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8伟大建党精神诠释了政党性质、体现了时代要求、升华了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马克思主义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和方向保障、是伟大建党精神之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历程中、彰显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过程中、贯彻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全程中。
一、伟大建党精神孕育之基：在比较中选择真理、确立理想
为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但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纷至沓来，古老的东方大国历经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2的苦痛，救亡图存为当时社会的主旋律，民族复兴是仁人志士共同的期盼。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苦闷彷徨中，多个阶级轮番登场，各种主义先后风靡，不同路径逐一尝试，最终，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真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其他阶级无法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外敌入侵，造成了民族危机，也激发了民族觉醒。马克思对此有过阐释：“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2]779农民阶级率先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但其因狭隘和保守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本质属于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推行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强国方案，在刺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起到了客观作用，却因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而注定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维新派将改良的希望寄托在缺乏实权的皇帝身上，只能空余“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报国遗恨。资产阶级革命派虽以辛亥革命终结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但其固有的软弱性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新兴的无产阶级肩上。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蓬勃而短暂的发展中，中国的无产阶级进一步壮大，产业工人的数量在1919年已达200万以上。中国无产阶级有着与最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富有组织纪律性等世界无产阶级的普遍特征，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如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而具有革命彻底性，主要集中于沿海少数大城市和大企业从而便于形成强大战斗力，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而更易建立工农革命联盟。在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迅速登上政治舞台，承担起民族复兴的更大责任。
（二）其他主义无法担当民族复兴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指引科学道路
没有科学的主义，就难以完成历史的重任。“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3]1469，他们用自己的探索证明了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改良主义的老办法、资本主义的新理论，都无法在中国生根发芽。以《新青年》创办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初引发了深刻的思想革命，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有识之士重新思考中国前途，宣传译介新思潮的各类期刊和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来势汹涌的新思潮有利于民众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但是形形色色的各类主义让人莫衷一是，标榜为“社会主义”的学说也相当庞杂，互助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都混迹其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夹杂着“隔着纱窗看晓雾”的困惑。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都先后被实验，但因其完全脱离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有如昙花一现，很快销声匿迹了。无政府主义一度影响较大，因其理论缺陷而终失人心。这些探索虽不成功，但体现出当时的有志青年勇于接受新思想、积极实践新主义的可贵精神。
在多元思潮的涌动和争鸣之下，马克思主义凭借自身的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实践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尤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中国人切身感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魅力和实践伟力，再加上俄国较西方国家与中国国情更为相似，又与中国相邻并接壤，这些因素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变革信心。进步青年敏锐地洞察了世界潮流的变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世界人类的新文明之曙光”[4]219、将会“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4]216、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4]246，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使中国人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三）其他道路无法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预示光明前途
先进的阶级是推动民族复兴的主体力量，科学的真理是指引民族复兴的理论武器，共同的理想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近代仁人志士在寻找真理中全力以赴，在探求道路上矢志不移。辛亥革命的失败意味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行不通，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人进一步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巴黎和会使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在中国人民心中破了产。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方案也有过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发展，却注定在现实中结不出救亡图存的果实，因为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为社会制度腐朽落后，只有变革制度才能实现发展。
俄国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从理论转为实践，“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5]290。苏维埃俄国政府放弃沙俄在中国境内特权的宣言，增进了长期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民众对邻国新制度的好感。在对俄国革命经验的借鉴和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习中，中国未来社会蓝图被阐发得更加清晰。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用革命手段建设无产阶级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6]257，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7]837、“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最宜采用[8]2。很多先进分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深深吸引，与俄国革命的启迪有关、与理想体系本身的科学有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有关。主张人人平等、消灭贫困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交织成“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9]1058，鼓舞着革命者为此忘我奋斗。实际上，马克思不仅揭露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而且和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10]12。
二、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之魂：在考验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马克思主义真理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都来之不易，它们值得也需要坚守，无产阶级自身的先进使这种坚持得以可能。没有一大批坚持真理、坚定理想的热血儿女，就没有伟大建党精神的铸就。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人生信念，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动力，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支柱，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力量。
（一） 推进自身建设，在科学运用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在马克思主义被当时的反动派视为“过激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当作“洪水猛兽”的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增进自身建设中正确对待并科学运用它们，无疑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的首要体现。
在拓展思想基础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了使真理最大限度地掌握群众，早期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理论宣传和思想灌输。如周恩来就明确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1]55。《新青年》《少年中国》《觉悟》《励新》等进步刊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起到了引领者作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成为有志青年的必读书目，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民学会等团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中研究和中国问题的分析，在外勤工俭学的留学生结合见闻所阐释的未来社会图景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当时的中国，“东也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探讨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12]，这种广泛而系统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壮大了马克思主义阵营。
在扩大群众基础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也需要民众的大联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等机构的创设，将革命的理想播撒在基层，使群众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的举行、上海等地多个工会的成立、汉口等地罢工活动的出现，体现了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往纵深方向发展。知识分子在对群众进行思想启迪和阶级启蒙的同时，自己也积极学习大众语言、积极参与体力劳动，如毛泽东下井了解安源煤矿工人状况、俞秀松到厚生铁厂做工、李中到江南造船厂打铁。他们深入实践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开展调查研究、把握民情国情的过程。这些努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建党准备了深厚群众基础，使党在成立之时就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党员在各种考验中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夯实组织基础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国民党以“无力”为由拒绝参与五四运动[13]17，进一步表明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政党来领导人民。建党伟业，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中提上日程。在五四运动后，中国获得了列宁的更多关注，维经斯基等人经共产国际批准受派前来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推动作用。1920年夏至1921年秋，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国内多地成立，也在海外如日本、法国等国出现，宣告了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14]486。这些组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工人运动中产生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必要基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大会将党的名称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纲领中明确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入党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等要求[14]1-2。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时旗帜鲜明地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奋斗目标，用严苛的思想要求和组织纪律来保障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
