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形象塑造，概括地讲，是指政党为实现自身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由此在社会公众中形成的总体评价或印象。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这一时期我们党能够在社会公众中塑造并形成良好形象的根本所在。当时国民党严格的舆论封锁政策及其媒体对我们党的歪曲宣传、污蔑丑化，也使得加大宣传、塑造真实的中共形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广泛而有效的宣传工作，扩大了我们党的社会影响，塑造了良好的政党形象。在抗日根据地、大后方、沦陷区三大区域中，党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颇具代表性。在抗日根据地，我们党的形象塑造有着诸多优势；在沦陷区，则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在大后方，则兼具公开与秘密、斗争与合作等多种复杂场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探讨价值。深入总结党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不仅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可以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借鉴。
一、积极构建宣传阵地，有效引导大后方舆论
政党塑造形象的前提之一是社会公众要获得相应的信息，而媒体宣传是大后方社会各界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大后方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广泛的宣传阵地，有效地引导了大后方舆论。
一是创办了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党报党刊。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代表的媒体，打破了我们党在国统区没有公开出版党报党刊的历史，是我们党宣传史上的重要突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后方的媒体格局。对于《新华日报》创办的重大意义，当时的国内外舆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路透社报道说，“现在就是中国最遥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这张报纸”；苏联《真理报》认为，《新华日报》是中国人民热爱的报纸，“进步的分子和一切爱国志士都敬重它，并很注意倾听它的呼声”；英国《工人日报》称，《新华日报》是“中国的喉舌”；国内著名期刊《战时文化》刊文指出，就形式与内容而言，《新华日报》“都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流的报纸”，从读者的踊跃程度、报纸地位及言论影响力等指标来看，与国际知名大报如英国《工人日报》及法国《人道报》相比，《新华日报》都不在它们之下。任弼时评价说，1938年2月，“该报的发行量已超过2万份”，“我们党出版的报刊在广大群众中很受欢迎”。这些评价凸显了《新华日报》对我们党在大后方塑造形象的重要影响力。《新华日报》出版时间长，信息容量大。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及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新华日报》的主要任务，也是其刊发的主要内容，正如董必武所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如果说《新华日报》以时政新闻为主的话，《群众》周刊则更侧重于理论分析。全面抗战时期，《群众》周刊刊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成为我们党在大后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的大量信息，为大后方社会各界了解我们党的主张提供了可能，也为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提供了信息基础。
二是通过间接方式影响了众多媒体。除了发挥好党报党刊的作用，我们党还通过各种间接方式影响了众多媒体。有的是通过派遣中共党员进入媒体工作，担任各种职务，如《新疆日报》副社长、文艺版编辑、国际版编辑、国内版编辑等均为中共党员，使《新疆日报》成为新疆抗日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刊登了大量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及文章，以至于有香港读者来信称之为《新华日报》的“姊妹版”。又如成都的《四川日报》，“主笔和编辑都是我们的同志，起了我们宣传机关的作用”。有的是通过与地方实力派加强沟通和联系，寻求双方共同点，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为中共党员进入其媒体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便利。还有的媒体虽然没有中共党员，但我们党充分利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共同诉求，积极向这些刊物投稿，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如兰州的《甘肃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虽为国民党人士所控制，但对中共人士的投稿并不拒绝。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讲到，“此间舆论在转变，我们忙于写文章，几个刊物都向我们要稿子，现《西北日报》登我们的文章不少”。此外，我们党与中间党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积极向其所办刊物投稿，介绍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战业绩。董必武曾提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要我们写文章给他们的杂志，关于我们解放区建设与抗战成绩的文字，只要投稿给他们而国民党不扣掉，在他们机关报《国讯》上都是登载的”。这些媒体并非我们党所办，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的受众知晓我们党的情况，为形象塑造提供有利条件。
