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宗教”亟须拨乱反正“批判神学”必须开展补课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杜继文
本刊记者
杜继文，男，1930年生，山东青岛人，中共党员。195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历任内蒙古大学教师、副教授、哲学系副主任等，1984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曾任所长、研究员，已离休。现为博士生导师，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科学与无神论》主编，主要专著有《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有神论的新载体和新时代新宗教运动》、《走出愚昧的迷区》、《现代迷信分析》，并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汉文《中华大藏经续编》常务副主编，编著有《佛教史》（主编）、《中国禅宗通史》（合著）、《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论文集）、《中国佛教的多民族性和诸宗派个性》等。另外还是《宗教词典》、《中国佛教史》（1-4卷）、《高科技与宗教》的主要执笔人。
▲（采访者简称▲，下同）：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也是他批示建立世界宗教研究所50周年，值得我们纪念。您是继任继愈先生担任这个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能否结合我国在宗教研究上的总体进展谈谈这个批示的意义及其实施的情况？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我的任期是1985年-1988年，任所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一直没有离开宗教研究，因此，对全国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就全国而言，真是今非昔比。50年前，专业宗教研究机构只此一家，今天可以说遍及全国，多数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单位设有宗教研究机构或专职的研究人员。各色宗教的原典到处流通，而且还有一个专门出版宗教图书的国家出版社，可以说是从空白走向了繁荣，所以有人把宗教研究赞之为“显学”。
▲ ：毛泽东是怎么批示的，今天的局面与此有关吗？
●：批示是这样讲的：“对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这个判断是基于中国站起来正在走向世界，需要全球战略而言的。我们面对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的三大宗教却没有知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国对宗教的真正研究，实际就开端于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的那个批示，今天的局面当然与此有关。但是，也不可否认，今天的宗教研究有许多人和机构走入了歧途，这个后面有机会再说。
▲ ：在毛泽东批示之后，我国对宗教“没有知识”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在任继愈先生领导世界宗教研究所期间，我所是做了很大努力的，包括主编《宗教词典》、《宗教大词典》，编撰陈述三大宗教的《佛教史》、《伊斯兰教史》和《基督教史》等，对我们认识宗教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后，还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组织出版了有关三大宗教知识的普及读物，反映也比较好。与之同时，开始全面招收宗教研究生，并主导在北大哲学系开设宗教专业课，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宗教培养骨干力量。不久，宗教研究和宗教教学就在许多高校和社科研究单位开展起来。
▲： 从目前情况看，宗教知识短缺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吧？
●：不能这么看，最近咱们无神论研究室在北京三所大学作了一个粗略的调查，初步统计显示，有个大学的学生信教人数高达11%强；但大多数学生却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为什么信教的学生那么多，宗教知识又那么短缺？我认为，主要与社会条件有了变化，宗教研究的知识性传播变异成了信仰性传播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和扩大，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把宗教知识也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创收”与“吃教”的价值法则日益支配着宗教研究的性质和倾向。经济利益导致宗教研究和宗教知识的普及对于宗教本身的依赖，“拿人钱财、为人消灾”的效果，很快显示出来：本应客观独立、力求把握宗教面貌的科学研究，不同程度地蜕变成了为宗教树碑立传，讴歌鬼神信仰的传教活动；有关宗教的科学知识，蜕变成了一些人的信仰对象。
▲： 那么，用什么来确定宗教宣传和宗教研究的界限？
●：这个界限确实很难明确地划分，但绝非没有原则可循。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简称19号文件）就有许多权威性规定。有些历史档案也可以供我们借鉴，譬如清末制定的《学务纲要》，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应该是这方面最有价值的文献。最近《科学与无神论》刊载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写的《南京国民政府限制校园传教政策的研究》也很不错。
▲： 如此说来，现在已经不是宗教知识短缺的问题，倒成了如何处理宗教知识问题了？
●：不。我的意思是，随着文化教育领域宗教传教势力的扩展，宗教的史实和事实被随意地作了增删或严重的扭曲，给予大众的宗教形象是错乱的、失实的，能够反映宗教实际的知识显得越发欠缺。我先讲几个有关宗教研究指导方针的论点，看看它们可能提供什么样的信息。
比较旧的一种论点是，对宗教没有信仰，就不能深入其中，研究就失去可能，好比你不是病人就不能成为医生。懂一点传统文化的论点是，研究宗教必须采取“‘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态度，否则就是“极左”。亲近西方的论点是，研究宗教就应该采取“西方宗教学”的“立场、观点、视角和方法”。这三种论点中的前两种，都设置了一个主观情感的前提，或者得先有信仰，或者心怀同情，由此提供的知识只能是经过他们的选择和过滤的；后一种比较时髦、洋气。所谓“西方宗教学”，实质上是诞生于麦克思-缪勒的一种基督教神学，它从宗教比较中推出，其他宗教都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才是“终极”的“无限”，值得信仰。由此等宗教学发展出许多神学哲学，例如在中国风行的系统神学，宗教诠释学等。
▲： 这些说法有些抽象，能否举几个具体事例？
●：就拿眼前人们的通识来说，认为宗教是劝人为善的，这话似乎不错，譬如禁止杀盗淫之类，但这只是教义的附属。引几句圣经的话：“祭祀别的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灭绝”不仅仅是一种诅咒，而且有数不尽的宗教屠杀和宗教战争紧跟其后。又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定罪”的最高刑罚是打入地狱，即使灭绝了，也得受苦无穷。就是说，宗教赏罚的依据是对其神的信仰与否，信的言行就是善，不信的言行就是恶，按教义该杀的杀也是善。
有不少高官和大牌文人，把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寄托在宗教身上。这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和努力可以理解，但将其定为宗教的本然属性，距离事实就太远了。仍然引用圣经的话：“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如果说，从这里能够读出和平与和谐来，不是撒谎，就是心理畸变。基督教中有个“感恩节”，“感恩”的语汇在全社会都流行，但完全抹去了它的反面：“复仇”，复仇到连刚出生的男婴都要一个不留地杀掉，如此严重的教义在一般人中竟完全没有印象，这偏颇就出在将宗教布道伪装成宗教知识上。
▲： 我们从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国外发生的宗教之间的争斗，但我们国内的宗教之间或者说信教的和非信教的人还是比较和谐的，是吗？
●：这得先看看大家对宗教一词是怎样理解的。通常我们都说，中国有五大宗教，五大宗教就等于中国的宗教，就此而谈“宗教和谐”基本符合事实，因为它们都是合法的，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还有大量拒绝国家法律监督也不受法律保护的鬼神论团体存在，譬如地下教会、邪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分子等，都不在宗教主管机关的视野，可国内外有些势力则给以承认，诸如一度风行的“宗教市场论”就将中国宗教分为三色，鼓吹合法宗教、地下教会和邪教在同一个社会大市场中自由竞争；美国豢养但被我国取缔的邪教、地下教会以及他们支持的藏独、疆独，也都是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这些不是和谐，而是威胁。由此造成宗教概念的歧义，直接决定着有关宗教话语的实际含义。
▲： 合法与不合法绝不相同，界限清楚，国家也各有专门机构主管，不应该有问题吧？
●：问题还是有的。问题之一就出在话语系统上。国家有关部门讲宗教和谐；社会有股力量也讲宗教和谐，但二者指谓的宗教不是一个概念。后者以宗教是个好东西，推动“三色”论宗教的扩展，也为“处境神学”开辟公共空间，——这还属于宗教的外延问题，还有宗教的内涵问题。什么是宗教？权威专家说：“宗教是文化”，风行一时——其实这是对宗教分类，而不是定义。宗教区别于其他文化现象的特征才是宗教的本质。什么才是唯有宗教才具有的特征？众所公认，那就是承认鬼神实有和信仰鬼神。突出宗教是文化，掩盖了宗教的鬼神论特性，令其与一般文化教育同格，得以流畅地进入高教和科研系统。我们无神论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穿利用官方意义上的宗教和谐，叫卖宗教市场论中的宗教和谐；我们提出实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主要指的是学术传教；个别神职人员进入国家教育领域，推动者也不属合法宗教。因此说我们反宗教并特别限定在合法宗教上，这是一种离间手段，不是事实。
▲： 您是说，虽然宗教研究有了进展，但在此后的演变中，失去了毛泽东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出现了偏差，所以还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宗教的真相？
