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是一门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自身发展壮大规律的学科，也是一门具有独特概念、逻辑、话语、价值的系统完备的科学，其中理论体系是党的建设学科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南的党，注重理论指导、理论创新、理论武装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党的建设理论为指导，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加以建设，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逐渐进入了学科化发展的新时期（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建设学科逐渐成形并得到快速发展，理论体系日益完备，专业体系、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愈加完善，在管党治党和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理论指导、政治引领、智力保障作用。党的建设学科最早出现在党校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并逐步形成了较完整的学科体系。2016年12月获得通过、2017年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1号)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1]。此后，全国11所部属重点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率先设立党建专业并招收博士研究生，许多高校把党的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重点，党的建设学科在高等院校的发展有了良好契机，也使高校成了党的建设学科发展的重要新生力量，使党的建设学科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一、建党以来党的建设的学科化发展
建党以来党的建设的学科化，经历了一个从初步探索到渐成体系、从半独立到逐步独立的过程，虽然目前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学科化已成为共识，学科的完全独立已经基本实现，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党的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民主革命时期对党的建设学科的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即面临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何建设这样的党的问题，这也是党的建设学科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在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倡导和主张下，党确立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形成了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共识。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党纲，其中明确规定：“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2]5“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5同时对党的名称、性质、任务、组织原则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从而高举起了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旗帜。
党的二大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的第一个章程，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圆满完成。这个章程着重就党的组织问题从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等方面采取分章的体例作出了规定，由此使党章成为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组织章程。此后党的三大、四大虽然对党章又进行了修订，但组织问题一直是修订的重点，组织章程的定位没有改变。与之相适应，关于党的政治纲领、奋斗目标、党的性质等内容则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作出了规定。
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是对党章作出的第三次修订，也称为五大通过的党章。这一党章一个突出变化是第二章专门设置了“党的建设”内容，就党的组织原则重点作出规定。其中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各级党部最高的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及代表大会。”[3]157对于具体的党的中央机关、省的组织、市及县的组织、区的组织、党的支部、监察委员会、纪律、党团、经费等均另设专章，从而完善了党的组织体系的相关规定，是党的组织章程规范化的开端，标志着党的组织建设达到了新的高度。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是我们党第一部完全自主修改的党章，该党章总结了党领导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的规律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加之我们党成功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建立了自己的领导集体，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此七大党章体现了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崭新认识，也形成了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体系。其中，规定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3]179。党的纲领和任务是“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3]179。规定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3]179。党的领导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及革命的国家组织之中坚”[3]180。对于党的作风，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3]181。同时明确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3]184。这些规定奠定了党的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也为党的建设学科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民主革命时期制定修订的党纲党章体现了全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深刻认识和规范概括，这些规范认识的形成源于全党的理论思考和探索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他对于在农村开展武装革命环境、被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包围的条件下如何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了创新性思考和探索，作出了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正确论断，也探索了整风这一思想建党的有效方式，最终形成了中国的马列主义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独创性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正确指针，是毛泽东的突出贡献。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4]44当然，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党建理论也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也有许多论述，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实践更是党的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源头活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党校干校的创办对党的建设学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党校是我们党教育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也是党性锻炼的熔炉，必须开设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课程，因而成为党建学科生成的平台。不管是1924年我们党成立的党的历史上两所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北京党校，还是1933年3月中共中央局在苏区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前身)，以及1935年11月在延安复校的中央党校[5]144-145，都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早在1933年3月中共中央局在苏区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时，就已经开设了党的建设课程，李维汉曾讲授这一课程。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迁到延安桥儿沟，也在学员中开设了党的建设课程，并成立了与课程相对应的“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陈云、董必武、李维汉、廖志高等同志均讲授过党的建设课程。[6]延安时期的陕北公学也有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专题讲授，毛泽东先后十次到陕北公学为师生作报告，多次就党建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新中国成立后，陕北公学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把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概括为“党的建设”(原为“党的团结”)。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建设成为全党干部的必修课，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整风文件成为党的建设教育教学的重要文献。可以说，各级党校对党的建设的研究、教育、宣传和指导干部培训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党的建设学科建设始自大革命时期的党校教育。[7]党校对于党的建设学科发展的贡献是显而易见、无与伦比的。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建设学科逐步形成
