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中国革命的对象问题上，无数仁人志士艰辛探索，但都没有真正认清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以致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最终无法实现所设想的目标。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对象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逐步完成的。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革命对象认识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看法和见解，但毛泽东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理路。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一、多国罪行：揭示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因
中国民主革命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中国民主革命包含民族革命的内容。鸦片战争后，随着侵略的步步加深，帝国主义势力不仅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还与中国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严重阻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及其处置，就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民才逐步“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从这时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才开始进入“理性的认识阶段”。不过，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这一革命对象的理性认识，几乎都是从整体上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却是通过逐一分析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和罪行，来深刻揭示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对象的原因。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中最早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的人。早在五四运动中，他在《湘江评论》上就对帝国主义挑起世界大战、瓜分殖民地，压迫弱小民族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无情揭露。1920年9月，他明确提出“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的战斗口号。党的二大之后，为宣传党的反帝革命纲领，他分别剖析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罪行，揭露了他们制造的种种假象，深化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整体认识。
在对美国认识方面，毛泽东指出，美国较之其他帝国主义最为阴险狡诈，惯于用欺骗的手段来迷惑中国人民。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都是种种骗人的闹剧。中国的大多数中产阶级曾长期对美国抱有天真的幻想，“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其实，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未识破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胜利被陈独秀误认为是“公理战胜强权”，认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并且对即将开始的巴黎和会抱有很大幻想，认为协约国能够主持正义，保护弱小民族国家的利益，希望和会能取消过去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承认中国收回青岛。对此，毛泽东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美国的在华利益，与其有“生死关系”，“试把近来美国怎样阴谋扶助那商人及全国国民所反对的曹锟去抢夺政权”以及他们所干的种种危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勾当联系起来观察，便可以深知“美国竟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
在对英国认识方面，毛泽东指出，它是第一个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国家，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凶恶的敌人，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改变了帝国主义在华实力的对比关系，英国在与美国、法国和日本的争夺中，只能立足于保守在华的既得利益。但是，英国的侵华野心并未就此罢休，他们还要把“威海卫变为香港第二；汉口英租界天津英租界期满仍要强迫续租；要求广九路与粤汉路接轨欲置长江上游及西南各省于香港政府的经济侵略之下；关税会议则主张以研究厘金问题为限（八月二十六日伦敦电）；最近更撇开一切假面具提出铁路共管案来了”。特别是英国的势力在南方和长江流域，革命从南方向北方发展，必然首先向英国开战，也必然首先遭到英国的凶恶反抗。广州商团的叛乱，陈炯明对广东政权的颠覆，香港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等，无不表明英国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强盗本性。因而“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这一认识在五卅运动中得到了彻底证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才一致认为：必须“用自己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对付这个强盗的英国帝国主义”，“根本铲除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之经济命脉”。毛泽东此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本质的判断充分表现了他超前的历史眼光，代表了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较高的认识水平。
对于日本，毛泽东很早就保持了高度警惕。早在1915年，他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就已经看到了日本“亡我中华”的野心。1916年7月25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1919年7月14日，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又指出：“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1919年7月28日，他还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野心不会改变，什么“日俄密约”“日英法密约”“日德密约”，统统是宰割中国一个又一个的步骤，只要“日本的强权政府军阀浪人不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险就不会消除。华盛顿会议后，虽然独霸中国的计划受到了欧美帝国主义的钳制，但日本依然没有放弃独霸中国的图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通过对外奉行协调外交政策，在中国暗中支持军阀派系、制造军阀混战，借此谋取在华利益，以最终达到侵华的真正目的。对此，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已经预见到，“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以提醒广大民众务必认清帝国主义是中国军阀混战现象背后的真正主谋，只有赶走帝国主义，消除内乱，才能最终实现国内和平，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尤为重要的是，在分别揭露帝国主义本质和罪行的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分析了各个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的关系。