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性著作，从1899年传入中国至今已经超过百年，汉译本数量达23种之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宣言》在中国的传播逐渐实现了从单纯翻译到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转变，《宣言》文本语言也更加“中国化”。靳书君等学者先后对《宣言》中“所有制”“生产力”“人民”“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等概念进行了疏义和考证，指出“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生活化到理论化、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逐步完善的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将译本的历史性内容与当代性阐释结合起来，分析译入语的语境、时代主题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变迁等因素，撷取出创生于社会实践的、可以解决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与大众心理暗示相契合的中国化表达，才能准确对接马克思在文本中所指涉的思想原则、基本观点和价值诉求。因此，对《宣言》重要术语相关译词如何产生、经历了哪些改造、又形成了哪些新的语义等历史轨迹的考察，本身就是还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生成、延续与创新的过程。研究重要译词的变迁，提炼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和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产阶级”（bourgeoisie）一词不但在《宣言》中，而且在《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多部经典著作汉译本中被广泛使用，它的产生和语义流转具有较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实践特征。“资产阶级”的对译词从最初的“绅士”“绅士阀”“豪右”“有产者”，到后来固定为“资产者”“资产阶级”，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资产阶级”的语义也在不断延展，曾出现过“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阶段性高频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概念的理解从片面到全面、从吸收融入到创新拓展的积极探索。
一、“资产阶级”相关译词的溯源
“资产阶级”是一个复合词，即“资”“产”和“阶级”三部分的组合，目前对该词的研究散见于部分专著和论文中。根据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Lippert）的考证，“资”“产”和“阶级”在中国古汉语中都曾出现，但意思与今天大不相同。“资”主要指“财产”“物品”，“产”是“生产”的意思，“阶级”主要指“台阶”或“官衔等级”，“资”“产”和“阶级”拆开后可以独立表达完整的意思。目前，“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术语，在《宣言》中被定义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这一译词在《宣言》汉译本中何时被固定使用？如何理解其语义背后的深刻内涵？需要同时对其关联术语译词的源流进行考证。众所周知，日本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三个主要渠道之一，鉴于《宣言》首个汉语全译本主要参考借鉴了日译本，因此这一部分对“资产阶级”相关译词的溯源也将主要进行中日比照性研究。
（一）资本(capital)
“资本”是中国本土词汇还是日语的外来词？王立达、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等将“资本”一词视为日语翻译印欧语时用汉字构成的新词，李博（WolfgangLippert）和徐天娜等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这一词语理解为从日语借用的外来词。李博（WolfgangLippert）给出的证据是：1871年罗存德编著的《汉英字典》、1874年卫三畏编写的《汉英韵府》、1882年邝其照编写的《华英字典集成》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一词。徐天娜同样从中国较早的三部汉英词典中找到“资本”这一汉语词汇，这三部汉英词典的前两本与李博（WolfgangLippert）相同，后一本用1872年卢公明编写的《英华萃林韵府》代替。笔者认为，以上两位学者列举的词典出版时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还未对近代中国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从出现的时间判断“资本”是中国自我生成的本土词汇。然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持有人通过雇佣劳动，使资本增值，产生剩余价值”之义进行使用的，日本应该更早一些，因为1899年福井准造的著作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了“资本为强夺之结果”，把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解读“资本”政治特性的深层意涵阐释出来了。综合以上信息，“资本”一词最早产生于中国，后经日本再传入中国后，增加了其政治意涵，成为具有批判色彩的政治经济学专门术语。
（二）资本家（capitalist）
“资本家”是“资本”的派生词，它的生成比“资本”略晚。李博（WolfgangLippert）指出，1887年岛田丰的《附音插图和译英字汇》中首次出现了capitalist的对应译词“资本家”，指从事资本活动的人或资本的占有者。1893年深井英五在《现时之社会主义》中介绍社会主义流派及其政治主张时开始使用这一译词，后来被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所接受，1906年在《社会主义研究》第一号上发表的《宣言》日译本中使用了“资本家”的译法。因为幸德秋水、堺利彦的《宣言》日译本是首个汉语全译本的主要参考底本，据此可推测《宣言》汉译本中“资本家”译词的选择应该也是受日语的影响。
（三）资产者（bourgeois）
