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近代中国实践的重要构成，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更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面相。关于马克思主义为何要中国化，当前学界的成果较多是从中国实践视角(实践动因)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视角(理论动因)这两个方面来展开分析，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视角(文化动因)开展的研究并不多见。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初期的情况来看，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与其他众多社会思潮一起涌入中国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主流思想文化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则是其在近现代中国自然展开的结果。这样看来，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可以为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另一种面相。本文不打算系统地讨论近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因问题，而是借助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视角，以探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动力为例，以达“管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之效，并引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动因的重视。
一、另一种视角：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
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具体表现。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清朝大门之后，西学东渐日甚。无数先进中国人也开始睁眼看世界，不断向西方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之路经历了由器物而制度最后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转变。于是，西方与中国的对立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就是“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这一对立又引发了观念形态的革命，引发了中西文化的论争[1]374。（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文化运动便是这种文化论争的继续和高潮。伴随着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浪潮，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异域而后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它们之间的经济基础、理论土壤、基本内容和价值追求都有所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别乃至对立，其实就是清末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具体表现。可见，如何正确看待和科学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既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传统课题，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面临的现实难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处理好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向度的基本方面。任何思想理论的发展必然有其特殊的理论诉求和实践基础，这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有其特定的实践基础(实践动因)和理论诉求(理论动因)。此外，还不应该忽视的是，任何思想理论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也有促使其不断发展的文化动因。（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向度、理论向度和文化向度的充分展开过程。从实际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向度和理论向度具有外显性，前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后者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所形成经验的理论总结，形成了中国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则是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而具有内隐性。
从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研究结果来看，较多的研究关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动因与实践动因，研究文化动因则较少。金民卿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动因和现实基础，[2]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一文是这一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之一。鉴于这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本文不再赘述。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向度的关注，则是近年兴起的研究热点。许全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为例，指出了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方面研究的忽视，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文化背景的忽视，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3]（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李白鹤研究了“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提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并指出：20世纪三十年代“学术中国化”的提出，是文化“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凸显了文化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4]举以上两例旨在说明从文化发展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然而，除了以上例文之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很少见到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视角来系统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或文化动因的论著。这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向度发展历史在学术研究上的反映，也提出了从文化向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结合与创新性转化问题，既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基本内容。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文化迈向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历经多次文化运动，运动的主题也不断更变，依次经历了五四、新启蒙、“学术中国化”和新民主主义等主题的嬗变。与此同时，存在着的是党为政治、经济和文化革命而奋斗的历程。因此，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中，“文化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其自身不断中国化的重要内因。
二、“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寻求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理论、路径与方法。可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的奋斗”“都失败了”[5]1471。“一战”更是给长期以来“努力学习西方”以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以更大的疑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渐失去其往日的吸引力。正好此时，俄国的十月革命却惊喜了中国人，并给中国的知识分子送来了“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的马克思主义。伴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伴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再加上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认定中国和苏俄有着类似社会经济背景的中国共产党人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5]1470，1471。由此，中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于是，肩负着挽救民族危亡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目的在于建设一个“新社会与新国家”[6]。建设新文化就成为党在文化领域上的基本目标。因此，对于伴随着五四春风而成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中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取“否定态度”[7]。辛亥革命冲击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孔子儒学。而后袁世凯复辟逆流而上。新文化运动则把斗争的矛头对向了孔教。1916年11月1日，陈独秀指出：“伦理问题不解决”，“政治学术”则“皆枝叶问题”；礼教作为孔教的精华，是中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它的存废问题应当是中国早当解决的问题；“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8]177。新文化运动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否定统治中国几千年的落后的封建文化及其意识形态。要破旧立新，必须得破得彻底才行。于是，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并成为流行的口号。[9]146因此，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10]这在当时的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人看来是合理的。但是，完全否认传统文化也有其片面性，有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同泼掉的风险。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之下，用毛泽东的话说，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6]。党的主要创始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最觉悟的分子”，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11]4（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党的最初的那几十个党员，也几乎都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按照许纪霖的说法，他们多半属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12]8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挽救民族危亡和革命的任务成为其主要任务，革命和社会问题成为他们主要的关注对象，而文化问题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少量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中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而这基本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风格的继续。192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指出：“国故、孔教、帝制”“是三位一体”的[13]454。周恩来对陈独秀的说法亦表示赞同，认为陈独秀这一说法“确是精切之论”[14]481。对于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而言，反孔与反帝和反对胡适的“整理国故”是同一个目的，都是以排孔为口号，建设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文化。陈独秀指出：反对孔教不是反对孔子，也不是否定其在古代社会的价值，而是孔教“不能支配现代人心”，却“压迫现代人心”，成了“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8]462。
