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认为:“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在他看来,这个理想或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旗帜和灵魂,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目标,遵循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中国化的建设原则,坚持价值目标、理论阐释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牢牢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立足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不断回答时代之问,意识形态建设在实践中持续创新,在创新中持续发展,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重要指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一、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百年历程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阶段紧抓意识形态建设,且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相互呼应、相互增益。与时代主题、历史任务、社会实践耦合协调,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和优势。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整合与革命动员
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政治认同和思想整合。它“通过为每一个人提供相似或相同的理解、信仰、价值和意义,使个人和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建立起联系或认同,从而整个社会成为一个被整合到一起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即以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为奋斗纲领,为时人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视界”,并相信通过一定的方式可以达致目标,这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围绕这一任务,毛泽东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的统一,立足国情,提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目标,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要素。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使先进的理论不仅掌握在先进的阶级手中,而且要掌握在群众的手中,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源泉。1938年,在总结长期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并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实现了思想整合和政治认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亦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由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党员多数,“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通过意识形态建设的努力,形成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非常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认同,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动员能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巩固与群众动员
学者林尚立指出:“伴随着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国家制度更替,中国社会也必须进行意识形态的更替,以保证革命的完整性和最终的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意识形态建设累积了强大的合法性资源,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和巩固的历史基础。建国初期,非社会主义因素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方面仍占有很大比重,尚未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就意识形态建设而言,任务依然艰巨。因此,毛泽东告诫全党,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作为初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意识形态的建设为其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在革命思维和建设思维的双重协奏中,意识形态的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接连运动式、群众广泛参与的批判、否定和破除,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状态进行了彻底的纠偏;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载体;根据现实需要,凝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共识,为“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思想文化基础。1954年,颁布和施行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确立共产主义奋斗目标,进行广泛群众动员,凝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共识。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就从革命转型为建设,“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由于革命思维的强大惯性,50年代中期以后,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长期的错误批判和斗争,不仅造成了其自身建设的困境,亦严重制约了其它各方面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即定位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使高远的意识形态建设目标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巨大张力而沦为空想的顶层设计,在实践中带来严重后果。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拨乱反正、凝聚发展共识与改革动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各领域纷繁复杂的局面,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禁锢和错误倾向这个制约各方面发展的首要因素,用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来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并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用它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支持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各方面工作拨乱反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在批判和重新诠释旧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为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提出新论断,形成新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进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任务结合起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时期指导各方面工作的旗帜,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新论断,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分别从道路确证、党的建设、发展认同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注入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时期,亦是社会剧烈转型和各种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针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错位,邓小平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性的思想政治问题。此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针对“姓资姓社”“姓公姓私”、自由主义等层出不穷的社会思潮,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和斗争。从而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凝聚了发展的共识,成为改革动员的思想引领。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复兴动员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增益性明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两个大局”成为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基础质素。由此,意识形态建设体现出国内与国际并重、理论与话语并重的维度转换,呈现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第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树立民族复兴自信,凝聚民族复兴共识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理性选择。第二,承继和凸显人民中心的执政和发展理念,为意识形态建设确立价值理性选择。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第三,以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旨归,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样态”,为意识形态建设注入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第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为意识形态建设规定向度选择。第五,坚持和完善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制度体制,为其建设强基固本。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等。第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为意识形态建设注入世界历史意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续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这一时期,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更加深刻,抓手更加有力,成效也更为显著。
二、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走过了百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始终把意识形态建设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基本的,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凝聚时代共识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目标
意识形态是政治共同体或社会共同体的精神形式,反映特定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诉求,以此凝聚共识,力求实现特定目标,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力证。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整合、引领等政治功能是其首要目的,而其创新的主要动力即来源于时代和实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合道义性,凝聚革命共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着力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实现意识形态由阶级意识形态向国家意识形态的转换,凝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思想路线的重大调整为起点,突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凝聚改革与发展共识;新时代,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破解发展瓶颈的突破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诉求,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复兴共识。
(二)坚持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需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是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等的斗争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也是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同各种修正的、错误的甚至敌对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不断建构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历经百年,斗争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认同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在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开启和形成的。在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进行了自我革命和净化,而且唤醒了亿万民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运用强大的动员能力,进行了多次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确立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快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思潮的多样化,意识形态建设一度受到强烈冲击。根据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变化,坚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同各种错误社会思潮进行斗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创新。新时代,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多样,给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带来更加复杂难控的形势和场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三)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旗帜和灵魂”。它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深刻洞察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理论体系,成为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适应无产阶级斗争和实现自身解放的实践要求而产生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与时俱进是其最基本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是马恩两人的基本观点,教条的、僵化的应用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列宁把这种方法视为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理论基础,认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本本”的重要性,亦深刻领悟其必须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辟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顺应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需要,指导了革命实践的成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建设中回答了建设、党建、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中国焕发了生机活力,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相互调适。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新时代,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引领民族复兴的任务刻不容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和最新成果。