德文资产者bugerliche一词源出法文，早期指中世纪的城市市民，后来特指雇主或雇主阶层。在《宣言》中，马克思主要使用了资产者（bourgeois）或资产阶级（bourgeoisie），使用资本家（capitalist）的次数较少。关于“资产者”与“资本家”的区别，张一兵指出，19世纪50年代末以后，马克思赋予“资本家”一词明确含义之后，用“资本家”这个更为科学的术语替换了“资产者”，即“资本家”是对资本生产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雷蒙认为，“Kapitalist”被用来描述一种生产模式，体现的是经济领域中的雇佣关系，而“Bourgeois”则被用来描述一种社会形态。沈越也在论文中表达了资产者是资本家的社会身份，资本家是资产者的经济身份的主张。笔者对《宣言》中两词出现的场合进行对比，发现“资产者”是与“无产者”相对的词，而“资本家”是与“雇佣工人”相对的词，雷蒙和沈越的观点较为接近马克思在《宣言》中的真实意思表达。此外，因为汉语很少直接在名词后面加“者”，除了《宣言》等经典著作仍然采用“资产者”这种固定表述之外，当前无论是公文文书中还是学术刊物里都很少看到“资产者”这种表达方式，bourgeois的对译词基本上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替代。
（四）资产阶级（bourgeoisie）
从bourgeoisie的词性看，这是一个抽象性名词，表示多个“资产者”的集合。在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译著中，“资产阶级”与“资产者”是直接混用的，但使用“资产阶级”的频次更多一些。对比中日不同时期《宣言》译本对bourgeoisie的翻译可以发现，早期汉语全译本借用了日语译本的“有产阶级”，后来调整为更加准确的新译词“资产阶级”；而《宣言》日译本中bourgeoisie的对译词从最初的“绅士阀”“有产阶级”，调整为当前的片假名音译“布尔乔亚”。一个是在意译基础上对bourgeoisie从经济属性到政治属性的挖掘，一个是从追求阐释性的意译表达回归到追求准确性的音译表达，可见凝聚了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走向了语义的扩展和引申，而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向学院式、学理性阐释的方向发展。
二、“资产阶级”相关译词的变迁
将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思想准确传递给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差异巨大的各国无产阶级，离不开社会主义者对经典作家著述的反复揣度和精益求精的翻译和介绍。从《宣言》首个汉语全译本到中央编译局系统化定译本，表达“资产阶级”之意的译词经过了多次调整。
“翻译作为一种话语的言说方式，在其存在的样态中不仅体现为‘说什么’，同时也体现为‘谁在说’‘以什么方式说’‘对谁说’。”对《宣言》翻译底本及代表性汉译本中“资产阶级”译词的比较可知，译者在选择对等词时，除了尽可能准确地甄别文本词义，还要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情景、本国文化语境等因素及时调整，使之更加符合中国实际需要。
（一）“有产者”和“有产阶级”译词的选择及意义建构
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在早期传播阶段深受日本影响。在《宣言》汉译本中，有些术语借用自日语，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被赋予更多意涵，如“共产党”；有些术语仅是从日语中暂时借用，后又被其他新术语所代替，“资产阶级”即属于后者。陈望道译本（1920）虽然主要以幸德秋水和堺利彦译本（1906）为翻译底本，但在“资产阶级”相关译词的使用上没有“挪用”该译本中的“绅士”和“绅士阀”，而是选择了“有产者”和“有产阶级”两个新译词。
汉语中本来就有“绅士”的表达方式，指旧时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在使用时加入了贬义成分，特指“自私自利、思想卑微的上等社会”，早期汉译本借用了这一译词（如民鸣译本）。但“绅士”与马克思所表达的“资产者”的性质相差甚远，后来的译者进行了调整，如宋教仁使用了“富绅”，朱执信使用了“豪右”。“有产者”是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中最早使用的，这一译词来自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于1919年翻译的《宣言》译本，被早期经典著作汉译者所接受，陈望道译本就使用了这一译法。这说明陈望道在翻译这一词语时考虑到中文语境和马克思在原文中的原意指涉，以更能够解释原文的目的进行了重新选择。
然而，陈望道译本对“资产阶级”译词的处理仍然存在不足：1.虽然开始使用新译词，但还未完全摆脱日译本的影响。译本中对应bourgeois的翻译除了“有产者”之外，还有“资本家”“绅商”（1次）“财主”（1次）“富豪”（2次）等，这些译词都可以在日译本中找到相应的日语汉字。2.该译本对bourgeoisie一词的翻译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一致。第一、第二章主要使用了“有产阶级”来翻译，第三、第四章则使用了“资本阶级”来翻译。可见作为第一个汉语全译本的译者，陈望道在翻译《宣言》时对某些重要术语的把控还未能做到前后如一，仍然存在拿捏不定、反复斟酌之感。
（二）“资产者”和“资产阶级”译词的调整与固定
继陈望道译本之后，华岗译本（1930）沿用“有产者”和“有产阶级”翻译bourgeois和bourgeoisie，除了将陈望道译本中使用“绅商”的地方改为“资本家”，未对该译词的其他地方做改动。
相比较而言，成仿吾、徐冰译本（1938）对bourgeois的译词调整较大，删除了“财主”和“富豪”，保留“有产者”，并增加“资产阶级”的新译法，但在成仿吾、徐冰译本（1938）中仍然可见多处“有产者”和“资产阶级”交叉混用的情况；对bourgeoisie的翻译则从“有产阶级”直接调整为“资产阶级”。该译本的译词变化表明这一阶段《宣言》译者已经意识到bourgeois和bourgeoisie所包含的“用财产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政治批判特征，更加突出资产占有状况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剥削性，不再仅仅局限于“有财产”等具象层面。当然，译词调整上的突破也与首次使用德文原文作为翻译底本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原初语境中解读《宣言》有助于对文本重要术语内涵的全面把握。
陈寿石译本（1945）统一用“资产阶级”翻译bourgeois和bourgeoisie，删除了成仿吾、徐冰译本（1938）中与“资产阶级”交叉混用的“有产者”译法。
博古译本（1948）开始用“资产者”翻译bourgeois，延用“资产阶级”翻译bourgeoisie，重视bourgeois和bourgeoisie词义上的细微差别。
中央编译局译本（1964）在译词上未作大的改动，只是将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中译为“资产者们”的bourgeois改为“资产者”，保持文本翻译的前后一致。自此，《宣言》汉译本中“资产阶级”对译词基本固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对“资产者”和“资产阶级”译词调整的简单回顾可知，《宣言》的翻译即无限接近或领会马克思文本原初意义的过程。首先，随着革命建设经验的积累，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理解，体现在译词的选择上不但关注“资产阶级”的经济特征，而且关注到它的政治意涵。其次，对《宣言》翻译底本的挖掘和不同底本之间的相互参照有助于译词选择的准确。成仿吾、徐冰译本（1938）在德文版《宣言》底本基础上对译词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博古译本（1943）参考了《宣言》俄文底本，bourgeois和bourgeoisie的翻译方式与现代译法最为接近。再次，党和国家对《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工作的主动推进使译词的调整向专业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建国以来，中共中央编译局先后出版了1964、1978、1995、2009年本等多个《宣言》译本，规范了“资产阶级”相关词语的翻译方式，实现了译词准确性和统一性的跃升。