●：确实如此。不过近几年来，由于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强调，所以在宗教研究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提法。这表明风向有了变化，是件好事，然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又成了问题，因为它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情况是，指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学说或观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研究的对象，例如，有名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该与时俱进》的文章，这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作者个人从“与时俱进”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所以其结论可以讨论；有人认为它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情况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学说，乃是研究宗教的指导思想，不容置疑，不容反对。这个差别如此巨大，如果混淆起来，学术问题可能变成原则问题。
▲： 这个问题很新鲜，能否解释具体些？
●：这里讲一个比较完整些的表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简练些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问题是，为什么不说“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而非要费一番周折，再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装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里？这大概不是文字游戏。 据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目的，是“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提供思想基础、方法基础和决策基础”。我们知道，所谓“新形势”一般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上文提到的19号文件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性文件，现在要以“宗教观”的名义重新给党的宗教工作提供思想、方法和决策基础，是衔接还是取代？
▲： 那您怎么看？
●：这需要比较，说来话长。我现在注意的是，已经被“宗教观”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概念？你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我引一句话请你看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马恩之后加个“等”是怎么回事？中共党史上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马恩列斯；自20世纪60年代起，斯大林被逐步淡化，但列宁的地位却从未动摇过。近些年来，国内也有反列宁的声音，将这种倾向安置在给党和国家作“指导思想”里边，我认为就不是个小问题。有学者曾当面质问：所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究竟是用马克主义观宗教，还是在用宗教观马克思主义？问题提得很深刻。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是常识，这个宗教观则据此将“马克思主义”确定为三个阶段：“以启蒙和人本主义思想为武器对宗教进行哲学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对宗教进行政治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常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批判的武器，怎么会变成启蒙运动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宗教的批判怎么又成了政治批判？如果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用语都说不准确，还硬要作“指导思想”，岂不滑稽？把马克思主义装到一个什么观的筐里去，好比把大地上生长的植物装到菜篮子里，能是一回事么。至于如何解读，问题可能更多。
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为例，眼下就有这样的阐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即“社会不好”，故而产生“不好”的宗教；马克思主义从“不好的”宗教看到了当时欧洲“不好的”社会，这是“正确的”、“客观的”。宗教在今天的中国发展有“正常的”、“好的”、“积极的”方面，从“好的宗教”可知我们是“好的社会”。其结论不言而喻，对我国当前的宗教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否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不好。然而，这“宗教”正是含有歧义的词。像这样的阐释，与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关系吗？按照这种推理，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产生在不好的社会，所以是个不好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个好的主义，所以产生它的社会是个好社会？可见这个逻辑是十分荒谬的。
总之，在响应毛泽东“研究宗教”方面，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现在提供的大量宗教知识却是被扭曲的，需要正本清源；在提倡马克思主义指导上，也存在一些被妄解歪说的现象，需要拨乱反正。
▲： 毛泽东在批示中还讲到要“批判神学”，现如今这方面我们做得怎么样？
●：毛泽东的原话是：“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句话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很新奇，但好像只与史学有关系，是书斋中的事。所以早期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注意不够，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可言。现在发现，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失误。
▲： 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这么说？
●：对神学的忽视，使我们失去在神学问题上的判断力和发言权，那后果就非常糟糕，远远超出学术的范围。像《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不列颠大百科全书》、《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等工具书对神学都有所解释，但含有评价的答案则趋向两个极端：一端是极度的轻蔑，一端是极度的赞美。
霍尔巴赫说，“有一门学问，其对象是无法理解的。和所有其余的科学根本相反，这门学问只研究人们的感官不可知觉的事物。霍布斯称之为黑暗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理性的规律原来是不正确的，而健全的思想则变成荒唐的思想。这门学问叫作神学，它不断地蹂躏着人类的理性”。恩格斯说，“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伪善，神学又是其他一切谎话和伪善的蓝本”。事实是否如此？且举个赞美者的实例。基督教有部名著《论基督的肉身》，内称“上帝之子死了，这是更加可信的，因为这是荒谬的。他被埋葬又复活了，这完全是无可置疑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作者是号称“拉丁教父”的德尔图良；他认为神学就建立在“因为荒谬而可信”、“因其不可能而无可置疑”上，这是以反理性为荣。
毛泽东对宗教要求“研究”、对“神学”要求批判，态度之所以不一样，从上述简单的介绍中可知道个大概。
▲： 难道宗教不包括神学吗，为什么要单独提出来？
●：我以为，毛泽东作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首先考虑的是宗教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对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宗教，若不了解就会在战略上陷入盲目。但他同时又是很灵敏的思想家，宗教教义充塞的是荒谬和愚昧，神学绝对不可以接受。实际上神学是各个不同宗教教派得以独立存在的灵魂，是它们各自区别开来的内在根据，也是吸引教徒，维护自身利益的精神支柱。世界三大宗教的发展变化，它们各自的不断分化、纷争、甚或说不完的仇恨、冲突、战争，固然有社会的原因，内在的根底即是教义神学。当今世俗国家，大都遵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对神学的兴废、诠释或修正，视作教会和教徒的私事，国家给以法律的保护，一般俗众和相异的教派，不容妄加干涉。但若超出法律的界限，把属于信仰的私事，推向公共领域，当作公共话语到处宣扬，那不但国家要依法实行管理，公共舆论也有权提出不同意见，包括公开的批判。我所谓在“批判神学”上的失误，主要指向那些超出法律界限的神学布道，而不是指向教会神学。
▲： 什么是“神学布道” ？
●：大约有两种情况：一是向全社会高调门地鼓吹神学，例如大批量地出版神学类论文和著作；二是进入国家高校和科研单位，开展神学教育，构建新的神学。这两种情况都很活跃，在某种意义上把持着所谓“宗教学”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由此形成的声势和获取的成果，说它震动西方基督教世界，并被当作改变中国文化面貌的重要力量，决不为过。因为公众这方面的知识不足，一般人又不属于那个圈子，所以大都对其不甚了解，致使其泛滥成灾，譬如，你知道“文化基督徒”这个词么？你知道有个“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么？
▲： 不清楚，请您作个简要介绍吧 ？
●：文化基督徒这个称呼大约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是否是受洗的基督徒不甚清楚，但都以文化人身份鼓吹基督教文化；其所鼓吹的不是基督教的组织层面而是精神层面，采取的也并非说教式的而是学究式的，这里且引一位学者对他们面貌的描述。
我们不能否认这位作者（文化基督徒）的大智慧，“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笔者记起伏尔泰对卢梭说的话：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大的智慧想把我们变成野兽，读了阁下的书，我真想用四个脚走路了。如果套用一下伏尔泰的话就可以说：除利玛窦、龙华民等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之外，从来没有中国人用这么大的智慧想把我们变成基督徒，读了阁下的书，我真想奔向十字架了”。这批人几乎都受过外国高级的神学教育，译著等身，外语尤佳，专家教授身份，占据显要职位，显得圣灵智慧充满。所以文化基督徒也可以戏称为以“大智慧”模样向国人传播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分子。
