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马克思在英国伦敦开始自己的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一直到1954年前后，马克思经历了一个直接占有原始资料的过程，其重要的成果就是《伦敦笔记》（London Hefte）。这一笔记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应该是与劳动价值论相关的“李嘉图笔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分两次写下了“李嘉图笔记Ⅱ—Ⅲ”以及《反思》和其他手稿文本。在这里，马克思通过李嘉图的货币理论深入到对其劳动价值论的初步思考，为下一步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创造了重要的前期思考线索；同时，马克思所面对的机器化大生产中剩余价值来源的“李嘉图难题”，促进了他在“工艺学笔记”中新的思考，这为下一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向度中的认识深化和相对剩余价值问题的解决，都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前提。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马克思在“李嘉图笔记Ⅱ—Ⅲ”中的关注点和可能的思想实验空间。
一、《伦敦笔记》中的“李嘉图笔记II—III”
从1850年9月始，马克思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场”，即再次对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因为在这里，他将开启自己原创性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恩格斯语）的理论探索进程，并形成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如果说，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暂短地停留于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而这一次，马克思则直接生活在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最发达的经济中心——伦敦。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中，马克思收集并利用了可能是当时欧洲最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将近1500种文献和资料，进而为他新的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深入思考服务。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少量手稿片断，其中标序号的有24本，大约1250页，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这些笔记大部分保留了下来，现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我已经对其进行过初步的文献分析，此不赘述。这一笔记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创立自己原创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原始资料群，因此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理论建构的直接思考前提。我的新认识在于，这也可以被视为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生成的缘起之处。在这些笔记中，文献的选择和整理本身就预示了马克思即将开始的思想实验的基本思路，而在摘录中写下的批注以及在笔记和笔记之间的一些手稿中，更让我们直接看到马克思下一步思想实验的最初构想和复杂构境脉络。显然，这一科学思想实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马克思多次遭遇方法论和理论构序中的难题和困境，但他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最终攀登到科学的顶峰。
《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本质的思考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一是他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存在于流通领域（“商业危机”），而根源于资产阶级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深刻矛盾之中。但是，面对蒲鲁东-格雷一类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者们，将消除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期望建立在对货币和信用领域的“改革”之上的迷误，马克思不得不同样从“商业流通”和“财富分配”层面开始他的理论分析。二是我们也能看到，从马克思笔记本身所关注的专题和思考点来看，他实际上更注重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及背后的机器生产条件下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增殖来源的双重“李嘉图难题”。也是在这里，马克思开始意识到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自明性研究前提的第二层面的物相化问题，即经济关系物相化。我将这一特定的经济物像批判称为第二层级的经济物相化透视。因为这是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第一层级物像透视之后，劳动活动和交换关系重新发生双重逆向对象化［商品交换中价值关系历史性地事物化（Ⅰ）颠倒为金银、铸币和纸币，重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关系事物化（Ⅱ）转换为机器、工具和厂房等］的经济物相化。这将是马克思在遭遇方法论危机之后，离开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的全新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的历史语境。并且，一个新任务已经近在咫尺：超越李嘉图，真正揭露资本家剥削的秘密，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必须建构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当然这也是他真正开始认清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是走向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个伟大理论发现的真正起步。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写下的“李嘉图笔记”的基本情况。
