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并登上政治舞台起，便开始了建立人民政权、推进国家治理的追求和探索。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党就在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范围内开展了初步的社会治理实践活动，毛泽东讲过：“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期间继承发展了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成功经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诸多治理领域都有重大建树，“治国安民”的艺术大大提升，为新中国各项治理事业提供了“雏形”，也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伴随着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决定把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经过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937年9月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执政地位，陕甘宁边区成为党的领导机关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一度处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在其领导的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区域探索并践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活动。
（一）构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提供组织保障
党的领导是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组织保障，只有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才能为党提升治理能力提供组织保障。延安时期，开始逐步走向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自身的领导制度建设问题，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为了使党内关系走向正轨，除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刘少奇在《党规党法的报告》中指出：“党是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党。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延安时期党内制度逐步趋于完善，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等，完善了党内基本法规、严明了党的纪律、维护了中央权威、强化了一元化领导，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体的形成，这一集中统一的领导集体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谢伟思曾感慨道：“人们得到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总的印象是，他们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现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这一印象——和使我联想起的他们的经历——把他们排在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团体之上。”
（二）开辟边区人民民主制度，为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提供依靠力量
启发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带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治理工作的重要前提。延安时期为了启发老百姓的政治觉悟，调动全民族抗战的积极性，党在根据地探索和实行了“三三制”民主制度，《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为适应抗日战争的时代要求，实行“三三制”执政体制，即在政权构成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极大调动了各界人士的参战积极性，美国学者塞尔登认为：“陕甘宁‘三三制’既不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消退，也不代表背离过去。它代表最重要的一步是扩大各界的支持和利用他们的行政和领导技巧。”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制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在政治上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保障了人民的政治权利，边区政府自1937年成立时起进行了三次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民主选举，考虑到当时老百姓绝大多数不识字，党创造了投豆、画圈、画杠、画点、用香在纸上烧个小洞等简便易行的选举方法，保障了人民的选举权利，极大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1937年、1941年、1945—1946年的三次选举运动中，参加选民占总选民的比例分别达到70%、80%、82.5%。当时党还号召人人起来负责监督政府，老百姓真正体会到了“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滋味。在一定意义上讲，党在乡村中推行民主和对农民的尊重与保护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和最后的胜利，“选举中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激发人们对新的社会、经济、军事机构的兴趣和参与。选举运动提供了有效手段来传播信息，保证对官方政策的支持”。
（三）建立边区法律体系，为党领导下开展依法治理提供依据
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有序的立法工作，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自治宪法草案（修正稿）》等宪政法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戒严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处置破坏抗战分子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逮捕反革命分子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草案）》《刑法总、分则（草案）》等刑事法规；《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证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债之处理办法（草案）》《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颁发土地房窑证办法》《陕甘宁边区处理债权债务纠纷办法》等民事法规；还出台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等诉讼法规。党非常重视法律的运行工作，当时在陕甘宁边区非常典型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一套便利人民群众的审判制度，其主要特点一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二是手续简单、不拘形式、方便人民，三是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四是采用座谈式而非坐堂式审判。这种审判方式既坚持了原则又方便了群众，维护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人民司法审判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构建职责明确的政府治理体系
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是国家和政党在社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暂行规程》等，逐步理顺党委与政权系统的关系，规范了行政机关执法行为，极大提高了政府治理效能。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党委与政权系统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克服边区经济困难，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缓解社会矛盾，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倡议得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他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1941年到1944年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中，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1/4，直属机构从35个减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至279人，各级政府人员平均缩编了24%，边区政府机关缩减了18%，实现了机关脱产人员不突破人口3%的合理比例。分区和县级政府的部门从8—9个减至4—5个。被精减下来的多数人员又充实到基层，充实到生产第一线，缓解了基层和生产第一线人力不足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边区“生产者寡、食之者众”的矛盾，在减轻人民负担的同时政府治理效能大大提升，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等目的，也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五）建立战时经济制度，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
考验政党治理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看其如何领导经济建设、保障普通群众的物质利益，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过上好日子。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军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党自始至终将维护群众的物质利益视为安身立命的重心所在，制定了抗日的经济政策。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减租减息等经济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也赢得了地主支持，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团结了抗日力量。陕甘宁边区确定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实行公私兼顾、民营为主、民办公助、公私合作、互助合作政策，组织党政军民学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学劳模运动，通过组织变工队、发展合作社、提倡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大力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埋头苦干，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边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战胜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同时，大生产运动还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过程，人民群众抗日支前、踊跃缴纳救国公粮，成为推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党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时调整经济政策，通过颁布《五一纲领》等文件，提出土地改革的主张，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诉求，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群众成为解放战争的坚强后盾。美国学者怀利认为，毛泽东对经济问题的重视“并不是针对作为理论概念的经济学，而是针对实际的经济活动，是基于对人民的物质生活与革命运动的长久胜利密切相关的敏锐洞察”。党还通过救灾运动、灭蝗运动等各类灾荒的治理，降低了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六）打造时代先进文化，巩固全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文化建设是政党治理工作赢得人心和产生深入持久效果的重要手段。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相当落后，“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党把文化战线看成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重要战线，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党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注重改造文化人的思想，实现了文化作品思想性与通俗化、大众化的有机统一。当时的延安被称作“歌咏城”，是一片歌的海洋，歌咏运动、新秧歌运动、新戏剧运动等真正实现了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和接受力，为引导人们认同党的纲领、接受党的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延安的文化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延安这样小的城市规模，而具有如此浓度的文化分布，实属罕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党把文化工作看成思想上、政治上启发和动员群众的重要手段，文化运动把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延安文化建设创造了一种体现着崭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体现着崭新的精神境界和美好情操的文化环境”。此外，党还非常重视消除封建迷信等不良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延安时期轰轰烈烈的改造二流子运动和禁烟毒、禁娼妓等举措净化了社会环境，提高了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能力，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解决乡村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七）完善边区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求
