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一大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进入“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党建领域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及其所取得的新成就在使党不断焕发生机活力的同时，也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热烈反响。本文通过对国外政要、学者、媒体有关十八大以来党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与实践的相关言论和报道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认为可以将他们的关切归结为六个核心议题。全面、准确认识这些议题并做出科学判断和回应，可以为我们坚定理论自信、深化党建研究，进而提升政党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提供重要资源与契机。
一、整体性：全面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出鲜明的整体性。被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面从严治党”与其他三个“全面”之间是什么关系?对此，国际社会大致有以下三种看法。
(一)“核心—保障”说
这种观点将全面从严治党视为“四个全面”中最重要的一个，视之为其他几个“全面”的前提条件或根本保障。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原所长郑永年在党的十九大前夕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指出，“‘四个全面’里，‘全面从严治党’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实现‘四个全面’的主体带头人，如果主体生病了，其他部分也不可能健康”。所以，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至关重要。强大的党作为国家治理的政治主体，为解决中国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提供了良好平台，这是一些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很多别的国家做不了的事情，中国可以做”。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Robert L. Kuhn)同样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将全面从严治党上升到“四个全面”的战略高度，并作为“四个全面”中的最后一点，就说明它是前三个“全面”得以实施和推进的基础。塞尔维亚总统、进步党主席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Vucˇic')Vucˇic')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为中共领导力注入了重要力量，向世界展示了中共在“四个全面”等问题上的坚决意志。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托尼·赛奇也认为，“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要义。相较其他三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最具理论新意和战略性，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理腐败与懈怠、重塑党的政治声誉、强化党的领导的战略意图。
(二)“一目三举”说
在这种观点看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起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主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驱动、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例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原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Carlos Magarinos)从每一个“全面”的不同侧重点出发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心，旨在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开辟通往繁荣和进步之路；全面依法治国构成了对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对延续中国的经济奇迹具有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是保障其他三个全面的必要手段，其中，消除腐败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前提”。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约翰·库尔特(John Coulter)分析指出，中共所提出的“四个全面”是连贯的，后三者是动态结合的。只有全面依法治国和加强从严治党才能确保改革真正深入，使发展成果得以公正分配，最终建成更为公平的小康社会。联合国原助理秘书长马丁·李斯(Martin Lees)指出，中国的改革发展面临诸多困难、风险和挑战，而每一个“全面”都对应着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四个全面”提供了连贯的战略指导，将使中国的发展更加持续稳定。《日本经济新闻》也刊文称，“四个全面”中的每一“全面”此前都曾被单独提出，但强调同时推进尚属首次。此次提出“全方位、同时推进”的改革方针，实际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面对经济减速、贫富差距扩大和腐败等课题的危机感。
(三)“互为支撑”说
这种观点认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推进包括反腐在内的全面从严治党，以破除各种阻力和障碍；反腐同样也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来减少权力的滥用。例如，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将施政重点聚焦于两项举措：一是经济改革，二是反腐败。这两项看似并不相关的政策实际上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市场导向的改革来减少滥用权力的机会，则不可能铲除腐败。同样，持续的反腐败斗争是经济改革成功的政治先决条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与邓小平时代的“摸着石头过河”不同，此轮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的顶层设计、严密的组织落实。所以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成立以习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另一方面，反腐元素也应当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设计之中。欧盟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所长大卫·富凯(David Fouquet)也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开展的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法治建设等举措令人振奋。加强法治建设，将反腐败纳入法制轨道，将有助于保障中外商业关系的健康发展。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主席哈立德·马哈茂德(Khalid Mahmood)指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迈出的历史性一步，它将有利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并造福全球。