与民主革命时期相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党的建设既要继续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何建设这样的党的根本问题，同时更要解决在执政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如何建设好执政党的问题。两者既有各自的重点和特色，又是完全统一的，构成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完整内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思考成为对党的建设理论的最突出贡献，也为党的建设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党的建设的认识仍以毛泽东为集中代表。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起，毛泽东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特别是列宁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指导解决中国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最终形成了毛泽东党建学说中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正如邓小平讲过的：“建国以后，党内生机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4]44这些新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毛泽东进行了新的探索，作出了许多新的论断，其中包括：(1)居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他明确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8]350(2)学会领导国家建设是执政党一个新的任务。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党的工作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9]1428(3)执政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10]206“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10]209(4)执政党要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拒腐防变。他反复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0]285(5)执政党要坚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提出党的团结、党和人民的团结、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6)执政党要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强调要实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与纪律的统一，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1]456-457。(7)执政党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连同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党的建设思想，共同构成了他的完整的系统的党建思想，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期间，各级党校仍是党的建设研究、教育、宣传的主阵地。根据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1954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决定普遍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要求全国高、中级党校设立党的建设教研室，开设党的建设课程。按照中央要求，中央党校于1954年9月成立了党的建设教研室，许多省市党校也成立了这一教研室。中央党校党的建设课程教学主要是请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党校领导来讲。从1957年开始，由于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党校教学基本停止，党的建设的研究也停顿下来。1959年，党中央决定中央党校复课，也重新开始了党的建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来学校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办，党的建设学科建设被迫中断。1977年10月5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要求各级党校以整风精神做好党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学习，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中央党校率先恢复了党的建设教研室，并把党的建设学科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12]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省级党校陆续建立了党的建设教研室或教研部，开展了党的建设课程的教学，党的建设学科得到了逐步恢复。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学科日益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经济建设实现了飞跃式发展，经济增长始终保持较快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切向钱看”、贪污腐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倾向，并酿成了“八九”风波，为此，如何使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成为党的建设要完成的重大课题。随着全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索，逐步形成了围绕党的执政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执政党建设这一主题，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等问题形成新的认识，使党的建设学科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学科发展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到党的十四大之前，是党的建设主题从一般意义上的党的建设向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执政党建设转变的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任务、环境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成为全党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围绕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的这一命题，党的建设研究开始从一般性的党建研究转为着重研究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并重点研究党如何防止脱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反对腐朽思想腐蚀，解决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等问题，以更好地领导经济建设。其中，正确理解和贯彻“党风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的科学论断，经受住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执政和改革开放双重考验”，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核心命题，也是党建研究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二阶段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进入21世纪，是党的建设主题开始更多地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的阶段。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造就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严峻考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成为全党面临的新的突出问题。为此，党建研究开始把重点转向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的复杂影响，防止商品经济原则、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侵入党内，以及如何加强反腐败斗争，做到拒腐防变。“八九风波”和19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全党更加重视自身建设，抵御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并深刻反思原苏东国家共产党失败的教训，探讨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如何保持政治本色、如何巩固执政地位问题。