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我国科技实力跃上新的台阶，“在一些科技领域，我国正在由‘跟跑者’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者’”。世界为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灿烂辉煌的历史成就而惊叹。
为什么在中国产生了经济奇迹？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学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范式，去探寻奇迹出现的秘密和关键。后发优势理论强调，中国利用后发优势，降低创新成本，逐步实现了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社会与经济体制升级的目标。转轨和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中国通过渐进式体制改革，形成稳定的政治经济模式，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关注创新的相关理论分析将中国经济奇迹归因于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实现工业的新组织。突出生产要素的相关理论研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归结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人民勤劳俭朴、重视积累和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源泉。上述理论成果，从要素禀赋、制度变迁、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等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全方位探讨，深化了对中国经济奇迹的科学认识。但是，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西方已有分析框架的制约，并没有深入到中国的领导力量、社会制度和指导思想三者间的关系层面，去把握中国经济奇迹产生和延续的根本所在。
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和延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第一，马克思在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分析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彻底改造，对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和规律提出了具体性的要求。换句话说，他开始研究这些范畴和规律的历史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时运用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使领导经济过程中运用的一切范畴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即它们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是历史上的具体范畴。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物质力量并作用于社会存在，影响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巨大的作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实现了有机结合。
一、中国共产党真学真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概言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毛泽东将学习政治经济学作为党员教育的重要内容。当时的中国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在国内，经济建设过程中逐渐暴露了一些问题。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党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适合自身的经济建设道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号召全党共同学习相关的经济学著作，先后4次集中研读《资本论》、专题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推荐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这种针对性的学习和大范围的经济知识补充，有助于这一时期党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和坚持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理论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的速度加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国际社会中充斥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相互叠加。我国发展压力增大、创新驱动力不足、产业结构急需调整。为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具体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他在主持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他在主持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他在主持中共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充分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他在主持中共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组织引导全体党员持续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习，对我国经济“如何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认识，明确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性以及新发展格局对经济动能转换的重要指导价值。这些活动，能够使全党充分把握新时代的新问题，形成对新时代特征、机遇和挑战的深刻理解，为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开拓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新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我们没有更多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适合中国具体历史发展阶段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市场经济模式。首先，这一经济体制突破了经典作家对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相关论述和设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设想是：“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可见，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不存在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经过多年的探索，在保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利用市场经济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这一经济体制打破了西方对市场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无法相容的固有认识，超越了西方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同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率与政府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充分释放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活力，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市场经济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经济内涵更为丰富。
党在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开辟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现代化新道路，孕育了中国经济奇迹。这条现代化新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研判中国社会的具体矛盾基础上提出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以下重要特征：具有坚强统一的领导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坚持并联式的推进方式。我国的现代化新道路围绕着党的领导，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既能够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力量，保证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又积极发挥了各民主党派的智慧与积极性，形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合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始终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发展需要、实现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从实际问题出发，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种并联式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实践活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引领创造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有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和国家富强的复兴实践，有助于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开展有序的协商与合作，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
三、中国共产党统筹协调各方凝聚全国磅礴发展力量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党统筹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发挥不同经济主体的作用。通过党对经济工作进行有秩序、多层次和广角度的组织，中国经济稳步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善于做经济工作，是领导干部能力十分紧要的方面。”有效地组织和统筹经济活动的能力，是政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素质。长期领导和建设中国经济的实践活动，培育了党组织经济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统合全国的资源与力量，高效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一定时期内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组织经济建设的能力是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陕甘宁边区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以及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经济情况十分严峻，边区人民和军队的日常供给时常出现严重短缺。为了搞活边区经济、为革命胜利提供稳定的物质保障，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组织起来》的文章，号召陕甘宁边区的全体人民群众、军队、机关、学校共同组织生产。同时，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协调各方的政策：强调“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有效处理了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极大调动了军队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出“农业放在首位”的原则，将解决口粮问题作为大生产的重点问题、首要工作，组织和协调好农业、工业、商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统一全体人民的工作重心。经过几年的组织、协调和全面统筹，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克服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有效地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发展，保障了生活和军事供给。