我们看到，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先后在第四笔记本（第55—61页）和第八笔记本（第19—65页）上，两次专门摘录和思考英文原版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1821），可以看到，在这里马克思的摘录是通过将英文转译为德文完成的。显然，马克思并不是初次遭遇李嘉图的这一文本，早在《巴黎笔记》中，他就在第四笔记本中摘录了法文版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李嘉图笔记Ⅰ），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人本主义话语构式中简单否定李嘉图的经济学，他在《巴黎笔记》中对李嘉图这一文本的关注焦点，通常是经济学语境之外的“非人道”性质。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会对比这同一文本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中摘录的差异性。仔细观察马克思《伦敦笔记》中这两次对李嘉图同一文本的摘录，我们会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构序逻辑。而《伦敦笔记》第四笔记本中的摘录的聚焦点是货币理论赋型，马克思还专门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书名后标识出“（货币学说）”［（Lehre vom Geld）］，我将这一笔记称《巴黎笔记》中“李嘉图笔记Ⅰ”之后的“李嘉图笔记Ⅱ”；而第八笔记本中的摘录则突然转换到一般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关注上来，我将其称为“李嘉图笔记Ⅲ”。我的推测，应该是在第七笔记本的《反思》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对货币理论开始有了新的想法，即李嘉图没有认真思考的货币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1880年写下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谈及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与李嘉图的差别时说：“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的本质（Wesen des Geldes）之间的任何联系。”在第七笔记本最后关于斯密的经济学摘录（Lehre über das Geld，1828）中，马克思更加意识到劳动价值论对自己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性，这会使他突然回到对李嘉图的相同主题的重新思考。
有趣的是，马克思的“李嘉图笔记Ⅲ”，是与对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770）一书的摘录交叉进行的。从文本的实际写作过程上看，马克思先是在第八笔记本的第7页写下了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书目，然后在第8—10页摘录了约翰·莫顿《论自然与财产的土壤》后，从第11—18页对斯图亚特一书进行了摘录，而从第19—21页开始摘录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然后，第22—28页再转回到对斯图亚特的摘录，第29—40页又是李嘉图；第41—42页是斯图亚特，第43—49页又是李嘉图；在插入对一个意大利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塞拉关于金银问题文献的摘录后，第52页是斯图亚特，第53页是李嘉图；第54—55页是斯图亚特，第56—65页是李嘉图；在插入一个对1845年《经济学家》杂志4—5月号的摘录后，从第68—77页又是斯图亚特。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参照性摘录。可能在马克思的笔记中，这也是鲜见的做法。前苏联编译者在翻译“李嘉图笔记Ⅲ”时，只是跳着选译了其中关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摘录部分。下面，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的思想实验过程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二、“李嘉图笔记Ⅱ”与经济物相化中的货币
在写于1850年12月的“李嘉图笔记Ⅱ”（“货币学说”）的专题摘录中，马克思此时关心的问题，主要是蒲鲁东-格雷在面对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时货币改革论的错误，所以他十分仔细地有选择地阅读和摘录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从摘录的文本看，他只是在第一章的第6页上简单停留，很快就跳到了第三章中的第77页。这样，马克思就完全略过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我也有一个假设：因为在1844年在“李嘉图笔记Ⅰ”中，马克思已经摘录过此书的第一章（第8—25页）和第二章（第57—68页），所以，马克思下意识地跳过了这一部分内容。
这里，马克思注意到，李嘉图认为 ，“作为一般流通手段”的贵金属——金银的价值变化取决于“劳动和机器的改进（Verbesserungen in der Arbeit und Maschinerie）”，这是说，货币的价值变化同时决定于工人劳动的改进和人之外的机器运作之改进。可李嘉图又提出，金银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取得金属并把它们运往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Totalquantit?t der Arbeit）”。这是明显的逻辑混乱。然而，马克思此时并没有留心经济学语境中货币（一般价值等价物）与劳动价值论的真实关联。其实，在李嘉图这里，已经是超出停留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差异性表述，因为，在之前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指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为：“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在这里，李嘉图则强调了劳动方式的改进，比如劳动分工和协作，这种改进本身看起来恰恰是与劳动者个体的直接劳动时间无关的；同时，与劳动方式改进并列的机器的改进已经成为价值构成的可变因素。这里，非主体的机器生产物相化中客观构序机制的改进对商品（货币）价值形成的关系，自然还是一个逻辑悬念。其实，这已经内含着后面马克思将发现的“李嘉图难题Ⅰ”。
马克思发现，李嘉图又说：“‘货币只充当一种尺度，用来表示相对价值（relative Werth）’，表示用一种商品去换另一种商品所付出的数量货币。”这意味着，货币的数量决定这种所谓的“相对价值”。马克思应该知道，李嘉图是将货币的本质指认为商品交换中发生的一种非直观的关系，可是，李嘉图并没有思考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并且，李嘉图在谈及商品的“自然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关系时，将工人的劳动活动与黄金和房屋等对象性的在场物性实在并称为商品，特别是，他将马克思已经透视为一种非物像生产关系的资本，再一次简单地直接等同于在场之物，因为他提到，“整个社会所能开展的全部工业活动，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资本（Capitals）的数量，即生产中所使用的原料、机器、食物、船舶（Rohmaterial, Maschinerie,Nahrung, Schiffen）等等的数量”。这里，资本成了与功能性生产活动相对的外部存在物。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中，这当然也是一种物像的误认。可是，这并非直观对象性实在中第一层级中的一般物相化，而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特有的第二层级的经济关系物相化的假象。然而，由于马克思还没有创立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所以，此时马克思还不能说明这种经济物相化背后的交换关系事物化颠倒的历史成因。从认识论层面看，历史认识论还无法透视这种新型物像与它被遮蔽的社会关系本质，批判认识论面临再次出场。
