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相关公开资料的粗略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00多个政党，其中历史超过百年的政党有60多个。迄今为止连续执政时间超过70年的政党，不超过10个，如苏联共产党、蒙古人民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利比里亚共和国的真正独立党等。连续执政时间超过70年而且还在继续执政的政党仅有2个，一个是从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连续执政至今已经74年的朝鲜劳动党，另一个就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连续执政至今已经73年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面，连续执政时间超过70年的百年大党唯有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且未来还能继续成功？其成功的秘诀、制胜的法宝，择其要者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高度概括和深刻揭示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即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所高度概括和深刻揭示的我们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十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也都普遍了解和理解、尊重和赞赏这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也都普遍了解和理解、尊重和赞赏这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的秘诀和法宝。
在这些秘诀和法宝背后，则有着更深层次、更高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因素。限于篇幅，本文仅聚焦为中国人民、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共产党博大精深、炉火纯青的历史思维。
一、历史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秘诀和法宝
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继续成功的秘诀和法宝，蕴含于过去能够成功的经验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也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把握历史规律、也善于运用历史规律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把握历史大势、也善于运用历史大势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勇于也善于把历史自省、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性体认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每到重要历史时刻和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都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科学“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将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与继续前进、开辟未来有机统一，将对历史规律、历史大势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与对未来的前瞻性筹划有机统一，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让历史之光照亮未来，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达到实现全党“三统一”（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色和显著标志。在党的百年历史的长时段中所诞生的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决议”，即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就是中国共产党博大精深、炉火纯青的历史思维和历史智慧之历史结晶。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史百年第三个“历史决议”，尽管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但其宗旨和意义都是一样的。我们党作为理想信念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矢志不渝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方面，一百年来，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都是坚持历史接力不辍、“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对于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的全面总结。在对前两个“历史决议”关于党的历史发展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即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等的基本论述和结论保持衔接、继续适用的基础上，在对前两个“历史决议”关于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之科学认识的基本精神全面继承和进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主要总结党的历史教训、分清历史是非有所不同，第三个“历史决议”主要聚焦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重点总结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即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主要是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从而为党的历史经验宝库、历史资源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也就是说，党史百年的三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党的百年历史上，党之所以能够将勇于并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勇于并善于把握和运用历史规律这一秘诀和法宝运用得炉火纯青、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重要的保障条件和支撑，就是有一个始终坚持“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系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
二、“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是党史研究
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的根本原则回顾和总结建党百年来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即发轫的我们党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其主体和主流是党自身及其所领导和影响下的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相关学者所推动和从事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其意旨和目的就是为党存史立传、为党撰修“红色家谱”，就是为党的革命合法性和执政合法性提供学理和法理基础和支撑，就是为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供学理和法理基础和支撑，就是为党的自身建设、党的事业和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就是为党记录历史实践和总结历史经验以达到“赓续传统、振奋精神”“明辨是非、统一思想”“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之“教科书”“营养剂”“清醒剂”的现实功用。而“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则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
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都高度重视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而且从来都不是把它作为学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作为社会上和坊间自发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是把它作为服务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事业、党的中心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专门厘定其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专门厘定其核心概念以及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专门厘定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专门建章立制，专门成立机构，专门组建队伍，以牢牢把握其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以充分发挥其“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之思想基础、理论滋养和精神动力的正能量。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包括国外学者关于党史研究的优秀成果及其蕴含的学术智慧，也一直被充分吸纳和体现在其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到1935年党中央历经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之前，由于长期处于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的紧张状态中，没有相对稳定的党中央所在地以及机关建设，没有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以及政权建设，所以也就没有可能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系统专门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当时党内外以及国内外的一些党史著述，均属于相对孤立、零散和自发状态的个人研究成果。
