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对外话语权，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向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既是延安时期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前提，又是中共形象国际化塑造的重要保证。该时期国民党实施严密新闻封锁，为向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真情实貌，推动“中国共产党故事”广泛传播，中共灵活采取多种策略塑造积极正面国际形象，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经济自立、舆论自由、积极抗战的核心革命话语，使国际社会客观认知中国共产党真实政治形象及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该时期国共两党话语权争夺问题的研究整体而言较为薄弱，主要体现在：第一，对该时期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社会语境方面研究不够全面；第二，对外话语构建途径方面史料的挖掘和运用不够深入；第三，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传播内容的探讨有待拓展；等等。本文试图立足于较为详细的历史档案资料，从中共党史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视阈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今天更好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有效沟通提供有益借鉴。
一、何以构建：中共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缘起
延安时期，国民党实施严密新闻统制，致使国际社会对中共猜疑不断。该时期中共合法争取对外话语表达，积极“发声”展示进步政策主张，有其较为复杂社会历史语境。
1.打破国民党“污化”共产党反动话语宣传的迫切需要
延安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识和了解主要源于国民党的污化宣传，致使中共被国际社会严重误读。国民党操纵新闻机构对中共进行歪曲宣传，极力造谣和诽谤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共领导下的政权、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形象被妖魔化。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对中共进行诬蔑。
国民党利用《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反动宣传媒体对中共进行“污名化”传播，把中共和抗日军队描写成“共匪”“匪党”“赤匪”“共产党匪帮”，将中共政权和抗战政策妖魔化为“共产”“共妻”。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大肆宣扬中共“专打友军、不打日本”，诽谤共产党“游而不击”、实行“封建割据”和“破坏政令军令”，故意破坏中共形象。国内外媒体沿用国民党反动话语，在海外建构了中共的负面形象。1943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加强对美“特种宣传”，在海外新闻机构发表《中共破坏币制的统一》《中共的鸦片政策》《中共征粮人民反对》等文章，严重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正确认知。中共要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塑造真实的国际形象，迫切需要构建对外革命话语体系。
2.开展对外革命话语宣传，积极争取外援的现实考量
在国民党严密新闻管制形势下，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打哑巴仗”是要吃亏的。因此，构建对外革命话语体系，向外界宣传中共进步性和抗战事业正当性，是该时期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断绝了对中共的军饷援助。为增强抗战力量，我们党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原则，而美国“是最有能力给予中共以经济援助的国家”。
该时期中共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外话语宣传，积极争取外援。通过苏联《真理报》和法国《人道报》积极宣传中国抗战，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共产国际》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支援。毛泽东多次会见英美等国记者，请他们向国际社会“争取外援”，“取得国际直接援助”。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及国际援助对于革命斗争的必要性，“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认为当前紧急任务是：“善于运用有利的国际条件，争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外援。”通过努力，中共获得了来自外界的医疗、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援助，有力推动了革命事业发展。
3.粉碎国民党文化统制的客观需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除在军事上“围剿”革命根据地外，还在文化领域实施文化专制而进行“文化围剿”。为将话语权纳入其一党管制之下，国民党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规，宣称“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声言“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对于“所有思想庞杂，淆乱人心之谬论，固应严加取缔，以杜流传”。其用三民主义作为思想钳制的唯一工具，主张以“纯正的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该时期，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专门强化意识形态统治的反动法令法规。1938—1945年，其发布的反动法令、法规达200余种，如《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1937年2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38年7月）、《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40年9月）等。这些法令禁止宣传三民主义以外之一切主义，进一步加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统治。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赤化宣传”等“根绝赤祸”措施，再度加强新闻管制。1939年4—6月，蒋介石秘密发布《防制异党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严禁共产党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充分暴露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统制思想。面对国民党严密新闻管制，中共必须积极争夺革命话语权，构建自己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将抗战实情告知世界，彻底粉碎国民党文化统制。
