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1]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考量，人类社会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而降”、不是“直接挪用”、不是“仿效制作”，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探索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是在悠久而丰厚的文明滋养中内生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号”巨轮能够在百年风雨兼程中始终破浪前行且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是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总结的“十三五”期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再一次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无可比拟的显著优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重要时刻，全面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一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宏伟诗篇，进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昂首阔步意义重大。
一、交互作用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诸多显著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探索中深刻把握我国历史演进的脉络和走向，珍视在几千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并推进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科学把握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交互作用的历史逻辑。
（一）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2]中国共产党正是深刻认识到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注重并善于把握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辽阔疆域的开拓、悠久历史的书写、灿烂文化的创造、伟大精神的培育等，都是在自古以来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国家和社会制度框架下实现的。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日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君主专制这一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制度也走向了全面危机。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求索，试图借鉴包括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宣告了这些舶来的 “制度产品”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带领中国人民在吸收和借鉴以往制度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现实国情，探寻出一条励精图治的正确道路，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制定《共同纲领》，颁布1954年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形成了能够确保中华民族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进军的更加完善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习近平在福建武夷山市朱熹园考察时指出，“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里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历史不仅属于历史，它是后续事件的生长点，是现实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文明在21世纪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全新创制。
（二）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3]“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4]中国共产党正是深刻认识到历史与传统文化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所现，懂得文化的传承从来都不是简单复刻，而是让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历史，真正与我们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融合，从而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注重并善于把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演进与发展中，孕育了灿烂多彩的文明，积累了宝贵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多元化重要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1]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饱含了对现代社会弥足珍贵的治理启迪，是我们前行道路上抵御风险挑战的重要引领。
传统孕育现代、传统生成现代，现代脱胎于传统，现代来源于传统。中国优秀的传统制度文化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创造、建构或者内生的一个最基础的根源。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探索中善于对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实现了与现代社会制度相适应、相协调、相融合的传统文化的延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伟大创造。
（三）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5]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基因，蕴藏和积蓄了持久而深厚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正是意识到科学对待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懂得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有益养分，择取优秀的历史文化基因进一步复刻与传承，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浪潮中进一步改良与创新，从而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注重并善于把握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璀璨而明亮，不仅在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且在于我们始终本着科学的态度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坚持古为今用，不断推陈出新。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无疑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和丰厚滋养。创造符合当代中国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要求我们必须继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制度文明，但这不等于盲目守旧，而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适时地扬弃，以求在创新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实现对文明延续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470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发展、完善的进程中，也本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科学态度积极吸纳传统制度文化中的优良基因和有益成分，立足中国实践，顺应时代要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文明、制度文明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的选择上的智慧，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具优势，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考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正确把握继承与创新关系基础上的千古巨制。
概言之，历史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处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其中，正确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基础，历史是以往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从历史中借鉴，在现实中反思；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内在要求，传统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文化穿线，传统的文化基因具有某种遗传性，解决当代问题，不能割裂传统而独立存在；正确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继承和创新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转化、呈现形态的方法论选择。
二、“三位一体”的理论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诸多显著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探索中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广袤场景，从而创造性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位一体”的理论逻辑。
（一）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
马克思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7]35这启示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对待，而应视其为一种立场、观点、方法，要立足不断变化的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孕育在中国大地的沃土中，以实现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的、政治的、国家治理的、文化的等各个方面的理论为指导，同时植根于中国大地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呈现和转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制度建设的具体实际成功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伟大成果。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产生、本质、功能、趋势和政权形式等作出了系统阐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8]189“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445“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0]297这些重要论述表明，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其产生和消亡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关系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特征，阶级斗争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这一专政形式最终消灭私有制，国家也将自行消亡。但在阶级和国家消亡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国家不仅不可能消失，而且国家机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国家效能必须不断完善、优化和发展。这些都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性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套用，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立足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作指导，不断探索和完善，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三者有机统一，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又能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政策理论，转化为制度成果，进而继续指导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引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互动。