总体来看，针对全面从严治党之于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无论国际社会持何种观点，其本质都是希望从宏观上理清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以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在其中的地位，进而判断它是系统性的战略布局还是碎片化的权宜之策。
二、科学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与实践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这不是口头说说，而是真正付诸实施。对此，国外学者、政要以及媒体主要从制度建设与实践路径两方面来考察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施情况。
(一)制度建设提升到新高度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完善党内反腐体制机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被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贯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的总体部署。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有146部中央党内法规陆续制定修订，不断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格局。
针对这些党规党纪、党建制度的相继出台与实施，郑永年评论道：中国近年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改革和建设，其中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最令人鼓舞的成绩就在于制度建设，重点则体现在党建方面。肯尼亚内罗毕美国国际大学教授马查理亚·穆内内(Macharia Munene)指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意义深远，为中国共产党增强凝聚力和执政能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肖逸夫(Yves Tiberghien)同样表示，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表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题聚焦党内政治生活，就是要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原主编李卓辉也认为，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一系列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和新形势下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全面从严治党被制度化，有利于遏制腐败和违纪行为，确保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埃及社会主义党总书记艾哈迈德·沙班(Ahmed Shaaban)评论道，中共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监督体系建设，使自身更具活力和战斗力，也向世界展示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坚定决心。
(二)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现在，我们党已经形成了一套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在内的制度体系，关键是在实践中落实。在国际社会看来，这种落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落实到从严管理干部上。在这方面，日本静冈县立大学教授诹访一幸认为，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和《条例》预示着反腐败斗争的未来方向。党内监督和政治生活新规重点指向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官员。对于中共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的做法，美国南得州大学终身教授乔凤祥表示赞同。他认为，从中共以往的成功经验来看，只有用铁的纪律管理各级领导干部，才能有效带领“最大多数”的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好。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在其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一书中也指出，“习近平深知治国理政的精要，首先就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针对当前中国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采取了多管齐下、辨证施治的方法”,以激发全体干部的改革力、领导力和行动力。
二是落实到党员发展和教育上。就党员发展而言，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狄忠蒲通过对中国城市地区开展数据调查、分析中共党员的发展趋势，肯定了党建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与延续的重要意义。他高度认同当前中共严把党员发展入口关的举措，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寻求兼具专业技能和政治忠诚度的合格共产党员，进而维护好党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声誉。就党员教育而言，国外学者认为，学习教育增强了党的组织调适能力，使其保持高度弹性和适应力并一再战胜挑战。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James C. Hsiung)在《习近平时代》一书中指出，为了将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除了需要对国家进行有效领导外，还必须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通过党的自我净化，修复党和群众间的信任基础，维护党的公信力，加强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进而开展社会动员。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同样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意在使各级党员干部改正错误作风，避免脱离群众。如果说吸收社会优秀人士入党使党员职业来源更为多样，清晰反映了政党获取社会支持策略的变化，那么对党员的严格考察和教育，则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与凝聚力，主要是为了管“绝大多数”。
总体来看，无论是围绕制度建设还是基于实践路径，国际社会都意在对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制度安排进行考察，从而判断这些措施是空泛的还是切实可行的。
三、独创性：全面从严治党的外在表现与政治意涵
“从严治党”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的优良传统和重要原则。那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思路有何不同?对此，国际社会通过历史比较，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内容的反腐败斗争的外在表现和政治意涵相较之前的变化作为关注重点，以求把握中共党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继承性与独创性。