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后，国家贫困、百废待兴，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受长期战争的影响，国内生产萎缩、交通设施堵塞、市场流通停滞、物资非常匮乏，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物价上涨、投机现象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党在组织和恢复国民经济时，从农业、工业、商业、手工业等方面同时入手，从不同层面制定适宜政策，释放社会经济活力。党首先从农村的土地改革入手，“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在这次土地改革中，党充分考虑到农业健康发展需要全体农民发挥自身的主动性，于是强调要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农业方面政策的实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粮食产量连年增长，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城市中，党从经济结构改革和理顺公私关系入手，既发挥个体私营经济的作用，又通过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为中国经济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和前提条件。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国内外发展压力增大，更需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经济发展提供全面保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生动地描绘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就是要让国家的各个部门、各个领域都能够协调发挥其作用。同时，要组织好、协调好各个部门的效能，形成一股凝聚的力量，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注重领导各个领域，包括政党治理、政府管理、市场规范、社会体系、文化发展、军队管理、生态建设、乡村和城市治理等，形成更加稳定、更加成熟的制度。这一治理体系的建构和治理能力的发挥，需要“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总体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各方力量的充分调动与各个领域的组织和协调。
四、中国共产党防范与处置风险维护经济发展安全
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重要能力，只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够在抗击大风险中创造发展的大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共产党在应对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与当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集中展现了化危为机的强大能力，成功抵御了来自外部的风险冲击，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全球经济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受挫，一些国家甚至陷入困境之中。在2007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充分评估形势、及时调整和部署经济工作方针，把“统筹两个大局”提升到维持稳定发展与有效应对危机并重的高度，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新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准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主动性；要妥善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高度重视并及时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我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党中央果断决策，推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实施产业振兴计划，对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等重点产业进行调整和振兴；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相继批准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上海加快发展现代化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等区域项目。与此同时，党充分运用辩证法，将此次金融危机作为中国经济升级发展的重大机遇，将化解危机与实现发展视作矛盾统一体：国家加大了对科技创新方面的投资，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间投资总量超过千亿，提升了国内自主创新的能力，推动形成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金融危机的影响直至今日仍未完全消除，世界经济复苏仍欠缺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化解金融危机的种种负面影响，始终保持着较高的GDP增长率和稳定的国内环境，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交融。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我国经济运行也遭受到了疫情的冲击。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人民群众无法正常地开展生产工作，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有所下滑。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急部署相关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精准化推动复工复产，我国经济在第二季度企稳回升，人民生活、生产基本恢复正常，2020年全年经济稳定发展，GDP总量首次超过100万亿元。整体上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过程，导致国际社会中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进一步上升，经济全球化发展受到阻碍，世界经济动能减弱。面对这种局面，结合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党中央及时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疫情影响下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为高质量经济建设提供新的发展思路。中国共产党将此次疫情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影响降到最低，在领导国内经济建设的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强国际合作，向其他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物资支持。为了更好地促进疫情时期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呼吁全球加强抗疫协作，同时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并承诺中国会“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中国共产党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充分展示了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的能力，彰显了社会主义大国执政党科学决策与创造性应对的执政智慧。
五、结语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领导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将经济建设看作一项系统工程，统筹谋划各个方面、层次与要素，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观点推进经济发展，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党真学真用马克思主义，探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并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党不断进行创新，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新道路，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党积极组织、领导、协调中国经济活动的各方力量与不同主体，统筹规划经济建设，为中国经济建设凝心聚力；党直面危机，不断化解中国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经济风险与重大挑战，为中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核心因素。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将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不同的解释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但是中国的实践和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动上述生产要素高效、有机整合的不变因素。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与潜能，关键在于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根本保证。
通过上述对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分析，我们能够准确理解中国经济成就的价值与内在逻辑，对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必然性形成科学、准确的认识。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不是一些西方学者鼓吹的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不是“窃取”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结果，更不是按照“华盛顿共识”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绩。这种经济奇迹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产物。辩证法要求不是孤立地、静止地考察现象，而应该从它的一般联系和运动中考察它。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掌握唯物史观的中国共产党善于统筹协调全社会大众的各方力量、防范处置风险巩固维护发展成果。
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顺应民意、勇于担当、直面问题、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党，必将不断加强和丰富自身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充分继承和发扬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继续团结带领人民，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在强起来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行稳致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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