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及今，伟大思想如同“普照的光”照彻寰宇。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无独有偶，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科学理论不仅具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世界洞察力，而且具有“摧枯拉朽、移山填海”般的世界创造力。回瞻人类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的最为完备、最为彻底、最为科学的理论。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至今有一百七十多年历史，马克思主义以其极为深刻的洞察力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彰显出其超越时空的思想魅力。当今世界，在全世界4?000多个政党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主要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关键在于永葆自身的先进性来自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关键在于能够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努力在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从而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恒久魅力。可以说，党的百年理论创新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其理论科学性和解释力的“能”,而且体现了指导伟大实践的“行”,实现人民幸福的“好”。因此，耐人寻味的是，百年来，为何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数千个政党中能够脱颖而出、交出了理论创新的满意答卷?其中的发生学密码何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可以实现理论创新成功，同时也能在未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成功的深层原因。因此，掌握百年大党理论创新的成功密码，具有立足百年、承上启下、洞察未来的重大意义。
一、以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相支撑为根本前提
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是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选对了固本强基、立党兴国，选错了祸国殃民、人亡政息。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根本前提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否则，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就会走向邪路、误入歧途，充其量只是制造了“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已。
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一言以蔽之，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从性质上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先进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党“破土而出”的内生基因，同时也是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是科学意识形态孕育、武装和引领的先进政党。从地位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就像“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由此可见，坚持理论创新，根本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因此，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意味着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句空话。习近平指出，要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直”才能“气壮”。“理直”指的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何以可能，“气壮”讲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何以必要。理论创新是形成“理直”的必要条件，因此，理论创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要义。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坚持党的领导为魂，从政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和理论创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才能筑牢理论创新的根基，形成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围墙”。
意识形态工作说到底就是做好以理论创新为牵引的政治性工作。党性原则是其根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就是第一党性。列宁对党性从哲学、政治和纪律等三个层面加以界定。党性是政党的政治本性和阶级性的最高表现，也是政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的本性和特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旗帜鲜明讲党性。习近平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如果在坚持党性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明确观点和立场，那就是政治上不合格，就没有做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最起码的资格”。旗帜鲜明讲党性就是意识形态工作和理论创新的灵魂。百年党的工作阶段性主题在变，民族复兴的历史积淀在变，坚持党性原则却始终未变，任何含糊、偏离和动摇对于党的事业的杀伤力都是巨大的。党的百年历程表明，坚持理论创新的党性原则，就是要加强党对理论创新的全面领导，将意识形态领导权牢牢控制在先进政治力量手中。诚然，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与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有机统一的，不是割裂的，二者统一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为了坚持党对于理论创新的领导，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和理论创新的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二是从政治高度和战略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理论创新关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同时关系到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政党安全，是攸关立党立国的“极端重要性”的工作；三是理论创新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需要追问的是，坚持理论创新为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理论创新实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创新，当然要以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为前提。百年来，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九死其尤未悔”,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管用”“有效”,而不在于她能否“雅玩”,是否“有趣”。实际上，“主义”的坚守攸关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成败，同时关乎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合法性维护。
一方面，“主义”的坚守关乎党的事业的成败。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统一的世界有统一的规律，要坚持对于世界规律(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是把整个世界都纳入理论视野、接受理性审视的科学理论，因而彻底地与不可知论、神秘主义和唯心论等错误哲学倾向划清界限。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因此，坚持先进理论指导，非马克思主义莫属。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之本，“主义”坚守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战略意义。百年来党从政治高度和战略层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可以说，牢牢坚持指导思想的坚定性才能破解革命、建设、改革与复兴中的各种问题，才能保证理论创新成功。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其他什么主义能够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用科学理论建党强党是共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显著特征。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可以看出，用先进理论武装全党对党的事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具有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在强国时代，挑战风险“浪急山陡”,问题多多，实在不易。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要坚定理论自信，继续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把握和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新时代的实践创新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和创造，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有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继续坚持正确前进方向，乘风破浪不迷航。与此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标志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了根本制度和宪法保障。历史证明，能否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关系到共产党的事业兴亡，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弃科学理论指导，正是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习近平强调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