(四)牢牢掌握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条件
葛兰西结合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自身的理论素养与斗争实际,从政治、经济、历史等维度深刻分析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并将第二国际的失败归因于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由此,意识形态领导权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就是谁引领谁的问题。没有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掌握,就没有思想上的共识,就难以达成行动的共识,进而无法实现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目标任务。毛泽东将意识形态建设置于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并始终牢牢掌握着意识形态领导权,运用各种载体、形式、手段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他明确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枪杆子和笔杆子”对中国革命同样重要。历史的经验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得到广泛传播,党的政策主张得到普遍共识,人民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改革开放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有时候表现的还很尖锐,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非常突出。作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思想宣传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新时代,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新的起点和新的历史任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问题十分重要,作为各项工作的基础和优位选择势在必然,近年来的经验也肯认了这种选择的正当性。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五)守护人民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选择
意识形态是价值、工具与理论的统一体,而价值取向是其核心,即为了谁的利益,实现谁的利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资产阶级利益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颠倒”了的“虚假意识”,不仅是主客体的颠倒,也反映在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还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上的颠倒。就后者而言,它是资本逻辑驱动的价值导向,是资产阶级意志的集中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反映了党的意志,又反映了人民的利益,是在党性和人民性的辩证统一中推进和发展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意识形态建设就失去了方向,没有人民中心的价值选择,意识形态建设就失去了力量源泉。“质言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人民代言、为群众发声,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鲜亮的政治底色和最厚重的价值底蕴。”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恒久不变的价值选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多次强调,党的全部工作的重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指出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党的“传家宝”。习近平明确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六)话语转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式
话语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特征。作为一套复杂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以何种话语方式进行表达,是抽象的思想理论能否被大众接受、理解和认同的关键。列宁指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建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之一便是旨在关照大众的接受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其认同度和感召力。因此,话语转换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方式。恩格斯指出:“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转换的“物质动因”便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话语以“革命”为中心,运用有限的媒介手段、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宣传革命思想,阐释深刻道理,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和引领力,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革命任务和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运用的强大宣传工具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激发了数亿国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和话语中心。如在话语内容上,“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论断相继提出,有力地助推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十八大以来,新的历史方位使意识形态又有了新的使命承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心话语,其价值取向实现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与升华,话语内容更加注重“民族性”,话语空间从定位与服务国内发展转换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新诉求等。
三、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科学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充分认识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总结长期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坚持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维度
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无论其最终目标如何美好,如果缺乏对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关照,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功能性将会大打折扣。从百年历史经验看,革命动员、社会建设、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等,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强烈现实维度的支撑。无产阶级革命、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中国梦等的共识和引领无不体现了一种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鲜明特征。“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本体论层面而言,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决定于社会现实,但这种反映不是简单的表象映射,而是经过了抽象、加工等过程形成的一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用来进行社会整合、建构认同、塑造合法性、动员引领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就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邓小平也指出:“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的中国、历史的中国、现实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的叠加互映和交相作用,我国发展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阐释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叙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发展好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也成为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稳健发展的前提。习近平指出:“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二)坚持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性
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本身就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批判中提出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列宁指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视,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列宁先后撰写了《非批判的批判》《怎么办》等多篇论著,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坚决斗争,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精神贯穿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全过程。由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主动出击而非被动回应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或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也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事实证明,如果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主动出击、敢于亮剑,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就能取得胜利。当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同时空维度、价值诉求、利益格局等汇聚叠加,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复杂、挑战严峻,没有主动、坚决的斗争精神是难以有效掌控意识形态的局面,更无法推进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建设。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提出了“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指导方针,强调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
(三)坚持意识形态建设的守正创新
百年来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与理论自觉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自觉承担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价值、理论、实践等向度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理论自觉彰显历史自觉,以历史自觉推进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指明了承担历史使命的阶级力量,创立了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并从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出发,进一步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灵魂和旗帜,坚持“守正”这一基本原则和前提条件。如果说“守正”体现了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灵魂”的坚守,体现了对百年历程的经验和规律的深刻把握,那么,创新则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党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证明,创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是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百年成功的根源就在于,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将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有机结合,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创新。
(四)坚持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主体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始终。马克思指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选择、思想理论、行动逻辑的综合表达,人民中心的价值选择和行动立场贯穿始终,体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和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标志。这种强烈的人本精神,被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发展,进行了生动具体的阐释和实践,并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紧密结合,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鲜明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具体实践和方法论的时代表达,体现了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新时代,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主体地位是我国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经验和启示,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只有坚持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主体地位,党才有坚实牢固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能充分显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才有了根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有了动力源泉。而当前坚持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主体地位,就要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表达方式,拉近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高远的距离;就要深刻回答复兴为了谁、复兴依靠谁、复兴成果由谁来享有;就要以大历史观作为分析人民主体地位的方法论选择,深刻把握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规律,阐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就要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将人民的国族性和世界性相互统一,培养具有世界眼光、人类情怀的公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