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就提出“彻底廓清旧社会，开新社会建设之门”，鲜明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自由平等新社会之志向。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认知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变革思想诞生和演进的起点，解答了为何变革社会、如何变革社会、社会变革目的何在等根本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变革社会提供了本源动力、手段方法和目标指向。厘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认识从“旧”到“新”的转变及其意涵，探究中国共产党社会变革思想如何在对什么是“旧社会”、怎样砸烂“旧社会”、什么是“新社会”、怎样建设“新社会”的认知中起步，是推进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命题。纵观既往学术史，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旧社会’与‘新社会’”这一命题，尽管部分研究有所提及，但其研究重心忽略了演进动态过程本身及其背后的意涵。既有研究或构建起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思想的逻辑架构，或解读特定群体的各类思想，或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出发，诠释“新中国”符号形象的塑造，挖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而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旧社会”与“新社会”认知的形成背景、逻辑起点、具体意涵、发展动因，特别是由“旧”到“新”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节点，鲜有探讨。鉴于此，本文拟从动态视角就上述问题作初步探索，具体阐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如何在体认“旧社会”之“旧”的基础上，探求和擘画“新社会”的理想蓝图，并最终跃升至“新国家”的建设。“社会”概念素来有大、中、小三个层级，就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其对社会的认知并未局限于某一具体层级，而是呈现出立足微观、通达宏观，既关注民生细节又放眼国家和世界的特征，呈现出变革社会与改造国家、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旧社会”的体认与感知
“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现实国情，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社会变革思想的发轫动力。作为时代思潮引领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当时民生凋敝的社会现状，从社会现象入手批判“旧社会”，同时又着眼于社会问题生发的根源性因素，从经济基础层面着力变革“旧社会”。
什么是“旧社会”？1919年，在历史新纪元即将肇启之际，李大钊对当时的社会作了凝练总结：“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追本溯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黑暗“旧社会”的体认与感知，始于对现实社会民生疾苦的朴素同情，始于对社会问题的探寻与反思。“专制”“不平等”“封建愚昧”等，构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旧社会”的核心认知。20世纪初，以婚姻习俗和迷信为标靶，陈独秀率先发起了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反思。1904年，在系列连载文章中，陈独秀专题研究了当时中国存在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坏风俗”。他指出：于婚姻一事，从不尊重男女意愿的择偶传统到繁琐落后的成婚仪式，再到不许女子改嫁的婚姻习俗，“自始至终，没有一件事合乎情理”；于烧香敬佛一事，则“白花钱，毫无益处……中国人，还是人人倒运，国家衰弱，受西洋人种种的凌辱”。这种反思，虽然仍处于自发阶段，具有碎片化思考与表象化判断的不成熟之处，但其问题意识的显露、对关键问题的捕捉以及对封建家长制和迷信愚昧思想的剖析，却是客观而真实的，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日后立足社会现象批判“旧社会”的起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改造思潮方兴未艾，解决社会问题成为不同流派社会改造者共同的价值关怀。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以报纸杂志为阵地，将旧社会民众的困苦境遇诉诸文字，以求揭露社会问题、唤起民众觉醒。尽管各流派作家学者思想倾向不尽相同，但均以文学的笔触揭露黑暗现实，“问题文学”应时而生。“问题文学”的产生尽管没有为变革社会提供清晰的实践路径，但其敢于正视问题的态度和做法则迈出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社会问题提供了思想借鉴。正是在多元社会改造思潮进步思想的浸润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因时而化、应势而动，对“旧社会”的认知从“自发”走向“自觉”，实现了由反思旧习俗到建构社会问题的内涵外延、剖析其生发根源的认识论转向。在社会问题的定义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初步共识，认为社会问题就是影响民众生活和社会运转的不合理表现。如瞿秋白提出“社会所以有病，就是因为他的宗教、习惯等等把他渐渐弄成固定的形态”，这里的“病”即指代社会问题。李大钊认为，社会问题的概念实难界定，只能姑且认为“凡社会呈了不安的现象，而图解决之的方法”的，都是社会问题。李达则从广义与狭义的角度，更具学理性地将社会问题界定为“关系于社会制度全体的问题”与“由产业制度发生出来的劳动问题”。在社会问题的范畴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其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几大类别的划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内容框架。毛泽东所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了71项内容，其中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婚姻家族问题、劳动问题、宗教问题等都是“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的重要问题。李大钊认为，“劳工问题、妇女问题、人力车夫问题、鸦片、缠足等等问题”都应当纳入社会问题的范畴。1923年瞿秋白在构划现代大学社会学系的体系架构时，更为系统地将社会问题概括为劳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及其他问题四大部分。这些认知与表述，基本建构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解读“社会问题”的诠释体系和逻辑框架。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问题的总结思考，构成了其在社会现象维度认识“旧社会”的基本内容，并具体展现于对社会民生各个领域的认识。那么，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眼中，“旧社会”究竟旧在何处？在婚姻家庭领域主要表现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枷锁束缚女性生存，“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家族制度禁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中国是“没有国家，没有个人，只有家族的社会”，家族制度是现时社会的“万恶之原”。在教育领域主要表现为：教育机会阶级不平等，教育成为权贵阶级的特权，百分之九十几的民众未受教育；教育资源分配性别不平等，教育资金投入严重向男性倾斜，以湖南省为例，女子教育经费“仅抵全教育经费二十二分之一”；教育体制僵化，内容陈旧，“待我们（指学生——引者注）做寇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对青年学生精神和身体产生双重压迫。