(一)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之大史无前例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共领导人的一贯理念。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力度和决心之大，却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就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连续刊文指出，自习近平任总书记以来，中国开展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其持续时间之长、力度之大，让人出乎意料。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也报道称，从规模、强度、持续时间，特别是落马官员的级别来看，在清理贪腐的问题上，习总书记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和副主任麦瑞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已使反腐败斗争达到新的高度。尤其是查处军队最高级将领的行动，使这次反腐败斗争成为中国前所未有的最果敢、最认真的治理措施。肖逸夫同样表示，中共近年来的反腐力度和成效远超出人们最初的期待，一系列重大案件的查处，也对政府官员们造成强大的威慑效果。可以说，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自1980年以来最具影响力和专业性的反腐行动，其力度之大甚至打破了以往的许多“禁忌”。
同时，国际社会还认为，这场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斗争实际上也反映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政治决心。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刊文指出，最优秀的反腐机构、最精干的办案人员、最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及最高端的技术装备，都取代不了来自最高层的政治决心。印度德里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宾(Jabin T. Jacob)评论道，习总书记坚持从严治党，为中国共产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获得了人民更加广泛的支持。空前规模的反腐行动不仅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决心，也让世界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新的期待。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伊沃娜·拉杰瓦茨(Ivona Ladevac)也指出，“既打老虎又拍苍蝇”向人民群众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党员，不论是位高权重还是万贯家财，都将受到惩戒而没有例外。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顺通·赛雅佳(Sounthone Sayachak)同样认为，中国共产党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优先工作，宣示了建立健康、坚强政党的决心，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广泛的支持。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Yuri Tavrovsky)在《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中表示，习近平具有“爱国主义和忠于信仰的基因”,他衷心希望改善人民生活，无法容忍腐败行为的滋生，这使其下决心从打“大老虎”开始行动。
正如熊玠在《习近平时代》一书中所论述的：尽管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一直在努力治理腐败，但却从未达到十八大以来如此强劲的力度、如此坚定的决心。显然，中共领导人已清楚意识到，没有足够的决心和意志，不足以突破反腐的治理瓶颈。
(二)反腐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
反腐败斗争当前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这也说明我们已逐渐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先后制定和修订党内法规140多部，同时还推进宪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并在此基础上出台第一部国家反腐败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发展完善，实现了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
对此，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巴泰勒米·库尔蒙(Barthélémy Courmont)指出，中国反腐败斗争所面临的挑战要求反腐败不可能永远处于“动员”状态，而必须推进制度建设，从根本上塑造规范、健康、常态化的反腐体系。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就是一系列反腐措施的延续，是对公权力的良好规范和运用，有助于完善反腐制度，塑造规范、透明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麦卡希尔也表示，习近平领导下的反腐败斗争已成为党和国家体制的一个永久特征，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将推动反腐败斗争更加制度化，使反腐败规模不断扩大，收获更大成果。
裴敏欣特别注意到中国反腐败斗争中的两项制度性变化：一是“中央巡视组”巡视常态化；二是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加强纪检监察系统内部垂直领导力度。这两项改变使地方官员越来越难以隐瞒罪行或相互包庇。熊玠指出，目前更为艰巨的挑战是，如何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这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监管不力，防止腐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反腐机构的建设。现实情况是，十八大以来，纪委系统的确在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在提升纯洁性的同时不断创新反腐工作机制，巡视组和国际反腐合作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事例。
(三)针对反腐的政治意涵尚有争议
显然，这次反腐行动无论从力度、决心还是形式来说，都与以往有所不同。针对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根本旨趣与历史方位，国际社会也有不同观点。
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旨趣，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
一是反经济寡头，重塑政治生态。郑永年分析道，此次反腐败的政治意涵，已远超现有深度和广度，必须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出发来认识其深刻意义。具体而言，当前寡头经济局面已基本形成并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不仅分割着国民经济，而且在政治上极具野心。此次反腐败的新政治意涵就在于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蜕化为政治寡头；反腐败斗争不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涉及重塑政治生态的目的。