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为了宰割和瓜分中国，维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并与各派军阀相勾结，把各派军阀当作他们的反革命工具，军阀的争夺就是帝国主义的争夺。他特别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简直是有生死关系”，封建军阀为帝国主义以前驱，帝国主义为封建军阀以后盾。“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奉系背后，美国帝国主义站在直系背后”；英国帝国主义“为巩固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计”，“不得不极力与日本协调以重利勾引张作霖镇压上海的反英运动”。不仅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一些反动的政治派别也纷纷充当各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中国的政治舞台，演出者是反动军阀和反动政客，操纵者却是帝国主义。因此，共产党人必须“使民众明白认识帝国主义与其工具中国军阀之关系”，使民众明确接受反帝的口号，一齐反对以“压榨中国人的膏血”为对象的帝国主义，“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
此外，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特别提醒全党必须引导革命政党和广大民众认识反帝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明确主张及大力宣传，“‘反帝国主义’一口号开始为民众所接受”。民众反帝斗争的觉悟日益提高，必然引起帝国主义恐慌和不安。“两年来因本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特别猛进，帝国主义污蔑攻击本党的宣传，亦特别厉害。乃提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号召其在中国的工具官僚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向本党进攻。”不仅如此，帝国主义为了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还千方百计地在革命队伍中寻找代言人和代理人，制造“窠里反”。当帝国主义支持军阀买办对革命实行“枪炮袭击”失败后，便大力收买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改用了‘决议案’的方法”来进攻革命。这种“窠里反”的方法确实比在“窠外反”要进步，他们“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此，坚持反帝斗争，不能不注意肃清革命阵线内部的敌人。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判断对当时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此可见，建党初期毛泽东对帝国主义这一中国革命对象的认识，与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理路。他从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入手，逐一揭示了他们的侵华罪行，分别剖析了他们与中国封建军阀的内在关系，同时阐明了反帝斗争的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他的这种认识方法以及所形成的思想观点不仅有助于宣传党的反帝纲领，也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整体认识，更有助于增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坚强意志。
二、社会根基：挖掘反对封建主义的依据
鸦片战争后，封建剥削制度逐步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和中国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不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社会就无法摆脱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因此，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必须要完成且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在对封建主义这一中国民主革命对象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从“打倒军阀”到“打倒半封建”再到“消灭农村封建地主阶级”的认识过程，在这一认识的转变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关键作用。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特征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反对封建主义应以“打倒军阀”为主，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时，把“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1923年6月，党的三大对中国近代军阀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经济基础做了进一步分析，指出他们“最初因为要抵抗列强”采用了“近代的军事技术”，因而添设了所谓的“新军”，而这种“新军”“不是积弱的中国所能担负”的，也“不是宗法式的皇帝所能驾驭”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中国旧时的经济生活极其散漫”，形成不了一个集中的经济区域，“散漫的半独立的区域”的存在，为军阀的割据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财阀势力用经济支持军阀，使军阀在经济上有所凭借，“因此就造成了军阀统治的政治形势”。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各谋利用中国一派军阀”，进而使军阀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他们之间“相互争夺其势力范围，又酿成了无穷的冲突”。这些分析和判断为宣传党的二大通过的“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提供了充分证据。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以军阀为革命对象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在北伐战争推进的过程中，城市的军阀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由于此次战争所引起的各地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农村的地主阶级也受到了强烈冲击，导致了农村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矛盾更加尖锐。正如彭湃所言，“革命的斗争，由都市而转入于农村，现在正是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不断的冲突到最利害的时期”。质言之，农民运动的斗争实践，使消灭封建军阀统治的社会基础问题日益突显。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已经意识到：要彻底打倒军阀使之不再重来，使之不再孳生，就必须铲除它所依赖的社会根基。1926年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就开始强调：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争斗”。对此，周恩来也有过同样的判断：国民革命在进行“打倒反革命的军阀的战争”的同时，要“进而与一切半封建势力作政治斗争”。不铲除军阀所依赖的半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国民革命便不能取得真正胜利。为此，他还提出了“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作决死战”的口号。提出打倒“半封建势力”较之提出“打倒军阀”，在认识上是一个进步，使中国革命的目标开始指向军阀的社会基础。但是，“半封建势力”成分十分复杂，笼统使用“半封建势力”这一概念，难以精准找出革命的主要对象，因而这种认识还存在局限。
