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述，不仅科学准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更打开了中国研究，尤其是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文明研究的新境界，必将对于人们的思想方式和学术界的研究方式，产生极具深远意义的影响。本文以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为例，揭示其本质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文明。
一、新中国人民政治的逻辑
新中国所开创和发展的政治可以概括为人民政治。这一政治的逻辑直接导源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与实践，扎根于近代中国长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接脉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民集体意志，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新中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共和国”，而是“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不是西方社会基于“政党政治”基础上的议会制，而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新中国的各级政府和政权机关都以“人民”二字为基本标识，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警察叫人民警察等，还有诸如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医院、人民铁路等，它们都是新型政治所内含的人民价值观的外化表达。对于政府行政权的监督，西方通常借助于政党及其舆论工具。然而，新中国的政治不是也不能被归结为政党之间的事务，它是人民的政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民才是监督政府行政权的更具合法性和根本意义上的主体。总之，新中国所创造的人民政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也是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哲学信仰的政治，更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治。
人民政治是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一种新型政治。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这一论述的要义在于揭示了政治从本质上是归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然而，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并不等于就是为全社会所有人服务的事务。自从人类出现利益分化之后，阶级的存在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公共事务的领域往往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所支配。争夺和运用公共权力，几乎成为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内容。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产生出一套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及其理论表达。这种制度和理论大多以所谓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为预设前提。通过一定规则性的政党竞争，获得议会多数者或者选举人票多数者，即为执持公共权力的执政党。这种政党之间以竞争执政权为内容的政治游戏，由于具有诉诸公民参与的政治形式，因而通常被西方称之为“民主政治”。但实际上，这种名之为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本来意义和应有价值相去甚远。
就实际的政治过程看，西方民主政治所预设的前提，即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在阶级分化日益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里并不存在。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实际的经济的、文化的状况，实际的社会地位等都是相去甚远的。“言论自由”，即对公共事务发表独立见解的言论自由，只有对于既有钱又有教育的人群或阶级，才可能是实际存在的。在西方的实际政治过程中，参与政治竞争，需要组党，需要集会，需要文宣，需要庞大的党工人员队伍，需要完成包括获得选民联署、参选登记、缴纳政治保证金等一系列法定手续等。而这一切都需要拥有庞大的金钱支撑。所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就是这种政治的真实概括。因此，这种政治最真实的内容就只能成为社会上处于有利地位的，也就是既有钱又有教育的阶级精英集团之间争夺公共权力的游戏而已。对于政治上被标榜为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的广大公民来说，这种政治，充其量也就是周期性地在不同精英集团中选择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而已。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政治中，“人是想象的主权中的虚构的成员”。这是近代以来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的最真实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政治建设方面最突出的作为是：坚守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的价值理想，立足于当下世情与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拒绝流行于当今世界的西方政治模式，不断探索，形成和创造出“人民政治”这一新型政治文明。
“人民政治”，主体是人民。何谓人民？中国共产党向来认为，人民是区别于“敌人”的历史性范畴。换言之，人民在中国指的是除了“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由于不同时期革命的任务和对象不同，“敌人”会有所不同，人民所包括的人群也会随之变化。然而，无论有何变化，人民永远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不仅包括社会中的最大群体——工农等劳动大众，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逻辑，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新中国开启的人民政治，是具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借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所谓人民政治，就是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在这个政治中，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既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政治价值的指向所在。
二、新中国人民政治的重要特征
正是由于“人民政治”是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这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若干鲜明的重要特征。