另一方面，“主义”的坚守关乎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合法性维护。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各种错误思潮挑战以维护“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英国学者汤普森等人的文化唯物主义，阐释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并对意识形态功能发挥做了形象的描述，他写道：“一种高度发展的、成功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发挥十分多样的功能，并能够同它所影响的群体文化与群体经验的各个方面都能密切相关或和谐一致。”然而，成功之路并非鲜花满路，而是时常充满荆棘。回顾百年党的光辉历程，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一元指导不动摇，这与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形势复杂、充满斗争的“常态”密不可分。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有正确的、中性的和错误的。错误思想对于党的意识形态冲击尤大。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改革还是复兴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从来都不是“世外桃源”,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来没有“灰飞烟灭”,意识形态阵地的敌我争夺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拉锯战。党的成立前后，社会思潮纷繁复杂，相互激荡。近代以来，在“诸路皆走不通”“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情势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探索、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毫无疑义，围绕着“主义之争”“道路之争”的思想纷争始终与党的百年社会革命进程相伴随，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难度系数可想而知，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尽管后一时期有国家制度的有力保障。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纷争的高烧并未减退，甚至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城头变幻大王旗”,纷纷改旗易帜，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大雪崩，于是乎，各种“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新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层出不穷。百年历程，其中“变”的是社会思潮内容和形式，“不变”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挤压、弱化甚至否定。
意识形态有如社会黏合剂的“水泥”,具有“缝合性”的政治维护和辩护功能。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都面临着合法性追问。哈贝马斯指出：“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合法性”,不只是合法律性，而是由合法律性、合民意性、合价值性、合规律性等四个因素构成的。正因为政治和执政合法性需要思想维护，所以，“主义”的坚守、思想的维护就显得尤为重要。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需要“暴力+统一”(葛兰西语),马克思主义能够维护党的领导或执政的政治合法性，从而维护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而安全谋求是动态的，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来阐释、维护政治合法性。在百年党史上，这一点既是必需的，也被历史一再证明其有效性。
百年征途，乱云飞渡，乱花迷眼，理论创新离不开一以贯之地坚持“主义”。指导思想是立党立国的灵魂和精神旗帜，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很可能走向亡党亡国的“不归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冲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反对理论指导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指导思想多元论。伯恩施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抛出了“主义不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荒谬口号。在马克思看来，理论不全是消极的、被动的，也是积极的、能动的，可以解释世界、改变世界，所以鄙视理论的实用主义是错误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表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另外，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质上是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经济基础决定思想上层建筑，一元经济基础决定一元指导思想，而不是多元指导思想。试想，如果借口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动摇和取消马克思主义，“主义不定”“方向不明”,搞得五花八门、令人莫衷一是，全党全国人民就会在思想领域失去“定海神针”,最终必然因思想混乱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二是鼓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他们通过“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的方式进行价值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以此虚化或者消解党的领导，打压、排挤马克思主义，力图全球实行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当代中国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质是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存在五大认识谬误，即政治立场的伪中立性、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人性论的抽象人道性、价值观的极端相对性以及历史观的唯心论。三是教条主义以及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或“无用论”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科学性，但是不能用教条化态度对待它。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借口“马克思主义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已然失效或者过时”,以此消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源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又超越于那个时代，当今时代依然属于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大时代。
历史一再证明，真金不怕火炼，真理越辩越明。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主义”之争、思想斗争，出现多样化思潮，并非完全是坏事。保持马克思主义行，需要始终坚持反对多样化错误社会思潮，不断开展与之的伟大斗争，是党的百年意识形态建设中的规律性现象。坚持“主义”、批判错误既有益于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也有益于文化健康发展。可以说，没有思想批判，思想建设的成果也可能被消解或者冲击得七零八落。实际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温室中花朵”,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竞争和斗争中“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文化批判、文化鉴别和文化引领功能，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站在历史和真理的制高点来审视和评判各种思想文化就有了资格和底气，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主流文化的健康发展，维护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就是空谈。“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时期何尝不是如此。诚然，主流意识形态批判能力高下，关键在于内功，增强理论的解释力、穿透力和自洽性，才能在竞争比较中增强其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力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百年来，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言行。诚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需要软硬兼施，特别是在网络化时代则更是如此。习近平指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而是说不能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不能超越了宪法法律界限。”
党的领导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党的领导的精神灵魂和理论支撑，二者相互支撑，作为党的理论创新成功的根本前提，二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须臾不可或缺。“如果动摇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全党全国人民就会失去最根本的思想准则。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东一个主义，西一个主义，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搞得五花八门，最终必然由思想混乱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保证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决不是“思想独裁”“思想专制”,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二、以立足实际并回应问题相结合的守正创新为关键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是否具备理论创新的能力决定了政党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纵观历史，能够真正具备坚持主义的定力、推进创新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的毅力的政党，并不在多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真理是具体的。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同样，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说：“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可以说，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必然重视理论创新。一言以蔽之，守正创新是理论创新能够成功的密码。下文将聚焦立足实际并与解决问题相结合的守正创新来进一步阐述党的百年理论创新的密码。