1851年3月，马克思先后写下了两个札记，分别为《关于李嘉图对土地税观点的评注》和《李嘉图著作名目索引草稿》，后者是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9—12章一些讨论主题的索引。之后，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七笔记本第48—52页写下的一个手稿《反思》（Reflection）。这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货币理论的重要反思，这一反思，第一次使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双重构境维度上真正转向货币背后的更加基始性的劳动价值论。这也意味着，从到场的金钱世界背后透视出不在场的充溢着工人血汗的劳动世界。也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构式的复杂颠倒和经济物相化的秘密机制，这促使马克思在方法论上基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创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
第一，先在的非物像资本关系。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格雷的“货币改良主义”的实质，还是建立在保留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幻想。“他们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他们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恰恰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的生产方式为基础（der jetzigen Weise der Production beruht）”。这当然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透视。马克思想强调，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货币制度，并非是永恒存在的东西，恰恰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上的复杂经济关系构式，可如果蒲鲁东-格雷的全部改革都是致力于消除流通领域呈现的可见矛盾，通过理想化的“货币体系”实现所谓的根本不触碰生产关系改变的社会变革，那么，他们的平等理想实际上就成了实现资产阶级虚假的自由平等的理想。而马克思在更深的层面上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隐藏在这交换领域的“表面的平等”现象背后，单纯的交换平等并没有改变“总的客观存在的阶级关系”，即工人与资本家的根本对立。马克思还透视到，这种交换本身就表明了“事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关系，这才使财富“具有资本的性质”。这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获得的资本关系场境与对象物赋型属性的新观点。我觉得，这恐怕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明确透视经济物相化的努力，因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蒲鲁东、格雷等人看到到场货币物的地方，马克思却发现这种特殊的到场之物也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因为，到场的货币物并不是它自身，它也不能简单地在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中，还原为消失的生产-劳动物相化活动和关系。因为在这种特殊经济物相化背后的资本关系已经是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颠倒的复杂结果。在认识论层面，到场之物不是它自身，也不能归基为在它物质实在上被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用在性，这将会开启认知对象的经验塑形和主观知性构式映现关系上的根本性转换。马克思认为，“进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的社会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的限制（bestimmte Weise und einen besondren Inhalt eingeschr?nkt）”。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Stoffwechsel（物质变换、物质代谢）一词，以说明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场境中日益复杂起来的经济物相化过程。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机器化工业大生产中，不仅有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产品的过程，也开始出现了科技物相化和机器对象化应用的复杂局面，而在商品-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了经济关系反向物相化为经济事物的颠倒物质转换现象。所以，这里马克思的Stoffwechsel（物质变换）一语的构境是十分复杂的关系场境。这正在接近一种科学的认识：资本是一种“事先存在”的决定性的社会关系的看法。正是资本关系产生着对商品和货币的“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的限制”，使社会定在基础的生产过程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历史变化，从而规制经济生活中的交换、分配等经济关系的性质。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秘密并不在于蒲鲁东、格雷所关注的商品（财富）流通中的交换关系，而在于资本关系支配和赋型下的生产过程。