毛泽东没有使用“打倒半封建势力”的口号，他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的不是“半封建势力”而是封建势力，中国民主革命在国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1925年10月，他在宣传和阐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就告诫全党：“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由此来看，此时的毛泽东已初步认识到：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商买办阶级统治中国的根本所在，只有推翻地主阶级才能推翻他们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
1926年1月，他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对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和地主阶级的关系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他强调：打倒军阀虽然十分重要，但挖掉军阀封建主义的阶级基础则更加重要，因为“国内军阀和土豪劣绅之剥削农民，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制度。……地主是如此地直接或间接（如包佃制）取之于农民，军阀也是如此地直接（如对自耕农）或间接（如对佃农）取之于农民。他们每年从农民身上刮起去的，大约要占农民收获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他们互相结托，又与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联络一致，共同榨取农民的血汗，而且共同镇压农民的反抗。”乡村中的封建地主阶级就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
毛泽东在针对只看重城市工人阶级反抗买办阶级的斗争，而轻视乡村农民打倒地主阶级的斗争的片面倾向时说，“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而城市买办阶级只是封建军阀利用它“以拉拢帝国主义”的反动工具，因而，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而“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因此，进行乡村革命打倒封建地主，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根本的意义。“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毛泽东的结论是，“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观点逐步在全党范围内得到肯定。1927年4月，党的五大在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田租大抵要占农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除此而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治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军阀的统治，就建筑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上，因为地主阶级的权力，实使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农村之中，仍旧保持其为经济政治组织及行使制度之重要特质”。“中国的军阀吮吸全国的膏髓，外国帝国主义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两者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五大的“宣言”中明确指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由此可见，党的五大这些认识和判断与毛泽东此前的思想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不仅表明了党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得到了党的认可，从而为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明确了正确革命对象。
毛泽东提出消灭农村封建地主阶级为中国民主革命主要目标的思想，从社会根基层面把中国共产党人打倒军阀、打倒半封建势力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使反封建斗争抓住了实质和要害，对党确认反对封建主义这一民主革命的对象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阶级区分：确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理由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生长出一个特殊的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是中国封建经济根深蒂固和外国资本主义不断侵入的产物，代表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要反对官僚资本主义。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将官僚资本主义确定为中国革命对象的呢？我们可以从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区分中找到答案。不过，这个区分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
早在1917年至1918年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阻碍人的个性解放的视角出发已把资本家列入革命的对象，他指出：“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920年12月，他在致蔡和森等同志的信中又说：“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哪有回心向善之望……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不过，他也强调：“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1919年8月，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三）》中还特别指出：为了对付国内外的强权者，应尽快实现包括“全国商会联合会”等社会各界人士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大联合。这表明此时的毛泽东也有联合中国资产阶级对敌斗争的基本主张。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没有把中国资产阶级加以区分和区别对待，只是笼统地将其视为革命的对象或联合的对象。其实，从当时全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状况来看亦是如此，要么不加区分地将其作为革命的对象，要么不加区分地将其当作革命的动力。从党的一大提出必须“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到党的二大肯定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参加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的斗争中都能得到明证，这说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脱离对中国资产阶级作笼统评论的阶段。
