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逾百年。在此期间，历史的纵横发展以复杂性、多面性和矛盾性的面貌展开，理论与实践在历史的普遍联系中发生交融和碰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过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世界历史的演进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以及中国社会的现实境况，提出建立符合中国具体实际、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社会现实的准确把握和对实践观点的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旨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结合，确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与中国道路建设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造就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生成，并以一种历史的“在场”启发我们思考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现实难题与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激发出持久的创造力和发展潜能，根源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坚守及发展。在笔者看来，立足实践、服务实践与回归实践，进而不断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为目的，回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进程并展望其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中国革命运动：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存在本质关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不仅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主题息息相关，而且肇始于以救亡图存为大任的中国革命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中国历史所需、人民所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源。在这一历时性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思想武器和精神旗帜的地位得以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走向与价值立场逐渐明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在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照中国实践问题，同时又在实践发展中完善理论本身，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中国共产党求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路线等关涉中国历史走向、中国人民命运的重要问题提供了指引，并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成果。
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探索，是对处于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的中国命运即“中国向何处去”的不懈求解。历史表明，近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与走向问题，难以在旧式或西式的解释理论与发展框架内予以回答。以五四运动为契机，中国革命决定性地步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作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深入中国社会，并逐步与此时中国的时代任务和实践问题相遇，其强大的真理力量和理论活力使中国人民在思想和文化的洗礼中觉醒，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革命志业的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奠立了思想文化环境，而且为指导中国革命迅速建立新的坚强的领导力量提供了重要历史契机，由此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才得以逐步解决。历经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阐释与传播，中国社会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历史起点，一往无前地走向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互交织、统一推进的历史新征程。在这一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十月革命后的世界潮流和历史机遇，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崛起和联合的历史趋势中，充分认识并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中国革命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引领意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革命实践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语境中的发展。实践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源，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难题的现实需要，也就是说，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及实践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与价值取向。晚清以来，国内封建政权的腐朽和国外帝国霸权的侵略致使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殖民危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试图挣脱内外困境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未来命运，探索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现实道路，但均以失败告终。对救亡历史的反思和对救亡方式的探索贯穿于自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屡战屡败的抗争历程促使中国人民愈加渴求通过科学、彻底的理论引领中国社会展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实现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提，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解决其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一关键问题只能也已然在中国革命运动的深入推进中被予以解决，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诊断中国革命现实问题、分析中国基本国情以及融合中国革命文化的理论功能得到检验与激活，本质性地切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历史课题。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现实展开，则表征着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的发掘与转化过程。中国社会的变革意味着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上实际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激发中国革命的实践力量。渐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持续拓展的中国革命运动之间呈现为理论创造与实践推动的辩证过程，在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中国化的方式得以激活、发挥，由之带来的结果不仅是革命实践的深入推进，而且是理论创造的成就斐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孕育、生成。对关涉中国历史方位与前途命运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力量和革命思想路线等问题予以渐进认识与求解，从根本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的形成。
第一，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于推动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根本任务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的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为切入点，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效力从西方社会转向中国社会，在回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同时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诸多现代化尝试未能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导致人们在模糊的认知下将革命引向歧途并最终失败。中国革命运动促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透视与认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实现理论创新，要求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下找到解决问题的实践出路，而不仅仅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现成的结论或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经验内容。这也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哲学的方法论维度澄清中国革命如何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提性问题。
第二，中国革命运动初始阶段的不彻底性，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明晰革命对象和依靠力量的前提性要求。革命的对象究竟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革命的本质到底是民主革命、民族革命还是二者统一，这些问题关涉如何确定革命阶层及其所依附政治力量的属性，对其解答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的说明，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但在革命初期，无论是反对外来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还是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未能准确解答革命的对象问题，没能构建起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运动初期，对互为依托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革命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模糊认知，从反面警醒中国共产党借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辨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明确革命主体力量壮大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致性，由此直观地呈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并不断深化的发展态势。对中国革命对象、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问题的理论求解，不但为维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塑造的先锋队形象，确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国人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奠定基础，而且为中国共产党解决革命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冲突问题提供科学方法。对革命对象与革命力量的准确划分，从源头上对革命不彻底问题予以根除，进而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产阶级立场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
第三，中国革命运动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澄清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误解，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和正确运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核心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认识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以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将不断回应与澄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言论和观点的理论阐释过程内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之中，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发挥其对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通过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思想斗争，澄清了党内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凝练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要义，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在变化发展的社会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提供了基础框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开启于中国革命运动，对关涉中国历史方位和前途命运的具体革命问题的求解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与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双重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推进革命进程中确立了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实践观点，而且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建设的内在统一。