第二，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物相化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危机及其变革方向。对于这种特殊的经济物相化的成因，马克思已经认识到，除去使用价值，“商品具有交换价值（Tauschwerth），交换价值必须有不同于商品的特殊存在（besondre Existenz）”。这就涉及到不可见的“交换价值”的特殊在场表现形式问题。如果说，商品物的使用价值是在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中呈现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可直观的效用性负熵关系，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则是交换关系客观抽象出来的非直观的一般价值关系，只是这种不可见的关系，在商品交易中必须通过重新反向对象化为在场物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构成了经济物相化活动的核心。应该指出，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出现的一般劳动生产物相化不同，这里的经济物相化从一开始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象的批判性证伪。这表明，不同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第一层级的一般物像错认，经济物相化反而是社会关系重新以对象化事物为自己的在场表现形式。实际上，这也就是对象性存在的货币（金银条块、铸币和纸币）不是它在物相化与境中的自身（使用价值），这种特殊的“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是以双重消失的方式表现了劳动交换关系的事物化颠倒性关系本质。显然，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双重消失”，恰恰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并不能有力透视的特殊显象，因为即便是将到场的货币物（第一重消失）透视为劳动塑形和构序的运动和用在性关系（制作铸币或印刷纸币的具体劳动），也无法真正科学地认识这种活动和关系经过交换中介重新再变为到场物性实在（第二重消失）的本质（抽象劳动）。这种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危机，应该也是促使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重新登场的迫切需求。马克思说：“没有货币，就没有雇佣劳动（Lohnarbeit），因而也就没有利润和处于另一种［社会］形式上的利息，因而也就没有不过是利润一部分的地租。”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推论，这里的雇佣劳动就是资产阶级特有的社会生产方式，以货币为外部经济物相化形式的财富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正是这种资本统治下的剥削关系的产物。可是，当收入转化为可见货币的经济物相化实在时，却直接遮蔽了工人获得工资（Lohn）的经济关系中发生的对工人劳动的经济剥削。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收入］转化为金银，抹杀和掩盖了阶级性质（Klassencharakter）。由此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面上的平等——撇开货币不谈。另一方面，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社会中，由此事实上造成了个人的实际的资产阶级平等——就他们拥有货币，而不管这种收入的来源（Einkommenquelle）而言”。这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剥削关系转换为抽象收入——利润、工资和地租，它们作为货币（金银、铸币和纸币等经济物相化后的在场物性实在），导致了作为收入的物性财富形式（在场的不在场中的“双重消失”）遮蔽了生成这种收入的真实来源——工人的劳动。在这里，马克思还专门引述罗马皇帝阿德里安的一句话：妓院税“没有臭味”。因为，如果站在历史认识论的实证视角中，从处于交换领域中的经济物相化的在场金钱上，我们自然看不到真实发生过的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关系场境，以及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财富的剥削关系。因为，
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besondre Charakter）消逝了，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Illusion），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
这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平等、自由和博爱”背后的经济物相化迷雾，当收入转化了货币的时候，复杂的劳动交换关系中内嵌的一切具体的物相化Charakter（特性）全都消逝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复杂的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消逝于抽象的“单纯进行购买活动的个人——“买家”（斯密的“人人都是商人”和赫斯的“小贩世界”）之中，而这里被遮蔽的东西，正是作为在场货币所隐匿起来的作为交换价值本质的不在场的劳动。这也意味着，在经济学上说明这一问题会是马克思彻底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地方。这导致，马克思开始意识到，所有问题的根基还是在于经济学中的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然而，只有从经济物相化迷雾的透视和机器化大生产的现实中科学地说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创立新的劳动价值理论，才有可能生成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剥削本质的真正基础。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却多次错过了劳动价值论。
其实，在1854年，马克思还专门写下了一个单独的加工性笔记：《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Bullion. Das vollendete Geldsystem，以下简称《金银条块》）。这是他对自己前7册笔记本中涉及的众多经济学家关于货币问题讨论的一种专题性的思考。在《金银条块》中，面对80多位作者，马克思对其中的52位作者的63本论著的观点做了比较性的研究，并概括了一些相近的主题，其他24位作者只留下了一些标题。在这一重要的比较性研究中，马克思写下了少量的一些评注。从手稿的内容来看，一方面是马克思认为，可以作为在货币问题研究上参考的重要理论观点，这种编排本身体现出科学的货币思想史线索；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明确指认为错误观点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然是马克思为自己以后研究中的理论批判所准备的。在这一手稿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进行一种学术资源的思考和再加工的努力。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我已经指出，手稿显示出马克思已经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他已经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将货币视为一种历史性的规定，虽然货币的诞生早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发生，但货币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支配下才真正成为普遍的东西，从本质上看，它不过是在经济物相化的外壳下隐蔽着的劳动交换关系。