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七一”重要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根本原因。在“能”“好”“行”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行”具有“归根到底”的意义与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作用，从历史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重视理论学习与理论教育的经验，指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事情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号召全党原原本本地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滋养，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性和根本性意义。对此，学界已从如何理解“看家本领”，掌握“看家本领”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路径，以及坚守“看家本领”的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和分析，但仍需进一步对“看家本领”背后蕴含的逻辑必然性予以探明，进而揭示这一论断所具有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一、继承“学哲学、用哲学”优良传统的历史必然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坚守了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开端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优势，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提升全党理论思维水平，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现实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这是承继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学哲学、用哲学”优良传统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优势，这一理论优势要求共产党人以自觉的意识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为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提供了前提和条件，马恩经典作家向来期望他们所推动建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坚持学习与运用“新世界观”，以推进共产主义事业持续向前。对此，恩格斯曾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予以详细说明。他不仅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德国工人党所奠立的理论基础，并形象地以“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在德国工人党形成理论、制定策略和展开行动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根据作用，进而直接点出了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共产党相较于其他政党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共产党具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此“理论基础”使共产党人跳脱出固有思维即“观念决定物质”的传统，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合理路径观察社会、分析问题，进而使以科学的革命理论与策略促成实践的发展成为可能。而要实现这一切，只能是立足于“宁静从事研究工作”，即踏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实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尽管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及其之于以往哲学的超越性，使得立足其上的共产党具备了天然的理论优势，但这并不能成为共产党人轻视乃至忽视理论学习的借口和说辞，因为理论思维作为与生俱来的个人才能需要予以发展和培养，而这除了从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哲学思维成果中汲取营养以外别无他法[5]，共产党人应当通过不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维持以至扩大自身的优势。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积极运用自身理论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家展开思想交锋，同时主动在学习中发现、反思自身理论的不足，以实践情况为基准将不合时宜之处予以发展和补充。马克思、恩格斯以实际行动为后来的共产党人塑造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和风气。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的密切关联来看，俄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示范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俄国社会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为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提供“认识工具”的重要意义，主张在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运用其分析并解决俄国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俄国共产党不仅通过积极翻译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原著，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经典文本基础，而且组织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式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教育和武装全党，在当时的条件下推动了苏俄社会主义实践。从马克思、恩格斯到苏俄共产党所塑造的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风气，影响并裨益于中国共产党形成“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与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自觉意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上的教育和武装功能，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的过程中，形成了“学哲学、用哲学”的“好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奠基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其在实践中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与现实实际结合，重视全党的理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作用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发挥其根基作用的过程中建构了“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部分地可以看作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发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内容所起着的“吾党哲学的根据”作用，并将之运用于组织、领导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性成果。因学习、运用唯物史观成功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意义，不仅体现为从外部的革命需要上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气象，而且表明作为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成果的中国共产党，必定又会要求在内部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与运用。伴随中国革命实践的推进，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党内频繁显现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象，迫使中国共产党愈加清楚地认定，思想问题的出现是背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必然结果，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对思想问题予以彻底根除。而正是由于这一正确认识以及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共产党“学哲学、用哲学”的意识触动，《实践论》《矛盾论》才得以在毛泽东同志学习党内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中国革命实践正反经验中生成。“两论”既是中国共产党“学哲学、用哲学”的直接成果，也意味着建构“学哲学、用哲学”的意识从自发走向自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动选择，这一建构意识的积极变化使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不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了内在连续性。就此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次全民“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内在联系性所引发的效应，而改革开放以后由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拨乱反正”以及他们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进而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从本质上来看，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使然。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党内问题思想根源的揭示及其根本解决，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全民“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反省历史并总结重要原则———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内部历时性地形成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连续性共识即“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在中央政治局组织开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专题的集体学习，正是在领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视哲学理论学习、指导和教育的有益经验，发掘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内在连续性，进而使继承“学哲学、用哲学”优良传统成为历史必然。
二、解决新时代改革发展问题的现实必然