以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历史任务的中国革命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并夯实了实践土壤，对推进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中国的革命实践并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唯一路径框架，其历史发展的眼光也绝非仅仅局限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革命实践、世界历史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联，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丰富和发展始终与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研究及现实实践相互对照，其在不断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审视、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中实现了自身的持续发展。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部力量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其理论影响范围逐步由欧洲大陆拓展至世界各地，指导了多国革命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价值目标上的共通性，使其能够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他山之石”。中国共产党从不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空条件和实际问题出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延伸和实践扩展提供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分析方法。由此所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理论成果相互对照的发展进路，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和发展中，“通过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及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其表征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形成和实践拓宽，而这一意义不仅由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赋予，而且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而得以彰显。十月革命后苏俄、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重心由革命向建设的成功转移，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参照与反思对象。而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与实践深化得以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世界资源，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战略变化中放眼于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积极汲取他国的经验和教训；在审视国际共产主义运行及历史经验中创建和完善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借鉴和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形成的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意义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强大外部力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解决中国在革命时期的革命道路问题、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发展道路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一力量本质性地体现为，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借鉴与反思，形成一种对如何开展革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如何构建中国发展道路的开放性思维和世界性视野，进而以此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来看，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举足轻重，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苏联共产主义运动作为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延续和深化，共产国际作为以苏联共产党为主导的国际工人阶级组织，社会主义阵营作为以苏联共产主义运动为首的联合阵线，都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为阐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笔者从理论上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划分为以苏联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
以苏联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样本，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反思对象。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能够紧扣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要素，辩证看待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并生发出立足中国实践条件的历史经验，进而为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可能性空间。苏联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国家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尝试，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探索与丰富的历史经验，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这一理论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同时也为开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实践范式拓宽了视野。
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主要展现于苏东解体之后，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部推动作用则体现为从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路径与实践模式出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及推进其发展的实践道路，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意，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之中。马克思、恩格斯率先深度关注和思考理论如何具体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从指导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提出东方社会理论，他们始终努力将基本原理与一国实践相结合。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和民族化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它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效应：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其他国家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学习和借鉴对象，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者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理论参照。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及其理论成果的生成便与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联。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脉络上看，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语境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深受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发展，也不可避免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民主革命时期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罔顾中国具体国情，将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奉为教条，在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等核心问题上作出错误判断，导致中国革命形势逐渐恶化并陷入困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挫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也曾不加甄别地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从而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当认知与偏颇做法，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一段时期内陷于僵化状态。
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模式，既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运用，也引发了对套用“苏联模式”的反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即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苏为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教训为戒、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后，苏联解体背后影射出其未能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次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以此为鉴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苏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正反经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空间。马克思主义唯有立足于中国的革命实践，才能从本质意义上切中中国问题与中国现实，进而实现中国化。因此，苏联共产主义运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反思借鉴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既实现了对僵化的共产主义实践模式的彻底突破和根本超越，又衍生了共产主义理论的中国范式和诸多中国化成果，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前进与深入发展。
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并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内容，也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部实践模式和理论范式。世界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经验教训，也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都应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部推动力量予以考察。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客观上难以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扩展至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成为此阶段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摆脱对外封闭的发展环境，呈现出与日俱增的开放态势。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实践的交流，关注世界不同区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走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追求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实践和理论研究仍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其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遭遇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难题及其化解方案，均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研究对象。作为科学性、开放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处在世界文明大道之外而横空出世的孤芳自赏、僵化不变的思想学说，不是默默独语、自我封闭的文化单子”。中国共产党克服了传统封闭式的实践观和发展观，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不同地区面临不同的实践境遇和理论难题，而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各国必须始终置于首位的迫切任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智慧，丰富拓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构建路径和话语体系。百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树立国际视野的基础上检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元实践以汲取发展养分，将不断创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有机融贯到时代发展所需的价值引领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新境界、迈入新高度。