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物相化迷雾之下，人直接陷入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的奴役之中，货币以事物的形式与人们相对峙。这种对峙以表面的平等遮蔽了生产过程实际发生的剥削本质。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揭露资产阶级金钱拜物教的重要性，因为流通与货币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行的现象层面，并且是事物化颠倒的经济物相化表象。这可能会是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让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重新出场的逻辑出发点。这种新的认识，也使他能有力地批判蒲鲁东-格雷那种试图改革货币体制来实现的假社会主义。马克思以手稿的副标题“完成的货币体系”作为反讽。所以，马克思急迫地感到，需要重新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进行研究，而这一次的思考主题，则是经济物相化背后的劳动价值论。可能，这正是“李嘉图笔记Ⅲ”的基本逻辑回溯。
三、“李嘉图笔记Ⅲ”：劳动价值论与李嘉图难题
在第八笔记本上出现的“李嘉图笔记Ⅲ”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摘录，是从“李嘉图笔记II”中跳过的第一章重新开始的。首先，劳动价值论开始成为马克思此时经济学构境思考中直面的焦点问题。一上来，马克思就概括了李嘉图开篇对斯密《国富论》的这样一个引述：“某种物品的效用（Nützlichkeit eines Gegenstandes）和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Macht）：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value in use und value in exchange）”。在社会唯物主义的构境中，这两种“价值”显然都已经是非直观的“效用”和“能力”。其实，这正是入境于马克思一般物相化和经济物相化双重构境层的隐密入口。相比之《巴黎笔记》中的“李嘉图笔记Ⅰ”，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认真关注商品的两种不同属性，他也注意到，物品的效用性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基础，但它并不构成商品交换本身的尺度。以后，马克思会将其确定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从工艺学的视角将这种劳动物相化直接塑形和构序的用在性负熵视作深入理解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意向。李嘉图明确提出，决定交换价值的是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和它本身的“稀少性”，交换价值中的劳动量已经不是使用价值的效用，而是对劳动时间的抽象，而“稀少性”则是市场需求关系。其实，这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就已经看到的经济学家们通常指认的价值“二重性”。马克思被带入的构境层中，价值的“劳动量”和“稀少性”也都是非直观的关系性认知对象。所以，交换价值也会是一种商品与商品之间交换的“相对价值”，这里的相对性关系同时包含了劳动量和缺稀性。也是在这里，马克思再一次摘录了李嘉图这样一段经典表述：
确定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relative Werth）的，是在同一劳动时间（derselben Arbeitszeit）内所能生产的它们的不同数量，或者是相应地体现在它们中的劳动量（Quantit?t von Arbeit）。因而，只要这种劳动量增加，就提高了商品的价值（Werth der Waare），劳动量减少，就降低了商品的价值。
其实，在这段话之前，李嘉图在引述了斯密《国富论》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相关表述后，直接指认劳动是“一切东西交换价值的基础”，并且说，“这是政治经济学上一个极端重要的学说”。这可能是马克思第一次主动从正面遭遇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是在批判蒲鲁东的错误中涉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因为，在1844年《巴黎笔记》中的李嘉图笔记Ⅰ中，马克思摘录过这段表述，但却没有意识到它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在那里，他总想着用人本主义哲学话语跳出经济学的构式；而不久前的“李嘉图笔记Ⅱ”中，满脑子货币概念的马克思却直接跳过了这一表述。这里，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要弄清楚经济物相化迷雾中货币和资本的本质，李嘉图（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绕不过去的。马克思看到，李嘉图肯定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进一步将“同一劳动时间”作为商品相对价值中劳动量的支撑，或者说，“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由此细化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构式。马克思注意到，李嘉图已经看到，“劳动自然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要把不同行业的不同劳动小时加以比较是困难的”，但是“实践（Praxis）”会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李嘉图没有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马克思这里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水平，显然已经超出《哲学的贫困》。依阿尔都塞所指认的症候阅读法，马克思这里是读出了李嘉图的“空白”，即后者无法深入解决的问题。以后，这会是马克思提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划分，以及必要劳动时间概念的学术构序出发点。
当然，马克思也发现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存在着一些粗糙不堪的地方。比如，李嘉图认为，“在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In die Arbeit, die den Werth der Waaren bestimmt）中，包括为提供用于生产的资本所需的时间和劳动。还要算入把商品运到市场所需的劳动”。显然，李嘉图并没有理解斯密所确定的“生产性劳动”的意义，在前面的“李嘉图笔记Ⅱ”中，我们看到过他也曾经谈及金银的“价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最终“取决于取得金属并把它们运往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Totalquantit?t der Arbeit）”。他无法理解，从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的赋型中，如同这里所说的商品运输“劳动”一样，运送金银的劳动并不直接塑形金银本身的使用价值，只是通过位移增加它们的价值。然而，更复杂的是，金银的主要“价值”是所有商品的一般价值等价物（抽象劳动）经济物相化的表现形式。