创新的“根据”就是与时俱进。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事物都是作为过程的集合体，所以真理是具体的、与时俱进的。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坚持与时俱进，首先，要搞清楚时代的主题是什么，顺应时代客观要求、解答时代问题，比如，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其次，需要搞清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人民的需要是什么，如“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等重大课题。要理论创新，就要以理论反映实践的诉求，根据实践来检验、筛选和发展，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正确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推进理论创新，需要在反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客观主义)的基础上，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捕捉问题、分析和解答问题。习近平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的确，党的百年历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党的奋斗历程中的重大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创新必须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意识，直面时代问题。党百年历史，马克思主义愈显魅力，说到底在于她能够解疑释惑，破解百年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她的真理性品格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能够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问题的置换而在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在扎根现实沃土的同时引领实践，闯出新境界。新时代以来，立足新实践，总结新经验，聚焦“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创新和升华新理论，形成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回顾党的百年历史，我们能够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动摇，与意识形态继承与发展有机结合式的创新变革成就是分不开的，而创新的成功就是与创变中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现实矛盾大有关系。
创新的“实质”就是继承发展、守正创新。百年来，党准确把握了理论创新之道，即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强基固本、以我为主、包容创新、守正出新，而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不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创新性毁灭”“颠覆性创新”。这种创新需要在顺应时代客观要求、解答时代问题中发展和创新；需要把承继历史、接续“老祖宗”与批判性地“兼收并蓄”当代文明和学术成果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实行科学变革和创新发展；需要引领社会思潮和批判、斗争错误思潮、淬炼和深化理论；同时还需要在深刻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和错误教训中发展深化理论。守正创新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和观点的具体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为了革命和建设，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了更好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得出的结论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三化”。1963年，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谈话时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领导人曾经在不同时间节点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比如，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首要的一条就是“老祖宗不丢”,敢于“说新话”。邓小平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显而易见，从根本上说，“结合论”的提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内在要求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承继与创变、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理论创新必须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紧围绕实践问题和社会矛盾展开，这是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因而创新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式的“创造性毁灭”(熊彼特语)。“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理论创新成功，在于始终坚持两点：一是反对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始终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永远“谦虚”、永不故步自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二是科学理解和定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是“流”与“源”、“枝叶”与“根本”的关系，不是平起平坐、并驾齐驱的关系。这种创新是一种结合论的创新、运用式的创新。基于此，任何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成果属于“顶峰论”“阶段论”都是无法立足的。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坚持理论发展批判借鉴、兼收并包的过程。毛泽东曾强调：“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化的过程，除了提炼实践经验和智慧以外，一方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就有了可能性。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主导思想和文化根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理论旗帜和实践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为人治世的智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说到底，正如列宁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广泛批判、吸收和借鉴人类千百年的思想文化成果。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那样，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必须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因此，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人类视野、全球眼光，立足根本，站稳脚跟，敞开心扉，面向世界和未来，兼收并蓄、萃取精华，赋予党的指导思想以与时俱进的包容精神，增强其对多元思想文化的批判力和吸收力。包容的实质是在坚守主流意识形态内核的前提下对其外围加以扩容创新，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独立性这一前提不可突破；否则，包容就是自我迷失、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坚持“两个结合”为主，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与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相结合。可以说，党的百年理论创新需要回应问题，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也需要结合中华优秀文化，同时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绝非绝缘于人类文明大道的封闭思想体系，而是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自我创变的思想“活火”。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分析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程朱理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无论二者是相同相契，还是相异互补，都是以现实的结合为根据，结合的理论只是结合的现实和现实的结合的“观念表达”,不存在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自顾自的、自我圆融的纯粹的“观念结合”。
理论创新包括多方面的创新，如思想的创新、价值观的创新、方法论的创新、话语创新等。党的百年实践中特别重视将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有机结合。马克思写道：“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可见，没有好语言，即使有好思想也无以表述出来。理论要更好地掌握群众，需要以鲜活生动的语言和话语来表达。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曾强调，“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党百年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聚焦话语创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此，话语创新积极吸收和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日常生活话语、时代流行语以及世界各民族的生动语言，从而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当代性、经典性与通俗性的有机结合，实现话语创新的鲜活性，为意识形态影响力铺平道路。
