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不仅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事件，同时也是现代世界亟须解决的难点问题。就远景而言，中国的反贫困方案不断激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历史愿景，消灭相对贫困，为人类进步事业提供中国方案；就近期来谈，新时代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等反对绝对贫困、逐步反对相对贫困、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重任。它们都彰显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探索。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不应简化为对私有财产的外部反思，更应聚焦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内在批判。只有站在这样的原则高度，才能真正理解反贫困与人类解放的本质关联。作为理论指导与原则高度的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为中国反贫困事业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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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缺憾：贫困思想史的反思路径及其问题症结
消灭贫困是人类对抗自然、发展自我的永恒议题，贯穿于人类文明进程。就理论研究而言，前资本主义产生了关于贫困的思考萌芽，但这种思考是自发的、碎片化的，并且高度依附于“君权神授”的等级机制。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才真正成为反思课题。以英国学者恰里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B.斯布姆·朗特里（B.Seebohm Rowntreee）为代表，最早提出了现代工业贫民问题，即现代性带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机遇，同时也引发了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贫困的现代缺憾。思想家们不断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他们切入贫困问题的路径主要包括经济学研究路径、法权式批判路径、哲学反思路径等。这三种路径建构起反贫困思想史的整体性图景，为马克思反贫困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经济学研究的反贫困路径
古典经济学前史，包括重商主义（货币主义）、重农学派已经萌芽出对社会财富增长的现代思考。它激活了这样的设想：财富与贫困关系是矛盾的——若促进社会财富增长，贫困问题必然得到解决。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积累意味着为人民提供社会财富。以亚当·斯密为例，《国富论》提出现代世界富裕的路径在于资本生产及其积累机制。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就是资本通过雇佣劳动生产出新世界，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斯密认为，资本通过分工积累财富，同时也使最下层人民致富，使整个社会“富国裕民”，“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大增……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故斯密试图通过劳动报酬来解决贫困问题。显然，斯密解决贫困是以劳资关系的合法性为前提的，即在不触动资本的前提下调节贫困。如果有批判价值的话，仅体现为它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斯密对贫困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诉求，如贫困的劳动者更应该重视道德禁欲与文明修养，“哪怕一个星期的胡行与挥霍，往往就足使一个贫穷的劳动者，永远沦落”，贫困的形成更多源于贫困者自身的道德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的政治向度，即社会财富的生产功能不能仅限于财富本身，而需要将财富与国家、人民、社会的整体性发展结合起来，形成有机的社会生活。正如西斯蒙第所反思的那样，现代发展是为人还是为物的“发展焦虑”。但他们由于致力于财富积累的学理性追问，故“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古典经济学家们坚信社会财富对于整个社会反贫困的积极作用，强调国家对财富分配、消费的干预职能；但坚持认为过度的贫困救济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议应该让穷人自己通过劳动改变贫困现状。大卫·李嘉图的看法非常典型，他认为，“救济法的作用，使富强变为贫弱，使劳动的努力仅仅为了生计，使智能优劣的界限紊乱，使人类心灵，为满足肉欲而不绝忙碌，最后，使一切阶级陷于贫困”。这些判断直接呈现了如下事实：由于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期，如何提炼国家财富原则与资本生产规律，是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基本任务，然而经济学家们只是注重建构财富的生产理论；同时，由于时代命题与阶级立场的限制，尽管看到了贫困问题，但他们要么将之归结为分工致贫，要么看成是分配不公致贫，并未对资本致贫的根源加以反思。
（二）所有权式的反贫困批判