第一，人民政治是寻求人民之间协同合力的政治。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是典型的竞争、博弈的政治。不同政党为了争夺执政权而进行激烈竞争，政治永远被搅进不同政党争夺选票的过程，党派利益始终是支配政党和政客的政治行为的基本取向。这样的政治往往伴随着热闹非凡的场景，包括政客们别出心裁的政治表演，甚至作出各种迎合选民诉求的承诺等，但这永远都只能是政党和政客利用和争取选民的过程，是不同政党和政客彼此不断相互攻讦、不断撕裂社会的过程。与这种博弈政治不同，人民政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既然是指除极少数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其真实的构成是非同质性的，或者说是有很大异质性的。在中国，谁都不应该忽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对立。同样的，即使在劳动人民群体中，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是明显不同的。至于知识分子群体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其利益倾向的特殊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然而，除却种种差异，他们都面临共同的世情与国情，都面临“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只有推翻这“三座大山”，他们才能获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独立不仅需要体现在政治和文化上，更应当体现在经济的硬实力上。一个工业不发达、农业无法满足人民生存需求、教育科技落后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是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的。因此，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人民政治最突出的基本特点就是不断在非同质性存在的人民中，寻找共同利益，凝聚政治共识，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结成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因此，这种政治不是也不应该是排斥性的竞争、博弈政治，而是努力进行异中求同，不断寻找人民内部不同阶级与阶层的相互协同，形成合力的政治。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就是这一政治特质的集中而鲜明的表达。毛泽东关于“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的表述，则是这一政治在政权建构上的体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进一步高举这一旗帜，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人民政治寻求协同合力的鲜明特性。
第二，人民政治是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政治。人民政治不是博弈政治，但谁也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人民毕竟是非同质性的存在。不同阶级和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利益追求与文化差异，甚至还会有思想的、政治的、经济利益上的种种对立，出现彼此间种种关系的失调或冲突也在所难免。对待这种失调与冲突，如果不做及时恰当的调节处理，例如漠视这种失调与冲突，或者激化这种失调和冲突，就不仅与人民政治的基本取向相背离，甚至还会演变成破坏性的社会危机。因此，正视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人民政治的重要主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
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对于人民内部有关思想认识问题，“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通过这一方法，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促进矛盾各方求同存异，相互谅解，不断化解分歧，形成共识。然而，对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的实际利益关系，则需要依据更为具体的切实的方针去解决。毛泽东把它概括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他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不能抱有“小圈子主义”思想。他特别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以此去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在这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实现人民之间形成协同合力的基本方针。
其实，通过统筹兼顾来达成人民内部的协同合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一个重要法宝。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中国必须建立“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国家制度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合作，“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在这里，基本的政治逻辑就是在凝聚起各阶级的“共同要求”的前提下，正视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努力调节矛盾，确保各阶级之间实现协同合力，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所形成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和在这一方针下的一系列方法，就是这一逻辑的继承与发展。进入新时代，党中央进一步从实践和理论上极大地发扬了这一逻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既把“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作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把“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作为中国走向新的百年征途的号召，并努力通过一整套体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系统和方法集群，去实现“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政治局面。
第三，人民政治是努力追求人民自己参与的全过程民主的政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这是马克思捍卫民主的鲜明立场表达，也是他对于如何使国家制度“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如何使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等，向后人的实践提出应该解决的历史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政治宣示。新中国成立后，各种体现人民民主政治的实践和探索，随着国家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蓬勃开展起来。新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是土地改革。运动一开始，中国共产党明确反对政府任何“包办”和“恩赐”的做法，让土改成为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实践，从而实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再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更是人民政治的具体实践过程。当时不仅有大批社会各界别人士、专业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宪法的起草和讨论，而且在《宪法草案》公布后的持续两个多月里，全国通过各种切实可行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参与讨论《宪法草案》的人数达到15亿之多，提出的修改意见达118万多条，这可谓世界历史上人民参与制定国家宪法的奇观，彰显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人民性”特征。进入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探索人民自己参与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途径和形式。他明确反对“一长制”的管理体制，防止官员专权独断。50年代后期，他进一步提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还提出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之分。“社会主义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首先应体现在人民自己有权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上。他指出，“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他还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自己必须管理”思想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否定了发源于西方“代议制”中的“权能分立”原则的合理性，尤其否定它在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的天然合理性。西方社会的政治正是依据这一原则，把社会大众排斥于公共权力的实际运行之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于人民政治给予了更加明晰的概括，将其内涵延展为包括人民的协商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内容，并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里都充分揭示了新中国人民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的重要区别。