（二）批判错误思潮，在理论交锋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有破有立、破立结合。他们为了捍卫科学的真理和理想，数次进行公开论争或系统驳斥，抵制了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胡适与李大钊基于各自信仰而围绕“问题”与“主义”进行的论争，有学理辩论性质，更有政治论战色彩。胡适提出不要高谈各种主义如何新奇奥妙，而要多多研究问题如何解决，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奋起进行了一场出于“不得不争”的“主义之争”[15]19，他强调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并行不悖的”“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能有具体解决的希望，[16]6当时很多青年撰文表达对李大钊观点的支持。这一论争，实为中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革命之争。它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中国社会需要彻底革命的道理获得了更多认同。
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声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梁启超和张东荪等人，一方面宣传要造成社会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又主张中国只能依靠“绅商阶级”，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兴起“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17]515。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都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6]307这次论争的实质是中国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否实行革命之争。它帮助民众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行会社会主义的界限，推动更多青年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将反对的矛头不仅对准当时的封建军阀反动政权，而且对准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主张个人绝对自由，鼓吹绝对平均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则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强调主张绝对自由只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而不利于工人阶级集中形成强大力量。这一论争，实际上是关于是否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是否需要组织纪律之争。它使青年知识分子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中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在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驳斥中坚持理想、坚守真理。在建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注意防范社会民主主义，强调“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我们应该当作前车之鉴”；[6]255指出社会民主党“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18]34；强调“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8]2。这种驳斥，适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就没有受到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而是始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三）投身革命洪流，在严峻环境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在艰难环境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许多来自殷实家庭的共产党员乐当革命的“苦行僧”。“毁家救千家，舍身为万众。昔日彭公子，粗衫褴褛容”[19]的广东民歌，就是对澎湃执着于真理和理想的生动传唱，他有着“鸦飞不过的田产”，却将自家土地无偿分给佃户。李大钊,在革命实践中体现出舍小家为大家的高风亮节，他倾其所有资助北京党组织活动并接济困难青年，以至于北京大学不得不每月扣留他的部分薪水以保障他家人的基本生活。邓中夏为了全力从事工人运动，放弃去欧美留学的机会，拒绝到农商部任职的美差，其理想信念的坚定程度可想而知。王尽美为了革命事业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恶劣的条件中忍受肺结核的病痛折磨，临终前还留下了“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的嘱托[20]88。
在危险局势下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引发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慌和严厉查禁，但各种政治压力和杀头风险都不曾丝毫动摇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他们始终奋不顾身地战斗在时代最前列。如陈独秀将“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视为“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6]112，出狱时获得李大钊对他“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的由衷钦佩。[21]399毛泽东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坚持启迪民众觉悟，在《湘江评论》被查封后创办《新时代》，在湖南自修大学被查禁后开设湘江学校，使革命理念在湖南得到延续。周恩来组织青年学生为抵制日货进行请愿斗争，遭反动当局逮捕后又向难友大力宣介马克思主义。赵世炎领导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借款来维持内战的“拒款运动”，被捕后开展绝食运动继续抗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召开，因安全隐患与会代表们不得不转移至嘉兴南湖来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22]。
在视死如归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共产党员用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之魂。如李大钊临刑时展现了“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23]135的大义凛然，蔡和森以壮烈牺牲获得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作到了”[24]91的历史赞誉，邓中夏就义前表达了“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25]272的坚定信念，夏明翰用满腔热血写就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誓言，他们共同谱写出英勇无畏的战歌，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女儿前赴后继。
三、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之要：在发展中崇尚真理、胸怀理想
恩格斯说：“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26]139伟大建党精神的铸就，使中华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标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在发展中崇尚真理、践行理想，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
（一）崇尚真理，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百年党史的辉煌，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1]12个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才能不断战胜并超越自我，中国共产党人刚毅果敢靠的就是这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政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才能坚定不移地走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勇开拓靠的就是这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必然要求。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牢正确方向，在乱云飞渡的风险挑战面前坚毅前行。新时代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看家本领，又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上好马克思主义“必修课”，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要把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当作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在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守护真理之光、信仰之光。
（二）胸怀理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马克思主义真理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是辩证统一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护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会迷失方向；缺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支撑，马克思主义真理就会失去活力。“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27]35，正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才使真理得以有力坚持、民族和国家不断进步。在百年党史中，理想信念始终是党带领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精神支柱，并成就了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的举世瞩目和民族自豪。
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关键所在。“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28]137，共产主义这面精神旗帜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共产主义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达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坚定“四个自信”是新时代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最好弘扬。
（三）注重实干，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阶段性建设目标。做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践行者，就要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
要在注重实干中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是近代难以企及的高远目标，而是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干兴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靠的是实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实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坚持实干才能无愧于历史和时代。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李大钊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吴玉章文集(下)[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10]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1]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12] 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J].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02-25.
[13]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5]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6] 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 五四运动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18] 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9] 徐焰.澎湃:壮怀激烈农民王[N].北京青年报.2001-04-28.
[20] 王尽美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1] 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2]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N].光明日报,2005-06-21.
[23] 回忆李大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4] 回忆蔡和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5] 姜平.邓中夏的一生[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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