在劳工问题上主要表现在“工人尚不如牛马”的生存境遇。瞿秋白认为，“从现代社会到新社会之间最大的关键就在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所以劳动是最要的问题”，如何认识劳动决定了描摹新社会蓝图的重要方向。在封建迷信问题上，“迷信”一词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并不具备实体性意涵，而是作为与“进步”“科学”相对立的、意蕴丰富的、抽象的概念存在的。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迷信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对迷信现象的反思只是作为契机，话语逻辑背后暗含的是对“旧社会”统治秩序的冲击与解构。他们所批判的是民众“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不知有个性、有自我、有真理；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普罗大众摆脱旧秩序的阻碍束缚，奋发自强以求解放。概而言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旧社会”的认识呈现出鲜明特征。就其基本内容而言，立足社会现象反思社会问题是其批判“旧社会”的切入点，关怀民生的主题贯穿始终，并体现在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就其发展动因而言，社会变迁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旧社会”认知的发展呈高度正相关性，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为其演进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源。就其演变逻辑而言，在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各界共识的时代背景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切中肯綮地指出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认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并由此上升到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维度对“旧社会”进行批判。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目标不在于如何描述社会问题，而在于如何才能根除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旧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落后陈旧的社会形态才是当下一切社会问题滋生恶化的土壤。因此，对社会形态问题的更为根源性的思考开始进入中国共产党人批判“旧社会”的基本架构。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始于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封建制度”“封建时代”等话语指代专制制度、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及儒家伦理文化，对“旧社会”发起猛烈攻击。陈独秀曾指出，尊孔复古和军阀割据意味着共和的失败与封建制度势力的恢复，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因此，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综而言之即上层建筑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构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知识分子批判“旧社会”形态的重要一环。尤其表现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封建社会与批判专制统治的本质内涵根本一致，王朝帝制与军阀独裁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封建社会形态的核心内容。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旧社会”形态的另一重要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社会掀起了反思资本主义的浪潮。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反思都以裨补缺漏、修正资本主义制度缺陷为根本目标，未能形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认知，更未触及解决中国道路选择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种科学、系统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他们在肯定资本主义取得生产力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是在肯定与否定的思辨中，中国共产党人将知识精英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上升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层面对资本主义的逻辑批判。《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公开使用了“资产阶级旧社会”及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提法，在话语表述形式上明确将资本主义社会定性为“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如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属于“旧社会”范畴，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同属于“旧社会”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旧社会”形态的理论来源。李大钊将资本主义与封建帝制、贵族官僚、军阀、军国主义等旧势力，共同定位为历史残余，提出只有“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才能创造前所未有的新纪元、新世界、新文明、新生活。此后，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载体，李大钊进一步向中国社会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真实面目，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理论逻辑上回答了资本主义社会被纳入“旧社会”范畴的根本原因，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规定：“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是党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党纲的形式将资本主义纳入必须被消灭的“旧社会”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启蒙，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旧社会”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发展，并呈现新的特征：社会现象与社会形态两大维度构成了其认识“旧社会”的基本框架，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其批判“旧社会”形态的基本内涵，社会形态维度的批判表现出其作为时代思潮引领者的独到与超越之处。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认知层面的探索性和不成熟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是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个视角进行的，其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批判为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全新的思维范式和理论方法。