（二）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关系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6]15。这启示我们，要想更好解答新的时代课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大时代背景相结合以实现其“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释的基本原理源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因此难免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随着社会实践条件的变化和时代背景的不同，必然要求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时代解读。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解决时代问题的客观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的、政治的、国家治理的、文化的等各个方面的理论在21世纪今天的崭新形态。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1]289-290一个先进的政党，总是善于在众声喧哗中听清楚时代的声音，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解决了时代问题、时代声音、时代口号转换的难题，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或者创新了一个能够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思想理论和制度体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共产党始终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处理理论与时代的关系，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理论的发展始终立足时代前沿、反映时代需要、解决时代诉求。这既体现了中国制度的理论优势，又体现了这一制度优势所特有的中国共产党宽广的与时俱进的文明视野。在普遍联系和与时俱进发展的两者交互作用的过程当中，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站到了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双重制高点上。特别是在应对世界范围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毋庸置疑的说服力向世界彰显了无可比拟的强大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引领，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是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制度层面的时代化表达，是社会主义制度在21世纪的实现形式，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探索和当代形态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化时代”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良性互动。
（三）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的关系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指出：“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6]217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12]467这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既要能掌握群众，也要能被群众所掌握，只有被广大群众掌握了的马克思主义才可能转化为物质力量。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变化了的需求中来获得进一步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论感”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以实现其“大众化”。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考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的、政治的、国家治理的、文化的等各个方面的理论为指导，同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马克思主义明确了无产阶级运动同其他任何运动的不同，它“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42，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大众化是人民性的必然要求和体现。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3]1031习近平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中国快速发展和长期稳定的重要意义。2020年春节前夕，亲临和顺古镇深处的艾思奇纪念馆时他指出：“艾思奇同志是党的优秀理论家和杰出理论工作者，他倡导的思想与时代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哲学与人民相结合的精神，要继续发扬光大。”[14]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用科学、完整的理论来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就必须大众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本质要求，也是百年大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需要。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5]12我们进行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离不开人民事业的发展实践，要为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服务。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时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理论逻辑建立在生活逻辑之上，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接地气”的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使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能够被14亿中华儿女所掌握的生产、生活、生命、生态的重要“法宝”，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良性互动。
概言之，理论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关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三位一体”发展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所蕴含的深刻的理论逻辑，让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从开始探索创立到坚持和完善的过程中，解决了理论转化过程中的空间、时间、主体等“水土不服”问题，让我们始终有先进理论的引领，始终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从而带领我们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三、批判借鉴的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诸多显著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探索中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从而创造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之间批判借鉴的实践逻辑。
（一）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6]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然是被赋予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制度产物。作为民族形态、当代形态、中国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别国探索和当代实践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社会主义制度在不同国家的存在形态既不统一更不唯一。曾经我们高度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可是走到了死胡同。后来，我们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实现了快速发展，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富矿”。正如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0]284。我们只有始终脚踏中国大地，以实践之行回答时代之问，在探寻适合中国发展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正确把握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而吸收一切进步因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既源于又超越社会主义制度一般形态的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
习近平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17]106这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方向、立场和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选择到自觉再到自信，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关系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长期实践探索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16]“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18]88中国在涉及国家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和发展方向等大是大非面前，态度坚决、意志坚定，绝不讲模棱两可的话，绝不做遮遮掩掩的事，绝不犯颠覆性错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所提供的中国方案，以其显著的优越性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和制度体系的“普世”地位，打破了西方政党模式的唯一性，摆脱了充斥资本逻辑的西方制度束缚，超越了“修昔底德陷阱”，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见证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了科学预见。在《共产党宣言》中以热情洋溢的赞美笔调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成就，但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宣判了它的死刑，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43预言。然而，在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被取代，两种制度依然并存，究其原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解释得非常清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592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包含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中，但这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资本主义制度更不是终极制度形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探索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向世界证明了人类制度文明的丰富性，向世界宣告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可选择性，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充满中国智慧的全新选择。
（三）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19]27。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治理经验，不排斥他国治理体系中有参考价值的制度良策，而是博采众长、取精去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持续汲取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之精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自我完善和发展中保持比较优势。
列宁指出：“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12]12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在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益成果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20]337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8]298，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也并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需要接力奋斗。前进道路上，我们既不“复制”外国模式，也不“拒绝”一切优秀的制度文明成果，而是始终致力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成为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集大成”。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持续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创新，在实践中完善，从而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魅力。
概言之，实践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人类优秀成果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借鉴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吸纳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立足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形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向成熟定型、尽善尽美趋近。
总之，这三重逻辑在历史、理论、实践三个不同方面所体现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内在统一、相互贯通的。其中，历史的逻辑是基础，实践的逻辑是来源，理论的逻辑是引领。这三重逻辑统一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而伟大的探索。这三重逻辑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而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21世纪的今天占据了人类文明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这三重逻辑相互支撑、相互作用、良性互动，标注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最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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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鹏颖，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崔菁颖，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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