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涵盖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多种意识形式，是一整套哲学世界观的逻辑体系，从理性层面支撑人们对于社会理想的感性追求。拿破仑·波拿巴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马克思也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习近平则强调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很难守住。”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虽然无形却能够慑服人心，虽然无界却能够统揽全局，它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一个民族的持久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立什么制度等重大政治方向问题。在当今世界战略格局深刻变动和思想文化汹涌激荡的格局下，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成为东西方角逐的对象，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较量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做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没有意识形态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重要判断。此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问题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在期刊文献方面，在中国知网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986篇（其中，CSSCI期刊481篇，中文核心期刊466篇，重要报纸文章239篇）；以“意识形态斗争”为篇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74篇（其中，CSSCI期刊12篇，中文核心期刊11篇，重要报纸文章16篇）。在著作方面，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题或主要研究内容的代表性专著主要有：张骥等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朱继东著《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陈先达等著《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杨永志、吴佩芬等著《互联网条件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王舒毅著《网络安全国家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张志丹著《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江涌著《谁在操纵世界的意识——从苏联解体到“颜色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王承哲著《意识形态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李向国著《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及时代价值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李艳艳著《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吴满意、黄冬霞、苗国厚等著《网络意识形态相关问题初探》（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田海舰著《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在课题立项层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也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2012年以来围绕意识形态问题设立的项目多达240个。其中，有围绕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如“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有围绕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的，如“新媒体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有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如“网络虚拟社会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还有围绕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认同困境与破解策略研究”（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此外，各省、区、市的相关部门也设立了一大批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方面的研究课题。当前学界围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这一主题，着力在重要意义、表现形式、呈现特点、应对策略等方面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认真归纳和简要评析，以期为学界同行深化该命题的研究抛砖引玉、铺石垫路。
二、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研究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7·26”讲话中，习近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四个伟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斗争”和“伟大斗争”共出现23次，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这意味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思考和解决具有重大方向性、战略性和艰巨性的问题。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属于新时期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领域，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针对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
（一）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从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来看，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跌宕起伏的革命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惊心动魄斗争的历史。赵正兰指出：“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曾经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特别强调：“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
2. 从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来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关乎国家生死存亡。
意识形态在维护政权的合法化、推动大规模政治动员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同时，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排除各种干扰因素、保持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赵正兰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出了问题，就会前功尽弃，甚至造成失败。”苑秀丽认为，由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苏联主动“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及苏联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把权力中心从党转移到苏维埃，放弃了对其他党派和政治力量的限制，其结果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反动思想、政治力量开始自由泛滥、甚嚣尘上”。孙自胜认为：“苏联改革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严重的错误。其意识形态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严重失衡，再到彻底转向的嬗变过程。苏共放松甚至取消思想政治教育，犯了意识形态幼稚病错误；盲目实行‘公开性’，导致丧失意识形态领导权；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抽象人道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末路。”习近平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3. 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来看，必须增强斗争本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强化舆论阵地管理、狠抓网络舆论管控、优化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等措施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有效扭转了意识形态建设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意识形态领域整体形成了向上向好势态。但是，“意识形态领域仍不平静，面对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严峻，意识形态斗争和较量有时十分尖锐”。首先，社会思想意识繁杂多样且交织交融。张骥等指出：“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社会进入了加速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叠加出现，多层次的利益群体都在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潮异常活跃，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的态势。”