4.中共对外宣工作的高度重视提供重要驱动力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认识到扩大国际影响的极端重要性，将外宣工作正式提到日程上来。1936年1月，中央“为加强对外联络、宣传、外交等事宜”，“特在西北办事处下设立外交部”。当时邓小平提出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周恩来多次强调对外宣传工作要采取“宣传出去”和“争取过来”的方针。1941年12月，中央决定组建海外工作委员会。
我们党通过灵活制订系列外宣政策，充分利用文件、公开报道等资料向外界讲述边区政治纲领、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等，使外界对边区的了解更加客观和全面，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各种不实报道，促进了对外话语传播能力建设。
二、如何构建：中共对外革命话语传播的叙事策略
充分利用话语资源夺取革命话语权，积极对外开展革命话语传播，是延安时期中共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举措。为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和政治污蔑，中共采取多种叙事策略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把党的声音有效传递到国际社会。
1.组织建构：设立专门外宣机构，打开对外话语传播“窗口”
该时期中共领导成立专门承担外事宣传工作机构，主要有延安交际处、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南方局对外宣传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等，负责向外界宣传中共抗日政策和主张，促进对外进步革命话语传播。
中共对国际统战工作颇为重视，在早期就成立了“中俄通信社”和“华俄通信社”等对外新闻宣传机构。1936年1月，西北办事处专设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负责对外联络。1937年年底，中共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交际处接待的国际友人包括新闻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国际援华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代表等（见表1），对外展示了中共良好形象。
1937年8月，中央在武汉筹建长江局，设立“中共最早的外交机构”——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兼管，主要负责对英美等国的宣传。南方局主要工作对象是外国驻华媒体及通讯机构，其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刊发大量进步文章，成为外国人士了解中共政策的重要窗口。皖南事变发生后，为让国际社会了解真相，南方局广泛联系英美苏驻华使馆官员，使他们了解国民党反共真相，并将秘密准备的材料交由外国记者带往国外发表。1940年10月，中央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向海外宣介中共抗战事迹及根据地建设情况。1941年3月，国际宣传委员会创办国际报道社，出版13份不定期外文刊物。
2.“宣传出去”：领导创办外文期刊，架设对外话语传播直接平台
延安时期中共在海内外创办的各类期刊，成为对外进步革命话语传播的重要媒体平台。为传递抗战救国革命话语，中共积极创办报刊，在党的国际形象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积极创办国内对外宣传期刊。1941年3月，延安创办中共首个在根据地出版的外文刊物——《中国通讯》，每期用蜡纸刻印，用英、法、俄三种文字出版，对增进国际社会了解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事迹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情况发挥了重要作用。晋察冀军区主办外文画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刊登有杨成武支队行军、白求恩大夫到边区、美国驻华大使馆卡尔逊到边区考察等多幅英文新闻报道照片。画报托国际友人转送到苏联、美国、英国、印度及东南亚一些国家。1946年5月，中共在上海创办对外宣传英文刊物《新华周刊》。
另一方面，直接在海外开辟对外宣传平台，主动向国际社会发声。影响较大的有《先锋报》和《救国时报》，这两份刊物被誉为“西半球华侨爱国反帝的两面鲜明的舆论旗帜”。为宣传中共领导革命，消除国民党国外创办反革命报纸的不良影响，早在1930年4月，中共党员就在纽约创办了《先锋周报》，1934年改名为半月刊《先锋报》。1936年7月，《先锋报》刊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阐明中共为实现自己抗日救国的目的，直接对日作战，与全国爱国人民联合一致保障中国领土之完整。
为宣传抗日主张，号召各国民众支援中国抗战，1935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机关成员吴玉章等在法国巴黎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创办《救国报》，在欧美亚43个国家和地区宣传党的抗战理念。10月，《救国报》将“八一宣言”向国外传播。《救国报》大量刊载中共领导人理论文章，如发表了体现党的政治民主、革命前途、统一战线等理论观点的《毛泽东发表关于停战抗日之重要谈话》《毛泽东先生宣称必须更加团结坚持抗战》等报告和文章，还刊载或转载许多国际通讯，有效推动了中共抗战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宣传。
3.“争取过来”：将外国记者“请进来”“借口说话”，发挥对外话语建构中介作用
外国记者既是中共革命话语对外传播的首要对象，也是中共形象国际化塑造的重要中介。作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外国记者对陕甘宁边区实景式、全方位的客观报道，为中共对外话语传播提供了重要渠道。
1936—1947年，先后有英、美、苏、加、德、印、朝、波等十多个国家百余位人士，冲破国民党封锁，奔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有效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同和支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北之行被称为“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的标志。1936年，斯诺进入陕北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重要领导人，获得了关于中共和中国革命疑问的权威解释，毛泽东同他讲述了政府内外政策、抗战形势和方针等问题。1937年2月，周恩来会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向她阐述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美国亚洲》《密勒氏评论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等陆续刊登他们的报道，在欧美引发了强烈反响。1944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以《纽约时报》记者身份参加外国记者西北访问团，看到边区民主政府受到物质封锁与新闻封锁，决心把这些事实告诉全世界的人，因为这对世界人民是有益的。