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中国的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并不赞成革命，甚至时而反对革命，因而有必要对其加以区分。在中国共产党人区分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仅是其中的先觉者，更是佼佼者。1923年4月和7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和《北京政变与商人》两篇文章，前文在深入分析国内各派势力的基础上，首先区分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军阀。他认为：国内的各派势力“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紧接着他将前两派称之为“大的民主派”，后一派称之为“反动的军阀派”，其中资产阶级就包括在“非革命的民主派”之中。然后他在后文中又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商人”和“官僚资本家”两部分，该文还强调：官僚资本家和吴佩孚等一般军阀及帝国主义相勾结，因而决不能受他们“迷惑”。同时，他还着重论证了商人和官僚资本家的不同。他指出：全国国民在外力与军阀互相勾结的双重压迫下同受很深的痛苦，但“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军阀和帝国主义从经济和政治上把种种“镣铐”加在他们身上，压制民族经济发展，使商人尝够了“苦味”，无数事实证明，“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由此，他得出了无产阶级应当联合商人阶级共同进行革命的结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区分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还从两重压迫的政治与商人的关系中，论证了只有商人才能成为革命动力的原因，从商人与官僚资本家的区别中，阐明了官僚资本家是革命对象的理由。尽管在这两篇文章中还没使用“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概念，但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划分已经非常准确。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区分和判断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足之处。1923年4月，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三部分：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工商业的资产阶级），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官僚的资产阶级），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陈独秀在该文中强调：“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这表明，陈独秀已初步把官僚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来加以认识了，但他在这里将“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显然是不正确的，说明此时的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区分不够准确。1924年12月，彭述之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中也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银行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这种区分对于理解官僚资产阶级有一定帮助，因为，官僚资产阶级从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买办资产阶级，但这种划分主要是按行业或者说按资本职能为标准，不属于阶级区分。1925年1月，党的四大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认为前者和地主阶级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但党的四大却认为后者尚未真正形成，“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与1923年7月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中所表达的，商人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的论断相比，很显然，毛泽东的认识已经走在了全党前头。
如果从历史文献来看，在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区分的问题上，瞿秋白早于毛泽东，但瞿秋白的思想观点会时而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早在1923年1月，瞿秋白在《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一文中就已将中国的资本主义划分为“买办式商业资本主义、官僚式的财政资本主义”和“真正的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前者产生了“官僚资产阶级”，后者产生了“商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安富尊荣全赖平民的汗血和外国人的剩肴残羹”，是“军阀制度的政治及帝国主义的经济之副产品”，他们“当然成为卖国派、专制派”，而“商人阶级不但暂时够不上勾结外国资本，而且天天受他挤轧，不但受不着军阀的庇护宠爱，而且天天受他的勒索压迫”，他们“当然成为爱国派、民治派”。然而到了1925年8月，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中又说：商人阶级“在中国还很幼稚，而且一部分还没脱离他们的买办出身，所以还说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还没有变成独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势力之可能”。这说明此时瞿秋白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上还处于前后矛盾状态，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精准的把握和判断。但是，毛泽东对此有着自己的认识理路，他不仅能够秉持自己先前的思想观点，而且还能够吸收和借鉴全党探索的有益成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把自己的认识逐步推向更高层面。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不仅准确区分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总体构成和基本特点，而且还科学地阐明了他们的阶级本质和价值取向。在对买办阶级的判断上，他指出，“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在对民族中产阶级的判断上，他认为：这一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想实现他们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仅仅是一个幻想”。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典范。该文首先从各个社会集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出发，将中国资产阶级从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分离出来；其次，依据阶级内部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的差异，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区分和定位；最后，凭借他们的政治立场、政治利益和政治诉求的不同价值取向，辨明了哪一部分阶级是革命的朋友，哪一部分阶级是革命的敌人。这种分析方法使人们能够立体、动态地看到阶级内部具体构成及其流变状况。总体来看，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运用阶级区分的方法对官僚资本主义这一革命对象的确认和定位，反映了他对官僚资本主义认识的新理路，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水平，为后来全党形成对该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综上所述，在对中国革命对象的认识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不懈探索和深入思考，在建党初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然而，毛泽东在立足国际国内局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以多国罪行的视角、从社会根基的层面、用阶级区分的方法分别剖析和揭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深层原因，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认识理路，彰显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以至于当我们“深入地考察‘一战’时期我党的理论探索，就应客观地肯定：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作出的贡献，已经使得他在我党的集体奋斗中颖突而出”。
（作者系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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