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门科学”：“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
欧洲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中期，通常被称为科学的时代，或者引用孔德的话，是实证主义的时代。在英语用语中，唯有各门自然科学才是科学。科学及其应用被扩展到整个世界，以致各种文化都强烈地寻求科学的根源和特色。科学尤其推崇数学和几何学方法，用数或几何理解自然界，把世界量化以精确测量世界及其各部分的运作，因为数学可以完全摆脱特殊事例，是人类头脑达到的最完美的抽象境界。一定意义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世界图像数学化”的顶峰，它不仅提出力学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而且从数学方面论证开普勒的行星定律，彻底改变了数学在中世纪的劣等学科的地位，实现了自然哲学“数学化”。但是，精密科学只重事实，把形式的、数学的知识等同于一般的知识，致使人成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成为超然存在的客体；人的生活世界降低为单纯的数量关系。所以，在科学的时代，“从前人们认为他们所居处的世界，是一个富有色、声、香，充满了喜乐、爱、美，到处表现出有目的的和谐与创造性的理想的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却被逼到生物大脑的小小角落里去了。而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则是一个冷、硬、无色、无声的沉死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的运动的世界。”
较之近代科学只是自然科学，马克思提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一门科学”，实现了科学观革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究其原因，其一，人与自然互为科学对象，即“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不仅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而且“直接是人的感性”。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感性自然界”成为人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人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人自身。人即是自然界、感性，他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自我认识。所以，“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其二，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历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历史即是人的活动，“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自然界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简言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虽然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是“一门科学”，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自然科学的术语、概念和公式简单套用到“人的科学”中。例如，给危机、革命、阶级斗争等现象贴上“动力学的”“生物社会学的”标签，这种做法或企图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和徒劳的，对“人的科学”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会导致“人的科学”降为“物的科学”，落入传统自然科学的窠臼。尽管“一门科学”的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但不可仅把它视为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密不可分的联系及相互影响的原则，是科学认识的发展路线；最多只能在观念中把它们分开，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分开的。这一原则贯穿马克思的诸多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一门科学”作了明确规定，即“历史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不可分割、相互制约。自然史即“自然科学”，人类史即“人的科学”，二者构成“唯一的科学”——“历史科学”。对此，马克思规定了“历史科学”的两个维度：一方面，它的前提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现实的个人”，具有“自然科学”维度；另一方面，它描述了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并不局限于“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具有“人的科学”维度，而且“‘纯粹的’的自然科学……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虽然“历史科学”具有“自然科学”维度，但它绝不是非批判的实证科学，马克思用“真正的”一词修饰“实证科学”即区别于非批判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不仅描绘了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而且“批判地分析既成事实”，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批判的实证科学。所以，无论作为“一门科学”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抑或作为“一门唯一的科学”的“历史科学”，马克思的“科学”绝不是英语词汇的“science”，他实现了科学观革命，使之具有了实证性、思辨性和批判性。
《资本论》严格贯彻了“一门科学”的原则，是“社会现象研究中采取严峻客观态度的出色典范之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广泛运用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考察政治经济学问题，例如运用化学结构的同分异构现象论证他分析相对价值形态的辩证方法，即两种不同商品作为价值量是同一个统一物的表现时，才可以相互比较和通约；运用“有机化学之父”李比希的科学成果研究农业生产问题等。在研究机器的发展时，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分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对此，可以通过比较马克思与达尔文或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探讨“一门科学”如何构成《资本论》所严格贯彻的原则。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我们不难发现，比较马克思与达尔文或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已成为一种传统，这一传统是恩格斯首创的。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不到三个星期，恩格斯即给马克思写信：“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随后马克思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而且马克思在致裴迪南·拉萨尔的信中专门介绍了达尔文：“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出版后,马克思把它寄赠给达尔文，并在扉页题签表达了对达尔文仰慕之情的赠言。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中，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达尔文的著作高度赞扬，但反对把生物进化论普遍化或简单套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否则必然导致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化倾向。对此，马克思在回应朗格对他的赞扬及把全部人类史归为“生存斗争”时指出，“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机器”和“工具”概念时，指出数学家和力学家缺少“历史的因素”，科学研究必须坚持历史的解释原则。虽然马克思强调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的形成的”，但人类史从“现实生活关系”出发，通过研究“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人的社会生活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这是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方法，“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方法则是错误的方法。所以，马克思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主张“一门科学”，即“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运用历史辩证法清除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自然规律（特定社会的运动规律）的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缺陷，“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即实现作为“精密科学”的自然科学与历史辩证法的互补，构建作为“一门唯一的科学”的“历史科学”。
鉴于此，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需要立足于作为“一门科学”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抑或作为“一门唯一的科学”的“历史科学”。否则，必然陷入关于《资本论》理论性质的争论中，失之偏颇。
二、“抽象力”：“从具体到抽象” 与“从抽象到具体”
作为“一门科学”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集中体现在《资本论》的认识论——“抽象力”中，它不仅彰显了《资本论》的“科学性”，而且证明了《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实现了政治经济学革命。
在探讨《资本论》的“抽象力”之前，需要澄清下《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为有的学者囿于某种理论范式认为《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否则《资本论》就谈不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区别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乍一看，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是在以“物的依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总是采用物和物的关系的形式。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例如李嘉图“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但从未把生产关系或人和人的经济关系视为它的研究对象，只是从物和物的关系研究经济范畴，或者囿于既有经济学范畴的束缚，只是“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相反，马克思不仅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诉诸物和物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自觉地揭示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对此，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和人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尽管个别经济学家曾察觉到这种联系，但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退一步说，假定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那么能否切中研究对象则是另一回事，两者截然不同，结果亦一目了然。