此一时期，党中央关于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的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党的历史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如党中央的文件最初是由党的领导人个人直接保管的，从党的三大开始才由党中央秘书和党中央秘书处集中保管。1932年，党中央专门成立机构——“中央档案保管处”（代号“文库”，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保管中央文件，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对其意旨有非常明晰的表述：“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文库”所保管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及1957年苏共中央集中移交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代管的中共中央文件，就成为1959年正式成立的中央档案馆所藏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党的历史档案资料的权威汇编，亦即党史研究的最基础的史料，如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及党的领导人之选集、文选、文集、文稿等，初期均重点依凭于此，成为我们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的“水之源”“木之本”。
在党的百年历史发展中，自觉而全面的、系统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正式开始于党中央将中国革命大本营建在西北之后的延安时期。其后，党内专门性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一直在持续推进、逐步深化。新中国成立以前，为了统筹和领导、指导、主导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党中央先后设置了中央学习研究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等；新中国成立后，相继设置了中央党史起草委员会、中央党史编篡委员会、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中央级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和研究机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党的领导人在“逢五逢十”之建党“大年”时发表的重要文章和重要讲话，如建党30周年“七一”前夕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七一”当天《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建党40周年“七一”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建党70周年“七一”和建党80周年“七一”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建党90周年“七一”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建党95周年“七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建党100周年“七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党史研究的通史“官修正本”——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等，均是不同历史时期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之代表最高水准、最高权威的集体智慧和集体意志的结晶，因此，也成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统一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献和指导范本。
三、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的三次高潮和三个“历史决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有三次比较集中的、大规模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的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革命救国”时期的延安整风年代。
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第一场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旨在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辨政治路线是非，清肃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实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预期目标的实现，是与其后半程集中开展的党内高级干部深入研讨党的历史问题这一重要途径和重要形式分不开的。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党中央组织近万名中高级干部通过对《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的系统阅读，对建党以来主要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历史上重大问题和历次政治路线之争进行深入研讨，使全党尤其是党的中高级干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和历次政治路线之争，在思想上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结论，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党的历史上以及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延安整风期间党的中高级干部深入地研讨党的历史问题，是第一次全党范围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运动。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关于党的历史研究的“三大体系”构建开始真正发轫和奠基，第一批关于党史研究之成规模、成建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队伍开始初步形成。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改革富国”时期的“拨乱反正”年代，并一直持续到建党70周年之际。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开辟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而且为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不断遭受极左思潮冲击而迭遇磨难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因拨乱反正而重新全面勃兴的历史机遇。
此一高潮，发轫和奠基于以党史百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年历史决议”）研制为契机的全党大讨论。
新时期伊始，叶剑英、陈云等一批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全面、系统、深入地重新研究党的历史，并提出了编写和出版一部真实可信的中共党史著作的重要任务。但是，编写和出版一部真实可信的中共党史著作，其中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在当时极左和极右两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党内外均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思想困惑。对此，党中央必须正面迎接挑战，作出历史性结论，回答这一时代关切，以澄清是非、统一思想。“1981年历史决议”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台的。
在“1981年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的指导意见起到了“指路引航”的关键性作用。“1981年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初稿形成后，党中央组织全党高级干部进行讨论，参加人数超过了原定的4000人。经过这次大讨论所形成的定稿，可以说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1981年历史决议”，最终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1年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和评价。这些历史结论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1981年历史决议”也因此成为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保驾护航”的“定海神针”。
以1980年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党史编审委员会为起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各级党史工作领导和管理机构、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和党史研究机构成系统、成建制、成规模地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党史资料包括口述资料等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革命遗址、纪念馆、陈列馆、博物馆等“红色基因库”的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党校、高校、社科院、军队四大系统的党史研究和党史教学队伍全面集聚，继续担负着党史研究专业队伍之中坚力量和基础力量的核心作用。其中，党校系统尤其是中央党校，因其自革命战争年代即持续开设面向广大干部的党史教育课程，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队伍。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中央党校到地方各级党校，由于党史教育课程的专门和长期开设，党史教育师资和党史研究队伍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高质量的水平；高校系统，尤其是党直接创办的以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为前身的中国人民大学，因为自革命战争年代即持续开设面向广大青年学生的党史教育课程，一直就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队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国高校均普遍开设的政治课、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和课程群中，一直设有一门直接命名为“中共党史”或以“中共党史”为主要教学内容之“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主干课程，如1949~1953年的“新民主主义论”课、1953~1957年的“中国革命史”课、1958~1959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课、1960~1966年和1972~1986年的“中共党史”课、1986~1998年的“中国革命史”课、1998~2005年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课、2005年至今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另外，也由于在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延安大学等“红色基因”鲜明而突出的高校，长期设有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研究院等教学和研究机构，专门而系统地培养党史专业的高端人才，所以，高校的党史教育师资和党史研究队伍也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高质量的水平。随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或通或专的党史研究学会的纷纷成立，各种党史研究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学术讲习班的纷纷举行，各种党史研究主题的学术期刊和报纸的纷纷创办，各种党史研究主题的资料书、工具书的纷纷出版，各种党史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的纷纷发表，加之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党史研究领域的各种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交相激荡和砥砺，20世纪80年代成为党史百年继延安整风时代以后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的又一个繁荣期，成果极其丰硕。