第四，人民政治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政治。正如前述所示，人民政治是人民之间协同合力的政治，达成人民之间的持续协同合力，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需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需要创造人民全过程参与管理的政治体制与机制等。所有这一切都聚焦于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论，人民并非同质性的存在，要实现人民内部之间长期的“大联合”，就必须贯彻好“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需要在实践中建构起有效的资源汇集系统，需要形成公平合理的规则，需要培育起守望相助的社会价值，需要拥有公正高效的执行机制，还需要有效的反馈与修正系统等。这一切都取决于能否形成一支忠诚于人民事业并为人民所拥护的先锋队。在中国，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唯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被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反复证明的事实。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就这一事实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真诚地、执着地、严肃地把民族救亡与复兴的历史大任，牢牢地扛在肩膀上，并把自身定位于人民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既是历史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未来的庄严宣示。
从思想理论武装方面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由此，获得了一种自觉抵制那种“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党派观念，确立起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价值观。中国共产党还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武装，从而得以不断纠正各种僵化的、片面的、极端的思想倾向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还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获得了人民史观的信仰，获得了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自觉，也获得了一种洞察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科学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最基本内容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使自己具有正确的政治价值观、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把握复杂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并不在于它提供了什么具体的精妙的社会改革方案，而在于它提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研究和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外在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教化，而是内在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本质性要求，是新中国人民政治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基于这种内在要求，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党并非存在于历史的真空中，必须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伟大工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持续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确保党永远忠诚于人民政治的事业。在这里，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内含着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
三、人民政治的谱系及其发展
人民政治的上述特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一个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协同合力、走向全面复兴的崭新政治形态。这一政治形态虽根植于特殊的国情与世情，但实质上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谱系的发展。从具体内涵上看，从政治价值观到具体的政治方式和行为规范，它都完全不同于西方流行的所谓“政党政治”或所谓“民主政治”。深入理解这一新型政治文明的内涵，有必要强调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民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自觉探索和创造的结果。孙中山先生晚年期间，总结其屡屡失败的革命实践，非常明确地提出告别欧美政治思想，反对在中国复制欧美式的“政党政治”。这是一笔十分难得的思想遗产。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就自觉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由此不断开创出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的新局面，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历史的基本事实表明，人民政治的实践，历史性的资源应该是包括对于孙中山先生晚年思想遗产的吸取的，而它的逻辑开端直接导源于“民众大联合”的行动要求。人民政治的思想，则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总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中自觉探索和创造的结果。对于这一认识的确认，可以从毛泽东在两个不同时期的思想片段中得到印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提问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我们现在所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他自己的回答是：“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批评那种把“资产阶级民主”简单地斥之为“虚假的民主”，而把“无产阶级民主”称之为“真正的民主”的说教。他说，“这个‘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民主只能说是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的民主。不好说是有真正的民主，有虚假的民主。因为对于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来讲，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是他们阶级的真正的民主”。不同时期的两个说法，背景和所指都不一样，但都把中国共产党所积极主张的和努力建设的“民主政治”与“资产阶级的民主”等做出了非常自觉的区分。这既是自觉把它们当作两个性质上各不相同的存在，也是自觉地站在政治道德的高位，旗帜鲜明地批评“资产阶级民主”具有背时的、反人民的性质。这是基于透彻的认知前提的高度政治自信。明确这一点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研究和阐释人民政治，需要注意不同政治谱系的分野。据此，必须十分明确地看到，中国的人民政治，以及体现人民政治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分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文明，也是力图消除、超越欧美国家民主政治所导致的社会撕裂、治理泥淖的一种新的方案。进一步阐释和研究人民政治，需要从这样的高度去获得正确的理论视角，避免由淡化甚至混淆不同民主政治的性质而导致理论上的荒腔走板。当前，尤其要防止以欧美国家那种自由主义性质的所谓民主政治的制度系统和理论体系为天然合理的范式去阐释、研究新中国人民政治的做法，更要防止有人以它们作为依据和尺度去评价甚至裁判新中国人民政治的粗暴做法。
