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序言中，马克思宣称：“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巴黎笔记》反映了马克思第一次直接面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文献时所进行的探索，在其中，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主要学说的批判和认识，与《1844年手稿》交相呼应，直观地反映出他此时在哲学方法论上所达到的水平，以及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所引发的转变过程。
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性质的初步判断
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一开始对萨伊进行摘录的评注中，对政治经济学做了这样的评论：“私有制是国民经济学不予论证的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却形成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没有私有制便没有财富；国民经济学按其实质来说是致富的科学。因此，没有私有制便没有政治经济学。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的。”此外，在摘录《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时马克思又写道：“政治经济学无非就是社会的经济（l'économie de la société）。（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这些自然规律和恒定规律的知识，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想知道生产财富的来源，因为它们旨在满足不断更新的需求。”从以上引文可以归纳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最初的三个判断：（1）私有财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但政治经济学未对之进行解释。这一观点在第一笔记本中得到展现。对私有财产的解释使马克思深入到劳动、异化劳动之中。（2）与私有财产相关，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发财致富的科学。（3）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规律，这一点应当是对萨伊观点的记录。在这三个判断中，第三个在此后马克思的文本中得到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在对李嘉图的摘录中，马克思同样指出了李嘉图对私有财产的无视，以及因此而陷入的无法解释的矛盾，即一方面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过度贫困同时共存的“怪事”：“李嘉图阐明，劳动包括价格的全部总和，因为资本也是劳动。萨伊在该书25页的注释中指出，李嘉图忘掉了并非无偿提供使用的资本和土地的利润。蒲鲁东由此正确地作出结论：凡是私有财产存在的地方，物的费用超过它的价值。这正是对私有者的贡赋。” “国民经济学不仅碰到生产过剩和过度贫困的怪事，而且也碰到一方面是资本和它的使用方式的扩大以及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扩大而缺少生产机会的怪事。”发现政治经济学在生产过剩和贫困这个问题上面临着无法解释的矛盾，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性质所得到的第四个判断。
《巴黎笔记》中的判断大多反映在同时期写作的《1844年手稿》中。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工资”部分，马克思集中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性。反复以“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的句式来揭示其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例如，按照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劳动的产品归工人所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实际上却只能得到供自身繁衍的最少部分。这样的一系列矛盾直接促使马克思开始讨论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问题。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中，对政治经济学性质的认识有所推进。马克思指出：“只有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的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在这里，马克思进而得到了政治经济学是现代工业的产物的认识。政治经济学不再将私有财产当作外在的东西，而是视作人的劳动，现代工业的产物。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用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而非当作“自然规律和恒定规律”的独立观点。
二、对劳动价值学说的批判
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自身矛盾的揭露，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抽象劳动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二是以工资平等作为社会革命目标的改良主义的错误在哪里。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体现在《巴黎笔记》中对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学说的抽象原则的批判上。需要指出的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必然要涉及对抽象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即货币形式的批判，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承认抽象劳动的历史特殊性和客观必然性，而非外在地在道德上对之加以批判，（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这一点在马克思一开始遭遇劳动价值论时还不能做到。
按照图片编者的考证，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之后，在《巴黎笔记》中摘录了李嘉图的著作，这一部分摘录也是《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在《穆勒摘要》之外集中发表评论较多的地方。马克思通过摘录李嘉图的著作作出判断，指出在国民经济学家眼里只有收入、利润、地租的意义而没有人的意义。“国民经济学所关心的仅仅是市场价格，所以这些产品便不再从它们的生产费用方面来考察，生产费用便不再从人的方面来考察，而是从肮脏的讨价还价的角度来考察整个生产。”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代表了国民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典型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萨伊和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的批判也只是同“国民经济学真理的犬儒主义表现”作斗争罢了。