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现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有位北大哲学系的博士生撰文分析，这与中国的“现代汉语语境”有关：“在这种具有强烈无神论传统的人本主义语境中，坚守一神论信仰的基督徒首先面临的就是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文化基督徒就是为解决这个认同问题产生的。现在得先弄清楚他们所处的“语境”指什么？一句话：“现代汉语思想界中启蒙主义的话语霸权与人本主义的理念诉求”。这一语境直接造成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困境。对此语境，作者作了大量陈述，相当精彩，可惜这里不能一一复述。总其精要，是科学、理性、无神论、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甚至“进步”的话语，都成了文化话语霸权和政治话语霸权的表现。在这样的“汉语语境”中，文化基督徒要担当什么角色？那就是在“对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过程中，“现代基督神学的涌入与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 对这种社会思潮没有人提出异议吗？
●：当前的舆论环境很宽松，言论自由，文化多元，即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相当尖锐，也很少见到反应。不过正统教会的反响可能不小，港台的教会人士称呼他们为“中国亚波罗”——似是而非的意思；大陆教会大约也不甚买账，我不大了解。总之，因为各种原因，“文化基督徒”这个名字越来越消退了，继之而起的则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
▲： 哦，那就请您谈谈目前这个运动的情况如何 ？
●：这像一出戏，我们只能看到有限的戏台和上演的部分戏文，对幕后的策划一概不知，即使戏文也是似懂非懂，有些干脆就没看到听到。其在国内外、境内外、党内外、教内外，上下四方的连结，加上身份之权贵，我们这个身份的人想摸到它的边际，那是妄想了。谈点皮毛印象吧。
“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的发起人就是文化基督徒，他们的骨干也无例外地属于这个圈子。但作为一个运动，第一，它有了策划和组织，第二，它有了可持续壮大的能力。
▲： 它的策划和组织是什么？
●：最初的策划是在香港进行的：1992年，以香港的某个“基督教丛林”为基地，与大陆在港的文化基督徒共同酝酿，从1993年开始，“使用这机构的设备和资源，试办了一系列的学术工程，藉此加快推动这个渐见雏型的新学术思潮。”到1995年，设置了“‘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期许更集中精力和资源以制定长远事工策略”——“我们称这个新兴学术思潮为‘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从分工的角度，大陆学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研究所是这一运动的推动者，两者既分又合”，原则是：“各自表述，各取所需，合分相济”。简单说，基地在香港，担任推动者角色，运动在大陆，担任提倡者角色，内容是发展一种以“汉语基督教”命名的神学。
都有些什么具体举措呢？这里只讲两项：首先是译介西方神学著作到大陆。主要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出版社和国家出版社，为他们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而且多是成批地出版，一直到今天，连中国基督教两会在大陆已经于2003年陆续出版了汉译“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也由香港基督教的出版社“授权”给我们现在的国家出版社出版。这真是匪夷所思。与此并行，是内地凡挂基督教研究招牌的高校和社科研究单位，竞相派人到香港这个基地参观、培训、做课题，全部免费接待，而且还另有奖金。到了2008年，基地的头面人物就兴高采烈地宣布了：“经过各方学界多年耕耘，今天‘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的参与学人由原来只有几位核心人物而增长成一个颇为可观的学术群体，其中新生代的年青学人不断涌现，表现出这个新兴学术思潮的顽强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我认为，他们这样宣示的根据是充分的，因为这个运动发展的规模已经大大超出香港基地的预想范围，它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而它为这一运动规定的任务，一直在无声地进展，逐步渗进我们的宗教教学、学术研究，旁及与西方有关的所有学科，一直影响到我们管理层面的头脑，在宗教学界形成几乎是压倒性舆论优势。
▲： 他们还规定了任务？是些什么 ？
●：在他们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中，关键是两个：第一，“教制外的知识人和教制内的平信徒，他们如何革新教会的神学传统，甚至引发一次又一次的神学转捩点”。第二，“汉语的丰富思想资源与基督教这外来思想资源相遇后，将如何承载、转化和创造新的思想，从而丰富汉语自身的思想传承。”上述引号里的是原文，我得作点解释。
先解释第一个。文化基督徒以重建汉语基督教神学为使命，是针对大陆既有的教会神学而言的。所谓“教制”即指国家合法教会，其外的“知识人”即文化基督徒，“制内的平信徒”则指排除了国家教会领袖之外的一般神职人员。把这两种人联合起来，就是这一“运动”的依靠力量，目的是“革新教会的神学传统”，不间断地引发“神学转捩点”——“转捩”就是革命吧。这个运动为什么把转捩国家教会的神学作为首要任务？前述北大博士生的文章一语道破：“为了拒斥所谓神学的本色化或中国化”，“从本色化或中国化的思维架构中走出来，直接面对基督事件。”其实“本色化”和“中国化”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强调，不仅在教会的职位和经费上要从西方控制下解脱出来，而且也要在神学上适应中国的土壤，摆脱“洋教”的偏颇，彻底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所谓“直接面对基督事件”，属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实为美国基督教右派——福音派信奉的神学，其在中国的表现，是宗教信仰高于世俗理念，圣经高于宪法，因此，教会和教徒只能服膺宗教信条，即“中国基督教化”。究竟是“基督教中国化”，还是“中国基督教化”，一直是中国基督教面临的严重问题。
▲： 都有些什么表现？
●：那就先介绍一点“非教会”神学同我国“教会神学”的异同吧。
既然都是神学，二者的内涵应该是相同的，像非教会神学正在构建的一种“神学”命题目录有：“神论”、“基督论”、“圣灵论”、“人性论”、“救赎论”、“创世论”、“末世论”、“教会论”、“圣事论”等，其与教会神学没有任何区别。即使着力于构建对中国现代化“具有多方面意义”的神学，所谓“原罪观、拯救观、超越观、终极观、普世观”等，也没有超出教会神学的范围。但为什么他们不认可教会神学，必须与之分道扬镳？举例来说，西方神学中有个命题，叫“因信称义”，意思说，人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成为“义人”；中国教会神学认为这个命题要慎用，因为绝大数中国人并不信仰基督这个神，不能说这样的中国人中就没有“义人”。也就是说，为社会做好事，应该同样是“称义”的。这其实对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但这不行，需要革掉，回到基本教义上去。
其实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基督教是否需要建立在中国的土壤上，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爱国爱教”是中国教会创建和阐释神学教义的根本原则，是基督教得以在中国生存绵延的基础，也反映着广大教徒的心声。这个原则经过几代教会爱国领袖的努力，才使这个扮演侵略工具角色的基督教在中国扎下根来，但却一直受到国内外某些势力的恶毒攻击。
汉语神学运动标榜自己是非教会的性质，指向正是“爱国爱教”，但话说得没有那么粗鄙，举一段话看：“‘爱国爱教’且‘爱国’在先、‘爱教’在后乃成为中国内地几十年来宗教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定式。在今天‘全球化’宗教跨国界、跨民族、跨地域的普世性诉求中，虽然不少国家和地区仍会靠其宗教来维系、保护其‘国’之生存和发展，但同样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以‘普世信仰’支撑的‘爱教’淡化、架空或放弃‘爱国’的迹象和动向”，意谓“全球化”带来的是人的“普世性”、教徒的“普世信仰”，“爱教”已经将“爱国”淡化、架空或放弃了。接着一转：“在趋于越来越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当代社会，‘政教关系’已多元嬗变、日益复杂，中国以往以‘政’主‘教’，或靠‘政’定‘教’的局面正受到挑战。”这好像又在给当局支招。对此，我想再讲两句。
“民主自由平等”是终结神权专制、争取和完善宪政制度的口号，反映在宗教问题上，一是确立政教分立的国家原则，二是确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民权利。实施的结果，除梵蒂冈以外，欧美诸国无不出现了“以‘政’主‘教’，或靠‘政’定‘教’的局面”。为什么事实与汉语神学的武断恰恰相反？因为这个运动对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作了他们自己的诠释。
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是使宗教信仰“成为公民的私事”，这是宪政国家的通例；据此而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事务，则是政教分离的实质。宗教信仰自由之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国家必须保护；宗教作为社会的一种组织存在，必须服从国家管理。像汉语神学那样把政教分离诠释为分庭抗礼，互相制约，以至对抗，这是西方中世纪的社会制度。
▲： 所谓推动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要解决的第二个基本问题，说得也很晦涩，能否也作个解读？
●：解读出来，也就知道他们真正的意图了。比方它的第一句话“汉语的丰富思想资源与基督教这外来思想资源相遇后”——这是讲形势的：此话引人注意的是给基督教的定位为“外来的思想资源”，明显把当前的中国教会排除在外；在“外来”之前加上“这个”定语，除了特指这个运动带来的汉语神学之外，是否还指地下教会，发自境外的邪教，就不清楚了。那么之“后”如何？于是有了第二句话：看中华文化“将如何承载、转化和创造新的思想，从而丰富汉语自身的思想传承”。解决这个问题有个专门学问，叫“融贯神学”。这门神学分为两派：一派我称之为取代派，对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否到底，因为中国传统上没有上帝和原罪感，从根上就不可能接受基督教信仰，所以只能取而代之。另一派可以称作贴靠派，根据上帝全知全能的本事和基督教自称普世宗教的性质，中国岂能没有聆听福音的可能？如将God译作中国的天主、上帝，论证中国的性善说与基督教的原罪说可以协调互补等，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文化去“承载、转化和创造”基督教神学的“新思想”。说这是用来“丰富”汉语自身的思想传承，是过分谦虚了。