中共成立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也基本上延续到大革命阶段和苏维埃革命阶段。[15]抗日战争初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得以建立。弘扬民族精神、高扬爱国旗帜、进行抗日救亡成为统一战线内各个派别的共同愿望。与政治上的改变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上也“大胆地全部地开始转变”[16]。为了配合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新启蒙运动。陈伯达发表文章并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口号。他的主张得到了艾思奇的响应。尽管他们对运动目标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一种“新文化”这一宏观目标上依然达成了共识。[17]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而全面地以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来建设“新文化”。随着北平、上海等地沦陷，新启蒙运动也一时陷入低潮。1937年，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艾思奇、陈伯达等也陆续奔赴延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937年11月14日，张闻天在陕甘宁特区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今后文化界任务之一就是大众化和中国化，如流行的通俗读物就要“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18]524。陕甘宁特区文化协会成立没几天，李初梨就在总结过去十年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和缺点时提出了“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概念。他还指出：“目前文化运动中总的任务”之一应该是提高文化水平，“使马列主义更加具体化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16]。尽管他所使用的词语是“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但是“具体化”也有“中国化”之意，“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这一词语也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概念。可见，党的领导人和党的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和更加自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陆续提出和使用了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等概念，这说明比较系统地提出和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已具有相当的知识基础；二是更多地从文化角度来谈，这表明中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理性、更加完整。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科学。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于10月12日至14日在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概念。10月15日，张闻天在会上作报告时也谈到“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20]709。10月20日，王明也在临时发言中谈到要“使马列主义深广的中国化”，真正落实“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即“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并赞同毛泽东、张闻天的报告。[21]637这表明：第一，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的场合是党的全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也是为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称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依据之一。第二，较早从文化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和任务已经得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和“全党的学习竞赛”[19]任务之后，文化运动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发起了“全党干部学习运动”；不久，又提出了“学术中国化”运动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热议的话题。在“学术中国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其中心内容。1940年7月25日，杨松指出：这一运动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是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目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学术上的“指导地位”[22]。从抗战开始时的文化中国化，再到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学术中国化，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具体内容逐渐丰富，从而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一大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方法与理论“可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总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23]30。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将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一大上的演讲发表在了《中国文化》(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创刊号上。这篇文章是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代表作，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任务。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现阶段的内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6]。2月20日，毛泽东的文章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并发表在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上，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得到了更大时空范围的传播。（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可见，到了1940年初，毛泽东和张闻天对于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都有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社会主义方向，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要想成为新文化中的“领导”，要想真正达成建立“新文化”，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和中国实践。随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广泛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就很快得到认可与呼应并成为党的文化运动旗帜。
在中国共产党“新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得不提到的是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产生和阶段性胜利的会议上，刘少奇于5月14日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阐述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毛泽东“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事业”，“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统一的思想。[24]333，337通过中共七大的召开，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引导就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文化运动的具体论述，那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总之，中共七大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也确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
总之，五四以来，救亡成为第一任务。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便致力于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的救亡与复兴。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文化，必然要解决作为来自异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问题，也要解决作为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现实性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任务便是一个完美的解答。
三、党对文化民族性的关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
如何认识文化的民族性，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也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文化而存在，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的理解和基本态度也就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
中共早期并未充分认识到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更多地是强调文化的同一性方面。其中，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恽代英的观点十分具有代表性。1924年2月，陈独秀在批判保守文化观时指出：中欧印文化的异同，也不全然是文化上的，“多半是民族性”的，因为“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差异”，“东方现有的农业文化”等文化“并不是东方所特有”，“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25]541，542。（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925年8月，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部部长、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领导恽代英在批评戴季陶的中国文化观时指出：“我们决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26]703陈独秀和恽代英更为强调的是文化的同一性方面，不同地域文化的共同性问题，而较少注意到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问题。这可能既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由于革命的紧迫性而将重点和重心更多地放在革命和政治上有关，又与受到五四影响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关。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更加成熟和对文化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刻，也将会加深对于中国文化民族性的认识。