很多思想家将贫困看做是法权意义上的不平等，如收入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平等抑或是交换的不平等，由此，问题就转换为对不平等的所有权关系的批判。这种批判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它直接进入了财富生产的过程，剖析了生产不平等的原因。以卢梭的思考为例，他认为有两种不平等带来的贫困问题，第一个是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这种贫困方式是先天的、自然的；第二个是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带来了压迫性或剥削性的贫困，“第二种不平等包括一些伤害他人特权，例如比别人更加的富有、更加的光荣、更有权力，甚至于让他人服从自己”。这两种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并以一种否定的“社会公约”存在，“你需要我，因为我富你穷。现在，让我们订这样一个协议：我允许你有为我干活的荣幸，条件是你把你手中仅剩下的那一点儿东西也给我，以酬谢我为了奴役你而付出的辛劳”。显而易见，他并未真正理解现代资本致贫的根本原因。因此，卢梭的解决方案并非深入贫困问题本身，而是以自然主义的“应然预设”对贫困加以批判，体现为两种路径的统一：一个是以公意为内容的社会化教育，公意是以公众的利益为根本，是统治者与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统一；另一个是在公意的框架下，建立保护私有财产的共和国或政府，“如何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的出现，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防止的方法，不是剥夺富人手中的财产，而是用各种手段防止他们聚集财产”，即通过法律、道德、习俗等规范私有财产对穷人的侵害。
卢梭的“文明进步与贫困生产的协同演进”思想，在傅立叶、蒲鲁东那里得到了回应。傅立叶认为贫困是由于过剩引起的，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他提出的方案是一种空想的反贫困思潮，即在平等的社会化向度上消除阶级差别；但他没有真正破解导致贫困的原因是私有制度，而是致力于所有权关系或法权内容。同样，蒲鲁东也是从法权关系的视角思考反贫困问题，认为所有权或财产就是盗窃，主张消灭资本大工业生产，代之以小生产者的平均化与普遍化生产，消灭特权，废除奴隶制，实现权利平等和法律主宰一切。蒲鲁东与卢梭一样，并未进入现代贫困的生成视域，而固执于一种表象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蒲鲁东和卢梭并未超越国民经济学的视域，“在国民经济学的异化范围内扬弃国民经济学的异化”，并未超出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私有制）的合理性论证范围。
（三）哲学反思性的反贫困考察
任何思想如果要把握住时代命题，必须上升至哲学层面，反贫困问题同样如此。黑格尔则真正提出了现代社会贫困的哲学反思，“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黑格尔从人格化与所有权的关系出发，讨论了社会化需要与法权需要的划分：人们（Mensch）对财富的占有是平等的，但作为法权关系的人们（Person）在市民社会中占有财富的法律机制上却不平等，由此产生了现代贫困与现代贫民；同时，由于贫困的市民不能“自食其力”且失去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这些贫民就转变为“贱民”。但在黑格尔看来，解决贫困被无限还原为解决“贱民”情绪的问题，“贫困本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相结合的情绪”。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贱民问题变成了哲学思辨的演进环节，进而只是在精神环节中完成了反贫困的抽象工作。面向这种思辨的“镜像”，如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意识到的那样，由于人民容易走向“贱民”，那么“人民成为一种令人尴尬的在场，并且贫困与排除第一次看上去成为令人无法容忍的名副其实的丑闻”。那么，黑格尔如何面对与解决贫困与“贱民”的丑闻呢？
一方面，黑格尔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贫困成因。黑格尔反思贫困的理论起点与解决思路，与功利主义理解完全迥异。功利主义误读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认为有致富的低等欲望，才会有穷人；穷人也想着功利的财富，才会越来越穷；假如穷人想着普遍的自由，就是不穷。换言之，将贫困设置为能否获取功利的向度。与之相对，黑格尔认为贫困不是源于功利主义，而是源自社会关系层面。黑格尔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反思贫困问题，认为市民社会有两大原则：利己主义原则与普遍主义原则。前者是以需要为内容的利己主义原则，后者是以普遍性原则为内容的中介原则。市民社会是由利己主义目的与普遍性规则有机构成的社会制度。贫困形成于市民社会理念的分解矛盾，“理念在自己的这种分解中，赋予每个环节以独特的定在，它赋予特殊性以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力，而赋予普遍性以证明自己既是特殊性基础和必要形式、又是特殊性的控制力量和最后目的的权利”，即市民社会由于特殊性（个体需要的任性偏好）与普遍性（社会制度的权力约束）关系而矛盾重重。由此，黑格尔指出，贫困源于市民社会内部对立与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特殊性的利己主义原则导致了动物式的本能膨胀，带来了特定群体的匮乏和贫困。
另一方面，黑格尔提供了解决贫困的路径。他解决贫困的方案也是在社会层面进行援助，“社会竭力从贫困和它的救济中去找出普遍物，并把它举办起来，使那种主观援助越来越成为没有必要”，这种普遍物是社会公共职能：一是防止挥霍成性的居民变成贱民，二是教育贫民，“市民社会对个人的给养负有责任，它就有权督促他自谋生活”，以内化教育解决贫民问题。同时，黑格尔认为解决贫困还需要同业公会与海外殖民的有机补充。但就总体思路而言，黑格尔的解决贫困的思考，是一条从“应然反思”到“实然批判”的思路，即假设贫困是现代社会的任性与偏见的结构性缺陷，转换至将这种缺陷纳入更高的绝对精神即国家层面加以解决。其实质是将贫困本身纳入到观念运动之中，而非一种现实的批判行动，因此他也不可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总之，这些反贫困的路径都没有建立在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上，故不能真正实现反贫困。与之相对，马克思完成了扬弃资本、超越贫困的最终方案，深入资本的内在原则加以批判，形成了超越贫困的“终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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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澄清：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理论脉络与核心原则