将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抽象原则称作一种“犬儒主义”而加以批判是马克思“巴黎笔记”时期的一个标志。现代意义上的“犬儒主义”（Cynismus）概念出现在18世纪末期的法国，以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为标志进入到思想界。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揭示了启蒙道德和现实物质关系之间的矛盾，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精神”章以“异化了的精神的世界”为题，以《拉摩的侄儿》为对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显然是在这一思想氛围中的。为何李嘉图的学说是“国民经济学真理的犬儒主义表现”呢？因为在李嘉图真实而一贯的命题中，始终在逻辑上固守着与人的幸福无关、与道德无关的物质利益。犬儒主义的表现是劳动价值学说的真理、命题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民经济学本身引申不出任何在物质利益上的东西，在其视野中人只是生产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辛辣地嘲讽的，“按照李嘉图的这种看法，如果英国国王通过机器在全国获得同样收入，那么他就不需要英国人民的”。正因此，批判只能是外在的了：“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外，非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中。”此外，“李嘉图的命题有真正的意义：一国的纯收入不过是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同工人没有关系。国民经济学同工人的关系仅仅在于，工人是[产生]这些私人利益的机器”。“因为在国民经济学中，工人的天职不是消费而是生产。”在“李嘉图的摆脱一切人的幻想的国民经济学的犬儒主义（Cynismus）”之下，必然导致“对人的漠不关心”，从而正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批判的那样，李嘉图“把人变成了帽子”。
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对劳动价值学说的抽象原则的批判，在《1844年手稿》中得到了延续。在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认为，“把劳动提升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国民经济学的矛盾在于它从人的原则即从劳动出发，却实则彻底否定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并且，国民经济学还“把私有财产移入人自身的本质中”，也就是使人彻底受到经济原则的支配，从而“能够不再受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因此国民经济学最终必将抛弃伪善的外表，走向“十足的犬儒主义”。
在评述李嘉图著作的译者普雷沃的文章时，马克思继续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进行批判。普雷沃称赞李嘉图的科学方法以平均数为基础，而马克思则批判这种方法将个人抽象化、丢掉了现实生活。“人愈来愈被抽象掉，现实生活也愈来愈被抛在一边，而考察物质的、非人的财产的抽象运动。平均数是对各个现实的个人的真正侮辱、诽谤。”此外，马克思还从对李嘉图的批判中进一步揭示了整个现代制度被理性的、抽象的规律所统治：“国民经济学以其社会利益代替非社会利益的任意的假定以及通过类似它能搞这种假定的方式所证明的仅仅是：在现代制度中，理性的规律只有通过把现存关系的特殊性质抽象掉才能保持，或者说，规律仅仅以抽象的形式进行统治。”将人作为平均数，作为物来看待，将理性的、抽象的规律作为统治，这是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学说的抽象原则批判的继续。
此时，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学说的抽象原则所能做的更多是一种外在的道德化的批判。诚如朗西埃在《读〈资本论〉》的报告中所言，马克思在此时面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时，采取了一种“歧义”（Amphibology）性的阅读方式。从思想史上看，正是在李嘉图这里，劳动价值学说的抽象性达到了一个高度。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比如在亚当·斯密的学说中，经济学说和政治、道德学说还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到了李嘉图，则彻底丢掉了政治的、道德的内涵，将人“说成是无关紧要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而完全建立在纯粹的经济原则之上，从而陷入“十足的犬儒主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学说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如果像恩格斯所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路德”，那么李嘉图的学说中则充斥着犬儒主义。因为在李嘉图的学说中，将劳动价值的抽象当作了唯一的规律，从而在逻辑上拒斥了任何政治的、伦理的维度。经典意义上的现代犬儒主义就是为了面包而嘲讽一切道德。“对人的漠不关心”是此时马克思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最大批判。
与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马克思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还仅仅停留在表层上，他只看到了李嘉图的抽象，却没有看到这种抽象的合理性，更无法从内在的逻辑出发解释这种抽象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从这种态度出发，马克思此时也拒斥劳动价值论，将劳动价值论视作平均数、物、一般规律的统治，从而与异化劳动相结合，这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认识完全不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高点上建立起了对抽象劳动以及价值的科学理解，（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而准确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成为统治”的事实。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学说的抽象原则的看法有了质的变化，在这里马克思认识到了这种抽象方法的合理性，并且也在更高的水平上认识到了李嘉图在科学上的根本缺陷：“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使这个价值规定发生变形。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间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其实，马克思的跳过中间环节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的相互一致这一批评，也正是马克思对1844年时的自己所做的自我批评。
三、地租与地产问题：社会历史维度的浮现
如果说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学说的抽象方法的批判基本上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评判，那么马克思在《巴黎笔记》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上最重要的突破首先是通过地租和地产问题得出的。
在《巴黎笔记》对李嘉图的摘录中，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在地租问题上将土地自身的肥力和施加在土地之上的资本分开进行考察，因此对地租的理解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而没有将之放入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把土地本身的肥力同土地通过一定的设施即通过投于土地上的资本而产生的效果分开。一种愚蠢的区分。斯密正确地指出，用于改良[土地]的资本主要不是由[土地]所有者出的，因此他不能作为资本家(Capitalist)向改良的土地要求更高的租金。（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李嘉图作为地租的对象所谈的‘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力量’，是一种抽象。”在地租问题上，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引入社会关系的视角，这就是竞争：“李嘉图对土地也是这样认识的。因此，他认为：适耕地将会立即使劣等地辍耕。他忘记了竞争。” 马克思主张将地租乃至工资和利润比率的形成，都视作竞争的结果：“工资、地租和利润的自然率完全取决于习惯或垄断，归根结底取决于竞争，而不是由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性质中发展而来的。”