记者报道在欧美国家广泛传播，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塑造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战在西方国家最初的国际印象。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的《红色中国内幕》（《续西行漫记》）和《延安采访录》、冈瑟·斯坦的《红色中国的挑战》、詹姆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的《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八路军在山东》、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中国的战歌》《打回老家去》、哈里森·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告》（《北行漫记》）、美国军官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中国的军队》、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的《与中共相处两年》（《新西行漫记》）等，为中共对外话语传播与形象塑造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中央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围绕中共抗战和边区经济建设向外国记者进行了介绍。外国记者积极撰文，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民族》杂志、印度《政治家》日报、英国《泰晤士报》等报刊发表多篇关于中共领导边区抗战和建设的专题报道，把一个政治民主自治、经济独立自主、军事积极抗战的延安介绍给世界，提高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赢得了同国民党争夺话语权的重大胜利。除记者外，还有来华的外国政要和国际友人，如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威尔基，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南方局都会向其积极介绍中共政策主张，使他们获得中共第一手材料。
4.影像记录：通过戏剧、电影、摄影等艺术形式传递对外革命话语
“文化军队”在中共对外话语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该时期，通过戏剧、电影、摄影、漫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向国外展现了中共是抗战事业的真正践行者。
1938年9月，中央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后称“延安电影团”），把党的良好形象融入电影作品，有效增强了对外话语的传播。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电影和纪录片有《白毛女》《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秧歌运动》《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等，生动塑造了中共领导的抗战事业。
党的正面形象和革命话语通过珍贵照片得到集中展现。当年毛泽东将反映延安军民火热战斗生活的照片给斯诺，建议斯诺将之公之于世。《先锋报》《救国时报》多次刊发中共领导人照片，1936年11月，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采访革命根据地的报道——《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会见记》。1937年年初，美国《生活》画报以《首批游动无定的中共党人的照片》《占据中国西北的中共军队》为题，分两期连载斯诺于保安拍摄的有关中共军民生活的75幅照片及其文字简介。1938年8月，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出版摄影画册《大地》，刊有中共领导人领导根据地建设的照片。12月，合众社记者杰克·贝尔登拍摄大量新四军战斗生活的照片，通过其长篇报告《新四军》将根据地的战斗生活生动展示在世人眼前。1942年7月，晋察冀军区主办《晋察冀画报》，发表了许多配有详细英文说明的照片，通过各种渠道在世界各地发行。
5.有声叙事：创建对外广播，让世界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电台广播成为根据地“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中共利用红色电波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拓展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新华社开设英文口语广播，让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关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战事业，开启了对外革命话语传播新篇章。
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正式成立，以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进行对外广播。1940年3月，延安广播电台开设日语和英语对外广播，增强了中共革命话语的宣传。12月，中共在延安开办口语广播，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我们党建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是党的广播事业的发端，播音稿件主要包括党报社论和中央文件等。中共重视电台工作，1941年5—6月，中央相继发布《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强调发展无线电广播对党的外宣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对外广播宣传中共领导的抗战，向世界传递中共声音，破除国民党的歪曲宣传。美军观察组通过红色电波将延安真实情况向美国国内广泛传播，让西方世界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
为更好向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声音，1944年8月，新华社英文广播部在延安成立并试播，这是新华社历史上正式对外报道的开端，负责播发《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英文文字电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就是由英文广播部最早翻译后播发的。9月，首次使用英语将信息从延安传播到美国、英国、印度等地，传递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中共军队勇敢作战情况。红色电波越过重重阻碍把党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共抗日政策，报道中共领导人民顽强抗敌事迹。它突破了时空限制，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使中共对外话语传播变得多维度和多元化。