▲： “过分谦虚”是什么意思？
●：香港可能只是西方基督教登岸大陆的一个桥头堡，而西方殖民主义动用基督教作为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由来久矣。当基督教“骑着大炮”进入中国，从不断制造教案到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美国就特别看好文化传教的优势，如经营出版和创办学校之类，着力于抓住中国人的“脊骨”和“脑袋”。到了20世纪初，发起了“基督教占领中国运动”，遂成了美国对华的长期战略，至今更上升为美国的一项国策——集中反映这一国策的是它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以及历次颁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香港推动的“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实是“基督教占领中国”的继续，只说“丰富”，是因为不那么坦诚。
▲： 这仅是您个人的推论吧？
●：让我再举几个实例。就在香港推动这个运动略见成效之际，2003年一个名为“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在芬兰举行，议题是如何在“中国处境”下开展“基督教神学建设运动”。这个“中国处境基督教神学建设运动”与“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是地点从香港移到了欧洲，一举而从偏隅主导的运动升格为“国际”主导的运动。再看看那阵势：出席的中方代表有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大、复旦、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大多数是有关学科系所的头面人物；西方出席的有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芬兰、挪威、丹麦、瑞典、英国以及美国等多个神学院的清一色神学家，此外还有美国基督教机构、俄罗斯东正教机构，以及世界新义宗联会、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等机构人员出席。香港也有两所大学，大陆的驻港个别官员和中国基督教两会的牧师等也被邀参加，大约是一种点缀。像这样专门为中国高教和科研单位文化人举办的会议，集中讨论“基督教神学建设”在中国当前处境下如何发展问题出谋划策，是破纪录的事件，当然不是孤立的。他们挑选的代表，为什么会那么准确地切合会议的主题，那么安排次序发言？事实上，这类海外的国际会议还有不少，在国内举行的更多，人们都当作常态了。
美国福特当政期间，从越南撤军，这大约影响到美国对武器决定论的迷信。1977年卡特上台，正式成立“美国维真大学”，有可能标志美国对宗教战略的进一步强化。这所大学自称为“基督教思想和行动的世界中心”；目标是为全球“培养事业有成，并具备基督教思想武装的领导俊才”，现拥有来自57个国家40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约万余毕业生分布在世界各地。“使命是将基督教教义与世界一流教育界合在一起”。不论是否偶然，香港及欧洲在中国高校系统和社科单位推动的神学建设运动，都与这座大学的“使命”一致。但从公开的信息中，我们没有发现一例有中国人与这所大学有关联。然而在北美有所同名的神学院，却是除香港以外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光顾最频繁的另一个基地，这就是“加拿大维真学院”，专门设有“中国研究部”，主要任务是招收和接纳中国大陆有不同背景的各类学者到那里参观访问或接受培训，凡参加北欧那次处境神学会议的名牌大学和研究所，没有派新进学人到此处开眼受训的大约很少。据说，现在国内已经与这个学院断绝了联系。
▲： 这类情况我们确实不大了解。
●：细节我也不了解，我讲的都是触到眼皮上的事。再讲点触到眼皮上的事，那就是西方基督教为占领中国下的本钱。2007年初网上公布了一则消息，略谓：“在过去20年，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取得很大进展，但西方社会的哲学基础却极少得到探讨。加尔文学院从约翰-邓普顿基金会得到一笔新资助，有望改变这一现状。”这笔资金是200万美元，实施的是个名为《科学、哲学和信仰：中国者计划》的项目，由“在加尔文的纳格尔世界基督教研究所负责具体运作”，计划三年内完成。目标是“用以训练学者，强化对中国大学生的教育，并维持和深化在中国的调研”。——此处要给中国提供的“哲学基础”，就是基督教神学。为什么项目名称要由“科学”打头，很有点名堂，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目前“科教兴国”又深得民心，所以基督教神学向中国开拓第一个需要清除的障碍就是科学，而启用科学的名义也会大大减弱大众对传播神学的敏感性。至于实施的具体措施和步骤，计划是这样的：“将邀请24位中国研究生和9名博士后在贝勒大学、圣母希望大学和加尔文学院访问学习”，“在中国召开一系列讲座和研讨会，由基督教哲学家协会选派12位学者轮流执教。于2008年夏季，在加尔文学院为24位选定的中国学者举办密集研讨会，与在此领域的一些西方顶级专家座谈”；“2009年夏，计划在北京大学召开一个重要学术会议，届时将有基督教哲学家协会成员到场，介绍和讨论新的工作”；会议论文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并“将作为教科书广泛采用。”总之，让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迫切需要找到确定的方法，用以整合文化，为社会提供公共规范”。实施的细节我就不谈了。而像约翰－邓普顿基金会这样慷慨资助的机构，仅美国就有不少，而它们的目标，都是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文化人。
▲： 为什么毛泽东说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文学史、世界史？
●：因为神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突出地功能是能够深入到文化的骨髓。我们且不谈哲学史上的具体问题，但就全国高校哲学系纷纷挂上“宗教学系”的牌子就令人感悟不浅。至于神学渗透到了哲学史、文学史和世界史，早已不是新闻了，新兴的社会学、法学，有些就在用神学诠释我们的社会和宪法。
▲： 为什么说神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这当然与神学承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关。但即使如此，如果属于纯粹的私人信仰问题，我们也决不会如此关切；现在的问题是，神学宣传和神学构建从教会搬到国家教育系统和社科研究机构，就不得不加注意了。无神论学会和我们的杂志，近几年不断地呼吁落实“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国家立法，不能把宪法和法律当成纸上的摆设，即有鉴于此。但也不仅如此。
▲： 请问，他们宣称自己鼓吹的神学是“为学术而学术”，您怎么看？
●：这纯粹是自欺欺人。他们自己就宣称“学术目标在于学术之外”。针对外来神学渗入中国的现实，汉语神学叫做“处境神学”，这种神学冠以文化的名义，又叫“文化神学”，为了便于在学术殿堂活动，也叫“学术神学”。“学术”是他们最常打的旗子，但目的绝非止于学术，尽管他们有人自称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价值中立”。那么，神学之外的目标在哪里？比较精确地答案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共处境和问题”。“社会的公共的处境”是什么？“问题”又是什么？是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形态，人民群众？此中可解释的空间无限大，但就是不能限制在基督教范围。相反，“处境”恰是神学需要考察的对象；“问题”则是需要神学提出并给以答案的议题。所以强调：“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包括汉语神学，理应针对这种处境提出基督教的解释和主张”。基督教的解释和主张是什么？他们每个人各有各的背景，也各有各的表演。我的一次发言，有幸被发表过四次——因为其中有段话被删而几年后又被补进去。这段话颇能说明一派人对基督教的“解释和主张”，所以不妨再复述一次：“最近看到一位自称是中国人的先生向美国总统献策，其中有言：‘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样的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为什么要美国总统帮助中国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这位先生说：因为这‘既符合上帝的公义，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迄今我们还不知道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中的人物是否有幸被美国总统接见，但在国内表达类似“主张”的汉语神学家却是人所共知的，而他们中另一些人物对当前中国处境的“解释”，或许就是这类“主张”提出的逻辑前提。
当然，我没有说这个运动中所有人都是反体制的，但说他们热衷于从政应该符合事实。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合法教会只关注宗教信仰和教会自身的活动，所以讥讽教会神学是“自说自话”。“汉语神学”绝不会“自说自话”，而是要“带着异质性张力，在现实的语境中表达出自身价值的针对性意义”。例如，中国“现实的语境”有“以人为本”，基督教提倡“信神为本”；建立在神本基础上的价值观，对于人本的价值观就是“异质”的，也就具有了贬斥“人本”的“针对性意义”。明确些的说法是：“神学必须对现代人的普遍处境作出诠释，而不能‘将宗教语言减损为自我封闭的语言游戏’。”为了实现“处境神学”的这些任务，于是“催生出所谓的‘公共神学’”：“其话语模式可以被教会以外的人所理解、论说和尊重”——照直说，就是以神学形式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宣教布道的方式。其中的重点是“让神学进入人文学领域”——“当代基督教思想只有走向‘公共领域’进行人文关怀，才能具有意义的结果，也是人文学科解决当代遇到的重重困惑和难题的必然进路”。“神学如果不去关注、解决尘世的问题，也无法体现神爱世人的精神”——从这类表述看，汉语基督教运动也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他们的骨干成员，也从学者面目变得越来越像是政治活动家。
▲：如此看来，毛泽东提出研究宗教，批判神学，在当前更加迫切了？
●：咱们社科院把无神论作为“濒危学科”抢救，我感到蕴意很深，因为科学与无神论是神学的天敌。马研院对无神论学科建设的扶植，虽是初步，却大有成效。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一定会有更大的进展。
（编辑：汪世锦）
网络编辑：张剑