其次，“李嘉图难题Ⅰ”：面对机器化大生产中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迷失。当然，马克思会接受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构式，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是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剥削本质的经济学入口。但是，他会更关注这一正确的经济学基石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地缺席于可见的近期经济学文献的表象中。马克思发现，一旦李嘉图讨论他所面对的当下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具体经济活动时，这个劳动价值论就会被悄悄遮蔽起来，商品、货币和资本与劳动本身的关系畸变为不同生产物质要素之间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看到，资本在李嘉图那里，被区分为“维持劳动的资本与投在机器、工具、厂房（Maschinerie, Werkzeuge, Geb?ude）上的资本”，资本买来的活劳动与资本作为对象性实物到场的机器、工具和厂房相对。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态度明显不同于《巴黎笔记》中的“李嘉图笔记Ⅰ”，那里，马克思已经看到李嘉图承认，“‘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李嘉图阐明，劳动包括价格的全部总和，因为资本也是劳动”。马克思愤怒地指责李嘉图是“见物不见人”的“犬儒主义”。到《1844年手稿》时，他则肯定“经济学中的路德”——斯密，因为后者确证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劳动。而在“李嘉图笔记Ⅲ”中，马克思在历史认识论的维度上已经意识到，之所以斯密能够坚守劳动价值论，与他的经济学现实基础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中的早期工场手工业生产相关，在那里，工人通过劳动物相化创制出产品的作用和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可是，马克思此时已经知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从根本上还是受制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他认为：
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是，虽然甚至亚·斯密和萨伊也还把劳动的某种一定产品（bestimmtes Product）看作［价值的］调节者，但他却到处把劳动、活动（Arbeit, die Th?tigkei）即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把产品，而是把生产即创造的行为（Akt des Schaffens）［当作调节者］。由此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在亚·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束缚（Naturbanden），还没有摆脱对象（Gegenstand）。在李嘉图那里，人处处要和自己的生产率（Productivit?t）打交道，在亚·斯密那里，人还在崇拜自己的创造物（Gesch?pf），所谈的还是某种规定（einen bestimmten），在他活动之外的状况（Zustand ausser seiner Th?tigkeit）。
这是一个十分生动和深刻的历史性对比。与斯密的时代不同，面对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机器化大生产过程的李嘉图，不再像斯密和萨伊一样，“还在崇拜自己的创造物”，停留于手工业生产中主体性爱多斯（eidos）实现出来劳动物相化塑形所面对的对象性产品，而更深一步看到了从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和生产活动的构序水平的提高，这就是机器化大生产中的客观“生产率”。这种客观生产率，已经不完全是斯密手工业生产中的主体性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生产率，而更多地是科技物相化关系场境中机器系统在非主体的物质生产塑形过程的单位产品的客观生产构序能力。关于这个不同于一般劳动生产物相化的科技物相化的复杂关系场境和运行机制，马克思在之后的“工艺学笔记”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中才真正透彻地理解。因为李嘉图深刻地看到了，“随着社会的进步，体现在资本中的劳动量的变化，会引起商品价值的很大变化”。这里的进步，是指新近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机器化工业大生产中“机器的改良（Verbe?rungen in der Maschinerie）、劳动分工和劳动分配（Theilung und Vertheilung der Arbeit）的改进、生产者在科学和技艺方面（science und art）熟练程度的提高”。今后，这将是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思考构序点。很显然，此处李嘉图眼中的“社会的进步”，都不是直观具体对象物的改变，而是马克思可以在非物像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透视的不可见的生产力构序水平的提高和功能性改变，机器生产的技术改良会提高客观生产率，劳动者在分工与协作中的改进会增加共同劳动的结合力，而科学与技艺熟练程度的提高则会改变生产构序的方式，这一切看起来与工人劳动并无直接关系的变化，将导致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降低，“节约使用劳动总是使商品的相对价值（relativen Werth）下降”，这样会直接改变商品价值中的劳动比重。在认识论层面，马克思以后会发现，进入到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社会历史主体创造性塑形和构序的前端，不再是体力劳动者感性物相化实践活动，而是转移到抽离于生产过程的非及物科学技术实验与研究活动中，由此，体力劳动者的劳作活动越来越成为没有创造性的惯性实践，原先劳动生产物相化中的工艺爱多斯（eidos），已经被客观抽象出来的科学技术中的“纯粹爱多斯”创制（poiesis）和抽象操作运演所取代。这样，实践主体与认知主体都被历史性地撕裂了。
我觉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充分肯定李嘉图已经透过表面的经济学概念逻辑，直接深入到资产阶级当代经济运动的生理学内部。马克思说：“这是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关联（innren Zusammenhang），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Physiologie des bürgerlichen Systems），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图式化的概念规定（schematisirenden Begriffsbestimmungen）。”显然，不同于后一种庸俗经济学的仅仅停留在经济表象上的做法，李嘉图的科学态度是彻底的。马克思意识到，李嘉图并非是简单地放弃劳动价值论，而是深刻地意识到在机器化大生产中劳动所创造的“交换价值”正在萎缩。我们可以看到，当萨伊批判斯密“忽视了自然要素和机器赋予商品的价值”时，李嘉图反驳说：“虽然自然要素和机器增加使用价值（因为它们使产品更加充裕，使人更加富裕），但是，并没有增加交换价值，因为对空气、热和水的利用不支付任何代价，因为它们是白白地完成它们的工作的。”换句话说，这也就意味着承认机器生产并不创造商品的价值，从而维护了劳动价值论的底线。可李嘉图不能理解的问题是，机器虽然不创造新的价值，但却转移了过去工人创造的劳动价值。这正是造成深刻的李嘉图坠入经济物相化、在劳动价值论上迷失的根本原因。那么，在机器化大生产进程中，能不能重新透视复杂的经济物相化、继续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成为马克思必须思考的“李嘉图难题Ⅰ”。这将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经济学思想实验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然，这还不是最难的问题。