三是组建了出版发行阵地。相较于报刊杂志刊载信息的即时性，书籍具有更为长久的保存价值。为此，我们党在大后方建立了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为骨干的出版发行阵地，“三店合起来，出版物总共有 1600多种，每种书籍的印数提高到 5000或 1万册以上；同时普遍地在大后方各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最多时分支店共有 70余处，遍及 14个省份”。周恩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我们党的宣传鼓动书籍“在抗战中的销路几乎压倒一切”，“大概关于马列主义及社会科学的著作，在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最能销行”。尽管国民党当局通过书刊检查、限制流通、销毁等方式试图阻止相关书籍的发行，但通过我们党的种种努力，各种介绍宣传我们党的书籍在大后方仍然得到了相当的流通，尤其是吸引了大后方不少青年群体的关注，增加了他们对我们党的了解和认知，不少进步青年受此影响纷纷奔赴延安。
我们党通过建立广泛的宣传阵地，向大后方民众传播了大量关于我们党的信息，不仅如此，我们党还有效引导了大后方的舆论。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我们党真正坚持了抗战、团结与民主，这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赢得了包括大后方民众在内的国内外人士的广泛认同。美国记者威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汉口政府（1937年 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之后，部分军政机关迁至武汉办公，故当时外国记者常以“汉口政府”代指国民政府。）也侈谈‘团结’，他们意在中央集权独裁，利用各外围的力量，扩大当前一小撮垄断统治集团的实力。共产党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们所要的‘团结’是以民主为基础，各党派都能参政，在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实现全民大团结”。我们党不仅在大后方为民主鼓与呼，在抗日根据地，更是通过建立三三制政权，实施基层选举，最大限度地实施了民主政治，成为战时民主的样板。这些民主举措，在大后方的新闻报道中频频呈现，后经外国记者报道，更是为国际社会所知晓。通过对舆论的引导，社会各界对我们党更加关注，对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产生积极的看法，这对塑造我们党积极正面的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充分利用公开身份，广泛开展高层人际交往
党员的公开活动是塑造政党形象的重要渠道之一。我们党内高层人士在大后方充分利用公开身份，与社会各界开展广泛交往，在交往过程中，我们党的主张得到了宣传，同时，我们党内高层人士的政治智慧、人格魅力等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展示，进而帮助提升我们党的形象。
1937年9月以后，尽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但两党在政治信仰、政治纲领等方面终究有着本质区别。特别是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使我们党相关人员在大后方的活动范围大受限制。“我党在国民党区域，除掉少数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党员必须公开者外，一般的党的组织及党员的面目，都力求保持秘密。”在大后方能够以中共党员身份公开活动的，只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谈判代表、中共部分公开机构人员。这部分人员数量都较少，如参政员只有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数人，中共谈判代表往往又与参政员有重叠。但尽管如此，毕竟有一部分人能够以中共党员身份公开活动，这无疑又是难得的展示和塑造我们党的形象的机遇。特别是能够公开活动的中共人士往往是中共高层，影响力较普通党员更大，也更容易在社会公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利于政党形象塑造。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同时是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大后方具有公开活动的独特优势。周恩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大后方会见各界人士，广交各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人际网络。周恩来认为，“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周恩来那目光远大、正气凛然、光明磊落、谦虚诚恳的形象，在大后方社会各界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博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信任，许多人正是通过周恩来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的人际网络对我们党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不仅周恩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其他领导也纷纷利用各自优势，构建了各具特色的人际网络。在各种人际交往过程中，不断阐释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增进交往对象对我们党的了解。叶剑英利用其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在大后方与国民党军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多次接触冯玉祥，加强与原西北军的联络；以云南讲武堂同学和滇军旧僚的关系，加强与龙云等人的联系；其广东梅县人的身份及在广东的经历也大大方便了同粤军张发奎、黄琪翔等人的联络；此外，叶剑英还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都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叶剑英的这种人际网络不仅有利于我们党开展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也使国民党军界人士通过叶剑英对我们党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了解。同样的，邓颖超充分利用自己的女参政员身份，与大后方的妇女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使大后方社会各界对我们党的妇女政策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其本人能够作为参政员，本身就是我们党倡导妇女解放的生动说明。董必武是我们党出席国民参政会最多的参政员，还多次当选为驻会委员，多次向参政员介绍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如平江惨案发生后，董必武在与李璜、黄炎培等会面时就向其介绍平江惨案的经过，皖南事变后，也及时向黄炎培等介绍事变真相。此外，董必武还积极参加大后方的宪政运动，与大后方社会各界有广泛的接触。同时，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人资历较深，与国民党不少高层人士均有相当的交往。这些我们党内高层人士都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扩大与大后方社会各界的接触，增进社会各界对我们党的了解，从而有利于提升我们党的形象。