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是最具影响力与最为彻底的，原因在于他不仅强化了历史进步论的超越性，更强调了历史进步过程的反贫困实践，以实现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未来可能。马克思以反贫困为批判内容，深度挖掘出反贫困与现代世界的内在关联——不仅从哲学与经济学双重维度阐述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还从社会解放维度提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解决路径。
纵观马克思的全部文本，可以看出，始终贯穿着这样的话题：资本批判与反贫困实践是紧密联系的。有一种错误的主张，反贫困容易被把握为一种高度晦暗且特征鲜明的操作方式，即简化为反对私有财产的激进行动：其一，政治形式的反贫困。它通过政治功能强制超越贫困，最为极端的就是否定一切导致贫困的内容与形式，包括将市场经济看做“洪水猛兽”。其二，经济形式的反贫困。它通过私有财产本身的运动来反贫困，但这种私有财产的运动并未导致贫富差距的缩小，反而固化了私有财产。其三，社会形式的反贫困。它通过社会化运动，如农民起义或社会改良等，试图通过平均主义完成反对贫困的任务等，如蒲鲁东主义的“银行改革”等。
与之相对，马克思不断追问现代贫困的起源、运行与结果的规律问题，将贫困问题放在了私有财产运动之中。那么，反贫困的重任就聚焦为反对私有财产，“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早期马克思从哲学高度追问了现代贫困生成机制、超越贫困的历史条件及其最终路径，为《资本论》时期的反贫困研究确立了基本议题。
（一）澄清了贫困形成的社会根源：资本导致现代贫困
与法权（所有权）、道德伦理与浪漫主义等批判形式迥异，马克思自《莱茵报》开始就已直面物质利益问题，将穷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捍卫对象与研究立场。如《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明确提出一种“利益悖论”。由于法律模糊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枯枝、果实捡拾等传统习惯在此成为一种“不明确的内容”，而导致穷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习惯法的形式在这里更是合乎自然的，因为贫苦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有意识的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应有的地位”，因为“有一个地方已经把穷人的习惯法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即市民社会是通过法律维护富人而不是穷人的利益。因此，马克思开始进入以利益关系为内容的市民社会批判。
首先，对宗教及其理论形态的思辨神学的批判，将贫困问题拉回现实视域。“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由此，马克思从对宗教的批判进入对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最后到达对现代性世界的批判。其次，划清贫困的现实批判及其理论批判之间的界限，深度切入现代贫困的生成机制。任何理论批判若不切入现实，那么只是对理论本身的批判，只具有批判的抽象外观。因此，马克思提出对贫困的现实批判，即考察市民社会中的特殊物质利益关系，以澄清现代贫困的生成实质。最后，贫困现实形成的基础不是以信仰或思辨为支撑的宗教世界，也不是以法权关系为基础的政治世界，而是形成于资本主义运动过程——资本及其逻辑塑造出现代贫困的社会结构与生成规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异化劳动导致工人贫困——工人首先是获取生存资料的劳动者，其次从事异化劳动，最后形成了普遍化贫困的异化关系。简言之，贫困构成了现代生活世界的基本内容之一，是解剖现代性的重要抓手，“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但问题在于国民经济学将贫困作为理论之外的合理内容，并未对之加以真正说明；同样，黑格尔的“贱民哲学”也对贫困做了反思，但并未面向私有制本身，反而诉诸精神运动的扬弃环节。因此，私有财产致贫是值得批判的，围绕私有财产的理论同样也是值得批判的，由此问题转向私有财产形成的原因，即异化劳动导致了工人贫困与资本积累的双重社会结构，“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在后来的文本，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保持无产阶级贫困的两种权力。一是资本经济权力，它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贫困生产的哲学思考，但问题在于需要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形成原因，《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是其根本原因。雇佣劳动是资本积累的根源，是现代异化劳动的集体体现。因此，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考察了资本权力如何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劳资关系对峙是资本主义经济权力的体现，更是资本控制雇佣劳动的集中表现，“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包括资本如何剥削无产阶级及其年轻后代的剩余劳动，造成了无产阶级“积贫积弱”的现实。马克思引用了很多文献与时政新闻，如《工厂视察员报告》系列、《童工调查委员会》系列报告、《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雷诺新闻》、《社会科学评论》、《星辰报》等。