民生保障和社会救济是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延安时期党非常注重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关系民生的事业，在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党中央刚到陕北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讲过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极稀少，极大制约了党的政策推广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颁布了《实施普及教育暂时条例》《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等，推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1937年，边区小学数为320所，在校学生2000人，到1940年发展到小学1342所，在校学生数为41230人。此外，边区政府还通过开展“新文字运动”“冬学运动”等社会教育活动来扫除文盲，1937年边区参加扫盲人数为1.03万人，1938年为6.48万人，1939年为5.33万人，1940年为5.99万人，1944年为4.7万人，1945年为3.01万人。为改变婚姻家庭陋习、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陕甘宁边区开展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通过开展妇女放足运动等，大大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参与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党还非常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针对当时封建迷信盛行、医疗卫生落后的状况，党通过制定《关于开展群众性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等引导人民群众提升健康水平，如1944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延安市半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明确今后本市各区的卫生工作应做到：每院设一茅坑、每村挖一好水井、每天洗一次脸、每天打扫一次院子、不喝生水，不吃死气饭、多洗衣服，常晒铺盖、经常注意防风寒，防湿气、不请巫神请医生，打苍蝇、灭虱子、捉老鼠等，引导老百姓移风易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当时还通过制定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抚恤暂行办法》等满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八）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使命任务
军队是党的武装力量，建立自己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早期革命失败教训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是体现党的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内容。延安时期党制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军政委员会条例》《对俘虏官兵处理办法》等，军队颁布《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拥政爱民十大公约》等，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以及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等，为党领导的军队建设提供了指南，为人民军队忠实履职提供了制度保障。党坚持政治建军、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先后制定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等，通过完善军队政治工作机构、军队整风等，极大巩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尤其是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是军队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党通过开展尊干爱兵、立功、团结互助和新式整军等运动，“把进步的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极大提升了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了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创造热情和献身精神，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大大增强，人民军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石。
（九）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完善的党内监督体系，是确保党领导治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内部条件。延安时期，党高度重视构建党内监督体系建设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对党内巡视工作做出了规定，在通过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中明确在“区党委之下，得设监察委员会”；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专设“党的监察机关”一章。边区政府也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法规，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和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193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明确界定了“贪污罪”的行为，对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人员的贪污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标准。1941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宪法性文件，其第八条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2年7月《西北局工作人员待遇的规定草案》，将党员干部生活简朴的要求上升到党内法规的高度，从制度上杜绝党员干部在生活上特权化、奢侈化的可能。1943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文规定政务人员要公正廉洁、奉公守法，“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在各种制度约束下，陕甘宁边区机关作风得到根本好转，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景象，毛泽东曾讲过“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此外，党还构建了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通过对会道门的治理、剿土匪等弘扬了正气，消除了老百姓身边的安全隐患，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党还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办法》等生态建设制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国民党、美军观察组等对外关系的问题上积极应对，效果显著。以上治理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二、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经验对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执政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治理工作的“示范区”，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由局部执政转向全国执政提供了“试验田”，其中好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制度建设的基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党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任务艰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仍具有借鉴作用，可以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为提升新时代治理效能注入新的活力。
（一）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组织保障
党的领导主要是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处于国家治理的核心地位，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党自身的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党还可以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坚强的队伍支持和完善的监督保障，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确保国家治理体系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一元化领导问题，“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权威的树立与集中统一领导体制的建立，为统一全党思想、领导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美国学者赖斯认为：“在延安，毛泽东的政治权威远在其他任何在那里度过战争岁月的人之上。对此，很少有人持有疑义。”党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领导的治理工作科学高效，美国记者福尔曼认为，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极大影响，但它们只是拿来当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做最后通过，这些领袖们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图章。因此，毛泽东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内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是党的委员会的混合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在新时代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首先应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立足中国国情，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族文化根基