三、以创新理论指导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相促进的实际效果为基本依托
共产主义运动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革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则是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前提和条件，是共产党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辩证统一。抓意识形态、抓宣传关键在党，能否把握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要看创新理论引领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效果，要看把握经验的辩证法，注重实践反馈和经验总结，以此推进理论创新创造的能力。这是党的理论创新成功的基本依托。
理论创新效果如何需要实践检验，需要在实践中验明真伪，淬炼品质，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马克思强调：“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意识形态创新是推进实践创新的重要“精神引擎”。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鲜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史，这种良性互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与发展业已成为我们党理论创新与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时俱进的一条重要规律。党的全部理论创新来源于党的历史实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土壤，决定于作为理论创新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科学态度、创新思维和实践精神，在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自身发展；党的全部实践又是在党的理论指导下持续推进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和解答时代课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飞跃，为百年中国社会革命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引。深刻总结党的百年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揭示理论创新的成功密码，最为根本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既要发现密码、用好密码，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的理论创新来推动新的伟大实践，也要把握历史主动与实践主动，在伟大实践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检验理论创新的成果。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需要“内在紧张”,“内在紧张”是理论面向实践、把握了实践需要，并与实践互动和渗透的反映。“内在紧张”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需要倾听实践的呼声与要求、在解决矛盾过程中反视自身不足，以此为基，与时俱进。百年来，党重视这种“内在紧张”,能够在顺应时代的基础上引领时代；反之，实践证明，“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和僵硬的知识”。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需要与时俱进，在做强自身的基础上引领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效果、修正和发展。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顺应时代客观要求、解答时代问题中创新发展理论，在承继历史、接续“老祖宗”与批判性地“兼收并蓄”当代文明和学术成果中创新发展理论。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结合式的创新”、守正创新是党的理论创新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习近平强调：“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他还指出：“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新时代，我们立足新实践，总结新经验，升华新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增强强国时代意识形态自信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正如习近平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不并不存在一个“无人的空场”,“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点。放眼世界，凡是能够取得革命成功、建设辉煌的，往往离不开强大的领导核心、强大的党。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因此，以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表面看来只是改变世界的社会革命问题，实际上同时也是主观世界改造的自我革命问题。因此，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主观条件。肩负着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守正创新、保持理论生命力的神圣职责。就此而论，革命实践对于理论的检验、理论的科学与否归根结底在于革命政党。这就是说，改造客观世界有赖于改造主观世界的效果，但是与此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也不能只靠“闭关修炼”“足不出户”的“反省”方式。说到底，革命的前提是科学地解释世界，其目的是在推翻旧世界的基础上去着力建设新世界，而唯有“刀子向内”的自我革命才能锻造出“面向现实”的新世界的建设者。主观世界的改造还需要“投身火热生活”的“实践方式”。需要指出的是：革命环境“倒逼”“强迫”革命者自我革命，对待改造是消极还是积极效果大异其趣。放松自我改造是许多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失足”的重要主观原因。诚然，历史进程中究竟何种革命为关键，要视情况而定：当党自身较为团结统一、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高度一致时，聚焦点就会变为社会革命；当党管党治党宽松软时，主要的聚焦点就变为自我革命。但要看到，面对新时代以来的“两个大局”的重大变化，两大革命何者为倚重的焦点有所调整。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我们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不难看出，新形势下党的创新理论“行”、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聚焦在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问题上，自我革命决定着党的理论创新的成效、党的事业的成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每一步重大胜利，是坚持党的创新理论“行”的伟大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实践证明，当理论和实践相割裂相脱节，社会革命必然面临挫折，需要聚焦党的自我革命，而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且深度发展，社会革命往往比较顺风顺水，同样需要党的自觉革命。“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原因在于，改造主观世界不是孤立进行的，需要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进行，即在社会革命中进行自我革命。党的历史一再说明，搞不清楚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就难以搞清楚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推进了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就有了可靠的主观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功与否，理论的实践效果如何，将会在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得到高级证明，创新理论的价值将会得到充分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只有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才能更加坚定”。一个政党对于前进方向不迷茫和困惑，永远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需要“三位一体”:不忘“本来”,就是不忘党的初心使命，永远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不忘“本质”:不忘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先进政党、使命型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远不腐化变质；不忘“本色”:不忘改革创新、艰苦奋斗的本色。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历史条件，如何求变求新。不忘“本来”“本质”“本色”等三个“不忘本”,划出了理论创新不可触碰的红线，为守正创新奠定了客观标准。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回望历史，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史是一部理论自觉和理论引领、理论建设与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理论指导和思想批判、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有机结合的过程，以百年辉煌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磅礴之力，牢固支撑了党的历史自信。新时代党的理论建设，只有以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相支撑为根本前提，以立足实际并回应问题相结合的守正创新为关键，以创新理论指导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相促进的实际效果为基本依托，才能继续保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行。因此，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新挑战，我们“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地进入新境界。
（作者简介：张志丹，现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探讨》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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