第三阶段是2000年前后到党的十八大，是党的建设领域进一步拓展、注重把握党的建设和执政规律、提高科学化水平的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提出科学发展观，作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论断，形成系统的执政理论是这一阶段党建理论创新取得的最突出成就。随着中国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党建研究开始拓展国际视野，不但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而且开始注重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政党比较、政党转型等角度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形成了关于执政规律的一般认识，得出了“七个执政”的基本结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命题的提出，极大地扩展了党建研究范围，丰富了党建理论的内涵，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结合，形成了“大党建”的概念和研究思路。另外，研究方法也得到丰富和拓展，除传统研究方法外，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也逐步运用到党建研究中来，使这一时期党建研究呈现出视野开阔、空前繁荣的局面，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这一阶段党的建设学科日益完善的突出标志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党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三大理论创新成果，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邓小平理论在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对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认识，包括提出坚持完善党的领导，注重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3]314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必须遵循“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方针，推动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制定《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建立实施干部离退休制度，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在创造性地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理论主题的过程中（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对党的建设的新认识、新思路、新举措，比如在思想建设上强调“任何时候都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14]488。在政治建设上强调“我们一定要紧紧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15]187。在队伍建设上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16]286。同时组织开展了“三讲”教育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等。科学发展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后，注重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主要方式，强调学习、创新、服务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为党的基本执政方略。正是由于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党的建设才能够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向前推进。
第二，形成了党的建设的布局体系。对党的建设如何加强的整体思考造就了总体布局这一新概念。总体布局指的是党的建设各主要部分的结构关系及功能状态，是对党的建设的整体设计和谋划，因而对党的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鉴于党的建设面临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必须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以有序推进和展开，因此，先是在理论界提出这一概念，之后党的十六大报告作出了“四个一定要”的论断，学术界从总体布局的角度进行了解读，逐步使总体布局成为党的建设的基本概念。此后，其内容逐步丰富。到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明确提出党的建设“一条主线、五大建设”的总体布局，总体布局逐渐体系化，也成为构建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主要框架。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中央对党的建设的总体谋划和统筹安排，对党的建设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党的建设学科体系基本是按照总体布局构建起来的，即这一时期往往把执政能力和先进性作为主线，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基本组成部分，并注重把这一布局落实到各层次各方面各领域党的建设之中。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形成，是党的建设理论实现体系化、规范化和学科化的重要标志。
第三，党的建设的学科化取得长足进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认识到必须恢复发展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因此他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3]180-181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建设学科也迅速恢复发展起来。1980年由中央党校党建部牵头，全国党校系统在苏州召开了党建学科建设会议，此后各省党校陆续成立了党建教研室或教研部，并开始招收党建专业的理论班、研究生班。在各级党校，党的建设成为干部教育的主要学科，教学内容涉及党的学说史、党的建设理论、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等专门领域。党的建设的学科定位开始明晰，在国务院学术委员会1983、1990、1997、2011年公布的四个学科专业目录中，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史合并为一个学科，叫“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被列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属于法学门类。党的建设的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1991年发起、1992年1月正式宣告成立的全国党建研究会，该研究会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成立时其业务主管部门是中央党校，办事机构设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研究会设有“党的学说史研究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工作委员会”“外国党研究工作委员会”“执政党建设研究工作委员会”“特区经济开发区党的建设研究工作委员会”“党的领导科学研究工作委员会”等分支机构。1995年，其主管部门改为中央组织部，办事机构设到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现在分支机构主要有机关、社区、农村、党建理论与教学研究、非公经济组织、科研院所、国企、铁路系统等9个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这些分支机构在各领域党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发挥了组织指导作用。
第四，党的建设学科的其他相关工作有序展开。党的建设的人才培养工作步入正规化，逐步展开。中央党校1983年开始设立党的建设硕士点，1987年设博士点，培养了大批党的建设专业人才。全国陆续还有15家省(市)级党校获批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硕士点，如北京、上海、重庆市委党校，广东、湖南、四川、山东省委党校等。此外，许多地市、县区级党校也设置了党的建设教研室，开设了党的建设课程，开展了人才培养工作。党的建设的教材体系建设成效显著，1982年，中央党校编写出版了《党的建设教学大纲》，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部党建教材。1984年中央党校又组织编写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此后还陆续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党的领导概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外国政党比较概论》《执政党建设若干问题研究》等教材。[12]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也蓬勃开展，形成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执政党建设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党的建设逐渐成为一门具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和系统知识体系的学科，形成了一支以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院校、社科院所、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等为主体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