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既非传统文化的直接延续，也非经典语录的简单运用，更非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现代化实践的复制、模仿，没有既成的套路和模式可以适用。这不仅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工作者理应立足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以发掘新材料、建构新理论为新时代“正在做的事情”提供智力支撑，而且意味着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人，想要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哲学思维层面为彻底化解现实问题提供力量。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质上是对现实的抽象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层面对资本主义时代现实问题的予以理解和解决的客观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日渐暴露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无产阶级为典型的人类生存状况的日益恶化，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力图从哲学层面对他们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予以根本求解。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创新，为我们能够以历史的视野和辩证的思维审视当代中国改革发展问题提供根本遵循，但其作为人的思维成果，又必然服务于各个历史时代的实践需要，即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予我们以全新思维、视野、态度和方式观察社会的同时，它又作为一种能够提供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观点的理论工具而被现实所要求和限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当下所从事的事业，从根本上来说是致力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实践相遇、融合的百年历史进程中，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分析、解决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直接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下所从事的工作为中心”的现实导向或现实逻辑。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是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实践问题之解决的现实逻辑的揭示。从不断发展的实践来看，这一现实逻辑既具有普遍性，也存在特殊性。普遍性在于这一现实逻辑贯穿于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而肇始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即是说，无论时代如何变幻、变幻的程度如何，对实际存在的问题予以分析和解答始终是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导向;特殊性则在于时代变幻所带来的现实问题的差异，不仅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用及程度，而且决定了问题分析过程的不同和答案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始终能够发挥较为显著的思维引领和观念变革功能，其中的原因绝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证伪”或是“过时”，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性使然———在一般的历史时期它总是以潜在的状态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才以对现实问题的精准把握和本质理解表明自身的真实存在。
在中国语境与实践中，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核心，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各个重要历史变革期所遭遇的实践问题都要求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问题的“精准把握和本质理解”能力。诞生、成长于中国社会土壤并服务于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为分析与破解“各种实际问题”而进行理论学习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存在的诸如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认识问题、革命道路的理论构思与实践开辟问题及其错误解答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难以推进，这一切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予以回应与解答。中国共产党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病理学”功能，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病症”予以诊断与医治，基于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存在基础及其上层结构的本质性理解，中国共产党得以实质性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刚刚结束由“阶级斗争”所引发的十年社会动荡，现代化发展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思想病创的认识论功能和指引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功能被重新激发。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在关于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上的问题予以正本清源，使困扰与阻碍现代化建设实践展开的思想认识障碍得以根本解决。在思想解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与建构功能得以在现实中敞开，系列关涉改革开放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发与指导下被予以化解，中国共产党在客观把握与明晰时代主题下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起点的改革开放进程具有了现实可能性。这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与方法对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破解。
新时代既立足于改革开放所实现的“世所瞩目”的“中国”奇迹，也面临伴随发展而来并逐渐累积的新问题和“硬骨头”。没有深刻的理论指导，实践的发展必然止步不前;中国共产党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需理论思维助其夺取新成就，应该以自觉意识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变革社会中的根本功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是基于求解新时代改革发展问题的现实必然。
第一，新时代改革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需要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与武装功能，以强固全党的唯物主义信仰和全社会的改革意志，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信心经历过极其颠簸的起伏，它曾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沉沦状态中陷入谷底、甚至消解，又因新中国的建立而得以走向重建之路，而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而推进的改革开放实践中，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问题和障碍的破解，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的巨大丰富，又使“以改革促发展”的自信心得以在这一世所瞩目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史无前例的生长;但随着容易解决的表层问题数量的相对减少以及改革领域的不断拓展，难以化解的深层次难题和改革的阻力也急剧增加，中国共产党将此类问题作为改革的重点和主攻方向，必然意味着改革的进度和效果的放缓乃至迟滞，由此便可能引发党内外对继续改革、深化改革的迟疑甚至否定。维持长久以来建立的改革勇气和信心呼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的唯物主义武装全党，通过对改革的必然性、可能性、规律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和辩证唯物主义澄明，强固改革开放“始终在途中”的认识，增强全党改革信心、坚定深化改革的精神信仰。
第二，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期，需要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作用建构新的改革哲学，以提高全党解决改革发展问题的能力和本领。由改革之初的历史境况所决定，中国共产党曾将其领导改革发展的基本思路形象地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自主生发的改革哲学，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显然与其存在不可忽视的关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拓展领导干部的发展思路和视野更加具有紧迫性:改革开放所累积的发展成果已然使中国社会由绝对贫穷走向整体小康，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由整体小康转向全面小康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征程中，面对和必然遭遇的问题已从单一性的、局部性的转变为联系性的、全局性的顽疾。此时的改革不仅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特点，而且改革的随意性、偶然性大大减少，社会诸领域所呈现的问题并非能够单纯依靠直觉便可加以化解。这都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是向前深入发展，越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辩证思维能力”提出高要求，带有盲目性的“摸索式”改革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当今改革的实际需要，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赋予的强大哲学思维能力从整体上对改革予以把控，在反思、总结既有改革经验和思路的基础上，以“全面”的视野统揽新时代改革的问题域，以“辩证”的方法厘清新时代改革的重难点，以“发展”的眼光观察和审视新时代改革的走向脉络，借此超脱“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思路，在“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双线并行中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问题。