二是资本政治权力，它主要通过法律等上层建筑控制无产阶级。《资本论》以资本主义法律为例，认为国家法律保护的是资本增殖的合法性，忽视无产阶级贫困的现实，进而揭露了资本主义法律的虚伪性。如下院“食品掺假”调查委员会（1855—1856年）与哈索尔医生的《揭穿了的掺假行为》共同证实了这个问题，“揭发的结果是1860年8月6日颁布了‘防止饮食品掺假’法，这是一项无效的法律”，由此，马克思详细考察了面包行业的法律缺失导致的面包工人的工作日长、收入低的贫困状况，如《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等。同时，为了更好说明资本法律关系不涉及与解决无产阶级贫困，《资本论》引用大量资料加以论证，如约翰·威德（John Wade）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弗·莫·伊登（F.M.Eden）的《贫民的状况》《每日电讯》等，最后以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的《工厂哲学》作为评判依据，提炼出法律的虚假性与反动性，即“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二）反贫困路径的澄清：对资本批判才能完成反贫困重任
马克思的反贫困是从社会整体性建制上对之加以改造，不停留于简单的修复工作，如慈善体系、帮扶制度与福利支撑等，这是马克思反贫困的核心原则。换言之，要防止贫困问题本身不断在社会内部被生产出来。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是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那么彻底颠覆之，必然归结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换言之，无产阶级及其理论是马克思的有原则高度的反贫困路径。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供了工人贫困的哲学批判，那么从《共产党宣言》至《资本论》及手稿则详细剖析了致贫原因与反贫困思想，定位了无产阶级贫困的经济哲学批判。《共产党宣言》从资本的文明性与否定性的双重视角，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及其全球化效应。《资本论》详细说明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矛盾关系的现代表达，即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复杂性矛盾造就了现代性贫困，如货币转向资本的历史进程，资本如何将农民、手工业者等群体改造为一无所有且自由交换的无产者，资本生产积累过程，资本如何剥削无产者的剩余劳动，且无限压缩后者的必要劳动等。总而言之，现代贫困就是资本固化无产者的生产过程，强迫后者为资本增殖提供剩余劳动，完成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积累）。“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劳动者，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即现代贫困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严格对峙与矛盾互动的结果。进而言之，现代贫困的积累与资本的自我积累是“协同推进”的，资本积累就是扩大再生产，那么资本“积累过程的机制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资本积累有两个方面的历史效应：雇佣工人的贫困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增殖能力；同时固化了资本的社会关系的生产结构，使这种无产阶级的贫困严格从属于资本积累本身。
由此，马克思完成了现代贫困的严格论证，提出有原则高度的批判路径或超越方式。首先，马克思考察了贫困世界的三种矛盾样态。一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这是从财富占有内容来说；二是静态贫困与动态贫困，这是从致贫可能而言；三是显性贫困与隐性贫困，这是从贫困表现来谈。它们共同形成了现代贫困的基本内容，但是后面两种完全从属于第一种贫困矛盾样态。其次，马克思提供了反贫困世界的批判方式。作为一种哲学，反贫困方式可以在理论上得以澄清，且被提炼为一种批判性内容：一方面，澄清了贫困问题的双重前提，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可能。马克思关于现代贫困的产生根源思考，起源于《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困惑，初步定位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矛盾关系，最后聚焦为《资本论》及手稿时期是雇佣劳动与工业资本的矛盾性关系，集中体现为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本质，“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个限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对峙。另一方面，划清了现代贫困与传统贫困的界限，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精准定位。传统贫困是等级贫困与绝对贫困，而现代贫困是相对贫困。因此，必须要利用资本，发展市场经济，壮大社会财富，为超越资本提供物质基础。最后，反贫困的根本路径就是超越资本逻辑。现代世界是由资本所控制的世界，资本生产造就了贫困的四种表现，如资本自身积累的贫困、劳动者积贫积弱的贫困、生态被破坏与损害的贫困、精神颓废与智力荒废的贫困。如智力荒废为内容的贫困，马克思在谈及未成年人被卷入工厂体系时说：“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因此，反贫困在原则性上表现为反对资本；换言之，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全面共享与成员能力的全面发展，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两大内容：一是消灭以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为内容的生产方式；二是消灭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方式，将构成生产资料的剩余劳动（无酬劳动或剩余价值）回归至社会，使得历史创造的所有内容由人民共同占有，且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基础，“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三）反贫困思想的历史向度：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高度统一