三、历史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现实尺度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程中不断突破各种思维障碍和实践束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伟大理论成果，成就了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辉煌功绩。理论在一国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实践对理论的需要程度以及理论回应与指导实践的实际效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效力在回应和指导中国历史实践中得以检验。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逻辑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创性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历史必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持久效应与当代价值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历史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需要基于特定的历史和实践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予以总结、提炼和反思。
作为特定时代的理论成果，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等人发展的俄国化马克思主义，抑或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以特定的历史性实践为发端，在实践的洗礼与检验中不断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起源于19世纪资产者与无产者紧张对峙的西方社会，必然带有与当时社会实践相匹配的价值观印记。任何科学理论并非一经形成便成为固定不变的终极法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理论诞生后仍始终致力于追踪现实世界的变化发展，并据此不断对自身理论观点进行必要的调整、丰富和发展，推动理论内涵的丰富及其作为思想武器的适用性。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针对俄国革命形势和国内发展状况呈现出的特征，对俄国革命策略和国内发展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形成一系列符合俄国社会实际并经受俄国革命、建设实践考验的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未能使自身持续保持与实践的积极互动，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应有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端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其理论诞生与发展的实践土壤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社会和20世纪的俄国社会。在中国近代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国家陷入内忧外患、民族危难的境地，亟需经得起中国革命实践打磨和检验的科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就在这样的情景下应运而生，其兼具革命性、实践性、时代性和历史性，同时也在中国实践的检验中彰显和确证了自身的真理性与科学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寻求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革命者找到如何开辟革命道路的答案。从世界革命到中国革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回应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原创理论，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历史进程，开辟出通向革命胜利的现实道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摸索和尝试，其中不乏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方案。然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框架和致思路径，忽视了中国历史发展与现实条件的真实关系，无法切中中国社会的本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理论一度被视为中国革命道路“不可置疑”的唯一指南，但部分教条主义者对这一革命道路理论的直接套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无法指导中国实践。理论与实践上的困难，使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尝试性探索进行反思，形成了基于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构建革命道路的自主意识。这一意识的萌生意味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毛泽东思想以一种切中问题本质的实践方式作用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生成，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实践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建成则确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
从中国革命到中国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回应现实实践诉求中，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推动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顺利过渡，开辟出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与探索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实践考量”。与同样经历战火摧残和革命洗礼的俄国社会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任务，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理论发展的实践新诉求。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前的社会性质同俄国存在较大差异：十月革命前，俄国已经由农奴制改革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其社会生产方式和运行结构已经属于资本主义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尽管民族民主革命和建立新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也在较短时期内基本结束，中国虽得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由这一社会性质所导致的历史后果却未能一并消除。中国社会无法依靠革命的胜利为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直接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这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需求。正是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际情况尤其是阶级情况的清晰认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过渡理论，认为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前，需要对阻滞新中国步入社会主义阶段的旧因素进行彻底革新。三大改造的完成推动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确立了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也相应提出与新的历史阶段相匹配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通过运用毛泽东思想回应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命题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诉求，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真理性在实践的检验中得以彰显与确证。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回应改革发展的时代问题中，创立了关涉中国与世界命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发展任务的科学判断没有被一以贯之地坚持，使社会主义建设未能高效开展。这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时代任务，即在回应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中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以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开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率先打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禁锢，逐渐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践准则，从理论上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前景。伴随思想问题的初步解决，一系列改革理论和观念得以提出并被迅速推广与实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实际的紧密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推进新时期中国改革实践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以提出实践真理论、改革发展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共同富裕”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思想表征，始终将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发展阶段、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融入“中国特色”的阐释范式，并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置于广阔的国际社会背景中加以解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超越性发展和创新性突破。在道路层面，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后接续、不断发展，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时期，为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引了现实路径。在理论层面，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解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回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回答则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思想在新的历史方位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制度层面，确立起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军队和党的制度体系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中验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智慧。在文化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等向度中得以体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交流与交融中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和独特魅力。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问题予以统一考察，为解决“风险社会”的世界普遍问题提供中国理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具体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意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得以巩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生成中日益走向现实。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之所以成为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现实尺度，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彰显了实践的内在性与总体性意义。一方面，实践的内在性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视为内在于中国人民自身发展需要的生存性活动，而非仅仅受制于外部力量影响的革命活动，使中国人民自觉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之中，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建设中国道路。另一方面，实践的总体性表明发展马克思主义旨在揭示人类整体的前途命运，而不是以既定的理论形态或运动形式规定人与社会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虽然伴随中国化实践过程的推演而产生历时性的转变，但就世界历史整体进程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社会发展模式仍以一种共时态的方式存在。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总体性维度上，其理论成果不必跟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之后亦步亦趋，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引导下，依循自身独特的运行轨迹，致力于彰显一种趋向新型文明形态的可能性。
四、趋势展望：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自觉
回望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回应中国革命问题中开端，在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经验中拓展，在中国社会实践的考验中得以检验和发展，实现了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统一并进。立足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呈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整体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把握，也是理解中国在世界潮流中如何抓住机遇、回应挑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下一个百年的必然要求。展望未来，持续而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仍应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明确新的时代主题，形成高度的历史自觉。这种历史自觉要求我们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与中国历史的实践运动联系起来考察，审视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坚定与厚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国立场和主体意识，在努力破解中国发展难题的同时，拓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国际化视域和人类意识，在世界发展的“惊涛骇浪”中把握“中国航船”的正确方向，在积极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智识经验以求解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彰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