赵兴伟进一步指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日益显现出复杂难控的局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其次，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我国社会正处于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化、由表及里的转型时期。在这一特定时期内，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致使很多新的问题出现，这些新问题又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政治认同产生负面影响。在这一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速度加快，传播途径增多，影响受众扩大，一些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增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受到新的挑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滋长蔓延，道德失范、唯利是图、低俗庸俗媚俗等行为现象屡屡突破公序良俗底线，对弘扬社会主流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消极影响。”再次，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致使舆论引导难度加大。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与意识形态最直接的联系是传播信息。杨永志、吴佩芬等指出：“在现代通信技术的基础上，各种思想文化信息、民主政治信息、社会生活信息以及那些捕风捉影或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等，通过新媒体以声音、文字、图像、影像等复合形式呈现出来，并且不受边界限制，实现全球覆盖。”这在如下三个方面带来舆论引导的难度：一是互联网的双向互动性使信息内容的片面性增强，易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二是互联网传播格局使大众参与性增强，易导致意识形态把关弱化；三是互联网传播过程的“裂变式”特征，易导致网络谣言生成和蔓延，从而严重影响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表现新形式
由于受到我国社会转型加剧，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互联网时代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及国外敌对势力持续渗透侵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1. 文化渗透成为西方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主要方式
苏联解体前后，西方大国就开始以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为掩护，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弱化”的战略，向我国输入西方价值观，着力培养西方价值观的传播者和代言人，而“在中国崛起的摩擦期，西方大国也会不断加大贸易摩擦的力度和文化渗透的力度，不断推动所谓‘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制造周边国家与我国的矛盾，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李萍认为，西方国家因制度输出屡屡受挫，逐渐由推销“社会制度”向宣扬“普世价值”转变。李俊卿等认为，西方社会思潮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对人们的信仰形成了很大的误导，导致价值观的模糊。金民卿认为，西方一些国家不断向我国输入各种危害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故意混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想要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2. 网络殖民主义盛行致使网络成和平演变的新平台
一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握着对互联网的绝对控制权，并且利用网络技术形成强大的宣传攻势，向世界各国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谢亚洪指出，西方国家利用网络霸权地位对华进行意识形态宣传，通过培植和引导一些网络意见领袖，恶意炒作涉党涉政涉军舆情，炮制大量流言、谣言和虚假信息，诋毁党和政府形象。西方意识形态多借助电影、游戏等载体，向人们灌输其价值观，从而培养其拥护者。宋海龙着重指出，好莱坞电影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代表，用它的英雄主义宣扬美国式信仰，促使人们热爱西方的生活方式。之前的殖民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国内各群体成员去进行殖民，现在已经是以公司为基本单位去进行殖民。网络时代，网站成为日常用品，这些产品的使用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所以像“脸书”“谷歌”这样的公司自身就是一个个文化传播的中心点。
3. 网络意识形态繁杂使得舆情管控难度不断加大
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网络扳倒中国，甚至有西方国家的政要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夏云指出，在自媒体出现后，意识形态舆情发生了新变化：一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边界愈加模糊；二是传播渠道以网络自媒体为主，途径更为隐蔽；三是境外资本加紧在新媒体领域“圈地”。洪明星认为，互联网不仅有不少灰色空间，甚至还有一些黑色空间，一些敌对势力经常利用互联网制造各种谣言和烟幕弹，令人防不胜防。宋海龙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借助互联网优势，炒作热点事件、敏感事件，制造虚假言论，引起公众的讨论和恐慌，自己却躲在网络背后难以被发现。例如，一些西方反共势力鼓动的网络黑手在发表攻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当言论时，如果被网络监管部门查封账号，另一些又会利用网络遥相呼应，围攻网络监管部门，刻意危言耸听，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集体质疑。
4. 宗教成为敌对势力行邪教传播、分裂国家之事的名号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这有时却被敌对势力借机利用。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一直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宗教和文化的“软性”和“隐性”渗透，借助宗教和文化活动来宣扬西方的价值观，以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来弱化国家认同的影响，甚至借机大肆散布民族分裂言论，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以及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造成了很大影响。洪明星认为，邪教组织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形成极大危害，它不仅隐蔽，反侦查意识很强，而且还与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境外势力有所勾结，要清除邪教组织并非易事。古丽巴哈·苏来曼指出，意识形态问题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相互交织，此前的“东突”恐怖分裂势力就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歪曲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妄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民族矛盾和混乱，其目的是割断新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关系。
（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呈现新特点
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出现新的趋向，因而产生与传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不同的新特点。准确把握和研判这些新特点，将有助于我们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新情况。
1. 手段更多样：意识形态斗争的途径更加丰富
目前，意识形态斗争的途径主要有媒体报道、网络传播、学术研讨等。不少学者指出，一些西方国家会借助“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歪曲事实，散播谣言。卢文凤认为，敌对势力利用新媒体，将意识形态话题包装成经济、文化、社会、环保、气候等个案进行炒作，利用一切时机发起新的意识形态攻势。安理等认为，如今学术研究也存在意识形态斗争，例如通过解读某些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文艺作品，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学史，从而达到否定中共党史的目的。李萍认为，如今无论是在新闻网站、网络论坛中，还是在个人的微博、微信、QQ中，都可以看到西方社会思潮的身影。谢亚洪认为，目前西方反华势力还会采取公开掩护秘密、合法掩护非法、文化掩护西化等手段，着重利用网络传播的特点进行政治策反、价值影响和腐蚀拉拢，斗争的渗透性、隐蔽性和欺骗性是越来越强了。
2. 方法更隐蔽：西方国家不断加大思想文化渗透力度
侯惠勤指出，意识形态斗争经历了三次转型，其中第三次转型是由理论形态之争向以价值观为内核的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建构转化，主要表现聚焦在文化商品的消费、生活方式的构建、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和学术话语的构建上。同样，谢亚洪也认为，目前美国的霸权行径侧重于文化渗透、价值观输出、意识形态控制。张瑾怡认为，西方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度加大了，重点是文化产品输入和文化消费。李萍认为，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制度输出屡屡受挫，所以斗争内容逐渐转向隐蔽”。江涌指出，西方认为上乘的宣传是“看不见的宣传”，即看起来要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走，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美国一些部门通过所谓的文化合作项目，一直在积极从事舆论宣传的“隐蔽行动”。