杜继文，男，1930年生，山东青岛人，中共党员。195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历任内蒙古大学教师、副教授、哲学系副主任等，1984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曾任所长、研究员，已离休。现为博士生导师，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科学与无神论》主编，主要专著有《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有神论的新载体和新时代新宗教运动》、《走出愚昧的迷区》、《现代迷信分析》，并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汉文《中华大藏经续编》常务副主编，编著有《佛教史》（主编）、《中国禅宗通史》（合著）、《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论文集）、《中国佛教的多民族性和诸宗派个性》等。另外还是《宗教词典》、《中国佛教史》（1-4卷）、《高科技与宗教》的主要执笔人。
▲（采访者简称▲，下同）：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也是他批示建立世界宗教研究所50周年，值得我们纪念。您是继任继愈先生担任这个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能否结合我国在宗教研究上的总体进展谈谈这个批示的意义及其实施的情况？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我的任期是1985年-1988年，任所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一直没有离开宗教研究，因此，对全国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就全国而言，真是今非昔比。50年前，专业宗教研究机构只此一家，今天可以说遍及全国，多数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单位设有宗教研究机构或专职的研究人员。各色宗教的原典到处流通，而且还有一个专门出版宗教图书的国家出版社，可以说是从空白走向了繁荣，所以有人把宗教研究赞之为“显学”。
▲ ：毛泽东是怎么批示的，今天的局面与此有关吗？
●：批示是这样讲的：“对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这个判断是基于中国站起来正在走向世界，需要全球战略而言的。我们面对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的三大宗教却没有知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国对宗教的真正研究，实际就开端于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的那个批示，今天的局面当然与此有关。但是，也不可否认，今天的宗教研究有许多人和机构走入了歧途，这个后面有机会再说。
▲ ：在毛泽东批示之后，我国对宗教“没有知识”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在任继愈先生领导世界宗教研究所期间，我所是做了很大努力的，包括主编《宗教词典》、《宗教大词典》，编撰陈述三大宗教的《佛教史》、《伊斯兰教史》和《基督教史》等，对我们认识宗教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后，还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组织出版了有关三大宗教知识的普及读物，反映也比较好。与之同时，开始全面招收宗教研究生，并主导在北大哲学系开设宗教专业课，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宗教培养骨干力量。不久，宗教研究和宗教教学就在许多高校和社科研究单位开展起来。
▲： 从目前情况看，宗教知识短缺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吧？
●：不能这么看，最近咱们无神论研究室在北京三所大学作了一个粗略的调查，初步统计显示，有个大学的学生信教人数高达11%强；但大多数学生却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为什么信教的学生那么多，宗教知识又那么短缺？我认为，主要与社会条件有了变化，宗教研究的知识性传播变异成了信仰性传播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和扩大，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把宗教知识也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创收”与“吃教”的价值法则日益支配着宗教研究的性质和倾向。经济利益导致宗教研究和宗教知识的普及对于宗教本身的依赖，“拿人钱财、为人消灾”的效果，很快显示出来：本应客观独立、力求把握宗教面貌的科学研究，不同程度地蜕变成了为宗教树碑立传，讴歌鬼神信仰的传教活动；有关宗教的科学知识，蜕变成了一些人的信仰对象。
▲： 那么，用什么来确定宗教宣传和宗教研究的界限？
●：这个界限确实很难明确地划分，但绝非没有原则可循。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简称19号文件）就有许多权威性规定。有些历史档案也可以供我们借鉴，譬如清末制定的《学务纲要》，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应该是这方面最有价值的文献。最近《科学与无神论》刊载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写的《南京国民政府限制校园传教政策的研究》也很不错。
▲： 如此说来，现在已经不是宗教知识短缺的问题，倒成了如何处理宗教知识问题了？
●：不。我的意思是，随着文化教育领域宗教传教势力的扩展，宗教的史实和事实被随意地作了增删或严重的扭曲，给予大众的宗教形象是错乱的、失实的，能够反映宗教实际的知识显得越发欠缺。我先讲几个有关宗教研究指导方针的论点，看看它们可能提供什么样的信息。
比较旧的一种论点是，对宗教没有信仰，就不能深入其中，研究就失去可能，好比你不是病人就不能成为医生。懂一点传统文化的论点是，研究宗教必须采取“‘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态度，否则就是“极左”。亲近西方的论点是，研究宗教就应该采取“西方宗教学”的“立场、观点、视角和方法”。这三种论点中的前两种，都设置了一个主观情感的前提，或者得先有信仰，或者心怀同情，由此提供的知识只能是经过他们的选择和过滤的；后一种比较时髦、洋气。所谓“西方宗教学”，实质上是诞生于麦克思-缪勒的一种基督教神学，它从宗教比较中推出，其他宗教都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才是“终极”的“无限”，值得信仰。由此等宗教学发展出许多神学哲学，例如在中国风行的系统神学，宗教诠释学等。
▲： 这些说法有些抽象，能否举几个具体事例？
●：就拿眼前人们的通识来说，认为宗教是劝人为善的，这话似乎不错，譬如禁止杀盗淫之类，但这只是教义的附属。引几句圣经的话：“祭祀别的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灭绝”不仅仅是一种诅咒，而且有数不尽的宗教屠杀和宗教战争紧跟其后。又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定罪”的最高刑罚是打入地狱，即使灭绝了，也得受苦无穷。就是说，宗教赏罚的依据是对其神的信仰与否，信的言行就是善，不信的言行就是恶，按教义该杀的杀也是善。
有不少高官和大牌文人，把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寄托在宗教身上。这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和努力可以理解，但将其定为宗教的本然属性，距离事实就太远了。仍然引用圣经的话：“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如果说，从这里能够读出和平与和谐来，不是撒谎，就是心理畸变。基督教中有个“感恩节”，“感恩”的语汇在全社会都流行，但完全抹去了它的反面：“复仇”，复仇到连刚出生的男婴都要一个不留地杀掉，如此严重的教义在一般人中竟完全没有印象，这偏颇就出在将宗教布道伪装成宗教知识上。
▲： 我们从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国外发生的宗教之间的争斗，但我们国内的宗教之间或者说信教的和非信教的人还是比较和谐的，是吗？
●：这得先看看大家对宗教一词是怎样理解的。通常我们都说，中国有五大宗教，五大宗教就等于中国的宗教，就此而谈“宗教和谐”基本符合事实，因为它们都是合法的，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还有大量拒绝国家法律监督也不受法律保护的鬼神论团体存在，譬如地下教会、邪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分子等，都不在宗教主管机关的视野，可国内外有些势力则给以承认，诸如一度风行的“宗教市场论”就将中国宗教分为三色，鼓吹合法宗教、地下教会和邪教在同一个社会大市场中自由竞争；美国豢养但被我国取缔的邪教、地下教会以及他们支持的藏独、疆独，也都是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这些不是和谐，而是威胁。由此造成宗教概念的歧义，直接决定着有关宗教话语的实际含义。
▲： 合法与不合法绝不相同，界限清楚，国家也各有专门机构主管，不应该有问题吧？
●：问题还是有的。问题之一就出在话语系统上。国家有关部门讲宗教和谐；社会有股力量也讲宗教和谐，但二者指谓的宗教不是一个概念。后者以宗教是个好东西，推动“三色”论宗教的扩展，也为“处境神学”开辟公共空间，——这还属于宗教的外延问题，还有宗教的内涵问题。什么是宗教？权威专家说：“宗教是文化”，风行一时——其实这是对宗教分类，而不是定义。宗教区别于其他文化现象的特征才是宗教的本质。什么才是唯有宗教才具有的特征？众所公认，那就是承认鬼神实有和信仰鬼神。突出宗教是文化，掩盖了宗教的鬼神论特性，令其与一般文化教育同格，得以流畅地进入高教和科研系统。我们无神论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穿利用官方意义上的宗教和谐，叫卖宗教市场论中的宗教和谐；我们提出实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主要指的是学术传教；个别神职人员进入国家教育领域，推动者也不属合法宗教。因此说我们反宗教并特别限定在合法宗教上，这是一种离间手段，不是事实。
▲： 您是说，虽然宗教研究有了进展，但在此后的演变中，失去了毛泽东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出现了偏差，所以还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宗教的真相？