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不同，群众的接受水平不同，采取的治国理念和方式也不应相同。延安时期，毛泽东讲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动员机制分析中可以看到，党的动员策略是简单实际但赋有独创性的，党采用各种方法以适应老百姓的生产习惯、生活传统和当地习俗，擅长巧妙地利用更为民间化的、为干部群众所能接受的方式将党的治理理念传播到社会各级，使他们接受和认可，起到了明显的治理效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党提出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科学回答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带领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延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特色”就在于根植于中国大地、立足于中国国情，习近平多次强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新时代国家治理应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结合当代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人民群众参政意识和水平来完善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既把握历史传承，又把握党和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而不能照抄照搬他国制度模式，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坚持人民中心理念，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人民群众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力量，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科学的领导方法。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党把人民群众看成历史的创造者，在启发民众政治觉悟的同时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大力发动群众参与革命和生产，建立起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群众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坚强后盾。谢伟思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纲领和民主政治看作获得农民支持的基础，认为“农民们支持共产党，参加共产党并与中共的军队并肩战斗，因为他们深信共产党人是为他们而战斗的。而他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信念是因为共产党人给他们带来了看得见、摸得到的实惠”。费正清更为明确地讲道：“群众路线在这里勾画的清清楚楚：党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发现他们的苦处、不满和需要，然后由党提出解决方案，按照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原则，向他们做出说明。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概念，是真正适合中国传统的一种民主，上层官吏只要真正把心放在当地人民利益上，自然可以按照他们的利益来管理他们。”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民群众始终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力量，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不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习近平始终强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依然可以借鉴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治理的成功经验，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于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通过制度完善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着力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四）着力推进公平正义，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指针
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准则，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着力于公平正义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非常注重推行社会公平正义，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体现科学合理、公平正义的制度，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中国共产党尤其关注基层公平、尊重特殊群体利益。美国记者斯诺看到“共产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除回民的这种怀疑，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从农民的友善态度和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愿意组织起来这两点来看，共产党的纲领有明显吸引人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另一位美国人威尔斯看到“红色战士非常尊重妇女。这是他们争取人心的办法之一。毫无疑问，红军得到人民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虔诚地保护妇女，严禁奸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明确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新时代在实现公平正义的诸环节中，立法公平是基础。有了好的制度，才有可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执法公平是落实公平正义的保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应着力构建公平正义的治理体系，为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坚强制度保证。
（五）提升干部的人格素质和履职能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队伍支持
各级干部是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执政党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他明确提出我们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通过成立干部教育部等机构、制定《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等制度、创办干部学校等，既注重提升干部个人素质，也注重培养干部业务和治理能力，有力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治理能力。1941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规定“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和党内的专门家学习”；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明确干部教育必须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规定“在职干部的学习，首先是在自己所担负的实际工作中”；1942年2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明确批评了忽视业务教育的缺点，“业务学习是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业务学习是学习本行的理论与实际……各种干部除一般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外，必须特别学习本身专门业务”。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非常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党勇于自我革命，力求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大力加强各级各类干部培养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争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家里手，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切实提高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项工作能力和水平。
（六）注重宣传思想教育工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保障
国家治理需要群众广泛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和优势，是党动员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方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期间的治理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成功的历史，当时为了实现社会认同、政治动员、精神构建，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广泛动员群众，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思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教育效果，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界革命群众，形成了一股无往而不胜的革命洪流。美国记者赛尔登认为动员民众是抗战的中心环节，“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对因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作出有效的、创造性的回应，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成功地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抵抗日军的侵略，原因在于他们有效地将行政措施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日本俘虏铃木传三郎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辉煌成就，原因有一半是由于领导层的卓越的领导能力而来，而另一半我想是由于有一批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不谋求名誉、地位，只顾埋头于政治工作的干部。他们的事业心、责任感、见识、希望，都令我不胜钦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既是革命党，也是执政党，对此，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制度重大变革时期，我们虽然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导致一度出现了思想混乱，社会安全稳定形势遭到破坏，1989年邓小平多次讲到十年发展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只要全国人民思想统一，治理也不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集大成”的过程，渗透于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这就需要运用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凝心聚力。新时代我们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当作“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贯穿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决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再次成为国家治理中的“最大失误”，应结合形势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努力开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认同、社会动员和精神构建的作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作者：王东维，陕西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专家，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外聘博士生导师；董阳，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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