二是打击权力黑暗面，保证国家长期发展。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博罗季奇(В. Ф. Бородич)认为，中共目前所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战略性特征，其长远目标在于降低权力黑暗面的影响，以便继续安全稳定地实施国家发展计划。目前最大的腐败来自支撑权力黑暗面的个人及集团，他们不仅给党和政权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甚至还会挑起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因此，只有在国家政权和政府机关内部开展反腐行动，同根深蒂固地寄生于国家政策发展中的黑暗面展开斗争，才能净化党和国家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是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指出，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于党员开展日常工作的重视。反腐的本质就在于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涵，督促共产党员履行道德义务，发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Khairy Tourk)同样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巩固中国的制度基础，确保未来社会在高道德标准上平稳运转。这不仅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世界。
就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方位而言，尽管国际上也有这样或那样的负面声音，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承认和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相对于历史上党的建设的继承与创新。
在郭良平看来，从邓小平“党要管党”到江泽民“三讲”和胡锦涛“保先”教育活动，再到习近平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共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实际上从未偏离传统的轨道。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是将党建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除了反腐和增强“党性”外，习近平较前任领导人更为重视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信仰。不过新形势下的党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创新思维。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东方学院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Andrei Karneev)则认为，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历代领导人都会提出一些阶段性重要理念，以作为施政重点。当前，包括全面从严治党在内的“四个全面”汇聚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解决迫切问题的方法精髓，实际上是新的治国战略。
事实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治原则。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博罗季奇所言，“四个全面”呈现出新的政治治理模式，其中“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最直接地反映出党和政府机关所采取的自净形式。事实证明，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正在继续走建立在完善共产党执政制度基础上的国家政治发展路线。
四、必要性：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与目标任务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出发，根据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伟大任务和伟大使命，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尤其是党建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此，国际社会希望通过解读背景条件和任务导向，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动机。
(一)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国际经济学讲师盖里雄·伊基亚拉(Gerrishon Ikiara)认为，从严治党、坚决反腐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继续肩负好初心使命所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打赢反腐战争，将助力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欧洲时报》刊文指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项主要文件《准则》和《条例》传递出两项重要信息：一是为解决经济转型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所累积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风清气正且能力卓越的执政团队至关重要；二是针对当今各国执政党所共同面临的两大难题——官员腐败和不作为，中共明确党纪严于国法，并以党纪国法双管齐下的“吏治”来寻求长治久安。郑永年指出，中国当前的反腐败行动可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和机遇，如果现在不着手惩治腐败，未来将更加难以做到。如果任由经济寡头蜕变为政治寡头，则很有可能导致俄罗斯或乌克兰那种情况。因此，一定要抓住当下的机遇，一反到底。伊沃娜·拉杰瓦茨评论道，全面从严治党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要求，也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需要，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新形势与新任务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不是暂时性的，而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伟大工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所强调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二)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旨在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领导党，也是执政党。合法性是所有执政党维持权威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先决条件。裴宜理认为，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三种合法性形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更多依赖于工具性的“绩效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反腐败斗争，大幅平抑贫富差距，正是为了顺应中国古代天命观(即政权的合法性源于对社会福利的关照)的要求，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
