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理论之所以可能，首要条件就是刻画（它）在对象、工具和方法等有区别于（其他科学）的独特性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一直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理论界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三次很具影响力的讨论，形成所谓“生产关系论”“生产关系联系生产力论”“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论”等几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理论界就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再一次展开热烈讨论。讨论几乎重新审视了过去所有不同的理论观点，且在过去的基础上明显有深化，但却未形成共识，重要原因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存在不同的解读。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首倡者，正如英国经济学家G.D.H.柯尔评价的那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部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贡献完全相同。他提出了许多具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论断，独创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全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回归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和时代背景，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破解的理论和实践难题，是深化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讨论的重要路径。
一、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阐释
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的进程而不断完善的。根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论的形成过程，本文将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阐释分为早期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萌芽时期、与马克思共同合作发展的转变时期和对狭义政治经济学捍卫并发展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成熟时期三个阶段。
（一）萌芽时期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认识
深入接触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式的生活经历和对产业革命后社会变化的研究兴趣开启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之路。
第一次产业革命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地位上升，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进行了“古典革命”，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的探究，这为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现实条件和理论借鉴。但是，古典学派囿于自己阶级局限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实质。“人们的观念易于赞美那些处于上升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它们的行动，因而容易为它们描绘或暗示出可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图画来。”恩格斯更是深刻地指出：“这个问题（私有制的本质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丝毫没有加以研究。……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国民财富的分配，而仅仅是国民财富的创造。”从而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物”为研究对象的实质。
伴随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日益暴露，空想社会主义无情地戳穿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民遭受一切灾难的主要根源。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阶级本能妨碍了他们正确认识私有制的本质问题，他们虽然指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矛盾，“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恩格斯正是在对古典学派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扬弃的基础上，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出发，以“私”经济为出发点，撰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将私有制看作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有范畴、术语的基础，从而在实际上将私有制确定为研究的对象。列宁指出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认为，从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到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体系的理论，其实质都是毁灭人性的自私自利的理论，这些理论“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除了“唯一肯定的进步”—“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问题丝毫没有加以研究。他们努力概括出的“国民财富这个用语”，“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恩格斯的观点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奠定的基础出发，进一步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转变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19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的新方法论重新探讨政治经济学，进而形成了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从历史主义观点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完成了对探索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方法论基础的第一步。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1842年恩格斯给《莱茵报》撰写的文章中还是持有唯心主义历史观，如“所谓的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引导着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中，认为思想原则高于经济利益。到1844年，恩格斯经过曼彻斯特时期的生活和思考，开始观察英国产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尝试找到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去探寻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讨论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立统一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自发性。首先，他们批判了唯心主义将“所有制”关系与生产关系分离开来抽象地进行研究的观点，指出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交往形式的表现。而分工与所有制关系是同义词，前者是就活动而言，后者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其次，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两方面。一定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必然超越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与之发生冲突，变革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解决这种矛盾。所以，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这种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物质生产生活同它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所产生的交往形式与整个历史结合起来，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唯物史观方法论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使得恩格斯完成了研究对象从私有制向生产关系的转变。
将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对人而非物。恩格斯在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章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商品为起点。产品之所以为商品，因为它结合了“两个人或公社之间的关系”，所以恩格斯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
（三）成熟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阐述
既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那么阐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涵就成为理论研究的必要任务。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深入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涵及其特性。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内涵。恩格斯指出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前面的生产（关系）是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后面的生产关系可以理解为多层次（包含生产、交换、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但不是单纯地研究生产，因此物质资料生产并不是研究对象。他更关注物质生产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包括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其一，生产和交换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生产和交换两种职能既不相同又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恩格斯用数学概念将它们看作是经济曲线的“横纵坐标”。其二，生产和交换方式决定了相应的分配方式。“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其三，分配对于生产与交换具有反作用。“分配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还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和交换”，当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产生时，受到旧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阻碍的同时，也会“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而新的生产、交换方法和方式想要获得与之匹配的分配形式，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
恩格斯还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出发探讨了经济规律特殊性和一般性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本质是历史的科学”，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不是永恒、固定、一成不变的，旧的生产关系迟早要被适应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所替代。所以与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经济规律也就呈现出特殊性和普遍性特征。
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阐释的历史贡献
纵观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阐释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在政治经济学大厦的构建中，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一）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本质
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首倡者，从历史主义原则出发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迈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步。他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出发阐释经济范畴、经济规律，为说明各种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指明了方向。恩格斯认为产业革命最主要的社会后果是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而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走上了坚实的科学轨道，可以说，恩格斯“为政治经济学通向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即便还未铺平这条道路，那么也可以称得上是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界标”。
在《国民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恩格斯创造性地以“私”经济及其经济范畴为研究对象，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由此拉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序幕。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谈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表示，就（经济科学的）思想性而言，恩格斯是给予者，马克思是承受者。马克思在《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的论著中大量引用、借鉴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内容和观点。马克思意识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要从其自身的实际矛盾出发，由此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应该为何，“国民经济学——同现实的运动一样——以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座大厦的一块巨大的非常坚实的石块”，它已经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彻底地坚持唯物史观精神，关心人的发展，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大量研究政治经济学家文献。可见，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它的方法论是紧密联系的，在这个“基石”上，他们共同构建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很好地回击了马克思主义敌人的观点。
（二）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内涵
为捍卫马克思经济思想、批驳杜林等人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使“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系统阐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内涵。
相较于马克思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说明生产关系四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恩格斯从构成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生变量间相互作用角度说明生产关系的三个层次。生产资料占有及其实现形式是社会生产中经济利益的物质基础，围绕生产管理活动必然产生人们的相互关系，二者决定着产品分配方式同时对所有制实现形式和权力地位产生一定影响。恩格斯所说的三个方面与马克思所说的四个环节实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角度。因为消费关系已经包含在生产、交换、分配中，所以恩格斯没有赘述。具体来说，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生产消费本身就属于生产范畴，个人消费属于生产的要素，基本上也等于生产。衣食住行等个人基本需求不能反映社会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所以需要讨论的是“不同阶级、不同集团的消费水平和群体消费与个体消费的关系”。消费水平是由收入分配状况所决定的，所以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层次足以说明社会生产关系。