较之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切中了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它的认识论即“抽象力”使然；“分析经济形式”不能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有的学者简单根据马克思关于“两种方法”“两条道路”的相关论述，例如“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第二条道路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等，要么把“抽象力”仅限于“从抽象到具体”，甚或把 “抽象力”与辩证法等同，要么认为在马克思的摘录笔记中“从具体到抽象”占主导地位，在《资本论》手稿群中“从具体到抽象”占优势地位，与“从抽象到具体”交织在一起，在《资本论》中则是“从抽象到具体”占优势地位。显然，上述观点不仅割裂了“两种方法”或“两条道路”的内在联系，而且没有意识到“抽象力”即是“两种方法”或“两条道路”的内在统一，致使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过程与经济体系的构建过程相分离。
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切中它的研究对象，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抽象力”，只是它的“抽象力”失之偏颇，要么囿于自然科学范式，仅限于“从具体到抽象”，要么抽象力不够，把尚待阐明的范畴预定为已知的，力图歪曲“具体”以迎合“抽象”。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两条道路概括为：“在第一条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再现。”第一条道路主要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产生时期采用的，例如配第的《赋税论》从国家开始，国家的公共经费构成他研究的起点，通过分析逐步形成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土地租金、劳动价格、价值等。在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配第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数学的数量研究方法运用到经济学，采用“政治算术”和“政治解剖”分析感性材料，力求从感性具体中抽象出“最简单的规定”。当然，配第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没有意识到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即使最先进的计算技术或显微镜，亦不能算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或找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但是，配第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抽象出“最简单的规定”是构建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乃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必然环节。
比配第前进一大步，斯密和李嘉图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完成时期采用第二条道路，他们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思维行程中使之成为 “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例如斯密从劳动、分工、价值等简单的经济范畴出发，研究工资、利润、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社会阶级等，最后研究国家、税收、公债等。虽然斯密和李嘉图采用了第二条道路，但是他们的“抽象力”是不够的，亦没有切中研究对象。斯密没有意识到抽象与经验现象的区别，混淆了两者，致使他的著作中存在“两种理解方法”的矛盾，“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亦合理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而且他没有通过任何“中介环节”，混淆了“一般的抽象形式”与“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式”，例如把剩余价值与利润、地租等同。李嘉图亦犯了类似错误，他把尚未阐明的范畴“假定为事实、事件”，跳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环节”，强制地把具体与抽象规定等同，而且试图剔除与价值规律矛盾的现象，使“具体”迎合“抽象”。所以，斯密和李嘉图共同的主要错误，即跳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环节”，恰恰成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认识论上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之处，亦证明他们的“抽象力”有很大区别。
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环节”是辩证法。虽然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伊·考夫曼对《资本论》的方法的批判，即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叙述方法是“德国辩证法”，但是在《资本论》中，实现“中介环节”的辩证法与“德国辩证法”不同，尽管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德国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运动原则不仅消融而且产生普遍物的特殊化”，即概念辩证法，概念既是实体亦是主体，而且“在哲学的认识中，概念的必然性是主要的东西，生成运动过程……是概念的证明和演绎”。所以，“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换言之，他把“现实的世界”与“被理解了的世界”、“现实具体”与“思想具体”混为一谈，认为它们是“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现实具体”的产生过程即是“思想具体”的认识过程。相反，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绝不是“现实具体”的产生过程。“思想具体”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产物，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它不是现实具体，现实具体“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现实具体与思想具体的生产过程亦不相同，现实具体的生产过程在现实历史中进行，思想具体的生产过程则在认识过程中进行，而且现实历史发生过程中现实范畴的顺序与认识过程中思维范畴的顺序不同，前者遵循现实“历史”顺序，后者遵循“逻辑”顺序，两者的发展次序恰好相反。虽然，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时缺陷，但他公开承认是黑格尔的学生，甚至在《资本论》中卖弄了黑格尔的表达方式。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及他的经济学方法，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他很大的忙，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价值时运用了黑格尔的“个别－一般－特殊”的辩证三段式等。但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马克思是以概念的二重性为中介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每个概念以它的二重性为中介规定其他概念，构建概念之间相互规定的体系。《资本论》从商品和它的二重性出发，规定劳动、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资本流通、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等，构建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尽管如此，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构建的体系只是实现了对具体的概念性认识，黑格尔通过混淆“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方式实现，马克思则通过“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或“头脑中改造过的东西”的方式实现。所以，马克思的叙述过程中的辩证法，或作为叙述方法的辩证法，尚未实现“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不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构建经济体系的原理、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是通过从具体到抽象获得的“最简单的规定”；人们按照他们的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又按照他们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范畴。所以，为了使原理、范畴构建的经济体系切中现实具体，必须分析产生原理、范畴的“历史运动”，即从“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现实的个人”出发，描述他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为辩证法寻求坚实的现实根基。较之黑格尔把“历史运动”视为“概念的证明和演绎”，马克思则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唯有如此，构建经济体系的原理、范畴对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才是“客观的思维形式”，才具有“社会效力”。鉴于此，马克思指出，“研究方法”（“从具体到抽象”）与“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必须把“两种方法”或“两条道路”统一起来，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拯救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历史”原则。至此，马克思对“现实具体”不再是简单的概念性理解，他不仅仅运用“抽象力”真实地描述“现实”，而且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阶级斗争日益鲜明和带有威胁性”等，通过对它们的深入剖析，“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实现对现存世界的“暂时性” 和“历史性”的理解，亦建构了与之相应的原理、范畴和经济体系，使之具有了批判性和革命性。