3. 工具聚焦化：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由此导致意识形态斗争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方面，互联网突破了时空的限制，给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带来了积极影响。李红革等认为，网络极大地弱化了时间和空间对意识形态参与者的束缚，提高了大众的参与积极性，大大增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另一方面，网络也给意识形态斗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胡敏认为，网络使敌对势力渗透意识形态更加高效便捷。卢文凤指出，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传播更加无国界化，信息引导与监控难度加大，少部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淡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李艳艳则指出，借助互联网这一新型阵地，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反恐”“生态”“时尚”等民众关注的社会安全、日常生活领域的新型话语工具，塑造新的“全球共识”“普世价值”，诱使世界其他国家主动蹈循其发展模式，进而达到实现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目的。
4. 受众低龄化：意识形态斗争对象更趋年轻化
查龙飞等认为，青年学生对意识形态斗争的认知比较模糊，容易轻信诋毁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受新媒体传播的影响，更容易误入歧途。胡安徽则认为，中小学生、大学生是因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近现代史、党史、国史知识的系统了解、系统学习，因而对敌对势力鼓吹传播的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缺乏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免疫力。李萍认为，绝大部分年轻人思想根基不牢、价值观可塑性大、鉴别判断能力差，容易受到网络上封建迷信、色情暴力、拜金主义、低俗恶搞等腐朽观念的影响。周利生等认为，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的整合和创新，西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随同互联网迅速在广大青少年中传播和蔓延。
5. 目的更一致：中国成为西方国家重点攻击对象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发展水平长期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较大差异，而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国家对中国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李晓曈指出，基于这种不信任，西方国家不断通过各种手段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其资产阶级价值观，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权。周太山指出，美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天定命运”“美国例外论”，以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对立，决定了反共主义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核心内容之一。除此之外，西方制度和文化的持续颓势也是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重要原因。胡安徽认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向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延伸，西方制度和文化的颓势已经彰显，同时，中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外敌对势力感受到了威胁，加强了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
（四）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应对新策略
综上可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现出许多新形式，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同时，学者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解决策略。
1. 坚持“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首先必须坚持“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对于如何坚持“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佘双好认为，必须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思想共识。何雯雯认为，除了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还要面向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学者们还通过厘清“两个巩固”与其他思想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强调坚持“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王明生认为，坚定“四个自信”是坚持“两个巩固”根本任务的本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是应对各种敌对意识形态挑战、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选择。叶燊认为，解放思想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武器，是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伟大力量，要以学习增进解放思想的自觉，增强坚持“两个巩固”的自信。
2.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抓在手里。”所谓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认为是“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掌控力,即运用意识形态领导社会主流价值观，控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权力”。郭燕来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由若干要素相互配合的实施过程，可以划分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力、意识形态领导权能、意识形态领导权责、意识形态领导权利、意识形态领导权威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变。”在深刻理解何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础上，怎样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学者们普遍认为：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研究；二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三要坚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四要在遵循规律中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
3.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首先要提升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解释力。江家城等认为，我们要客观审视社会思潮多样化、宣传思想工作滞后、党建存在薄弱环节等现实问题，在处理好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中提升理论体系的解释力。其次要学会处理各种关系。田鹏颖认为，要正确把握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思想生产和思想分配的关系、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最后，要在具体的操作中提升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郑嘉禹、粟迎春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出发：一是从理论层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二是从制度层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三是从社会心理层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伴随着信息生产与传播形态的革新，互联网已成为多元思想的交汇地和社会舆论的生成地，我们面临着舆论引导对象社交化、隐匿化、情绪化，舆论观点意见分布场域分散、独立、割裂，境外势力文化渗透、信息倒灌、舆论串联等挑战，因此，必须把各种舆论工具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胡敏认为，在网络信息交流过程中，要注重榜样力量，善于利用网络意见领袖正确引导舆论方向。安理等认为，要重视发挥公众人物等“关键少数”的积极影响。雷森认为，可以依靠技术加持破除平台圈层、精准信息核查、完备舆情体系使网络舆论引导趋向智能化。在新的舆论环境下，主流媒体担负着守正创新、匡正视听的重要责任；在多元复杂的利益角逐下，主流媒体要及时、准确地把脉社会热点、监测社会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与反馈，强化自身权威。