英国政治学家沃拉斯认为，“有时，一个具有特殊个性力量和表达能力的人，如同一个政党，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体”。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我们党内高层人士，在大后方不仅具有个体意义，更具有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的功能，成为我们党在大后方的形象代言人，他们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升了我们党的形象。
三、打破地域往来限制，促进中外人士赴抗日根据地实地观访
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的抗日根据地处在敌后，与大后方往来殊为不便，再加上日寇和国民党的封锁，人员不能自由往来。这就极大限制了大后方社会各界对我们党的全面认知，虽然他们能够通过各类媒体及与我们党部分人员的交往获知我们党的信息，但如果再加上赴我们党的抗日根据地亲身实地考察，就更能全面地了解我们党。1942年 4月 15日，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争取中间分子既要靠我们党的路线的正确和执行的得法，也要靠他们自己的体验。一位外国记者曾对董必武说，他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由此可见实地参访对于提升政党形象的重要性。基于此，我们党通过各种努力，打破地域往来封锁和限制，促进中外人士赴抗日根据地实地观访。后来，这些实地考察过的中外人士，在国内外媒体上刊发了大量报道，比较客观地介绍了根据地的许多情况，对提升我们党的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
就地域而言，全面抗战时期中外人士赴我们党抗日根据地的实地观访中，以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最具代表性。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最能够体现我们党方针政策的区域，也是社会各界最有兴趣参观访问的地区，因而也是国民党封锁最为严密的区域。美国前外交官谢伟思就提到，关于边区，“第二手的报道”听到过许多。晋察冀边区是我们党在敌后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地处华北抗日前线，是我们党的抗战政策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样本。在晋察冀边区生活工作过两年的英国人林迈可就曾说，“到游击区的外国访问者被认为是最好的宣传者”，“被引导着在这一地区周游”。爱泼斯坦也说，“最出名的解放区，也是欧美人士访问最多的解放区是晋察冀边区”。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所具有的独特特点也使它们成为中外人士参访最多的两个根据地，是社会各界了解我们党抗战和治理实践的重要窗口。
全面抗战时期，在我们党的争取和帮助下，赴抗日根据地实地观访的人员涵盖范围广，社会影响大，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名流，较为典型的有梁漱溟、黄炎培等人。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严密封锁，全面抗战初期，除梁漱溟外，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后方民主党派人士到边区参访并不容易。周恩来和董必武曾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主张对那些想去根据地的民主党派人士表示欢迎，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向他们表示欢迎并给以必要的帮助。梁漱溟早在1938年1月就赴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停留多日，与毛泽东先后见面8次，其中6次长谈。据梁漱溟记述，有两次长谈都是通宵达旦。期间，梁漱溟对毛泽东阐述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十分信服。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与我们党多位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会谈，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就发生在这期间。李公朴也曾到晋察冀边区考察 6个月之久。
二是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海外华侨。1940年3月26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飞抵重庆，4月初，董必武和叶剑英、林伯渠一起至嘉陵宾馆访晤陈嘉庚，就国共两党摩擦问题进行了交谈。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举行的欢迎茶会上，陈嘉庚表达了访问延安的意愿，林伯渠、董必武等表示欢迎并致电毛泽东，几天后，陈嘉庚就接到了毛泽东约他访问延安的电报。最终陈嘉庚冲破重重阻挠亲往延安实地观访，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交谈。
三是中外记者。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世界各大知名媒体基本上在重庆都派驻有记者，中共中央南方局几乎同当时在重庆的主要海外媒体记者都有联系，并促成了不少记者赴抗日根据地采访，这其中又以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为典型。由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的外国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晚报》等的中国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共 20余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 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在延安参观访问1个月左右。经过实地考察，中外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对我们党在根据地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赞扬，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