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对中国社会的革命进程予以整体考察，在历史的反思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在前人开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路径上继续前行，是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课题，其意味着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历史教训的警醒。为此，应在厘清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支流的基础上，挖掘、汲取助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国基因和民族血脉，在迈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运动思想时曾提出“从后思索”的阐释方法，要求基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追踪理论的原初形成和发展逻辑，考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需要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特征内在契合起来。在中国革命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系研究中，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研究视野逐步拓展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并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探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及其历史效应给予了中肯分析和客观评判，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提升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持续发展的时代意境。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高瞻远瞩”，自觉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空间。新时代的中国，史无前例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之期，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行，不应将眼光仅仅置于关涉近代中国革命问题和当代中国改革问题的中国革命史、改革开放史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有直接联系的历史区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离不开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引，也无法割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的历史延续。无论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前行，或是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面向未来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对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的反复思索与考察。较之于研究深入、成果颇丰的中国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研究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仍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深化阶段史研究的同时注重整体历史研究，确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坐标和新的历史任务，把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理论任务付诸中国社会实践，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守住民族未来发展的血脉根基，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寻找民族基因和中国要素。
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持续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实践的借鉴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实践和新理论，能够为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补充养分。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理论研究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突破和超越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遭受重创且至今仍未走出低谷，但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20世纪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行进的新空间，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科学性和时代性，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力量仍然存在并持续增长。新时代，在秉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以及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不可偏废。这一研究的对象指向西方国家与非西方世界的共产主义理论活动与实践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长期以来形成了批判性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自觉。从区域性维度审视，欧美地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镇”历来备受关注，其理论研究成果具有一定价值，但仍无法取代实践活动的深层意义，相对于欧美国家所累积的共产主义理论研究成果而言，其实践运动研究则显得相对落后。为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要关注欧美地区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应把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践性根本特征，密切关注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在西亚、北非具有重要影响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流派繁多的非洲民族社会主义（包括军事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兰教社会主义与村舍社会主义等）；批判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的拉美“左派”或者“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等，这些非欧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态势能够提供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回答。在与世界各地进行广泛而深入交流的过程中，应秉持引进国际共产主义经验与推介中国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发挥历史唯物主义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导向功能，实现两者的互动和互鉴，使不同领域、表现多样的学科视野和研究范式生动连接，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升华，“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时代征程中，既要“引进来”，积极关注和汲取国外有益成果，又要“走出去”，以适当的形式推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成果，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展现出中国独特的叙事范式和思想智慧。
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在文明的比较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应拓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国际化视野，明晰中国在深刻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的自我定位，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问题中展现全球治理的大国自信，在发展的视域和坐标中持续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具有的包容性和时代性特质，使其兼具地域色彩和世界眼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将中国意识与全球视野相结合，拓展与延伸发展视域，从中国化和世界化的双重维度自觉引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以新时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诉求为引领，以实践为理论发展的评判标准，在回应和化解关涉全人类的现实困境与实践难题的过程中自觉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越本民族自身发展的界限，确立全人类的发展视野，“真正切中我们时代的普遍性问题，并因此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才能在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破解为本质要求。当代中国在诸多领域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和开创者，但在由向外部求教的“学徒”状态向推动全球变革、提升全球治理和加快全球发展的理论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中，仍然存在观念层面上的障碍。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剖析中国问题、解答中国难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自身发展、形成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现实土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也表明，如果不能结合全人类智识经验以及对人类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就难以形成蔚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成果。马克思主义是在对人类命运和历史发展规律进行准确把握的历史自觉中生成的科学理论，其展现了高度的世界视野、国际胸怀和历史意识。全球化时代，没有一国能够孑然独立于深刻变化的世界格局之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所创造的巨大理论成就与实践成果已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与积极回应，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理应跳出长久以来的“理论辩护”状态，从维系既定成果的传统思维范式中挣脱出来，抓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际遇，深度思考世界范围内不断暴露和凸显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全球治理问题；立足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实践基础，深层切入国际社会的宏观背景和特定社会生活领域，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走向“理论引领”；以动态的眼光和发展的坐标继续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高度，既推动指引实践发展的思想在回应现实中发生持续变革，又以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破解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展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彰显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引领乃至开创世界文明新样态的世界意义，以更为开放的视野推动实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发展。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观照中国社会现实、引领中国革命前进和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在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理论致思和实践探索中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积蓄力量并储备动能。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确立了与时俱进的实践观和方法论，历史实践的深入推进不仅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充分彰显了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且也将拓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揭示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总体性规定问题提升为重大的理论任务和迫切的时代命题。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应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历史境遇，将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融入新时代的发展视野。只有在结合本国实际并把握全球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延续的前瞻性和实践作为检验方法的科学性。当人类共同面临全球性的发展危机和精神迷惘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以何种方式进入下一个百年？理论与实践的动力源于人对自身一般生存条件、方式和前景的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依随现实实践而不断集聚的能量正是在这一探索中绽露出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需要思索自身及全人类的命运，创新激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使其成为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的内在动力，自觉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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