●：确实如此。不过近几年来，由于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强调，所以在宗教研究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提法。这表明风向有了变化，是件好事，然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又成了问题，因为它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情况是，指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学说或观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研究的对象，例如，有名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该与时俱进》的文章，这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作者个人从“与时俱进”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所以其结论可以讨论；有人认为它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情况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学说，乃是研究宗教的指导思想，不容置疑，不容反对。这个差别如此巨大，如果混淆起来，学术问题可能变成原则问题。
▲： 这个问题很新鲜，能否解释具体些？
●：这里讲一个比较完整些的表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简练些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问题是，为什么不说“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而非要费一番周折，再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装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里？这大概不是文字游戏。 据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目的，是“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提供思想基础、方法基础和决策基础”。我们知道，所谓“新形势”一般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上文提到的19号文件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性文件，现在要以“宗教观”的名义重新给党的宗教工作提供思想、方法和决策基础，是衔接还是取代？
▲： 那您怎么看？
●：这需要比较，说来话长。我现在注意的是，已经被“宗教观”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概念？你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我引一句话请你看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马恩之后加个“等”是怎么回事？中共党史上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马恩列斯；自20世纪60年代起，斯大林被逐步淡化，但列宁的地位却从未动摇过。近些年来，国内也有反列宁的声音，将这种倾向安置在给党和国家作“指导思想”里边，我认为就不是个小问题。有学者曾当面质问：所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究竟是用马克主义观宗教，还是在用宗教观马克思主义？问题提得很深刻。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是常识，这个宗教观则据此将“马克思主义”确定为三个阶段：“以启蒙和人本主义思想为武器对宗教进行哲学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对宗教进行政治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常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批判的武器，怎么会变成启蒙运动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宗教的批判怎么又成了政治批判？如果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用语都说不准确，还硬要作“指导思想”，岂不滑稽？把马克思主义装到一个什么观的筐里去，好比把大地上生长的植物装到菜篮子里，能是一回事么。至于如何解读，问题可能更多。
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为例，眼下就有这样的阐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即“社会不好”，故而产生“不好”的宗教；马克思主义从“不好的”宗教看到了当时欧洲“不好的”社会，这是“正确的”、“客观的”。宗教在今天的中国发展有“正常的”、“好的”、“积极的”方面，从“好的宗教”可知我们是“好的社会”。其结论不言而喻，对我国当前的宗教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否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不好。然而，这“宗教”正是含有歧义的词。像这样的阐释，与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关系吗？按照这种推理，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产生在不好的社会，所以是个不好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个好的主义，所以产生它的社会是个好社会？可见这个逻辑是十分荒谬的。
总之，在响应毛泽东“研究宗教”方面，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现在提供的大量宗教知识却是被扭曲的，需要正本清源；在提倡马克思主义指导上，也存在一些被妄解歪说的现象，需要拨乱反正。
▲： 毛泽东在批示中还讲到要“批判神学”，现如今这方面我们做得怎么样？
●：毛泽东的原话是：“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句话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很新奇，但好像只与史学有关系，是书斋中的事。所以早期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注意不够，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可言。现在发现，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失误。
▲： 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这么说？
●：对神学的忽视，使我们失去在神学问题上的判断力和发言权，那后果就非常糟糕，远远超出学术的范围。像《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不列颠大百科全书》、《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等工具书对神学都有所解释，但含有评价的答案则趋向两个极端：一端是极度的轻蔑，一端是极度的赞美。
霍尔巴赫说，“有一门学问，其对象是无法理解的。和所有其余的科学根本相反，这门学问只研究人们的感官不可知觉的事物。霍布斯称之为黑暗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理性的规律原来是不正确的，而健全的思想则变成荒唐的思想。这门学问叫作神学，它不断地蹂躏着人类的理性”。恩格斯说，“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伪善，神学又是其他一切谎话和伪善的蓝本”。事实是否如此？且举个赞美者的实例。基督教有部名著《论基督的肉身》，内称“上帝之子死了，这是更加可信的，因为这是荒谬的。他被埋葬又复活了，这完全是无可置疑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作者是号称“拉丁教父”的德尔图良；他认为神学就建立在“因为荒谬而可信”、“因其不可能而无可置疑”上，这是以反理性为荣。
毛泽东对宗教要求“研究”、对“神学”要求批判，态度之所以不一样，从上述简单的介绍中可知道个大概。
▲： 难道宗教不包括神学吗，为什么要单独提出来？
●：我以为，毛泽东作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首先考虑的是宗教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对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宗教，若不了解就会在战略上陷入盲目。但他同时又是很灵敏的思想家，宗教教义充塞的是荒谬和愚昧，神学绝对不可以接受。实际上神学是各个不同宗教教派得以独立存在的灵魂，是它们各自区别开来的内在根据，也是吸引教徒，维护自身利益的精神支柱。世界三大宗教的发展变化，它们各自的不断分化、纷争、甚或说不完的仇恨、冲突、战争，固然有社会的原因，内在的根底即是教义神学。当今世俗国家，大都遵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对神学的兴废、诠释或修正，视作教会和教徒的私事，国家给以法律的保护，一般俗众和相异的教派，不容妄加干涉。但若超出法律的界限，把属于信仰的私事，推向公共领域，当作公共话语到处宣扬，那不但国家要依法实行管理，公共舆论也有权提出不同意见，包括公开的批判。我所谓在“批判神学”上的失误，主要指向那些超出法律界限的神学布道，而不是指向教会神学。
▲： 什么是“神学布道” ？
●：大约有两种情况：一是向全社会高调门地鼓吹神学，例如大批量地出版神学类论文和著作；二是进入国家高校和科研单位，开展神学教育，构建新的神学。这两种情况都很活跃，在某种意义上把持着所谓“宗教学”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由此形成的声势和获取的成果，说它震动西方基督教世界，并被当作改变中国文化面貌的重要力量，决不为过。因为公众这方面的知识不足，一般人又不属于那个圈子，所以大都对其不甚了解，致使其泛滥成灾，譬如，你知道“文化基督徒”这个词么？你知道有个“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么？
▲： 不清楚，请您作个简要介绍吧 ？
●：文化基督徒这个称呼大约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是否是受洗的基督徒不甚清楚，但都以文化人身份鼓吹基督教文化；其所鼓吹的不是基督教的组织层面而是精神层面，采取的也并非说教式的而是学究式的，这里且引一位学者对他们面貌的描述。
我们不能否认这位作者（文化基督徒）的大智慧，“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笔者记起伏尔泰对卢梭说的话：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大的智慧想把我们变成野兽，读了阁下的书，我真想用四个脚走路了。如果套用一下伏尔泰的话就可以说：除利玛窦、龙华民等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之外，从来没有中国人用这么大的智慧想把我们变成基督徒，读了阁下的书，我真想奔向十字架了”。这批人几乎都受过外国高级的神学教育，译著等身，外语尤佳，专家教授身份，占据显要职位，显得圣灵智慧充满。所以文化基督徒也可以戏称为以“大智慧”模样向国人传播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分子。