正如《论犹太人问题》批判鲍威尔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本质差异。与之相对，马克思的反贫困不仅仅是一次政治运动，它还是直接将反贫困与人类解放紧密相连的现实化行动。如果将贫困定位于无产阶级的工资问题上，就无法剖析出现代贫困的真谛。首先要澄清几种错误的反贫困思考。一是消灭资本家就好，因为资本家是“吸血鬼”，故诸如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等社会主义者认为，“要资本，不要资本家”，进而将资本作为一种物，且认为只有资本才能解决贫困问题。二是消灭无产阶级，通过机器代替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就转化为如何使用机器，如国民经济学家认为，采用机器可以节省时间，同时将排挤出的剩余工人转移至新的生产部门。显然，这些国民经济学家们曲解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实质被他们所曲解。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劳动阶级，那么这对资本来说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时期，因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成其为资本了。”三是消灭资本，将之局限于消灭市场的交换过程，如蒲鲁东主义认为，通过“人民银行”，发放小时券，就可以消灭所有权，“把资本真正归结为纯粹的交换，从而使资本作为权力消失，而且不管资本采取商品形式还是货币形式都被消灭”，他恰恰又回到了卢梭的批判境遇之中。
因此，假如将反贫困问题与人类解放加以链接的话，那反贫困的历史内容必然要扩大很多。《资本论》已经区分了两种贫困形式：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围绕两种贫困形式，马克思详细说明了资本致贫的情况。第一，劳动人口与过剩人口是绝对贫困的。绝对贫困是无产阶级的必然生活样态，原因在于后者只是以工资的方式生存，这种绝对贫困保障了资本生产的劳动人口；同时，由于资本积累的调节，出现了大量过剩人口。两者构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群体。
第二，相对贫困才能保证资本生产的延续性。由于资本积累过程需要无产阶级的参与，假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那么资本流通环节就会出现问题，尽管资本消费包括社会成员的生活消费与资本生产的生产消费，但两者缺一不可，否则资本积累难以为继，因此需要提高工人的收入。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新变化确定了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地位，如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资本生产系统，将全球化资本收益用于国内工人的收入增长上；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因此，现代贫困形式上又表现为相对贫困，突出表现为两个特征：相对于资本家收益，无产阶级的收入是相对贫困的；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相对贫困的。
第三，两种贫困形式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两种贫困形式都证实了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它们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能力与实现程度的调节机制。绝对贫困是从资本生产过程来谈的，资本需要不断吮吸无产者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相对贫困是从资本积累即资本扩大再生产而言的，资本需要无产阶级消费，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因此，两种贫困形式有机地统一在资本生产过程之中。认为贫困只是生活资料难以满足的问题，换言之，认为只要解决工资问题，贫困就完全消灭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贫困问题存在一个从绝对贫困（收入或工资问题），到相对贫困（生产资料公有、财富同有、生态共享、全面发展等）更高阶段的发展过程。
总之，马克思在历史发展向度上提出反贫困思想，摆脱了那种简单治理贫困的政策性路径，而是深入至社会机制内部，将反贫困议题归属于批判资本的重要内容。因此，反贫困不仅是一种政治性承诺，更包含着历史解放的新世界观，保证了人类进步事业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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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新时代启示
没有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就不可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指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夺取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由于时代限制，马克思只关注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反贫困问题，不能考察社会主义的反贫困实践。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胜利，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实现消灭绝对贫困的成功范例，为世界提供了反贫困的中国方案，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