6.国际统战：发动民主人士及海外华侨推动话语传播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领导下上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国际新闻供应社”，在救亡协会内专设负责对外宣传的“国际宣传委员会”。在香港，中共领导建立了“全民通讯社”“国新社”香港分社等带有统战性质的进步媒体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外宣传党的抗战事业。1938年6月，党的侨务机构“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其重要宣传阵地是英文刊物《新闻通讯》，负责对外介绍党领导抗战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以及党领导根据地建设情况等。
为保护受国民党迫害的民主文化人士，中共将他们转移至香港或者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留在这些地方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中共制定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主要通过他们传递到国际社会，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
中共积极借助海外华侨力量开展对外话语宣传，华侨主动跟国际社会建立联系，成立华侨抗战救国统一组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带有国际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海外创办《纽约新报》（美洲华侨创办）、《星洲日报》（新加坡华侨创办）等报刊，抨击国民政府反动政策，促进了革命话语的国际传播。
三、构建什么：中共对外核心革命话语的书写
抗战时期，中共是人民利益的无私捍卫者，是抗战事业的忠实实践者。该时期通过多种形式的革命叙事，首次系统、全面地将代表中华民族希望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呈现给世界，为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架起一座了解中共的桥梁。
1.“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信仰，坚信“各种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这种哲学”。美国记者罗斯认为，中共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无比信心，同时允许极大的思想和批评自由。斯诺的《西行漫记》为国际社会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形象，认为中共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将中共视为马克思主义改革者。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共产主义思想方法，对于中共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领导革命事业具有极端重要性。中共自建党始，就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正确运用于近代中国社会，领导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各项方针政策，指引中国抗战不断向前发展。为此，冈瑟·斯坦指出：“共产主义在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彻底中国化。”
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抗战实际相结合，成功找到了指导中国抗战的正确理论。在西方记者看来，中共领导的抗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光明前途，在抗日根据地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实行自己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完全有别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该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系列著作的发表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他们高度评价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
2.“抗战事业的中流砥柱”
抗战宣传是中共同国民党争夺话语权和自身抗日救国形象国际化塑造的核心，旨在使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共，从而塑造自身国际形象。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及冈瑟·斯坦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著作，彰显了延安时期中共抗战爱国形象，充分展示了中共在战争中的正义性，为抗战赢得了更多道义支持。
中共还安排外国记者赴前线考察，《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对八路军抗战给予积极宣传，并指出，在中国已经证明了，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美军观察组领导人包瑞德认为，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是中国的“新力量”。国外记者通过亲身访问，发表许多宣传中共抗战的新闻通讯，如《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军民合作目击记》等，客观报道了中共的抗战、团结、民主理念，粉碎国民党对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诬蔑。
该时期，一批美国新闻摄影师以影像方式记录中共领导人民军队抗战，如美国摄影师邓汉姆的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6年）、荷兰尤里斯·伊文思的《四万万人民》（1938年）等，高度肯定了中共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3.“有温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者”
中共领导层品质优秀、信仰坚定、才干杰出，是一个胸怀理想、英勇奋斗的领袖群体。在与外国记者的接触中，中共领袖展现了平易近人、正直诚实、生活简朴、关心百姓的真实面貌。毛泽东的超凡智慧和深刻洞察力，周恩来的温文尔雅和卓越外交才能，朱德的谦虚平和等，都是对中共形象的一种极佳宣传，赢得了国内外对中共领袖的广泛赞誉。