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认识到经济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生发的根源，进而上升到对旧社会形态的思考，并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没有系统阐述对封建社会形态的反思，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将社会形态理论移植于封建社会批判的过程中，没有成型的思想可供借鉴，导致其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始终偏重于伦理道德与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未能深入经济基础这一根本维度。直到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关注并系统阐述封建土地制度是地主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根源，这一局限性才得以突破。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社会”的憧憬与擘画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解构“旧社会”，最终指向的是建设“新社会”。对“旧社会”认知的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指导、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促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新”社会的思想，并从社会现象与社会形态两大维度构建起建设“新社会”的理想蓝图。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体认“旧社会”之“旧”走向擘画“新社会”之“新”的内在逻辑。
什么是“新社会”？李达指出：“真正自由平等”是“新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因此建立自由平等新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变革社会的根本目标指向，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对近代中国该向何处去的追问，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追求自由平等“新社会”的现实源起，“平等无差”的传统大同社会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社会理想，共同构成其理论来源。在“全体人民自由发展”和“平等人权”的社会理想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首先从社会建设的具体层面入手，探索和擘画“新社会”蓝图。在婚姻家庭领域，其认识“新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恋爱神圣、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理想婚姻制度与破除父子轴心大家族、建立夫妻轴心小家庭的理想家庭制度。有别于无政府主义彻底废除家庭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所谓消灭家庭，消灭的是建立在私有制上的、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家庭；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取代资本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将是一种以两性平等互爱为基础、理想的、全新的婚姻家庭关系。李大钊指出，平等是“理想家庭最要之条件”。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婚姻家庭制度的构想，其本质是消弭代际与性别间的不平等关系，保障个体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寻求个体的独立解放，以自由发展的个体组建自由平等之家庭，最终形成自由平等之“新社会”。在教育领域，其对“新社会”的认识主要表现为：推行教育普及，确定面向下层民众的平民教育性质，坚持男女教育平等的价值取向，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内容。“新社会”教育制度的构想与实践，实质上是以消除教育对象的阶级和性别差异为根本目标，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与教育机会。就其意义而言，一方面，打破了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隔阂，促进了劳动阶级真正大联合的实现，使“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另一方面，突破了僵化的教育体制，将强健体魄置于救亡图存的话语体系中，为体育教育赋予了强身健体和保家卫国的双重意涵。毛泽东认为，体育教育的效用在于“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以此成人生事业之先驱，而后振武风、兴国力。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出，男女平等是理想化的社会关系，“女子丧失人格，完全是经济的问题”，因此经济独立是女性获得平等权利的先决条件。在反封建迷信问题上，引导崇尚科学民主、实现自我解放的价值追求是其“新社会”的建设目标。
五四运动以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建设层面积极构思并实践“新社会”蓝图，展现出强烈的超越精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人的劳动解放，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和基础；消灭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物的“异化劳动”，是实现劳动解放的基本要求。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新的生产关系才能产生，人的真正解放才能实现。基于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自由”“平等”视为“新社会”理想的价值内核，以变革生产关系为核心，以共产主义追求为根本目标，将建设“新社会”置于革命的历史洪流中思考，将改造社会与救亡图存同步推进，对“新社会”的认知逐步呈现出整体性、全局性和革命化的鲜明表征。20世纪20年代初，以政党改造为核心的政治改造成为时代主流思想，为实现建构“新社会”的理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筹备建党，并开启了社会革命的历程，其对“新社会”的认识也随之丰富发展。在实践路径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作为变革社会的重要手段。在理想社会模式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变革社会、建设中国形态的“新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自由”“平等”价值观的根本载体。
