对于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劳动者国家，早期共产党人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这从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只笼统地规定了革命军队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内容可以看出。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处于一种相对模糊的状态。
这种模糊状态从党的二大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党的二大对国家建设有了初步的构想，即消除内乱、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当然，这一构想并不适应当时的中国实际，无法解决国家统一和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但这种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来认识和思考国家建设问题的方法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此后，随着城市工人运动的受挫和国民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宪法大纲的形式确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建设目标，并尝试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建设两大方面将这一国家建设构想加以落实。政治上，规定国家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组织形式是议行合一的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经济上采取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发展，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并规定税收形式、土地分配、劳动关系等具体内容。宪法大纲还首次明确中国国家建设以“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10］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放弃了建立联邦共和国这一不切实际的构想，是中国共产党真正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领导国家建设的局部实践。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构想也开始从工农革命政权的局部建设向全国性政权建设思考转变。这一系列政权建设实践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相对清晰的国家建设构想——“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设这个新国家，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一体推进。政治上，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经济上，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合作经济；文化上，建设“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1］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明确认识到，适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家建设，是不同于欧美式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种国家形式。这一初步构想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从设想到现实：建设时期国家建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代化构想与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面执政之后，国家建设面临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考验。
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性质上还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是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12］这一时期的国家建设与国家制度建构同步进行，新中国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13］87其制度形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辅以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支撑，以民主集中制为制度组织和运行基础，经济形态则是国营经济为基础，其他经济成分并存。
由于这一时期的国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建设面临着“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任务，要在恢复和发展生产基础上，开展并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做准备。因而新中国成立初期需要“运用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来有计划地发展和改造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14］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而明确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目标——“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13］320其中，“伟大”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发展国营经济、消灭私有制及农业合作生产的集体所有制体现；“富强”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在生产发展基础上，逐步地和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执政目的体现；“先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表述变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现代化初步探索的具体内容。
可以看出，在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目标开始逐步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虽然遭遇挫折，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以发展生产为基础，兼顾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探索为之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从改革到定型：改革时期国家建设目标变化与特色道路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15］这一国家建设远大目标，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其着力点是同步推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最重要的是打破了革命和建设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的思想观念，重新认识和厘清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国家建设目标上，以明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处于初级的阶段）［16］为基础，经历了从“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部分修改通过）再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部分修改通过）的目标演进过程。同时在国家建设目标转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国家建设方略。经济建设上，明确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进而实现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基础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不断满足。政治建设上，“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基层直接选举、省级和中央间接选举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形成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逻辑思路，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文化建设上，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社会建设上，逐步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社会，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可以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国家建设方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逐渐走向成熟和定型，回归现代化取向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改革的阶段性探索，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道路和经验。
（四）从巩固到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想与全面深化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是决胜全面小康、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国家建设主要以“强起来”为目标，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回答开始由“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通过）转变。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下，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方略更加全面，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仍然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是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和短板。这是由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和生态环境实际情况决定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改善生态环境，更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和生产结构的转变，也是人民生活方式、观念认识的转变。这标志着现代化建设从物质追求到精神文明再到人的发展追求的转变，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质的提升。
在实现国家建设的强国目标上，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重在解答怎样“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7］91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也是持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题中之意。与之相适应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目标与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步调一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的关键阶段。
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之际，第一个百年目标基本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正开新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更高的时代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并进行改革，后半程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征程开启之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代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形成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面对更复杂更艰难的全面现代化，我们党既要前瞻未来、奋勇向前，又要回望历史，总结经验，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科学布局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稳步前行。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
“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17］1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是国家主体的现代化，又是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是新时代的新征程，也是新时代的新阶段，［18］其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国家建设探索和实践的历史延续，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新发展。当今中国正处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节点上，需要深刻总结百年国家建设探索和实践的历史经验，科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设。
（一）在国家建设中始终遵循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时，需要一个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缓和冲突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国家，因而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19］当这种社会分化或对立面消失时，国家则随之消亡。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封建和反封建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之中，需要一个产生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同时又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冲突，维护秩序。（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产生于当时中国社会实际之中，又承担调和社会矛盾的力量。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建设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证明。
在马克思看来，革命赖以发生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时，无产阶级要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获得政治解放，革命条件不成熟时，革命即使发生了也会失败。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20］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设，将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社会主义自身运动规律与中国社会发展具体实际相结合构想，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调整国家建设目标，在科学探索“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理论问题基础上，走出一条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道路。
（二）始终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来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以政党为核心整合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逻辑在中国社会的具体体现。”［21］中国共产党成立苏维埃革命政权时就已开始党整合社会、国家和军队的尝试，产生了三大法宝，并且在不断革命中得以强化和巩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22］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逻辑决定的。而中国共产党也在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奠定了核心领导地位，同时也形成了以党的自身建设驱动和推进党领导的国家建设的逻辑进路。
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提出具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国家建设战略，能否始终保持和完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因此，要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既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又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3］要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就需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要发挥这个最大优势，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因而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提和保证，也是顺利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所在。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自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要在一如既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政治建设是党的基本建设，决定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需要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基础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加强党性锻炼，把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落到实处。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党的制度建设要求也十分迫切，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曲折历程表明，需要以科学完善的制度保证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以制度化渠道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进而集聚社会各方力量，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进。
（三）注重同步推进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因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而开启，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要求。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构想经历了建立独立统一的人民民主国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演进过程，这一构想演进过程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同步推进。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为追求目标，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时，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的选择是现代化从属于社会主义，通过集体化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经济社会实行计划性发展，使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顺利过渡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此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物质条件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状态。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4］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时的国家建设目标开始回归现代化，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新性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并随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的发展，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25］现代化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现代化建设的着力点和具体推进也不同。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中国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结合发展的历史进程，呈现在国家建设上，“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从‘救国’、‘立国’、‘兴国’一直到‘强国’的探索与变迁”。［26］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社会主义和国家的同步现代化，社会主义是方向性根本性的，国家的现代化是主体性全方位的，国家建设的现代化以党的建设现代化为前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前进方向，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以人的现代化和全人类的全面解放为价值追求，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理论价值和世界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工商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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