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现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有位北大哲学系的博士生撰文分析，这与中国的“现代汉语语境”有关：“在这种具有强烈无神论传统的人本主义语境中，坚守一神论信仰的基督徒首先面临的就是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文化基督徒就是为解决这个认同问题产生的。现在得先弄清楚他们所处的“语境”指什么？一句话：“现代汉语思想界中启蒙主义的话语霸权与人本主义的理念诉求”。这一语境直接造成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困境。对此语境，作者作了大量陈述，相当精彩，可惜这里不能一一复述。总其精要，是科学、理性、无神论、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甚至“进步”的话语，都成了文化话语霸权和政治话语霸权的表现。在这样的“汉语语境”中，文化基督徒要担当什么角色？那就是在“对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过程中，“现代基督神学的涌入与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 对这种社会思潮没有人提出异议吗？
●：当前的舆论环境很宽松，言论自由，文化多元，即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相当尖锐，也很少见到反应。不过正统教会的反响可能不小，港台的教会人士称呼他们为“中国亚波罗”——似是而非的意思；大陆教会大约也不甚买账，我不大了解。总之，因为各种原因，“文化基督徒”这个名字越来越消退了，继之而起的则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
▲： 哦，那就请您谈谈目前这个运动的情况如何 ？
●：这像一出戏，我们只能看到有限的戏台和上演的部分戏文，对幕后的策划一概不知，即使戏文也是似懂非懂，有些干脆就没看到听到。其在国内外、境内外、党内外、教内外，上下四方的连结，加上身份之权贵，我们这个身份的人想摸到它的边际，那是妄想了。谈点皮毛印象吧。
“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的发起人就是文化基督徒，他们的骨干也无例外地属于这个圈子。但作为一个运动，第一，它有了策划和组织，第二，它有了可持续壮大的能力。
▲： 它的策划和组织是什么？
●：最初的策划是在香港进行的：1992年，以香港的某个“基督教丛林”为基地，与大陆在港的文化基督徒共同酝酿，从1993年开始，“使用这机构的设备和资源，试办了一系列的学术工程，藉此加快推动这个渐见雏型的新学术思潮。”到1995年，设置了“‘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期许更集中精力和资源以制定长远事工策略”——“我们称这个新兴学术思潮为‘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从分工的角度，大陆学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研究所是这一运动的推动者，两者既分又合”，原则是：“各自表述，各取所需，合分相济”。简单说，基地在香港，担任推动者角色，运动在大陆，担任提倡者角色，内容是发展一种以“汉语基督教”命名的神学。
都有些什么具体举措呢？这里只讲两项：首先是译介西方神学著作到大陆。主要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出版社和国家出版社，为他们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而且多是成批地出版，一直到今天，连中国基督教两会在大陆已经于2003年陆续出版了汉译“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也由香港基督教的出版社“授权”给我们现在的国家出版社出版。这真是匪夷所思。与此并行，是内地凡挂基督教研究招牌的高校和社科研究单位，竞相派人到香港这个基地参观、培训、做课题，全部免费接待，而且还另有奖金。到了2008年，基地的头面人物就兴高采烈地宣布了：“经过各方学界多年耕耘，今天‘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的参与学人由原来只有几位核心人物而增长成一个颇为可观的学术群体，其中新生代的年青学人不断涌现，表现出这个新兴学术思潮的顽强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我认为，他们这样宣示的根据是充分的，因为这个运动发展的规模已经大大超出香港基地的预想范围，它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而它为这一运动规定的任务，一直在无声地进展，逐步渗进我们的宗教教学、学术研究，旁及与西方有关的所有学科，一直影响到我们管理层面的头脑，在宗教学界形成几乎是压倒性舆论优势。
▲： 他们还规定了任务？是些什么 ？
●：在他们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中，关键是两个：第一，“教制外的知识人和教制内的平信徒，他们如何革新教会的神学传统，甚至引发一次又一次的神学转捩点”。第二，“汉语的丰富思想资源与基督教这外来思想资源相遇后，将如何承载、转化和创造新的思想，从而丰富汉语自身的思想传承。”上述引号里的是原文，我得作点解释。
先解释第一个。文化基督徒以重建汉语基督教神学为使命，是针对大陆既有的教会神学而言的。所谓“教制”即指国家合法教会，其外的“知识人”即文化基督徒，“制内的平信徒”则指排除了国家教会领袖之外的一般神职人员。把这两种人联合起来，就是这一“运动”的依靠力量，目的是“革新教会的神学传统”，不间断地引发“神学转捩点”——“转捩”就是革命吧。这个运动为什么把转捩国家教会的神学作为首要任务？前述北大博士生的文章一语道破：“为了拒斥所谓神学的本色化或中国化”，“从本色化或中国化的思维架构中走出来，直接面对基督事件。”其实“本色化”和“中国化”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强调，不仅在教会的职位和经费上要从西方控制下解脱出来，而且也要在神学上适应中国的土壤，摆脱“洋教”的偏颇，彻底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所谓“直接面对基督事件”，属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实为美国基督教右派——福音派信奉的神学，其在中国的表现，是宗教信仰高于世俗理念，圣经高于宪法，因此，教会和教徒只能服膺宗教信条，即“中国基督教化”。究竟是“基督教中国化”，还是“中国基督教化”，一直是中国基督教面临的严重问题。
▲： 都有些什么表现？
●：那就先介绍一点“非教会”神学同我国“教会神学”的异同吧。
既然都是神学，二者的内涵应该是相同的，像非教会神学正在构建的一种“神学”命题目录有：“神论”、“基督论”、“圣灵论”、“人性论”、“救赎论”、“创世论”、“末世论”、“教会论”、“圣事论”等，其与教会神学没有任何区别。即使着力于构建对中国现代化“具有多方面意义”的神学，所谓“原罪观、拯救观、超越观、终极观、普世观”等，也没有超出教会神学的范围。但为什么他们不认可教会神学，必须与之分道扬镳？举例来说，西方神学中有个命题，叫“因信称义”，意思说，人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成为“义人”；中国教会神学认为这个命题要慎用，因为绝大数中国人并不信仰基督这个神，不能说这样的中国人中就没有“义人”。也就是说，为社会做好事，应该同样是“称义”的。这其实对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但这不行，需要革掉，回到基本教义上去。
其实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基督教是否需要建立在中国的土壤上，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爱国爱教”是中国教会创建和阐释神学教义的根本原则，是基督教得以在中国生存绵延的基础，也反映着广大教徒的心声。这个原则经过几代教会爱国领袖的努力，才使这个扮演侵略工具角色的基督教在中国扎下根来，但却一直受到国内外某些势力的恶毒攻击。
汉语神学运动标榜自己是非教会的性质，指向正是“爱国爱教”，但话说得没有那么粗鄙，举一段话看：“‘爱国爱教’且‘爱国’在先、‘爱教’在后乃成为中国内地几十年来宗教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定式。在今天‘全球化’宗教跨国界、跨民族、跨地域的普世性诉求中，虽然不少国家和地区仍会靠其宗教来维系、保护其‘国’之生存和发展，但同样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以‘普世信仰’支撑的‘爱教’淡化、架空或放弃‘爱国’的迹象和动向”，意谓“全球化”带来的是人的“普世性”、教徒的“普世信仰”，“爱教”已经将“爱国”淡化、架空或放弃了。接着一转：“在趋于越来越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当代社会，‘政教关系’已多元嬗变、日益复杂，中国以往以‘政’主‘教’，或靠‘政’定‘教’的局面正受到挑战。”这好像又在给当局支招。对此，我想再讲两句。
“民主自由平等”是终结神权专制、争取和完善宪政制度的口号，反映在宗教问题上，一是确立政教分立的国家原则，二是确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民权利。实施的结果，除梵蒂冈以外，欧美诸国无不出现了“以‘政’主‘教’，或靠‘政’定‘教’的局面”。为什么事实与汉语神学的武断恰恰相反？因为这个运动对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作了他们自己的诠释。
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是使宗教信仰“成为公民的私事”，这是宪政国家的通例；据此而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事务，则是政教分离的实质。宗教信仰自由之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国家必须保护；宗教作为社会的一种组织存在，必须服从国家管理。像汉语神学那样把政教分离诠释为分庭抗礼，互相制约，以至对抗，这是西方中世纪的社会制度。
▲： 所谓推动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要解决的第二个基本问题，说得也很晦涩，能否也作个解读？
●：解读出来，也就知道他们真正的意图了。比方它的第一句话“汉语的丰富思想资源与基督教这外来思想资源相遇后”——这是讲形势的：此话引人注意的是给基督教的定位为“外来的思想资源”，明显把当前的中国教会排除在外；在“外来”之前加上“这个”定语，除了特指这个运动带来的汉语神学之外，是否还指地下教会，发自境外的邪教，就不清楚了。那么之“后”如何？于是有了第二句话：看中华文化“将如何承载、转化和创造新的思想，从而丰富汉语自身的思想传承”。解决这个问题有个专门学问，叫“融贯神学”。这门神学分为两派：一派我称之为取代派，对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否到底，因为中国传统上没有上帝和原罪感，从根上就不可能接受基督教信仰，所以只能取而代之。另一派可以称作贴靠派，根据上帝全知全能的本事和基督教自称普世宗教的性质，中国岂能没有聆听福音的可能？如将God译作中国的天主、上帝，论证中国的性善说与基督教的原罪说可以协调互补等，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文化去“承载、转化和创造”基督教神学的“新思想”。说这是用来“丰富”汉语自身的思想传承，是过分谦虚了。