第二，进一步推进人民政治的发展，仍然是中国政治建设任重道远的议题。人民政治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实践，它需要在多面向、多时段的实践中不断试错，不断积累经验，不断走向丰富、发展和完善。说它是全新的实践，并没有否定在这个实践中我们曾经吸取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经验，而是说中国开启人民政治的实践毕竟是在中国条件下进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是通过批评苏联的经验而取得进展的。毛泽东就曾经严厉地批评过中国从1950年到1957年间，在经济建设领域出现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批评照搬苏联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把地方卡得死死的做法，也批评苏联搞“一长制”形成“特权阶层”，容忍“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批评这种体制脱离群众，忽视人民自己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尤其批评把民主理解为人民在一部分人管理下享受劳动、休息、保险等权利的错误看法。可以说，中国的人民政治也是在“以苏为鉴”的过程中，在克服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下不断形成起来的。而且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后，中国依然高举人民政治的旗帜不断前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不断遭遇过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冲击，但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坚定地把人民政治的探索，延伸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创造出人民政治更加丰富的实现形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第二个百年征途的开启，相信人民政治将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因此，以开放的态度去对待人民政治的发展和完善，是正确坚持人民政治立场的应有之义。
我们也确实看到，人民政治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系统、基本运行机制、基本实现形式等方面，都已有效地生成和良好地运行，并实实在在助推着国家的伟大复兴。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政治自身就是完美的、无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民的新期待而不断加以完善的。例如，人民代表必须扎根于人民，但如何让扎根于具体部门和区域的人民代表全面掌握和理解国家的全局情况，进一步提高人民代表的议政能力？人民代表的选举，如何更加有效地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务，是人民政治克服“代议制”弊端、更好实现“一切权利归于人民”的重要途径，但如何形成吸纳人民自己参与管理的各种机制，并使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人民政治包含着“人人起来负责”和“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两方面内容，那么如何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动员机制，畅通人民监督政府的常规渠道？马克思说，应该使“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那么在人们的利益日益多元，甚至利益的分立性有了很大程度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原则如何才能得到切实贯彻？人民代表不同于议会成员的重要特质，就在于他们不是代表特定阶层、阶级、区域等特定群体利益的，人民代表高于议会议员的政治道德优势，就在于他超越于特殊利益的羁绊，成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这是人民代表值得人民信赖的根本依据。但在社会利益体系日益多元化，不同人群的利益竞争也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人民代表不会降低为“阶层的代表”“阶级的代表”“区域的代表”，甚至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这些都会成为严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政治内含着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谨记着它的使命初心，具有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但党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各种复杂的思潮和不良的社会风气都会影响它。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制度系统与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系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依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探索的问题。总之，人民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政治能够成为阳光灿烂的人民事务领域的根本制度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就是尽善尽美的，可以不必向前发展的。
人民政治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它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理论表达。我们必须承认，在人民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严重不平衡。理论的表达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这与学界严重脱离社会、疏远实践关系极大，也与这些年来学界盛行欧风美雨有关，尤其与学界盛行以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和理论为评价、裁判依据的不良学风直接相关。我们说人民政治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谱系的，就是要反对在阐释和研究人民政治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做好人民政治的理论阐释和研究，应该成为中国当代学者的历史使命。学界必须要有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自觉，要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研究新问题，提炼新概念，创造符合于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新理论自觉。在这里，立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尤为重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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