（三）“资产者”注释的补充和完善
bourgeois的注释是1888年恩格斯对英文版《宣言》校订时加入的，置于页下位置。日译本在第一章页下对该注释进行了翻译，并将为什么用“绅士”翻译bourgeois增加了译者注。陈望道译本（1920）没有将日译本中恩格斯的注释翻译出来，但在第一章标题下方用括号内容提示了译者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bourgeois的对译词“有产者”的一般解释，可以被理解为译者注。（参见上表中陈望道译本注释内容）华岗译本（1930）虽然沿用了陈望道译本的“有产者”这一译词，但将恩格斯的译注补充完整了，置于第一章标题之下。成仿吾、徐冰译本（1938）中没有bourgeois注释的翻译，因为该译本的翻译底本为《宣言》德文版，德文底本的诞生早于恩格斯添加译注的英文底本。而陈瘦石译本（1945）虽然翻译了恩格斯的注释，但改为文后注。陈瘦石译本采用文后注，主要是为了在格式上与主体部分保持一致，《宣言》是陈瘦石在翻译《比较经济制度》时添加在附录中的参考文献。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1949）再次恢复了页下注，不但翻译了恩格斯的注释内容，而且通过编者注写明这是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将著者注与编者注清晰区分方便读者的理解，在这之后的译本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一处理方式。
译者对作品的翻译不是文字的简单腾挪，译者需要根据著者的写作意图和生成语境综合考量，寻找译入语中最恰当的表达方式，早期陈望道译本对bourgeois的注释可以被视为译者按照中文理解习惯对“有产者”译词的进一步阐释。参考底本的不同也会影响译者对译本细节的把控，从日文转译到德文直译，再到综合参考不同时期的多个翻译底本，不但《宣言》译本的文本形态更加丰富，而且对核心概念的理解也更加深入。正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字斟句酌的提炼和推演，才生成了既忠实于原文、又关照中国发展现实的规范术语。
三、“资产阶级”概念理解的拓展与深化
“话语发展不是断裂的，而是在延续中的变迁与蜕变。”《宣言》汉译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场域、无产阶级革命路径、以及译者身份都会影响《宣言》重要概念、范畴和术语中国化的意义生产。“资产阶级”作为马恩原著的核心概念，成为bourgeoisie的固定对译词，同样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对接的复杂历程。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资产阶级”概念的理解提供了现实依据；而“资产阶级”概念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新诠释，也有助于其自身语义的拓展和深化。
（一）革命实践中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开篇就指出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敌”和“我”的准确界定将直接决定无产阶级对革命对象、革命方式、革命最终目标的理解。如何认识“资产阶级”？是否可以把“资产阶级”直接当作革命对象？对中国“资产阶级”基本特征的认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挖掘“资产阶级”在当下语境的适用性；通过语义的拓展和深化，诠释隐藏在“资产阶级”概念背后的政治诉求；在对“资产阶级”意涵全面把握的基础上，衍生服务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新概念和新话语，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文化和地域环境的突破性发展。
陈望道译本（1920）以财产为标准把bourgeoisie译为“有产阶级”，将经济利益争夺视为阶级斗争的主要特征。早期译者从经济层面寻找bourgeoisie的对译词与国民革命时期的斗争形势息息相关。陈望道译本（1920）成文时五四运动刚刚爆发不久，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压迫还未推翻，“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在救亡图存的基本现实考量下，有效统合革命地各方力量解决民族矛盾被纳入革命方案设计的高级序列之中；另一方面虽然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但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社会统合力量还未能达到对“资产阶级”进行深刻透彻地政治批判的程度。因此陈望道选择了“有产者”这一政治色彩相对寡淡的词语作为“资产阶级”的对译词。
从成仿吾、徐冰译本（1938）开始，“资产阶级”成为与现代意义相吻合的bourgeoisie的对译词。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历练，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积累了更多的斗争经验，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根源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对bourgeoisie译词的选择上，“资产阶级”抛弃了“有产阶级”对“经济多寡”的表层理解，认识到“剥削无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剥削的深层意涵，这一调整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与理论建构相互促进的重要特征。