5. 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网络空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领域和关键变量，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环境。习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学者们意识到网络空间立法的重要性，认为要提高网络空间立法的速度和效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网络意识形态的监测机制、研判机制和处置机制，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模式的优化升级。郭东方等指出，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是舆论斗争的风向标和最大变量，我们要用法律手段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危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舆论及行为要敢于亮剑。针对网络乱象，李明慎指出，应明确网络国家主权原则、网络平台公有制为主体原则、网络平台责任原则、网络实名原则这四个网络原则。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还需要在网络传播方法上进行创新。李红革等认为，需要创新网络信息传播平台、网络传播模式、对外传播理念，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转化成轻松、活泼的网络话语。刘须宽指出，必须用创新手段应对泛在化的网络，革新思想传播方式，做好融媒体建设。
6. 全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国际社会共生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首先由我党提出并倡导的国际政治观念，体现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开放、包容的品质，具有独特的国际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于瑮、张俊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文化自信的生动彰显，是中国“和文化”中的辩证统一思想的体现，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性。新时代中国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博鳌论坛等国际活动深化国际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在实践中传播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而为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契机”。李捷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需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需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需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需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研究的评述及展望
综上分析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大意义、表现形式、呈现特点、应对策略等不同角度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思考和较为周全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进展，为后续推进该命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丰厚的资料储备，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和今后需要着力研究的方面。
（一）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研究现状评述
1. 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主要体现为如下几点：（1）研究层次逐步深入。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提出过程和重要性向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形式、新特点方面层层推进，继而在历届领导集体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论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历史经验、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对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启示等方面进行了逐层深入研究。（2）研究取向更加多元。基于不同研究者的视角差异，有的研究注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有的研究注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内涵、表征，有的研究注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国际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学者们的关注点差异较大。学者们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国际国内背景、主要内涵、功能发挥、挑战与机遇、治理策略等层面进行了多元化的探讨。但无论是持何种研究取向，其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致的，即都高度强调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和防范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都为后续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整体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多向的路径选择。（3）研究内容和方式逐步丰富。研究内容由官方主导向多学科研究转变，由理论研究向理论研究结合实践探索转变，由归纳显性现象向挖掘隐性归因转变，由某一领域研究向整体性思考转变；研究方式呈现出从以经验思辨为主向更加注重实验实证、从单一研究向比较研究发展的趋势。
2. 存在一些薄弱和不足之处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政治宣传意味浓厚，用“学术讲政治”不足。政治宣传是目前学界研究的主要范式，研究呈现宏大叙事的风格，话语体系“从文件到文件”，宣传、阐释、解读、辩护的色彩浓重，这既制约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应有的理论容纳力，也使研究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千篇一律，高水平研究成果不多。（2）研究资料比较单薄。当前的研究学理性不够，更多的是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文本为出发点进行分析研究，系统性研究、深入性研究需要加强。（3）研究角度比较单一。很少有学者将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成果、鲜明特色、重大意义、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当前面临的困境挑战与新时代推进这一工作创新的有效举措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全方位讨论。（4）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概念内涵、属类划分、外延张力没有完全界定清楚，对其本质与内在结构缺乏深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理论的深刻内涵、时代价值等解读得不深。（5）现实针对性不强。提出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措施较为相似，对措施的研究大多从总体上、理论上进行阐述，研究角度较多但具体方法的实践性效果不强，且很多研究凭借立场先入为主，预设前提的痕迹明显，特别是在历史研究中缺乏“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
（二）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研究的展望
在充分肯定已有研究成果先导性、奠基性作用的同时，学界应在研究的探究力度、历史厚度、理论深度、创新亮度等方面持续下功夫。一是需要我们从理论创新、社会实际等方面进行拓展。要紧跟时代，从理论需要、社会需要、人民需要的角度出发，强化实证研究，拓宽研究广度，增进研究深度，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优化、价值理念的转化以及主导地位的强化，为党政机构做好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力所能及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二是需要继续深化未来意识形态斗争的重点——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研究。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理论与日新月异的信息化发展结合，探索能有效解决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践路径。三是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提出操作性强、效果好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新措施。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最主要的问题根源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但不论它以何种形式进行斗争，其本质都是对人心的争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最终目的都应指向如何实现人心凝聚，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四是需要增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获取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各类数据资料是开展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基础。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我们应该运用数据挖掘与运用，用可视化技术来呈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现状的量化情况，把握社会思想动态。同时，我们也要从学科融合的视角将大数据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探讨，拓展研究领域，深度挖掘大数据的潜在价值，应用好前沿技术，以有效防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作者：岳爱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朱雪莲，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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