其三，“李嘉图难题Ⅱ”：经济物相化迷雾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式上的平等交换假象。马克思跟着李嘉图，一步步走到一个新的问题面前，即资产阶级社会中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与资本家的交换。这也正是让激进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蒲鲁东、布雷滑倒的地方。在已经迷失于经济物相化的李嘉图那里，
既然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花的劳动的比例量，所以包含着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就可以互相交换。利润和工资只是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在原始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从而也是在原始商品所交换进来的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
这是典型的狸猫换太子的把戏。先是在抽象的劳动价值论中确定劳动创造价值，但在机器化大生产中却将资本家手中的商品的价值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工人的劳动，另一部分则成了资本家投在机器、工具和厂房等生产资料上的资本，这样，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就成了“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就可以互相交换”的体现。并且，工人拿到自己劳动商品的回报——工资，而资本家则获得了资本投入的回报——利润，一桩“正大光明”的平等交易就完成了。这正是李嘉图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合法性的核心逻辑。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完全转为科学技术物相化进程之后，资产阶级在经济制度合法性上更加“理直气壮起来”。因为，工人可见的体力劳动在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李嘉图难题Ⅰ—Ⅱ”都是一个可能被不断加深的当代难题。由此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革命起点的历史高度。对此，马克思气愤地说：“应当指出，这纯粹是有名无实的现象（da? die? rein nominell ist）。”这也就是说，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平等交易的经济关系，外显的在场经济物相化现象与不在场的真实的本质是不同的，而这一问题，没有现象学批判话语是无法透视的。因为，在李嘉图眼中，“资本是一国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由推动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组成”，食物和衣物是工人工资的消费对象，而原料和机器则是资本购买的生产条件。而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将“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了”，他不知道，资本不是物像显现中直接在场的物，这些物不仅仅只是它自身，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它们被赋型了一种支配性的生产关系。李嘉图无意间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属于资本家的这些到场的物性对象，本质上都是不在场的过去工人劳动的产物，他没有看到，作为“完成的死劳动（gethane todte Arbeit）是由活劳动（lebendige）决定的，因而死劳动所带来的利润（Profit）同样是由活劳动决定的”。这是说，即便是在李嘉图已经置身其中的机器化大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手中的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都是工人过去已经“完成的死劳动”的结晶，并且，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在新的生产过程中的运作，仍然是由活劳动推动的。请注意，这里马克思从机器、工具、厂房等对象物中透视出来劳动活动的本质，已经不仅仅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那个第一层级的物像批判，也不是实证科学原则中历史认识论能够透视的认知对象，因为，这必须是对劳动物相化活动再一次经济物相化的重新透视。马克思因此说，这种劳动（完成的死劳动）与工人活的劳动活动的自我交换，以及工资与利润同一源起之真相，在刚才那个经济物相化的“公平交易”中是不在场的。并且，
李嘉图在这里忽略了我们以前在考察他的价值规定时已经指出过的事实，即交换是价值规定的一个本质的条件。当然，资本家可以经常地同工人进行交换。但是，资本家只有当他交换工人的劳动产品能够带来利润时，他才肯同他进行交换。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李嘉图还遮蔽的一件事情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并非一种绝对等值的交换，如果这种交换不能使他额外获利，也就是说，如果资本家不能通过工人的劳动产品带来一个超出自己投入资本的余额（剩余价值Δ），那么，他是不会进行这种交换的。
马克思说，李嘉图在此实际上面临着一个资本增殖中的“余额”难题，比如手中拥有英磅的“资本家在生产中投入了100，而得到的是110的产品。因此，他在抵偿自己的一切费用之后，在他手里还留下10”。具体些说，“资本家在100当中，以30用于原料，20用于机器，50用于工资，然后把这100出售而得到110”。显然，一是机器和原料并不会自己增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二是这10镑也不可能产生于商业，因为，如果“他能在商业中得到100镑之外的10镑，只是因为他或另一个工厂主当初在生产中已经创造了这10镑”。人们不可能从商业活动的相互欺诈中无中生有地变出这10磅。马克思分析说，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着待分配的东西——有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可能有利润的不平等。因此，虽然个别的特殊利润可以由商业来说明，但商业却不能说明余额本身。如果提出关于整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余额问题，那么，这样的说明一开始就毫无意义。因为用资本家作为阶级自己窃取自己的说法，是决不能说明这一余额的。