外国记者笔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绝非国民党所污蔑的“强盗”“土匪”，而是具有强烈民族使命感和进取革命精神，与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无能、专制跋扈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个人的独特魅力是展示中共形象的一面重要旗帜，斯诺的《毛泽东自传》首次向国统区和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共领袖的真实生活与战略家风范。1938年5月，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中对毛泽东作出高度评价。1946年，爱泼斯坦在纽约发表采访毛泽东的文章，认为毛泽东思想深邃、自信谦恭，又有幽默感。在冈瑟·斯坦看来，毛泽东平易近人，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
厄特利认为，周恩来温文尔雅、处事机敏，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和最令人信服的人。海伦·斯诺认为，朱德谦恭宽厚、言语温和。关于八路军战士，卡尔逊、福尔曼等人认为，八路军是纪律最严格、训练最有素的部队。可见，中共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因为有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特殊优秀的领袖群体，“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
4.“一批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革命战士”
中共领导下的军队艰苦朴素，纪律严明，清正廉洁，有着良好军民关系，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他们是外国记者所见过的最有军事素养的革命战士，同国民党军队的贪污腐化形成鲜明对照。
在西方人看来，中共创建的军队和领导下的政府，在近代中国史上是罕见的，因为这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政府和军队。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中共军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共产党领导地区的简朴和国民党官员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官兵一致，官民一致；军人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共产党的首领可以在住满士兵、农民的街道上或城郊随意散步，无须警卫人员”。军队自觉遵守纪律，他们行军经过村庄时，“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福尔曼认为，老百姓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因为军队纪律严明，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军队，他们不侵犯农民幸福，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去作战。这支军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下，有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甘愿献出一切。贝特兰认为，八路军将士在战场上临危不惧，知道怎样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
5.“一切为老百姓福祉着想”
革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中共特别注重党群关系。延安时期中共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尊敬和支持，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通过亲身经历，认为中共是真正能够做到为老百姓利益着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党。1944年4月，魏德迈将军政治顾问鲁登指出，共产党在根据地是真正得到老百姓拥护的。11月，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在于中共，而蒋介石政府置人民于水火之中，其腐败无能和专制统治难以得到老百姓支持和认可。
中共革命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凸显了宗旨的人民性和执政为民的政党形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在西方记者看来，中共将革命事业同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将为人民服务看作革命事业的重要目标。该时期中共为边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改善了边区人民生活水平。
6.“人民当家作主”
自由和民主是中共对外话语构建的主要形象。斯诺强调中共革命的重要目标是唤起老百姓的人权与民主意识，为建立平等、正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而斗争。贝特兰认为整个边区是中国最接近于完全民主的地方，他用“选举权、普选、乡村议会、县乡直接选举、真正民主”等词汇描述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制度。
中共党内政治民主，保证言论自由。中共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不断完善制度和政策。林迈克在《延安哪里有缺点》报告中指出，延安完全不同于重庆，因为延安真正实行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国外记者认识到中共民主实质，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共治理下的新社会模式。斯坦指出，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是真正彻底的，党的领袖与党员之间相互信任，政见一致，实施民主管理。“这种进步的改革制度已经为共产党人和他们的统一战线的主要合作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其程度是中国任何一个政权未能达到过的”。
四、构建价值：中共对外话语构建的成效与影响
延安时期中共经过对外宣传领域话语权争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国际社会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因为延安有中共，助推了中共从延安走向世界。
1.彻底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和政治污蔑
中共通过各种路径构建与传播革命话语，彻底打破了国民党新闻封锁和政治诬蔑。党的抗日政策得到国际社会一定程度认可，使党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中共对外革命话语的传播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阴谋，国外记者在著述中客观记录了中共军队的抗战形象、社会面貌和中共领导人的优秀品质，打破了外界对中共的偏见。斯诺指出：“事实是探索真理的路标。红色苏区分明是个文明友善之邦，哪里是什么‘匪’？我这次苏区之行，我的工作、我的事业良心、我的报导，必定会使国民党电台、报刊在世界上的谎言、欺骗破产。”爱泼斯坦在文章中指出：“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这些著述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有希望的政权，使中共开始走向世界。