但这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教条式地批判“资产阶级”层面，而是既承认各阶级之间的差异，又根据不同时期革命任务的变化，以占有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职业属性对从“资产阶级”概念衍生出来的新身份予以确证。如陈独秀先后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献中提到官僚资产阶级的性质问题。毛泽东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也指出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对资产阶级进行区分并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基本策略，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如果说早期《宣言》汉译本对“资产阶级”译词的打磨是在争取无限接近马克思恩格斯宏大叙事中的历史真相，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党的革命任务和实践诉求对“资产阶级”性质的区分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地域化、实践化，以及“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的实践智慧。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的“资产阶级”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代主题也从对抗转为对话、从冲突走向合作。随着中央编译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专业化编译研究机构的成立，《宣言》译介工作向着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马克思主义重要术语的阐释需要突破束缚思想的旧观念和旧认知，分析它们在当下语义场中的适用性，赋予其在新的政治诉求之下的社会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作为阶级的资本家被消灭了，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否已经不再需要？马克思特别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不能被简单对应为从事某种职业或拥有巨额财富的具象个体，雇佣劳动使资本增殖的行为过程是把握资产阶级行为特征的关键要素，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放在一起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资产阶级的历史角色。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强调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从对资产阶级功与过的客观分析中全面理解它。如“两个必然”中强调“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并不是指具体的资产阶级群体的消失，而是指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关系和人剥削人的生产方式的灭亡。“灭亡的不是哪些人，而是人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维系这种关系的资产阶级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宣言》对“资产阶级”批判的当代意义就更为明了了。生产力发展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惜伤害消费者利益的商业行为还没有完全根除；人们一方面享受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生态环境破坏、精神生活匮乏的困扰；在倡导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市场秩序下，仍然存在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少数个体。这说明虽然“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被“资本”所左右的观念未能马上根除，资本逻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将继续发挥影响。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历史时期，为了更好地解决以上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现实的政治生活，从中提炼出能够揭示当代政治生活的本质、能够引导和规范当代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理念”，并将这些理念系统化为解释现实问题、渗透社会主义价值信仰的鲜活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形塑思想观念、摆脱资本束缚、完成彻底解放的时代任务。
总之，辩证地、实践地、动态地把握“资产阶级”的深层意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用现实去关照理论，将《宣言》理论地域化、实践化为克服资本主义痼疾的当代方案，促进实践与文本的相互诠释与融通是非常必要的。
四、“资产阶级”译词变迁的当代启示
《宣言》汉译本中“资产阶级”相关译词的语义变迁和译法调整经验，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一）党的引领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本质特征
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宣言》的译介就已经开始了，在一些《宣言》摘译的片段中涉及“资产阶级”一词的翻译，如宋教仁（1906）使用了“富绅”、民鸣（1908）使用了“绅士阀”作为bourgeoisie的对译词，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或无政府主义者的译者身份限制了其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在对关键术语的把握上“大都不关心《宣言》自身的内在逻辑”，因此与马克思在《宣言》中建构的“资产阶级”语义内涵相差甚远。
从陈望道译本（1920）起，“《宣言》不再是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等社会思潮的附属品，而是体现阶级性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受戴季陶的委托，在李汉俊和陈独秀的帮助下，陈望道完成了第一个《宣言》汉语全译本。尽管该译本中“资产阶级”的译词选择仍然存在不足，但它在结合中国语境进行阐释方面有所突破，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逐渐成为有组织、规范化的行动。华岗译本（1930）是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党员翻译的《宣言》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1938）由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店出版，博古译本（1943）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高级干部必读书之一，并成为“建国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1949年11月,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代替博古译本，成为“干部必读”书目中的《宣言》译本。中央编译局成立后，党和国家开始“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宣言》精准化译词的固定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互为关照