随后，抗战时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为精华和糟粕，并以批判继承的态度来推进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文化运动。1937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刊物《解放》刊登了《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该文指出，要“继承”祖先的“光荣事业”并“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把它发扬光大”；当前文化运动的内容首先是民族的，今后的文化运动应该建立“真正民族的文化”[27]。1938年，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前身是1937年11月成立的陕甘宁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发布的文件指出：作为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继承者，在文化工作上疏忽民族的历史和特点“是错误的”；忽略文化的民族形式，文化便很难深入群众；新启蒙运动之“新”就在于“文化的新内容”结合“旧的民族形式”；因此，“不可分开”“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28]。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刻：一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分为二地看待；二是批评那些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特点、忽略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的观点和做法；三是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的重要意义，即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及传播。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隔断”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不应忽视“它的历史特点”，也要总结和承继中华民族的“许多珍贵品”；“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行，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并“使其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20]658，659。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这里就涉及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民族性意识的关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这里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其强调的重点还并不在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而是要使来自异域的思想理论具有民族形式的问题。[29]15，16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概念，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文化民族性的高度关注。10月15日，张闻天在全会上也指出，“马列主义中国化”要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和文化；“组织工作中国化”必须“估计到”中国民族的各种特点。[20]709也就是说，中国的特点决定了要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而真正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研究中国实际，尤其是要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文化的特点。10月20日，王明在全会上还谈道：只有继承从孔子到孙中山的文化传统，才能真正落实“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即“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21]637。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报告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他们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都突出强调了中国文化民族性的一面。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就是要肯定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不能以此为借口来拒斥外来的东西。193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学术中国化’的提出”既是为了克服脱离中国历史和民族特点而空谈学术的倾向，又是为了给予各种面貌的国粹主义者、复古运动者和片面注重特殊性而企图使中国学术思想停滞不前者“以最严正的打击”[30]。在这里，“中国化”也就是“民族化”，体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的认可和认识。（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民族性认识的不断提升，还体现在紧接着“学术中国化”运动而发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之中。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在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任务。他还指出：现在中国的新文化“也是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即“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当然“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现在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加上“民族的形式”[6]。可见，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求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强调中国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和历史继承性。这表现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的强调。
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意识发展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还有中共七大。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就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31]21。可见，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民主革命时期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意识的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也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32]115。这也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即毛泽东思想的形式。[29]17，18可见，从最初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和本土化，再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最后到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体现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对文化民族性关注度的提升。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和任务的提出是党对文化民族性关注度提升的必然结果。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依照中国的特点”而“化”，是批判性地继承，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的目的则在于实现中国的“民族形式”与“国际主义的内容”的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新文化。这种形式的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四、近代中国文化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当代价值
众所周知，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和任务是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时，但是，自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之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近百年历史；要是从其在中国的传播开始算起，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产生了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经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的结合。前者的结合体现为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后者的结合体现为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处理好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在民主革命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对文化民族性关注度的提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任务，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等革命文化。
如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与双重转化，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和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33]，并建构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发展中国文化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而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念就是关于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本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也如同这一指导思想本身的产生一样，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毕竟，文化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精神命脉”，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34]164。（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时代文化的发展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34]16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表达其治国理政观点，提炼相关标识性概念和提出其思想理论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在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念并建构这一思想理论的过程中践行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4]164。可见，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的文化动力。新时代的中国实践还在继续，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仍在发展，现代化强国的建成依然任重而道远，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为其提供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因尤为重要。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党的建设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长白学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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