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基本内涵的阐释使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论系统化、条理化并强调了生产、交换的重要地位，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创新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对象
恩格斯在深入阐述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第一次在广义上定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对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第一次正式将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并界定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杜林借鉴凯里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概念，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定义为“一切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即杜林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各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而是适用于一切经济社会的“自然规律”。针对杜林的观点，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显然，只有把唯物史观贯穿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历史地说明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的必然性，才能论证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性。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恩格斯所讨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恩格斯梳理论证了社会生产关系产生的根源与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884年，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笔记时，受到《古代社会》笔记的启发开始对广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原始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包括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在内的三种社会关系产生的根源及其发展规律，推动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
三、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阐释的当代意义
迈向21世纪，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时代诉求。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其研究对象的科学确定。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确定始终应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阐释为根本依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回顾新中国70多年发展历程，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自身创新发展，还是以其指导的我国经济发展实践都是在以“生产关系”为质的规定性基础上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学理依据
从全面借鉴苏联政治经济学到结合中国国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坚持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内涵、特性的基本指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守正与创新。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性表明，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由于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自然地受到苏联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毛泽东提出实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突出强调不能教条地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当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道路。他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指出，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既有要肯定的方面，又有要否定的方面。他肯定了其中继承恩格斯理论观点的部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还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毛泽东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论的发展指明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稿”。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引入，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看待生产力的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事实上，以生产关系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对政治经济学“质”的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去“阶级化”研究对象、数理化研究方法包装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于系统性创新缺失造成的解释力和预见力不够等因素，逐渐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被严重弱化，失去了多方面应有的话语权。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回归中西方经济学范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实质是把资源配置还是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之争。首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源配置和生产力的定义是一致的。所以讨论为什么政治经济学不是以资源配置作为研究对象问题，事实上就回答了为什么不能将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问题。政治经济学以研究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物质生产为基础，显然资源配置作为物质生产的前提和手段，必然被政治经济学所重视。那么为什么政治经济学不将资源配置作为研究对象呢？虽然，合理资源配置的最终目标也是服务于人，二者区别在于：西方经济学将抽象的资源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服务对象是经济人——经过抽象的，同质的人；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服务对象是社会地位和财产权利不同又彼此相互联系的现实的差异体——社会人。当西方经济学将差异化的人抽象为不需要被探讨的公理，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然后运用高度数学化的计算技术对单纯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可能出现啼笑皆非的结果——极其复杂的数学工具计算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经济解释。所以，需要经济学家们探讨的不再是能否将资源配置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另外，生产力并非生产关系的唯一决定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系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机械性地认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唯一决定因素，不过是同性质“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必须通过具体的现实的人类主体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研究生产力发展阶段时，以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是极狭义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具体研究内容的目标对象，区别于生产关系这一抽象范畴。将研究内容中的抽象概念与高度抽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混淆的根本原因是对研究对象的内涵、属性存在认知偏差。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研究对象既具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般的质的规定性，也打上了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特殊规律性的烙印。而生产力本身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有同生产关系相联系才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理论的发展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指明前进方向，也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有力例证。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是在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下进行的，是始终依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结果。可以说“保护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是生产关系调整的结果，“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巨大成就也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在很短时间内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和经验不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致使生产关系严重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弯路和曲折。一是脱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状况和所处阶段；二是排斥非公有经济的单一的公有制严重阻滞经济活力和生产力发展；三是把计划和市场具有的经济手段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挂钩，忽视市场机制对经济调节作用；四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严重扭曲经济激励，挫伤人们生产积极性。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伟业，始终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心议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完善是在对生产关系理论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对生产关系的基本元素在制度层面的反映和转化，体现在制度上的生产关系各层次要素的关系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体制、分配制度。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有制结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改革单一公有制率先从农村改革中寻求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集体经济的劳动者转变成为生产者和经营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释放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种可能性进行了宝贵探索。城市改革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起点到最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日益做大做强。同时，非公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和公有经济一起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交换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市场作用的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不断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与兼容。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随着改革不断深入，逐步将政府职能从“绝对控权”转变为“有控制地放权”，实现了从计划经济的强政府、弱市场向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双强”关系的转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激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经济发展质量全面提高。
随着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变化，分配关系也在显著变革，突出表现为效率和公平之间关系的调整和优化。“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改革开放前期，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彻底否定了“共同贫困”的平均主义，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发展的焦点。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同时，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将“共享”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中国“解放生产力”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的，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性革新的结果。经济改革改变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结构，打破了禁锢生产力的枷锁。1978年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79亿元提升到101.6万亿元，其中，1978年至2018年年均增速达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不到3%的年均增速。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有经济改革的红利不断释放，截至2019年底，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233.9万亿元，与十八大前相比增加了224.7%；从效益来看，中央企业2012-2018年实现利润总额13.73万亿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达到了8.8%，高于同期宏观经济的增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有企业发挥产业链优势，从第一季度的-11.8%到第三季度实现正增长，助企纾困降低全社会运行成本1965亿元，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公有经济始终是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增加就业、助力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生产关系的及时调整，如何清醒认识生产力所处发展阶段，如何调整生产关系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论研究提出的解释现实、与时俱进的话语要求和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刘儒，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魏嘉玉，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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