(四)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学科步入独立化发展新阶段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历史方位的新变化，以及党情、国情、世情变化的交织，使党的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党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容易滋生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由此，党建研究着重思考如何在面临“四大考验”条件下防止“四种危险”，研究的重中之重是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战略意义极为突出；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后从严治党力度空前，并升级为全面从严治党，极大地促进了从严治党的理论研究，其中的制度治党更是发展成相对独立的党内法规制度研究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的许多创新论断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赋予党的政治建设以独立定位，要求党的建设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明确了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这一根基和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一着力点；特别是把总体布局进一步丰富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形成了“6+1”的总体布局；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这一重大命题；明确了党的建设的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些论断赋予了新时代党的建设以新的内涵，也使党的建设的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和时代特点，标志着党的建设进入了全面系统化推进的新时代。
从学科的角度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主题更具时代性，学科地位日益突出，学科发展呈现出新局面。这些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形成了完整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着眼于回答新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建设党的问题，围绕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论断、新举措，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这些重要论述的要义集中体现在：一是党的建设极为重要，指出在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伟大梦想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二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三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阐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四是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科学顶层设计。五是指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要紧密结合，同向发力。六是明确在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七是概括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要求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必须以组织体系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八是强调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九是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把纪律挺在前面。十是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十一是强调党要勇于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不断促进自我革命。十二是坚持“六个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即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这些论述表明，新时代党的建设已经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具有典型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创新性，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遵循。
第二，党的建设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研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领导，实现长期执政，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全面展开，为党的建设学科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从研究成果看，党建研究论文数量与日俱增，仅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杂志为例，该刊为月刊，每期会从全国杂志发表的党建文章中筛选近20篇发表，但其筛选的基数每期都在400篇以上，足见每月正式发表的党建论文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从学术著作看，近年来各社科类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党建著作，既有学术性的，也有通俗性的，如《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等著作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党的建设教材也在党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了一批党建教材，尤以面向党务工作者的培训教材品种多，发行量大，而党建课程教材由于出版周期长，数量和质量尚不尽如人意，但《新时代党的建设十五讲》《党内法规学》《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教程》等教材则产生了良好反响。此外，党建研究课题的数量增长较快，对党建研究起到了支撑作用。据统计，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以来每年立项支持的党建研究课题都在100～130项之间，比过去有了显著增长，党建研究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领域。
第三，党的建设的独立学科地位日益明确。独立学科地位既是学科发展的标志，也是学科建设的基础。要加强党的建设，使其在管党治党和推进事业中发挥指导保证作用，必须把其纳入学科发展的轨道。2014年公布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专业目录中，原有的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继续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但更名为“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使党的建设学科发展迎来新机遇。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建研究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强调，必须深入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经验，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同年5月，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想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5]222；“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5]233。由此为党的建设学科走向独立提供了契机。
重点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的工作逐步展开，许多高校从2017年起招收“党的建设”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据统计，2017年全国共设置12个党建学科点，且大部分学科点于2018年开始招生。2018年全国共设置16家党建学科点，并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2019年全国共设置31家党建学科点，学科数量倍增。李向勇、丁俊萍在《2019年全国党的建设学科发展状况述论》一文中，对2019年全国党的建设学科发展状况进行了概述，把现状表述为，学科点数量快速增长，区域布局渐趋合理；方向设置逐步合理，尚待进一步规范；师资队伍较为薄弱，亟待重视和加强；招生规模迅速扩大，生源质量急需提高；招生考核方案总体比较合理，但有待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建立，有待进一步完善。[1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建学科的基本情况。
此外，党的建设队伍不断壮大，阵地日益增多，多学科研究的合力正在形成，党的建设学科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
二、党的建设学科的理论贡献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起着保证作用，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使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都更好地坚持继承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不断提高科学理论指导的自觉性，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学科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是学科发展规律的反映，也代表了人类的认识程度，党的建设只有在学科的轨道上发展，才能更好地提高水平、指导实践，因此，建党以来党的建设学科的发展，是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党的领导和自身发展壮大规律认识的升华，其理论贡献是极其显著的。