对此，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副教授周景浩明确指出，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腐败导致政府无效，扩大贫富差距，进而加剧社会差异和冲突，破坏着党的合法性，而反腐败斗争有助于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升治理能力来恢复信誉。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刊文称，中共新一届领导人铁腕打贪整风，有其更长远的政治目标，那就是为营造健康政治生态创造条件。而政治生态改善、官场作风清正与重建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和支持息息相关。换言之，反腐败是中共赢取民心的有效工具。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西塔拉姆·亚秋里(Sitaram Yechury)评论道，习近平强调党与人民间的密切血肉联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使中共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抵御来自国内外的不良影响，巩固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不断克服困难取得新成就。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也认为，反腐败有助于重新巩固国家权力，成为当代中国反对“西化”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强力反腐，不仅是一个需要持续坚持的长期工程，也是需要全面推进的系统工程。
(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小岛贺子指出，面对中国日益严峻的各种社会问题，党内领导人对彻底改革早有清楚的共识。因此，十八大以来格外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建立对实施全面改革至关重要的领导权。对外，民众也普遍赞成，因为强有力的领导对于打破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网络以及推动经济改革都是必要的。
客观地说，反腐败斗争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阻碍改革发展的各种利益集团的藩篱，从而为改革开路和提供保障。正如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所指出的，激烈的反腐败斗争是为党的生存而战，是实现长期执政的必要之举。否则，中国共产党可能会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党的梦想甚至一个国家的梦想都会因此而破灭。同样，乔凤祥也表示，目前世界动荡不安，国内外各种势力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干扰中国和平发展与繁荣富强。为了有效化解内部矛盾、抵御外部干扰，有必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便从战略高度全面保卫国家安全与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
正如特里尔在《习近平复兴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的，在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其面临的矛盾之多、压力之大、问题之复杂、把控之艰难，在世界范围内都并不多见。因此，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全面从严治党、强力反腐是必要的，集中权力也是必需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力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战略性安排。它体现出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和治理智慧，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决心、有能力引领中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五、有效性：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成就与国际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不断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取得切实成效，形成独具特色的党建中国经验。对此，国外学者、政要以及媒体既有高度赞誉、良好期待，也有不少疑惑与争议。科学阐明中共党建的既有成就与国际影响，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也是时代之需。
(一)全面从严治党成就巨大
经过连续数年的不懈努力，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效果已逐步显现。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以两组数字展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阶段性成效。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的判断。2018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做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的重大论断。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进一步做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重大判断。对此，国际社会普遍给予肯定。
第一，党的作风不断改善。
裴敏欣早在2014年就撰文指出，习近平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反对贪污、滥权和奢靡的行动已营造出一种政治氛围：党员干部必须谨慎行事。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逸山(Oh Ei Sun)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共在从严治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贪污行为正在被遏制，腐败的毒瘤正在被铲除。同时，“八项规定”也促使中国的公务接待系统趋于务实，中共自身建设收获了丰硕成果。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米希尔·夏尔马(Mihir Sharma)也认为，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解决了党内纪律涣散、党员观念淡薄等问题，提高了执政能力。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也发布报告称，中共中央所领导的反腐败斗争重新确立了领袖的权威。中国共产党比2012年更加团结、严明和自信。
第二，党的威信持续增强。
日本武藏野大学政治学教授加藤青延(Harunobu Kato)认为，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威信也显著提高。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与腐败做斗争的坚决态度“让中国老百姓感到满意，也让老百姓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即使有了错误也能自己纠正，这是非常难得的”。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评论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腐败现象目前已得到有效遏制，进而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更是从领导人威信的角度强调，党的十九大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领导人之一。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内所开展的广泛反腐败斗争，极大提升了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第三，党的国际形象逐步提升。