虽然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的“抽象力”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缺陷，但他并没有把它们简单地抛弃，因为如果没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条道路”，马克思很难获得构建经济体系的原理、范畴；如果没有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很难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环节”。马克思的作为“两种方法”或“两条道路”统一的“抽象力”，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的“抽象力”的批判继承和超越，是“一门科学”在《资本论》中的集中体现。
三、《资本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与“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毋庸置疑，《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创立了“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的剩余价值理论，使全部经济学发生了革命，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但是，《资本论》严格贯彻了“一门科学”的原则，它不仅“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么使用它的人”，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是作为“一门科学”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使然，两者的社会作用一致，即改变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众所周知，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运用“抽象力”区分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具体形式，“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发现了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为了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属性代替了劳动”。马克思认为，作为商品和资本交换的是劳动力，因为“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像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一样”。既然劳动力是商品，那么它必然具有二重性——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但是，对工人而言，劳动力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交换价值，即维持工人最低生活需要的工资；对资本家而言，劳动力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即创造价值的活动，它是“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增殖，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所以，在流通领域中，活劳动（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完全遵循价值规律，活劳动的价值（工人的工资）等于它的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但是，一旦进入生产领域，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创造价值的活动）创造出的价值大大高于它的交换价值，资本实现对无酬劳动的支配和占有。这即是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 “决定其他一切关系”，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但是，“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既“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亦包含着矛盾和界限。一方面，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用“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自然的需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既要求发展自然科学，亦要求“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所以，资本产生了伟大的文明作用，只有它才能“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资本是它“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的最大限制。资本的界限即它的必然限制：“（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在不可遏制地追求“普遍性”时不顾资本的必然限制，造成“生产力过剩的瘟疫”和“普遍的价值丧失”；而且生产力发展程度越高，“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遭受的打击越具毁灭性。所以，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越成为生产的界限，越成为消费的界限，导致“现实的现代危机”。它不仅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是最大的限制，而且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的形成史”过渡到“资本的现代史”，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不仅使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而且使“剥夺者”成为被剥夺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使然，资本集中必然导致资本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资本周转速度的减慢，必然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无法满足资本增殖的“生活本能”。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中蕴含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资本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运动的逻辑，它不仅通过“对现实的描述”揭示了“现实的不合理”，而且批判了“不合理的现实”，“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么使用它的人”，寻求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
上述谈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即诉诸物和物的关系的形式，研究人和人的关系。《资本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和资本对抗性关系，即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揭示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生存状况。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阶段，工人和资本家只是买者和卖者的关系，但不意味着工人和资本家是平等的；相反，随着客观劳动条件与工人的分离，它越来越作为他人的财产与工人相对立，使工人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因为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在资本的“生活本能”的驱使下，必然把工作日延长到最高界限，尽可能地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阶段，工人的生存不再是生产劳动的目的，一切都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多余的和没有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抛掉了为生活生产的形式，只有资本的量才是它的界限。因此，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大规模采用机器和科学技术，它不仅使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形态发生变化，而且导致工人人口相对过剩，产生一支绝对从属于资本的产业后备军，劳动供求规律仅适用于“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蕴含着“对抗性质”：“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至此，资本家昂首前行，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的“毕生的真正使命”是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以及实现解放的条件。《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是对“现实的历史”的理论自觉。“人类的当代使命, 决不仅仅是使人的‘独立性’奠基于对‘物的依赖性’, 而且必须使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 把‘物’的独立性真正地变成人的独立性即人的全面发展。”既然“抽象或观念”只是“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为了彻底摆脱抽象的统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这一“批判”不仅蕴含着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而且蕴含着“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现“人类解放”的“行动”。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通过揭示它的“经济运行规律”，把它“交给那个知道怎么使用它的人”，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鉴于此，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是“从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在决定性的观点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批判”，它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实现了“对现实的描述”，是科学认识，亦在“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揭示了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即《资本论》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精密科学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集中体现了作为“一门科学”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抑或作为“一门唯一的科学”的“历史科学”。
（作者简介：庄忠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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