▲： “过分谦虚”是什么意思？
●：香港可能只是西方基督教登岸大陆的一个桥头堡，而西方殖民主义动用基督教作为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由来久矣。当基督教“骑着大炮”进入中国，从不断制造教案到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美国就特别看好文化传教的优势，如经营出版和创办学校之类，着力于抓住中国人的“脊骨”和“脑袋”。到了20世纪初，发起了“基督教占领中国运动”，遂成了美国对华的长期战略，至今更上升为美国的一项国策——集中反映这一国策的是它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以及历次颁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香港推动的“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实是“基督教占领中国”的继续，只说“丰富”，是因为不那么坦诚。
▲： 这仅是您个人的推论吧？
●：让我再举几个实例。就在香港推动这个运动略见成效之际，2003年一个名为“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在芬兰举行，议题是如何在“中国处境”下开展“基督教神学建设运动”。这个“中国处境基督教神学建设运动”与“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是地点从香港移到了欧洲，一举而从偏隅主导的运动升格为“国际”主导的运动。再看看那阵势：出席的中方代表有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大、复旦、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大多数是有关学科系所的头面人物；西方出席的有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芬兰、挪威、丹麦、瑞典、英国以及美国等多个神学院的清一色神学家，此外还有美国基督教机构、俄罗斯东正教机构，以及世界新义宗联会、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等机构人员出席。香港也有两所大学，大陆的驻港个别官员和中国基督教两会的牧师等也被邀参加，大约是一种点缀。像这样专门为中国高教和科研单位文化人举办的会议，集中讨论“基督教神学建设”在中国当前处境下如何发展问题出谋划策，是破纪录的事件，当然不是孤立的。他们挑选的代表，为什么会那么准确地切合会议的主题，那么安排次序发言？事实上，这类海外的国际会议还有不少，在国内举行的更多，人们都当作常态了。
美国福特当政期间，从越南撤军，这大约影响到美国对武器决定论的迷信。1977年卡特上台，正式成立“美国维真大学”，有可能标志美国对宗教战略的进一步强化。这所大学自称为“基督教思想和行动的世界中心”；目标是为全球“培养事业有成，并具备基督教思想武装的领导俊才”，现拥有来自57个国家40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约万余毕业生分布在世界各地。“使命是将基督教教义与世界一流教育界合在一起”。不论是否偶然，香港及欧洲在中国高校系统和社科单位推动的神学建设运动，都与这座大学的“使命”一致。但从公开的信息中，我们没有发现一例有中国人与这所大学有关联。然而在北美有所同名的神学院，却是除香港以外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光顾最频繁的另一个基地，这就是“加拿大维真学院”，专门设有“中国研究部”，主要任务是招收和接纳中国大陆有不同背景的各类学者到那里参观访问或接受培训，凡参加北欧那次处境神学会议的名牌大学和研究所，没有派新进学人到此处开眼受训的大约很少。据说，现在国内已经与这个学院断绝了联系。
▲： 这类情况我们确实不大了解。
●：细节我也不了解，我讲的都是触到眼皮上的事。再讲点触到眼皮上的事，那就是西方基督教为占领中国下的本钱。2007年初网上公布了一则消息，略谓：“在过去20年，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取得很大进展，但西方社会的哲学基础却极少得到探讨。加尔文学院从约翰-邓普顿基金会得到一笔新资助，有望改变这一现状。”这笔资金是200万美元，实施的是个名为《科学、哲学和信仰：中国者计划》的项目，由“在加尔文的纳格尔世界基督教研究所负责具体运作”，计划三年内完成。目标是“用以训练学者，强化对中国大学生的教育，并维持和深化在中国的调研”。——此处要给中国提供的“哲学基础”，就是基督教神学。为什么项目名称要由“科学”打头，很有点名堂，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目前“科教兴国”又深得民心，所以基督教神学向中国开拓第一个需要清除的障碍就是科学，而启用科学的名义也会大大减弱大众对传播神学的敏感性。至于实施的具体措施和步骤，计划是这样的：“将邀请24位中国研究生和9名博士后在贝勒大学、圣母希望大学和加尔文学院访问学习”，“在中国召开一系列讲座和研讨会，由基督教哲学家协会选派12位学者轮流执教。于2008年夏季，在加尔文学院为24位选定的中国学者举办密集研讨会，与在此领域的一些西方顶级专家座谈”；“2009年夏，计划在北京大学召开一个重要学术会议，届时将有基督教哲学家协会成员到场，介绍和讨论新的工作”；会议论文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并“将作为教科书广泛采用。”总之，让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迫切需要找到确定的方法，用以整合文化，为社会提供公共规范”。实施的细节我就不谈了。而像约翰－邓普顿基金会这样慷慨资助的机构，仅美国就有不少，而它们的目标，都是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文化人。
▲： 为什么毛泽东说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文学史、世界史？
●：因为神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突出地功能是能够深入到文化的骨髓。我们且不谈哲学史上的具体问题，但就全国高校哲学系纷纷挂上“宗教学系”的牌子就令人感悟不浅。至于神学渗透到了哲学史、文学史和世界史，早已不是新闻了，新兴的社会学、法学，有些就在用神学诠释我们的社会和宪法。
▲： 为什么说神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这当然与神学承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关。但即使如此，如果属于纯粹的私人信仰问题，我们也决不会如此关切；现在的问题是，神学宣传和神学构建从教会搬到国家教育系统和社科研究机构，就不得不加注意了。无神论学会和我们的杂志，近几年不断地呼吁落实“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国家立法，不能把宪法和法律当成纸上的摆设，即有鉴于此。但也不仅如此。
▲： 请问，他们宣称自己鼓吹的神学是“为学术而学术”，您怎么看？
●：这纯粹是自欺欺人。他们自己就宣称“学术目标在于学术之外”。针对外来神学渗入中国的现实，汉语神学叫做“处境神学”，这种神学冠以文化的名义，又叫“文化神学”，为了便于在学术殿堂活动，也叫“学术神学”。“学术”是他们最常打的旗子，但目的绝非止于学术，尽管他们有人自称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价值中立”。那么，神学之外的目标在哪里？比较精确地答案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共处境和问题”。“社会的公共的处境”是什么？“问题”又是什么？是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形态，人民群众？此中可解释的空间无限大，但就是不能限制在基督教范围。相反，“处境”恰是神学需要考察的对象；“问题”则是需要神学提出并给以答案的议题。所以强调：“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包括汉语神学，理应针对这种处境提出基督教的解释和主张”。基督教的解释和主张是什么？他们每个人各有各的背景，也各有各的表演。我的一次发言，有幸被发表过四次——因为其中有段话被删而几年后又被补进去。这段话颇能说明一派人对基督教的“解释和主张”，所以不妨再复述一次：“最近看到一位自称是中国人的先生向美国总统献策，其中有言：‘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样的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为什么要美国总统帮助中国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这位先生说：因为这‘既符合上帝的公义，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迄今我们还不知道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中的人物是否有幸被美国总统接见，但在国内表达类似“主张”的汉语神学家却是人所共知的，而他们中另一些人物对当前中国处境的“解释”，或许就是这类“主张”提出的逻辑前提。
当然，我没有说这个运动中所有人都是反体制的，但说他们热衷于从政应该符合事实。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合法教会只关注宗教信仰和教会自身的活动，所以讥讽教会神学是“自说自话”。“汉语神学”绝不会“自说自话”，而是要“带着异质性张力，在现实的语境中表达出自身价值的针对性意义”。例如，中国“现实的语境”有“以人为本”，基督教提倡“信神为本”；建立在神本基础上的价值观，对于人本的价值观就是“异质”的，也就具有了贬斥“人本”的“针对性意义”。明确些的说法是：“神学必须对现代人的普遍处境作出诠释，而不能‘将宗教语言减损为自我封闭的语言游戏’。”为了实现“处境神学”的这些任务，于是“催生出所谓的‘公共神学’”：“其话语模式可以被教会以外的人所理解、论说和尊重”——照直说，就是以神学形式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宣教布道的方式。其中的重点是“让神学进入人文学领域”——“当代基督教思想只有走向‘公共领域’进行人文关怀，才能具有意义的结果，也是人文学科解决当代遇到的重重困惑和难题的必然进路”。“神学如果不去关注、解决尘世的问题，也无法体现神爱世人的精神”——从这类表述看，汉语基督教运动也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他们的骨干成员，也从学者面目变得越来越像是政治活动家。
▲：如此看来，毛泽东提出研究宗教，批判神学，在当前更加迫切了？
●：咱们社科院把无神论作为“濒危学科”抢救，我感到蕴意很深，因为科学与无神论是神学的天敌。马研院对无神论学科建设的扶植，虽是初步，却大有成效。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一定会有更大的进展。
（编辑：汪世锦）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3-07-10 09: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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