四是以美军观察组为代表的外国军事人员。1942年 5月，周恩来就向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6月，又向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表示，建议美国派一个军官小组在陕西、山西建立观察站。全面抗战初期，美国军官卡尔逊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曾到延安及山西八路军总部考察访问，后又到晋察冀边区实地考察。全面抗战后期，美国政府出于抗战需要，开始重视中共力量，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于1944年7、8月间，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共计 18人抵达延安，对我们党和延安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考察期间，观察组成员与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流，经过实地考察，观察组成员对延安的抗日民主政策给予高度评价。
亲身参访过抗日根据地的中外人士大都著有其参访观感的报道或著作，这些作品对我们党大都持积极正面的评价，较为有力地提升了我们党的国内外形象。李公朴在其《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序言中写到，“模范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周立波根据其在边区的见闻，写下了著名的《战场三记》之一《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指出八路军及游击队等“不但没有退出华北一步，而且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巩固而又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他们时时刻刻在扰乱敌人的后方，切断敌人的交通，而且时时刻刻在准备用大规模的战斗，把那仅据点线的华北敌人，完全赶走”。《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赴延安采访后发表《延安一月》，提出“新社会试验区”的新概念，引起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周恩来将此文比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日本也很快翻译此书出版。从延安归来后，黄炎培在其著作《延安归来》中对我们党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今天的局面，是从艰苦中得来的。他们是从被压迫里奋斗出来的。他们是进步的。”他们“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陈嘉庚经过实地考察，加深了对中共的认识，“出去后深赞边区建设”。国民党方面则认为，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备受中共统战影响，自此态度渐趋附共，对政府指摘批评，甘为中共统战工具”。国共双方话语不同，但所揭示的事实别无二致：陈嘉庚通过实地观访，更加认同我们党的治理，其心目中的中共形象自然比国民党正面。
到过抗日根据地的外国人士同样对我们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卡尔逊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实行的原则，在政治方面是代议制（民主），经济方面是合作原则，只是在社会应用方面，由于强调社会平等，可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林迈可两次去晋察冀边区，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蓬勃的宣传运动及群众组织”，“民主的乡村组织的制度，似乎已在巩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令英籍教师班威廉印象深刻的是，在短短几年里，“边区进行了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从旧的封建制度到最近代的民主，从妇女奴役到两性平权，从文盲到普及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成就都是“在敌人经常来破坏的威胁下，胜利地完成的”，他得出结论：“边区的事业，是将要在未来的上下古今的历史上，形成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革命的奇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考察后，对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军民一致，官兵平等，所完成者多、所用者少，无不钦佩赞扬”，常以“共产党中国，与国民党中国为对比”，“无一对蒋介石抱有希望者”。
在各方积极努力下，大后方与我们党抗日根据地的地域往来限制被打破，大批中外人士赴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使得坚持抗战与民主的中国共产党以勃勃生机的积极面貌呈现于大后方乃至国际社会。
四、广泛参与各类平台，主动宣传展示自身主张
政党开展各项活动，都要借助相应的平台，才能更好地将自己的主张传播给社会公众，从而扩大政党影响，塑造政党形象。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大后方善于运用和发挥各类平台的优势，充分宣传和展示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及取得的各方面成绩，提升了政党形象。
我们党在大后方参与平台种类众多。在舆论宣传平台方面，我们党除拥有自己掌握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外，还实际掌握和影响了大量报刊。在出版发行平台方面，我们党以读书、生活、新知三大出版发行机构为核心，组建了自己的发行阵地。在议政平台方面，我们党在国民参政会中拥有一席之地，始终保持参与的主动权。尽管我们党在国民参政会实际权限有限，正如谢伟思记录的周恩来在 1944年同他的一次谈话中说到的意思，“共产党明知这个会是用来作为装饰品的，也没有实权，而且分给他们的席位同他们的实力是不相称的。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些席位，因为这给他们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以便使公众了解，而且这是他们所希望的开始走向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一个小小的楔子”。我们党通过国民参政会这一平台，成功地塑造了团结抗日的支持与合作者、反对投降与分裂的抗争者、民主政治与发展的引领者等多重形象。在军事参与平台方面，我们党在大后方多地设立了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参谋长能够出席全国参谋长会议。