智利社会民主激进党主席埃内斯托·贝拉斯科(Ernesto Velasco)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大力反腐，走在制度现代化的前列，不仅赢得人民的支持，也获得世界其他国家的更多信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科夫·别尔格尔(Yakov Berger)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反腐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涉及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大令世界瞩目。尤其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政策，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一再对中国的反腐行动表示肯定，他认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反腐方面的工作，反腐是非常成功的一项政策，不仅在中国深受欢迎，同时也得到外资企业的普遍支持。新加坡中国商会会长胡进胜也指出，十八大以来，全球华人共同见证了习总书记反腐倡廉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力的政策之一，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二)全面从严治党为世界贡献了反腐败的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不仅收获了巨大成效，而且也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例如抓住“关键少数”、惩治教育多管齐下、监督全覆盖、在党的领导下反腐、反腐要制度化等。这些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中国反腐的诸多经验之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依法反腐。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贝尔特朗·巴迪(Bertrand Badie)表示，中共依法治国、依法反腐是对外部有关疑虑的最好回应。人们有理由相信，依法反腐将成为长效机制，通过反腐，中国共产党将更具号召力。其次是多管齐下、系统反腐。哈萨克斯坦执政党“祖国之光”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努尔别克·萨亚萨特(Nurbek Sayassat)指出，中国反腐倡廉的突出特点是反腐败斗争的系统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系统性举措，强化打击腐败的制度环境。”“以单打独斗的方式打击腐败不可能成功，必须要建立反腐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效机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改革之上”。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合力反腐”。这种合力既来自国内民众的支持，也包括国际层面的合作。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刊文指出，中国自启动“猎狐2014”行动以来，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成果表明，反腐败斗争已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社会同样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强力反腐的经验值得本国学习借鉴。
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国务大臣兼反腐败委员会主席翁仁典(Om Yentieng)表示，柬埔寨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明确政策，并把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视为模范。印度尼西亚大印尼行动党副总主席法德利·佐恩(Fadli Zon)也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是“最有效的反腐手段”,给世界树立了“引领性榜样”。俄罗斯塔斯社驻华首席记者安德烈·基里洛夫(Andrey Kirillov)则认为，对于俄罗斯而言，最具借鉴意义的是反腐败应当深入、持续、高效，中国处理类似问题的做法也将影响到俄罗斯，俄罗斯越来越看重中国的经验。《赞比亚时报》副主编杰克·米瓦(Jack Mwewa)指出，腐败问题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赞比亚也存在类似问题。学习中国经验，将对赞比亚政府的清正廉洁产生促进作用。欧盟智库欧亚中心执行主任弗雷泽·卡梅伦(Fraser Cameron)也认为，各国应当相互借鉴、加强合作，形成全球反腐败的“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风清气正。巴基斯坦中国委员会执行主任菲扎尔·拉赫曼(Fazal-ur-Rahman)则表示，中国的反腐经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如果能够借鉴中国反腐经验进而改善本国治理状况，无疑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对于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强力反腐的经验，国际社会除了表示赞赏之外，还有一些政党和政府已将其付诸本国的具体实践。
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副书记谢尔盖·热列兹尼亚克(Sergey Zheleznyak)指出，统一俄罗斯党正“密切关注并仔细研究”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措施，“中国反腐败的很多做法，正在俄罗斯得到落实”。西班牙人民党则效仿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机制而成立了“纪委”——人民监督办公室，以强化内部治理机制建设。人民党参议院党团领袖何塞·曼努埃尔·巴雷罗(José ManuelBarreiro)表示，腐败不是某一政党或国家所特有的问题，成立这样一种监督机构来保障党内反腐政策的落实是必要的。此外，在反腐败斗争中，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借鉴中共“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表述，提出“干柴湿柴都要烧”,强调反腐无禁区、无例外、无特权、零容忍。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也借鉴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功经验，提出“照镜子、洗洗澡、除除尘、治治病”的党建工作总要求，以及“大鱼小鱼一起抓”等口号。
六、可能性：全面从严治党的几种未来走向
“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反腐惩恶决心与毅力的体现。关于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未来走向，国际社会大致有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中共全面从严治党一定会取得成功。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发表题为《中国反腐行动为何必将成功》的文章称，“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领导人对于反腐败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中国的反腐事业必将取得成功”。弗雷泽·卡梅伦也认为，惩治腐败需要“持久战”才能从根本上赢得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表示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就充分反映出中共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勇气。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马克林(Colin PatrickMackerras)更是坚定地表示，中共从严治党深得民心，相信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功。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罗曼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也表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是认为全面从严治党仍需进一步制度化。肖逸夫表示，反腐工作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具有法律效应的长效机制来避免腐败现象死灰复燃。下一步将要做的就是建立治贪反腐、“拍蝇打虎”的长效机制，形成法律和制度保障。相较于加强查处力度，更重要的是通过体系化的法律实践来长时间预防腐败行为的滋生。罗伯特·库恩也认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未来的挑战就在于如何使党的纪律更加制度化。党纪应依靠制度来保障落实，制度应发挥系统性、一贯性的作用，为改善人民福祉和实现国家复兴不断注入动力。李成和麦瑞安同样认为，运动式治理尽管能够在短期内减少腐败现象，但系统性的司法和政治体制改革更为重要。