（一）新时代脱贫攻坚伟大胜利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
马克思认为，反贫困事业包含消灭绝对贫困与消除相对贫困的双重任务，反贫困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连；想要解决贫困，必须消灭资本、破解资本致贫的社会机制。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反贫困实践，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制度力量独立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
第一，新时代脱贫攻坚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继承发展。就原则高度而言，新时代脱贫攻坚是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实践继承与时代检验。一是脱贫攻坚以制度设计优化了市场经济。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核心就是扬弃资本，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国强民富”内容，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需要注意提升市场经济对贫困地区的帮扶与拉动作用，同时防止市场经济对贫困地区的破坏与固化，以彰显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要求做到以制度为牵引、以市场为手段、以反贫困为内容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共同推动贫困地区的治贫与脱贫。二是脱贫攻坚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马克思以无产阶级解放作为理论立场，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谋求变革世界。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及理论与群众的结合问题：“理论一经掌握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新时代脱贫攻坚是中国人民的反贫困实践，它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变成了改造中国贫困面貌的物质性力量，体现了反贫困的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足点。三是脱贫攻坚聚焦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私有制容易带来广大人民的持久性贫困，故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反贫困工作，才能真正避免资本致贫的社会机制。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需要在国家发展战略上提出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
第二，新时代脱贫攻坚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守正创新。这主要包括，一是党的领导是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脱贫攻坚事业的坚强领导者，为反贫困提供了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这是中国反贫困成功的政治保障与政党基础。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立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内容、发展任务与目标都是为了人民，真正体现了制度的优越性与持久性。中国反贫困自始至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具体实践中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为人民谋取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内容。三是制度优势带动反贫困的知行合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主要体现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成大事，聚焦人民意志，谋划反贫困工程。新时代脱贫攻坚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人民求富裕的共同意志（知）与反贫困的共同行动（行）的内在统一。四是反贫困的战略与战术的有机结合。新时代脱贫攻坚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在战略上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同时采用了多种形式的反贫困战术，如乡村振兴、区域脱贫、重点堵贫、协同治贫等。五是打一场群众反贫困战争。新时代脱贫攻坚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反贫困之战，通过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反贫困地区的脱贫内驱力，调动发达地区支持力，协调社会区域反贫困的联动力等，来战胜贫困。六是塑造反贫困的互助精神、弘扬社会主旋律。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脱贫攻坚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大事，需要弘扬团结互助美德、弘扬社会真善美的主旋律，打造正能量的反贫困共同体。七是锻炼中国人民奋斗意志与拼搏精神。新时代脱贫攻坚为争取全面脱贫努力拼搏，锻炼了中华民族求真务实、较真碰硬的意志力，极大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精神等。这些经验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要理论结晶，也构成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极大丰富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