2.使西方国家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期待彻底幻灭
中共革命话语的构建与传播，使一贯支持国民政府的西方记者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贪污、腐败和低效的代名词。在国外记者看来，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是两重天地，一个是民主中国的代表，另一个是封建中国的代表。1943年6月，美国左翼作家毕恩来在《远东观察》发表《中国在盟国联合作战中的作用》，文章指出，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是封建落后的，因为那里的政权独裁、人民不自由，实施落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军队腐败，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地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和谐，经济发展，政治表现出新气象，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
据当年国民党驻伦敦办事处研究报告，英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在国共两党态度上倾向于支持中共。从1945年上半年英国报刊报道情况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文章介绍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其中，爱泼斯坦对中共正面宣传的文章在英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力。斯坦因在美国《外交事务》发文指出，中共拥有广泛民众，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它解决了国民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在根据地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稳定，这使得中共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即使发生内战也无法将强大的中共消灭。
3.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治认同感，“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经过采访考察，西方记者看到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对中共作出高度评价，“他们就是中国，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认为中共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建设力量。
外国记者积极宣传中共，1944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刊载毛泽东和记者团的谈话，强调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指出中共军队的英勇抗战，强调中共军队是美国有价值的盟友。旧金山电台在《美国之呼声》盛赞陕甘宁边区军民，报道八路军不依赖政府，实行生产自给，盛赞边区民主政治。
抗战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记者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宣传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据当时统计，仅1938—1946年出版的中译本，如《打回老家去》《西北特区特写》《华北前线》《西战场的苦英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就达25种。
4.为中共走向世界舞台树立正面形象
据统计，该时期美、英、苏、德等十多个国家主要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百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采访和考察。外国记者报道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形象的负面认识，很大程度消除了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偏见，提升了中共的国际形象，使中共逐渐被国际社会所了解和接受。
通过采访考察，国外记者见证了中共独特的领导风范，开始关注中共及其方针政策，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执政为民、自由民主、抗日救国的正面形象。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高度赞扬了中共领导军民英勇抗战，对推动中共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爱泼斯坦在印度《政治家》报发表《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强调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中共在海外创办的《先锋报》《救国时报》等，把中共光辉形象传播到海外，《先锋报》刊载的《朱德的故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小史》长篇通讯，刻画了中共团结友爱、信念坚定的形象。国外记者关于中共及其革命根据地的宣传报道，使西方国家了解到真实的中共，为中共走向国际舞台产生了积极影响。
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遵循。延安时期中共同国民党革命话语权的争夺及其国际化传播，对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要遵循积极主动、开放包容的态度，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向国际社会展现真实、立体、客观的中共形象。要充分利用国外媒体发声，在自身发声“走出去”的同时，还要学会“引进来”，主动邀请国外媒体采访和报道，请他们替我们发声。要立体化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讲好“厉害了，我的国”，还要讲好我们有很多领域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不仅要讲中国物质文明发展，更要讲我们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提升，通过介绍建党百余年来伟大成就以更好展现大党风范与责任担当。
（作者简介：王海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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