将竞争引入对地租问题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对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录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李嘉图的地租定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假定，需求一减少，马上就影响到地租，并且立刻就使相当数量的最劣等的耕地停止耕种。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定义忽略了竞争，而斯密的定义不包括肥沃程度。”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用竞争来说明三大阶层向两大阶级的转化，这其中的关键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合流，最终“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马克思此时使用的“竞争、私有财产的运动、资本运动的规律”所表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彻底改变地产的“浪漫主义”外观，打碎地产之上的领主的个性，将之变成商品，改变了领主与佃农之间的“直接政治性”和“温情”的一面，取而代之的是力求获得最大可能的收益的资本的统治：“最后，在这种竞争中，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因资本运动的规律而破产或兴起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地产的资本化，表现了“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和“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在《1844年手稿》第二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还继续讨论了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与地租的差别，乃至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动产之间的差别，都是“历史的差别”。马克思通过对地租、地产问题的讨论，已经以一种历史的视角描述了资本主义关系取代封建关系的过程，因为地产被资本所改造，阶级关系也日益简化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地租问题是马克思此时穿透政治经济学“工资、利润、地租”的形式，看到其中的矛盾性关联的重要入手点。这是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首先显露出的哲学方法上的关键进展。
对地租和地产问题的讨论，在第一笔记本之外还得到了延续。在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在讨论私有财产的关系时，继续讨论了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与地租的差别，乃至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动产之间的差别，都是“历史的差别”。对这二者之间历史性差别的强调非常重要，因为这再次显示出了在地产问题上的历史视角。在讨论中，马克思侧重强调的是作为“工业和运动的奇迹”的“现代之子”的动产较之于土地这一不动产所带来的历史变革，通过这一讨论，他得出如下结论：“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的、无价值的物质；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更进一步论述了工业力量对地产的改造，（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业的主体本质包含着地产的主体本质：“十分明显，那种与地产相对立的、即作为工业而确立下来的工业的主体本质一旦被理解，那么这种本质同时也包含着自己的那个对立面。因为正像工业包含着己被扬弃了的地产一样，工业的主体本质也同时包含着地产的主体本质。”“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通过梳理马克思在第二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中对地租和地产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在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对地租和地产问题的认识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使马克思认识到政治经济学传统中根据收入来源所区分的三大阶级，在资本的运动规律中“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这一研究结果促使马克思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私有财产之上，进而对私有财产的形成进行研究，所以才会形成以异化劳动来解释私有财产的观点。正因此，紧随第一笔记本“地租”部分之后，马克思就开始集中讨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对地租和地产问题的认识，展现出了一种历史的视角。它打碎了萦绕在地产之上的自然性、神秘性，在哲学上推动了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于自然问题的认识，使得马克思认识到自然是人的活动中介了的结果，（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也进一步推进了此时马克思的主体性原则的内涵。“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在《巴黎笔记》中开始面对并在《1844年手稿》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的地租与地产问题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理解展现出社会历史的维度，这一维度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理解。
四、社会历史维度浮现的直接结果：价值理论上的推进
在《巴黎笔记》的《穆勒摘要》中对于交换和货币问题的理解，正是对劳动价值学说的推进，是马克思社会历史视角的体现。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穆勒和李嘉图所谓的规律只是对偶然规律的固定化，而无法看到抽象规律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主义方法恰恰无法透过现象推导出本质性的抽象规律。“在谈到货币和金属价值这种平衡并把生产费用作为决定价值的惟一因素来描述时，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与最初遭遇劳动价值论时单纯地批判其“抽象原则”相比，（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始认识到抽象规律背后的现实运动，这是一个关键进展。
货币问题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关键入口。马克思肯定了穆勒将货币称为“交换的中介”，因为“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那么货币的本质又是什么呢？马克思此时的理解是：“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需要指出的是，这不应当被理解为赫斯意义上的货币异化或者交换异化思想，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并非是从抽象的人的本质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社会的语境出发，看到社会的活动过程表现为一种货币的物象，这已经接近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经济学范畴的理解了。