第三，新时代脱贫攻坚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实践检验。第一，就历史向度而言，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消灭绝对贫困、消除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实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之路，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制度选择。第二，就实践效果而言，中国取得消灭绝对贫困的历史胜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中国力量与中国精神，也为世界提供了反贫困的中国方案。第三，就实践经验而言，中国反贫困方案为世界提供了实践标本与理论样本，即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共产党领导，才能真正完成消灭绝对贫困、消除相对贫困的历史重任，为其他国家反贫困提供了中国智慧。第四，就实践途径而言，脱贫攻坚的国家设计与制度优化，塑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内容，如开展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等，为其他国家反贫困提供中国方法等。
（二）新时代脱贫攻坚伟大胜利对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重要贡献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与超越目标。第一，新时代反贫困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注重如何消除相对贫困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反贫困需要面向四大新问题：财富获得机会、社会地位或等级、生产资料分配制度与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就是推进反贫困向纵深发展，更多地侧重于“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的立场，反贫困效果不仅是一种获得感的生存体验，更是社会成员发展质量的衡量标准，“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自觉地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种发展质量的良性提升，意在破解绝对贫困的遗留问题、解决相对贫困的发展难题：一是反对因社会不平等造成的机会获得贫困。应该通过制度设计让社会成员进入发展通道，应对社会发展机会的排斥性问题。二是反对因公平阙如导致的社会获得贫困。通过更为公正、透明的社会选择机制与财富流动体系，实现社会地位平等化，反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式发展。三是反对因财富制度所造成的发展退化贫困。实现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共享机制，反对由生产资料所引发的不公正分配，实现财富占有社会化运动与公平化分配。四是反对因阶层固化所造就的价值实现贫困。尊重劳动者的创造能力，创设劳动者上升机制，反对阶层固化、生存退化的问题等。
第二，新时代反贫困更侧重于未来发展性问题，关注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反贫困内容而言，在整体消除中国的绝对贫困之后，新时代的反贫困更侧重于消除影响社会公正的相对贫困。故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破解相对贫困的现实难题，明确指向人民实现美好生活之愿景，最终实现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一是脱贫攻坚提供减贫与止贫的可靠路径的同时，更加侧重诸如社会利益共享、人民发展机会均等、社会财富同享、社会区域资源同享等消除相对贫困，侧重社会的公正向度，为人民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社会实践；二是要建立消除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防止致贫与返贫之任何可能。这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保障与人民反对相对贫困的全面实践，全面营造社会公正环境，以制度保障为内容，为人民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优势制度；三是消灭贫困不能仅停留在消除贫民的简单定位，还要继续推进乡村振兴，形成永久性、系统化、多元化与结构性的创造财富之路，升级社会创造财富能力，夯实消除相对贫困的公正普惠的社会分配制度，推动人民自由全面发展；四是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推进消除相对贫困的进程，提出了诸如社会联动发展机制、贫困生成阻断机制、区域帮扶互助机制与减贫止贫联防机制等，目的在于防止阶层固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全方位实现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简言之，新时代反贫困的未来发展性内容在于消除相对贫困，促进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之愿景，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等。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哲学研究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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