科学社会主义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它的实践性。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提供了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同时还提供了实现蓝图的具体手段——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共产党宣言》开篇即宣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论述被各国共产党人奉为圭臬，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发动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当阶级矛盾达到高度激化的态势后，阶级斗争就产生了暴力革命的形式，暴力革命成为“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超越精神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在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的宏远目标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新”社会的思想，希望以革命的手段从根本上砸烂“旧社会”、建设理想“新社会”。1920年陈独秀提出，“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毛泽东在述评了世界各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后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并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及政治主张——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革命的思想，奠定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变革社会的理论基础，为其社会理想从理想向现实转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阶级斗争理论存在已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早已厘清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脉络。马克思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次提出了阶级斗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与地位：阶级斗争最终必定会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形态。这其中的“无阶级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社会模式，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表现。《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在联合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理想社会模式的论述，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擘画共产主义社会蓝图的根本理论来源。李大钊认为，拥有独立自由领域、不受干涉、以自由联合关系代替统治服属关系的社会，才是平民社会；只有在这样的平民社会中，才能培育出自由平等的个人。毛泽东也提出，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是“设建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由此可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社会的论述与思考都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念自由平等的价值内核。“自由人的联合体”既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架构，也是共产主义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的终极价值追求。对于彼时的中国而言，表现在社会形态上，就是中共二大宣言中所提出的“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在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中，实现了对私有财产的绝对废除和阶级的消灭，自由平等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并体现于社会各领域之中：科学不断发展，体力劳苦的工作不断减少，全社会的福利不断增进；随着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各民族的文化得以自由发展，每个个体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
“渐次达到”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最突出的特征。“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具有双重内涵：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是渐次成型的。在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曾尝试过不同的社会改造理论，经历了从温和改良思想到空想社会主义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改造思潮中的多元改造思想实践的失败使其认识到，修复与改良原有社会的手段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彻底变革“旧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因此，经过大浪淘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主流思想的历程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抉择是渐次达到的。其次，中国共产党砸烂“旧社会”、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目标是渐次实现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前后所形成的“新社会”理想蓝图与实践经验贯穿民主革命始终，并在不同历史节点得到调适发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仍然是新中国进行社会建设的价值内核，对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追求更是在这一时段达到高峰。三、从“新社会”到“新国家”的跃升
为实现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在谋划建设“新社会”理论思考的基础上逐步构思“新政权”“新国家”的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启蒙……使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从‘新社会’跃升到‘新国家’的层面找到了清晰的实现路径，即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创建“新社会”的理想蓝图，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劳动者现实处境的不满，发展于对劳工神圣的价值追求，深化于对如何保障劳工神圣的恳切思考，明确于中共二大“建立劳农专政”纲领的正式提出。纵观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社会”的构想是“社会”也是“国家”，建设“新社会”的理论构思既关注社会层面，也聚焦于“新国家”的建构。
中共二大提出“建立劳农专政”，这与当时“劳工神圣”观念的勃兴密不可分。早在1911年，江亢虎在《中国社会党宣告》中首先喊出了“劳动者，神圣也”的口号，这是劳工神圣观念在近代以来首次出现。此后，无政府主义者大力推崇劳工神圣的主张，把劳工作为革命的原动力、将劳动提到神圣的地位。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关注劳动的先河，但主要聚焦于劳工改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劳工何以神圣”这一根本理论问题。劳工何以神圣、劳工何以能神圣，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新国家亟待解决的前置性问题。面对“工人不如牛马”的生存现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只有对此作出学理性的解答，才能使“劳工神圣”从政治宣传转向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并走向改善工人现实境遇的具体实践。劳工神圣来源于劳动的神圣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一方面，“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同时对人类社会的形成也具有决定性作用，造成“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另一方面，“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正是在这两重意义上，劳动是神圣的。