货币是人活动外化出的中介，但关键的是，这种外化不再是人的类本质的外化，而是人的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物”，是“物的相互关系本身”。马克思借用基督的三段论来表述货币，从而指出正如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货币是外化的私有财产和外化的社会。货币和私有财产与社会有着本质的联系。正因此，马克思接下来追问：“为什么私有财产必然发展到货币呢？这是因为人作为喜爱交往的存在物必然发展到交换，因为交换——在存在着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必然发展到价值。其实，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货币才是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货币正是取代人的关系的物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了货币主义只从经验感性上相信贵金属的绝对价值，将对它的占有视作唯一财富，而国民经济学家的进步之处则在于，他们 “具有一种抽象能力，使他能在所有的商品形式中看到货币这种存在，从而不相信货币的官方的金属存在的专有价值。——货币的金属存在仅仅是贯穿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生产环节和一切运动中的货币灵魂的官方的、可感知的表现”。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与《巴黎笔记》中一开始马克思简单地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在劳动价值论上的“抽象原则”的“反人性”不同，在这里，马克思反而肯定了国民经济学家这种抽象能力的可取之处，使其能够理解货币是资产阶级社会一切生产环节和一切运动中的感性“形式”和“表现”，从而把握住了货币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尽管此时马克思还远不能将这种本质说清楚，但他显然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在后文中马克思开始更加清楚地在社会的层面上来理解类，甚至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das wahre Gemeinwesen der Menschen）”这样高度接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表述了，而且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也指出，这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产物。……人——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都是这种存在物”。这种哲学观上的推进最终体现在马克思对价值更为清楚的认识上，即价值是私有财产的外化以及在相互关系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客观存在的表现，它以交换价值即货币形式为表现。（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私有财产之所以成为私有财产就在于相互外化或相互异化，这一相互外化的过程就使得私有财产脱离了占有者的个性和私人意义，而成为客观的存在；进一步，私有财产之间相互代替，来作为另一私有财产的代表，从而相互作为异在的替代物而发生关系，这样“私有财产本身的存在就成了它作为代替物，作为等价物的存在。现在，它不表现为同自身的直接统一，只表现为同某个他物的关系”。最终，私有财产“成了价值并且直接成了交换价值。它的作为价值的存在是它自身的另一种不同于它的直接存在的、外在于它的特殊本质的、外化的规定，某种仅仅是相对的存在” 。我们发现，如果在这里将仍处于较为抽象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概念替换为马克思成熟时期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起点的“商品”概念，那么，马克思在这里对价值的本质的叙述过程就已经非常接近于《资本论》第一篇中的思路了。正因为如此，东德学者图赫舍雷尔在研究《巴黎笔记》时才会指出：“马克思在其他场合也表述了这样的思想：进行交换的人与人之间的媒介运动不是人的关系，而是私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这种抽象关系就是价值。但是，作为价值，价值的实际存在，即‘这种关系的自为存在’就是货币。马克思虽然是以一种还很一般的方式，但他终究已经在《札记》中天才地指出了商品生产和货币之间内在的、绝不只是形式上的、而且是本质上的联系，因而为创立他的货币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我们有信心认为，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就已经超越了《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中强烈的人本主义立场，而开始认识到价值所具有的客观的、以物的形式特别是货币形式为表现的社会关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它体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探索所获得的哲学上的社会历史性维度及其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上的运用。当然，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这一进展距离形成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科学的体系化的观点，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无疑是从劳动价值学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引申出来的；但它肯定不是从劳动价值学说本身引申出来的逻辑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彻底的哲学革命，方才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坚实的逻辑起点上实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超越。
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第一次独立地面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对于理解现代社会本质规律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探索尤为清楚地显示出了他进入政治经济学话语领域时的青涩，但同时也展露出其思想的锐利锋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他的哲学探索之间的关系在《巴黎笔记》和与之密切相关的《1844年手稿》中得到了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体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生长，而哲学方法上的自觉和突破，又将决定性地反过来让马克思更为有力地驾驭政治经济学。（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只是外在地对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进行判断，站在一种伦理的高点上批判劳动价值论的抽象性，到通过对政治经济学中地租与地产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已经开始尝试将历史的分析视角与政治经济学问题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又重新使得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上向前推进了一步，能够在《穆勒摘要》中对货币作出更深一层的批判，并在对价值的理解上超越了简单地将其斥作非人的抽象原则，而是看到了价值的客观社会建构性。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到，在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正式遭遇政治经济学文献时的判断和思考背后的正处于激变之中的哲学思想。
（作者简介：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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