在宣传机构平台方面，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厅长，第三厅是管宣传的，周恩来的领导以及郭沫若秘密中共党员的身份决定了我们党对第三厅工作方向的重大影响，即致力于把第三厅建设成为我们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用来推动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以利于发动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在经济类平台方面，我们党在大后方虽然没有兴办企业，但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与重庆的中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协会的负责人多有往来。在群众社团平台方面，我们党虽然直接控制的公开组织多受打压，但间接控制和影响了许多社会团体，如武汉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贵阳成立的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重庆成立的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云南成立的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等。
各类平台虽然功能有所差异，但只要利用得当，都能够发挥出宣传的功效。周恩来就提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我多经过参政会，向其作各种建议。参政会所包含的上层分子极广，中共代表的意见，又极为人所注意”。董必武曾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的伟大胜利和中共力量的增长”，对重庆工商业团体“都有影响。《新华日报》上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主张，他们是重视并且赞成的”。此外，各类平台间还能够相互配合，互相支持。比如，我们党参加国民参政会所作的提案或相关发言，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媒体向社会发布，使公众了解我们党，同时，我们党提出的各种诉求及建议又可能引领社会议题，成为各类媒体的新闻话题或社团开展活动的重要内容。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通过各类平台，向大后方及国际社会传递和展示了我们坚持抗日、争取民主的方针政策，在敌后战场取得的战绩，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坚持成立联合政府推动战后和平的诚意。
社会各界通过各类平台加深了对我们党的了解，进而提升了我们党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大后方不少青年正是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媒体上的宣传文字，对我们党产生了良好印象，才不辞辛劳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大后方不少知识分子认同我们党对于抗战的坚持和对民主的追求，对我们党提出的诸多政策予以积极回应。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各类平台对我们党有了一定了解，辅之以与我们党相关人员的交往，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恐惧心理，开始认同我们党的政策。西南地方实力派尽管表面上服从于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但通过对我们党的了解，开始主动与我们党建立各种联系，创建更多的公共活动平台，尽力为我们党开展活动提供一些方便。即便是长期对我们党采取敌对态度、开展严酷斗争的国民党人士，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党所取得的成绩，以他们独有的表达方式反映了我们党政党形象的变迁。
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是每一个政党追求的重要目标。通过对我们党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的深入总结，能够深化对政党形象塑造的认识，并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形象塑造提供宝贵经验借鉴。其一，政党形象属于政党的软实力范畴，是政党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有着强大的实力，但其在大后方造成的通货膨胀、民生疾苦以及高官贪腐丑闻，使其政党形象在不断下降；而我们党则在推动展开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中，实现了政党形象与实力之间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其二，政党形象塑造受诸多因素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党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和落实，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正面效果；政党取得的成绩如果没有得到广泛而有效的宣传，也很难扩大政党的影响力。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大后方妥善处理整体与局部、战略与战术、内容与形式等诸多关系，使各要素间实现了有机协同，从而有力促进了政党形象的提升。其三，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回应社会公众关切，才能在政党形象塑造中抓住根本、抢占先机。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深刻洞察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推动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当时国内社会各界所期盼的，从而易于得到民众的同情、认可和支持。其四，个性化宣传手段是政党形象塑造的重要抓手。政党形象塑造主要是做人的工作，而社会公众成分复杂，分属不同阶层，其受教育程度、政治立场、信息来源等差异都有可能导致对同一政党的认知和感受各有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印象。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并依据受众的差异性，采取不尽相同的宣传手段，从而使政党主张得到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
（作者：洪富忠，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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