第三次高潮，出现在“复兴强国”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此一高潮，其“前奏曲”是党的十七大以后习近平分管中央党史工作，在建党90周年前于2010年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和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
在2010年这次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由党中央召开的、专门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围绕如何进一步提高对党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史、加强党史的学习和教育、努力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切实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等核心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正是根据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其后出台的党史百年第一份由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深刻论述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规定了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对加强党对党史工作的领导、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指导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的一个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和统筹“两个大局”,紧紧围绕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就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我们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有机构筑了科学“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并具体阐明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及其道理学理哲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对新时代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开拓新局面、开创新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历史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现在已被集中收录在建党百年之际党中央编辑出版的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和依循，以历次党的集中性学习教育，比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为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党史工作者和党史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再次迎来了党史百年又一个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盛期。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和重大进展，聚焦于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聚焦于党史研究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聚焦于党史研究的规律、特点和经验，聚焦于党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和基本史实，聚焦于党史百年的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等，党史研究机构和党史工作者、党史研究学者在党史研究的各个专题、专史领域均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四、坚持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根本原则的现实要求
回顾和总结建党百年来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一个基本的且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结论就是“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这是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
要坚持“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必须“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党的自身建设、党的事业和党的中心工作之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其领导权、主导权、话语权是牢牢掌握在我们党手中的。如此，对于党史研究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的认定，对于党史研究涉及的重要活动、重要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历史评价，对于党史研究涉及的历史分期及其关节点的厘清等党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党中央也均有严格而明确的政策规范和政策指引，即必须“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是不允许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的，是不允许有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的。党史百年的历史实践也充分证明，凡是我们党对于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高度重视和全力推动，“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得以全面、彻底地贯彻落实的时候，都是其为我们党的伟大事业兴旺发达而发挥其现实功用最淋漓尽致的时候，也是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最繁荣的时候。
要坚持“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的根本原则，必须以科学“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研究工作者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和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统一。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而我们党所具有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性质，以及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也确保了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的党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和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要历史人物认识和评价的“六个不能”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关于领袖人物认识和评价的“两个不能”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关于中共党史重大问题认识和评价的“两个不能”论——“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关于历史发展阶段认识和评价的“两个不能”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近年来关于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之大年纪念的系列重要讲话等，都是坚持科学“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进行党史研究的光辉典范，是我们必须效仿和依循的成功样板。
坚持“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的根本原则，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党史研究领域鼓吹所谓“价值中立”和“理性至上”的自由主义和所谓“去意识形态化”“去现实服务功能”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和冲击。苏联之所以亡党亡国，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就是苏共主动放弃了“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的根本原则，丧失了对苏共历史研究的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党的十七大以后习近平分管中央党史工作，再次明确提出了在党史研究领域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任务。他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
“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的根本原则，必须贯穿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必须成为党史工作者和党史研究学者履行的政治责任，必须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确有“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无限感叹。“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因此，我们必须“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项）“党史百年‘七一’党庆比较研究视域下的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之文本解读”（202130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齐鹏飞，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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