第一，继承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立足中国实际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怎样的党的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执政党，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也是党建理论的根本问题。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设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这是中国革命的优势所在。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又立足党的历史方位变化和面临的实际，深入思考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环境中、在执政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并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基本要求，又使党的性质更加符合党的阶级状况，确定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须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从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也使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实现了新的提升。这一认识也构成党建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二，促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解决了如何建设党的问题。如何建设党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同等重要。在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上，我们曾经一度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如片面把工人阶级成分和先进性划等号，在党员发展中排斥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只有出身工人阶级才能担任党的领导人；认为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完全服从共产国际，没有注重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试图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走进攻大城市的道路，直到陷于失败才开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一度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教条，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出现了三次严重的“左”的错误；取得全国政权后，没有及时把党的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致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改革开放初期忽视党员思想教育，导致拜金主义、自由主义泛滥，等等。这些充分说明，解决如何建设党的问题、找到一条正确的党的建设道路并不容易。我们党通过艰苦探索，最终找到了正确道路，其中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用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之中，来提高党的建设的质量。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一以贯之，坚持根据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来加强，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在面临各种形势和任务时，我们对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有了新的思考，也形成了许多党的建设的新经验。
第三，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机统一，创新了党的领导和建设理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存在紧密的联系，如何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是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比较而言，党的建设具有基础地位，只有加强各方面建设，使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才能更好地带领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争得革命的领导权，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如果党的先进性、党的凝聚力、党的整体力量不能达到一定程度，这种领导权便很难争到，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就是一个证明。党取得领导权后还要善于运用领导权，特别是要综合运用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基本方式去实现党的领导，进而实现全面领导，把这种实现领导的过程转变成加强党的建设的过程，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避免因党的领导过分注重权力集中而导致自身建设受到削弱的情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围绕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统一有了新的理论框架，不仅是对党的领导理论的拓展，也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四，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自身建设的科学学科体系。党的建设学科体系是一个由理论体系、专业体系、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等组成的系统整体，其中理论体系是核心，专业体系、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则是理论体系的展开与运用。理论体系体现为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学科价值，清晰的概念、论断和自洽的逻辑、科学有效的方法等；专业体系则表现为一系列专业课程，如《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概论》《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建设史》《比较政党研究》《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等；课程体系则是围绕教学活动而形成的基本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人才培养体系是通过设置专业、开设课程、进行不同层次、不同重点人才培养的过程。此外，在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中，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是常用概念，学术体系是揭示党的建设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体系化的理论和知识，学术体系接近理论体系的概念，更侧重党建理论的应然逻辑和状态，与党的建设实践形成对应关系；话语体系是党的建设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党的建设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话语体系必须既要遵从学科理论的基本要求又要适应信息化时代传播的现实需要。在信息化时代，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要提高党的建设学科的解释力、影响力、传播力和塑造党的形象都必须在学科体系建设中更加注重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目前，党建学科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但其中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有待加强，今后要围绕“新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形成一系列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体现党的建设学科特征的理论、概念、范畴、表述、方法等。同时要注重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使党的建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可。
总之，建党以来，随着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实践的展开，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党的建设的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完备，党的建设学科也逐步走向成熟，充分体现了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基本规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正确把握。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步入百年大党行列的历史时刻，必须更好地推动党建学科的发展，发挥其理论指导作用，使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胜利。
（作者：韩强，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剑，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原主任、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