七、结 语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并且关注重点和叙事方式越来越从“中国模式”转移到“中共党建”。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关注中国的重点及其叙事方式就一直在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后，西方社会一度出现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马若德的“中共崩溃论”,但后来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让这些预言不攻自破，这令西方社会感到困惑并引发反思，于是也就有了狄忠蒲的“中共适应性”、黎安友的“弹性威权主义”,以及雷默的“北京共识”等论说，以求解读中国成功的缘由。换言之，中国的发展成就已打破西方长期以来的学术共识，中国所创造的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新型制度体系已成为一种“例外”。正如捷克国家银行前副行长莫伊米尔·汉普尔(Mojmír Hampl)所指出的，西方正逐渐破除中国终将“西方化”的陈旧观念，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渴望中国方式。就连福山也在其新作《大流行病与政治秩序》一文中承认，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因素在于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而东亚国家在处置疫情方面较欧美表现更佳，因此世界权力的中心将继续向东转移。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完整、准确认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关注，并做出科学回应。
首先要认清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呈现新气象。正是全面从严治党、治理腐败、加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性，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高效的政党组织，不仅巩固了执政根基，也提升了管理和主导社会变革的综合能力。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也就自然由中国模式转向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正如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马华公会总会长廖中莱(Liow Tiong Lai)所言，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并注意密切同人民群众间的联系密不可分。纳米比亚人组党副总书记、前副总理马尔科·豪西库(Marco Hausiku)也表示，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高度强调纪律性，注重自身建设，能够敏锐洞察各种风险，进而从容应对各项挑战，始终赢得人民信任，带领人民建立丰功伟绩。
可见，国际社会之所以纷纷就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和实践进行解读，就是为了探究中国成功的“秘密”,同时也是为破解如何实现政党良性发展，尤其是管好执政党这一世界性难题找寻答案。正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不了解中国，就无法了解世界政治”,“想要理解中国政治，就不得不去理解中共”。
其次要把握主流。国际社会对中共全面从严治党的关注，既有学理性研究，也有情感性评议；不仅视角多样(如实证研究、比较研究、预测研究、定性研究等),而且理论模型多元(如威权主义理论、民主化理论、精英理论、权力斗争理论、人性假设理论等)。相应地，对中共党建思想与实践的认知、感受也就有所不同，既有赞誉和肯定，也有诋毁与疑虑，有共识也有分歧。具体而言，这种分歧在地域性特征方面，相对于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地给予肯定和赞赏；在关注主体方面，相较学者和媒体，政要更多地给予正面评价；在具体内容方面，相对而言，国际社会对中共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性、必要性、战略性及其成效更多给予高度肯定，但就其制度化和未来走向而言则明显存在不同见解。
总的来看，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更多是基于客观理性分析而得出的正面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已大为提升，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在事实评价层面，即便是西方学者和媒体也对中国民主的进步给予了肯定。只不过在价值评价层面，仍有少数人无法完全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或者说无法摆脱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禁锢，而对中国民主的发展存有偏见。
最后要坚定自信。“中国以其政治经历之宏富，不应仅仅作为世界其他政治理论的试验场，而是能够成为新分析方法的原创地。”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模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尽管一些做法可能为西方社会所不能理解，但面对如何管党治党、实现政党良性发展这一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党的治党理念和治党经验对于其他政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这一点，无论是从他们对十八大以来中共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和经验的赞誉中，还是从一些兄弟政党的实际做法中都可以感受到。
总体而言，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要、学者还是媒体、智库，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党建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构成了中国深入推进改革的有力保障，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逻辑。我们对党的建设有信心，才能对党的领导有信心；我们对党的领导有信心，才能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这既是实践逻辑，也是理论和历史逻辑。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解读也可以成为我们深化党建研究的重要资源与契机：他们的肯定与赞扬，无疑有利于我们党进一步引导国际舆论、彰显国际形象，有利于增强我们进一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决心与信心；他们的一些研究方法、理论预判甚至是疑虑，也为我们深化党建研究提出了任务、扩展了空间。回答他们的疑问、回复他们的预判、回应他们的疑虑，也是我们更好地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之所必需。
（作者简介：轩传树，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论文出自：《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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