陈望道译本在“资产阶级”译词的选择上并没有生搬硬套日译本的译法，而是用“有产者”“有产阶级”代替了“绅士”“绅士阀”，其结合中国语境选择合适的“对接话语”足见早期社会主义者立足中国实践、尊重事实经验的优良传统。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迎来新的胜利，加之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汉译本的参考对照，如何根据革命任务的需要嵌入不同的社会—历史性意义？对革命对象的准确界定是非常必要的。从“有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译词转换，表明经过革命的历练，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地认识和觉悟到财产占有背后所遮蔽的剥削制度才是革命目标。
在对“资产阶级”基本特征进行提炼和概括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也结合“中国经验”拓展和重构出与“资产阶级”相关的特定术语和概念，如革命的对象是“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团结的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这是“党内一些重要的领导人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取得了某些规律性的认识，为形成中国资产阶级理论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资产阶级”作为bourgeoisie对译词的基本形态没有发生变化，但“资产阶级”的功能指涉和语义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环境的变化而得到进一步拓展，从置于无产阶级对立面的阶级斗争对象转变为防止被资本意志所左右的行为和观念的批判，这无疑为在新时代的语境中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重要术语和概念语义又打开了一扇窗。
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百年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提供“合理预见”与“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又赋予经典著作以全新的生命，不断丰富和完善着它的时代内容和现实意义。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互为关照的基本特征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经验。
（三）实现理论自觉和话语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现实主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汉译工作如果止于经院研读，最多只是晦涩难懂的理论推演，然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性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理论突破带动实践飞跃，以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的例子很多。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形成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诠释经典著作重要术语的当代价值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方法经验。
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隐匿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本质，以西方社会价值观念审视、评判和重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企图达到强化自我、消解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的根本目的。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争夺中，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站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深谙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被赋予了哪些中国经验？实现了哪些时空转换等？
考察经典著作中核心概念、范畴和术语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为建构中国理论、实现话语自信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因为它既承载并显示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性质，也是认知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轨迹的文本依据。通过核心概念语义变迁、语用调整的脉络梳理，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互为支撑、逻辑自洽的基本认知；通过核心概念在语义旅行中的正本清源，剔除不符合时代需求、有意干扰和被误解的理解，强化有助于形塑民众信仰、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话语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中国话语的影响力，铸造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话语整合是极其重要的，而对概念变迁的关注，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视角。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 《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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