第三，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需要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对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予以辨析与导向，以牢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助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意识形态的问题因其所具有的思想牵引作用始终关涉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它的重要性一如马克思所言，意识形态的瓦解可被视为一个时代在观念上的终结。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各个时期的实践斗争的同时，无一例外地都极端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批判与纠正党内外的各种错误思想观念或“主义”理念成为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另一条主线。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洞彻和批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才得以持续发展至今。“新时代”这一新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的标注，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看得见的改革实践进入新的阶段，而且预示着看不见的斗争领域也必然面临新局面和新情况:在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将中国社会裹挟进意识形态纷涌的世界舞台之中的现实背景下，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正严重威胁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防范力、统摄力和引导力。因而，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境遇中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对各种意识形态的哲学基底予以揭批，以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引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进而助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事业。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必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根本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与哲学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丰富的理论、实践成果正是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和理论指导而实现的。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肩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责任。而要完成好这一重任，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普遍、长久作用的认识原则与方法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和内在根据，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和哲学依据。新时代是需要思想、理论也必定产生思想、理论的时代，它们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的，而这又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具有方法论本质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根据而存在。从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规定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内容而存在的，正是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才得以诞生，并最终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这不仅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具有实质性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包括俄国化、中国化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发挥着根基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赖于首先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或发挥何种功能?这并非是不证自明的问题，而是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在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内容中的根据作用，推动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具备了理论上的逻辑先在性或优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依据而存在的。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而言，由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根本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等一般的原则、方法在中国予以“具体化”，诸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原理原则”“观点”“方法”进行革命等表述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具有指向性，其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和方向。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依据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要件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解决长期存在于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在毛泽东看来，教条主义者并非不懂、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是“原封不动”地以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为“根据”去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但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秘密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句，不加辨别地套用原典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应被当作“合用的”工具，而这只有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论断、话语背后所蕴藏的思维方法的发掘和理解才有可能。因此，毛泽东指明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正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以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思维观察和审视革命形势的结果。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期望以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的必然，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内容与方法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过程，中国化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都有其立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具有根本性地位。毛泽东思想依赖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奠立的哲学基础，而这一基础的建立得益于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钻研和实际运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其立场和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反思革命问题、构思革命策略，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实事求是”毋宁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不如说它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和贯彻，直接为中国共产党总结新中国历史、思索改革问题、谋划发展前景，进而开辟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哲学根据和根本方法。正如有论者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时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它在逻辑链条上，是这一理论体系所实现的一系列突破的认识前提;在认识序列上，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最高认识层次和理论升华。如果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实践引起了中国的巨变，那么这一理论的哲学思想则是引导这一巨变的前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具体内容相适应的发展成果，因其所涉内容的具体性和确定性而存在有限的指导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具有的“一般的认识原则和方法的指导意义则是普遍而持久的”。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推进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存在中国化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项不能终结的命题。由马克思创立的理论无法在其生成的原初语境和历史条件中对世界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全部问题予以解决，俄国的问题需要由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予以化解，中国的问题则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予以破解。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具有各自的历史特点，革命时代需要带有“革命”色彩的中国化，改革开放时期需要带有“改革”“开放”特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有连续性，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归因于理论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起着的“本源”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得以产生的理论根源或根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大本大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可归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这一进程的展开和推进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理论思维。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实践的展开提供理论上的构思，并从哲学层面反思中国问题、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这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也必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原则和方法指导上的普遍而持久作用，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具有“新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必然，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理论结晶必然凝聚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理论表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共产党的哲学根据和理论优势所在，无论历史是否远去、现实如何变幻、理论如何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掌握的“看家本领”。在新时代，我们理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的那样，要在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切实地运用其指导当下的伟大社会革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作者：刘同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田，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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