这也就是说，不管是地主与资本家之间还是商人之间对利润的争夺，前提都只能是这一被争夺对象的客观存在。马克思说，李嘉图无法说明的余额只有一个来源：“余额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花费了20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10个等等工作日的产品”。当然，工人劳作20个工作日，“只得到值10个等等工作日的产品”，还只是资本家对工人绝对剩余价值的盘剥，更复杂的相对剩余价值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究。这是马克思必须进一步思考的“李嘉图难题Ⅱ”，即等值交换中多出来的财富（利润、地租与利息）。这个“多出来的财富”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合法地落入资本家的腰包的？它的科学答案，就是马克思下面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即将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我以为，“李嘉图笔记Ⅲ”中，已经内嵌着马克思即将发生的全部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主要线索。
最后，资产阶级社会生产中的客观矛盾。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相对于传统社会生活，资产阶级社会中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的目的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今天“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这就是说，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telos）根本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逐额外增殖的“交换价值”。这是之后马克思将要分析的一般物相化生产劳动向经济物相化的商品生产转化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社会的
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实际增长，是违背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价值增长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经常在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
这意味着，资本家从事生产的目的就是追逐更多的金钱或资本增殖，但是“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实际增长”，却未必符合每一个资本家的主观欲望，这就必然造成无序的生产和市场交换需求之间的矛盾，使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构式负熵活动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逆向熵增现象。在《巴黎笔记》中的“李嘉图笔记Ⅰ”中，马克思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学不仅碰到生产过剩和过度贫困的怪事，而且也碰到一方面是资本和它的使用方式的扩大以及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扩大而缺少生产机会的怪事”。这里，马克思也注意到，斯密和李嘉图都提出了解决无序生产造成市场上商品过剩的危机的办法，比如，“市场-交换者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失调，某个国家生产上的比例失调，把［资本］推向世界市场，也从一个市场推向另一个市场”。这也是早期资产阶级从事海外殖民主义的经济学缘起之一。但更深的追问会是：“谁强迫我们‘生产出过剩的谷物、呢绒和金属制品呢’？”
在“李嘉图笔记Ⅲ”的最后，马克思再一次回到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开头，他摘录了此书译文的第一段表述：
土地产品——联合运用劳动、机器和资本（Arbeit, Maschinerie und Capital）而从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品——要在社会三个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需资本的所有者、进行耕种的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全部土地产品以地租、利润和工资名义分配给其中每个阶级的比例是极不相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土地的实际肥力、资本积累（accumulation von Capital）和人口增长以及农业上使用的技能，机巧（skill, ingenuity）和工具（instruments）。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重新思考李嘉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马克思心里思考的问题当然会有很大的改变。他会仔细思量李嘉图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原来斯密开始的经济学图式在李嘉图这里有了一种无形的改变。早在1844年的《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就从《国富论》中摘录过斯密这样的表述：一是，“在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积累之前的原始状态（cet état primitif）下，整个劳动产品属于工人（le produit entier du travail appartient à l'ouvrier）。他既没有所有者也没有主人，必须与之分享（Il n'a ni propriétaire, ni ma?tre, avec qui il doive partager）”，这当然是指理想化状态中的手工业工人与他的产品的关系。二是，当土地所有制和资本积累出现之后，地租、利润和工资就成为占有土地的地主、拥有资本的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劳动对劳动产品的收入分配形式。而在李嘉图这里，土地、资本与劳动，变成了“劳动、机器和资本”在土地上取得的产品，斯密没有遭遇的机器生产是其中的关键词，并且，李嘉图自觉地指认，“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这些产品“以地租、利润和工资名义分配给”地主、资本家和劳动的比例是变动的，这种变动的决定性因素除了自然性的土地肥力、人口增长外，很关键的方面是资本积累和新近出现的资本家手中的机器生产的“技能，机巧和工具”，这些机器生产中的改变很少直接与工人相关。此时马克思已经明白，李嘉图经济学掩盖资产阶级经济剥削的经济物相化的成因是极其复杂的，他将在自己的经济学探索中面临的理论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求是学刊》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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