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从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的角度出发，肯定了劳动者的重要历史地位。陈独秀对劳动者做出了高度评价：“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李大钊提出，“资本神圣是因劳动神圣而来”，一切生产都是劳动的结果，作为创造价值唯一源泉的劳动是神圣的，因此“这神圣，应该属于劳动者”。明确了劳工神圣的法理依据，如何才能长远并根本保证劳工的神圣地位？对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基本共识：“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具体而言就是劳动者联合起来，首先采取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废除私有财产制度，进而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也是实现劳工神圣的唯一路径。只有从旧中国变为新中国，“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劳动人民才能在全新的国家政权中获得新的地位与权利，成为新国家的主人。1921年，施存统进一步强调，采用劳工专政是“社会进化必须经过的阶段”。中共二大明确指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段性目标。此后，纵观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从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所构想的“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到土地革命时期工农共和国的政权建设实践，再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详尽阐述，提出要建设一个政治自由、经济繁荣、文明先进的新中国，再到1949年“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建立。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段中国共产党对于建设何种国家政权的表述不断调整，但“工农联盟”与“民主专政”始终是其核心内涵。概而言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劳工神圣”思想的解读与阐发，第一次提出了创建“劳农专政政权”的政治构想，使其实现了从擘画“新社会”之“新”跃升至“新国家”构建的逻辑转折，并提供了科学清晰的实践路径。建立国家政权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变革社会的历程中不断完善自身的任务与目标，已经意识到政治斗争在社会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视角出发来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基于一种本真的与人性化的同情，通过对民众生活状况的体认与感知，数年间梦想“新社会”生活，从而萌生了建设“新社会”的社会理想；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将其社会理想进行由“理想”向现实的转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也即是在此意义上实现的重要转折。正是这一次思想认识与理念的转折，奠定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改善民众生活状况的动力和制度支持。的确，中国共产党“从最原初的民生关注开始，以民众的生存权和免受剥削的境遇为主要诉求，进而开始借助国家的力量寻求自身的解放以获得民生改善的希望”，这是因为其“新社会”理想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渐次达到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目标上是根本一致的，从而使“新社会”与“新国家”向着同构共生的趋向发展。“新国家”的构建是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社会理想开始，“新国家”的建设就已经孕育于“新社会”的建设之中。就狭义的“新社会”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社会革命作为建设“新社会”的根本手段。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采取革命而非改良的手段，决定了建立“新国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变革社会的根本指向。同时，事关民生的社会建设需要国家的政治保障，而“新国家”的建立又进一步推动了“新社会”建设的发展。
“新社会”与“新国家”同构共生的内在关联，孕育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之中，呈现出鲜明的内生性特征：既内生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又发展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群众运动模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民众深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只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深入基层社会，通过社会革命彻底荡除一切“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实现解放民众、变革社会的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群众运动为桥梁，将“新社会”与“新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国家力量通过动员机制和群众运动深入乡里社会的过程，不是依靠强制力，而是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逐步深入。这一机制既能在砸烂“旧社会”的具体实践中使社会获得更大活力，使民众获得更大自由，又能够削弱国家力量自上而下所遇到的阻力。另一方面，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民众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与国家政权的认同，实现了政策制度效用的有效反馈，既增强了民众对政策制度的认同性，又强化了国家力量的发展。
探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旧社会”与“新社会”的具体内涵及其演进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乃至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从“砸烂旧社会”到“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与逻辑演进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变革思想的起点，为中国共产党变革社会提供了本源动力、方法手段和目标指向。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变革社会一以贯之的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革命的历史。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大政治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回顾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新社会”的接续努力，从民主革命时期对自由平等新社会矢志不渝的探求，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到改革开放以来“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的根本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作者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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