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过程中，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无论是社会结构理论还是社会形态演进学说都与过渡问题紧密相关。如果把理论的标尺向前回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同样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这种理论联系出发加以考察，我们发现正是在对“过渡问题”的三次系统研究中，①马克思真正超越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并且在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指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质性特征和动力机制。因此，考察马克思研究过渡问题的阶段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无疑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城市-商业”解释模型
如果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标尺，马克思对过渡问题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其中，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和随后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可以看作马克思系统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描述了封建时代所有制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指出：“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等级结构固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1](P523)
那么，这种二元的所有制结构什么时候开始松动呢？马克思认为，尽管中世纪的中心是广大的乡村区域，然而变革的动力却来自城市。正是在中世纪再次兴起的城市中，生产和贸易之间的劳动分工重新发展起来。分工和贸易的扩大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和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具体来说，随着长距离贸易(先是在相对狭小的区域，而后随着殖民扩张形成世界市场)的兴盛，交往日益集中在商人手中，进而引发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分工，即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了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反过来，为了保护资产者免遭受封建主义的攻击，个别城市的有产者群体中出现了一个联合且日益觉醒的有产者阶级——商业化的资产阶级。
如果说，商业和城市分工是马克思论述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起点，那么独立于行会、以对外贸易或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则是这种过渡的中心环节。马克思指出，手工工场繁荣的历史前提包括了市场需求的急剧扩大、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当工场手工业发展到足以摆脱行会的束缚时，城市的所有制关系就发生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中世纪的城市里，作为主要有产者的行业师傅具有非货币计算的等级资本。而工场手工业中，师傅与帮工之间的宗法关系被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所代替了。马克思对这一过程做了如下描述：“资产阶级本身开始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1](P569-570)
马克思还探讨了资本化的城市对瓦解乡村封建主义所起的作用。工场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增长为封建农民提供了逃离的手段。它们大量吸纳以前的封建家臣和由于农业改良和牧场取代耕地所产生的流民充当劳动力。与此同时，海外市场的开拓和白银的大规模流入，沉重打击了封建贵族和劳动阶级的地位。
最后，《形态》阐明了这种过渡的最终结果。重商主义和制造业的繁荣引发了各国的激烈竞争，包括海外扩张、贸易战、贸易壁垒和大国战争。经过整个17世纪的较量，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1](P565)这一矛盾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的爆发。
《形态》中的上述分析无疑构成了《宣言》论述历史的基础。后者是前者更为简练的版本。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被马克思描述为从封建行会向工场手工业继而机器化大工业的变革过程。具体而言，从中世纪农奴中诞生的城关市民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美洲的发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扩张，给这个阶级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随着市场的扩大，封建的或行会的经营方式已无法满足需要，因而手工工场兴起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最后当手工工场也无法满足来自世界市场的需要时，蒸汽和机器引发了工业革命。与生产上的每一步发展相伴随的，则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进展。
我们认为，《形态》与《宣言》代表了马克思关注过渡问题的第一阶段，其显著特征是：马克思将城市—商业作为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起点和中心。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讨论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或者说，他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直接从封建主义的财产关系中发展而来。（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种解释是在封建主义的“缝隙”中去寻找过渡的根源，而不是从封建主义本身——小农生产方式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去探寻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尽管马克思在考察工场手工业的条件时，谈及乡村人口不断集中的趋势，但是他并未对这一趋势的原因做出说明。准确地说，马克思的思考是回溯性的，他考察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在中世纪的城市中萌芽的，因而过渡问题被等同于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商业社会的诞生和展开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路径还表明这一阶段的马克思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启蒙学派进步理论影响的程度。布伦纳认为，《形态》表征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斯密阶段”。因为马克思像斯密一样，倾向于以分工的复杂程度和交往的范围来衡量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2](P25-93)必须看到，《形态》与《国富论》在以下三个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可回避的近似性。第一，同斯密的理论路线一样，马克思认为分工的复杂化、技术进步和交换范围的扩大是历史演进的动力。因此，马克思更倾向于从物质规定性的角度定义资本主义的兴起。第二，马克思同斯密一样，以回溯性的方式将城市—商业作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起点和中心。（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出现源自城市和贸易所代表的更高的生产力的挤压，但是这种更高的生产力本身如何在封建主义中产生却没有得到明确地说明。第三，马克思在《形态》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尚欠缺深入理解。在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用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取代等级资本来描述所有制的转变过程，这说明马克思仍然倾向于对资本作泛化的理解，他对资本的认知仍然主要着眼于其一般化的社会分工属性而非特定的生产劳动关系属性。简言之，他尚未在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通过商业活动所产生的财富积累与真正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间作出明确区分。这表明马克思还未完全把握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质性特征。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过渡问题的双重突破
《形态》中的上述缺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以下简称《大纲》)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著名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以下简称《形式》)这一章节代表了马克思对过渡问题考察的第二阶段。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对过渡问题的阐释发生了双重突破。
首先，在《形式》中，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仍然是马克思思考过渡问题的根本。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中，贸易、城市的商人阶级、农村的纺织业和工场手工业也仍是基本的要素。可是，《形式》与《形态》的这种相似性应当被看作一种表象或者残余。因为《形式》与《形态》在过渡的本质这一问题上有着决定性的区别。在《形式》中，马克思衡量历史进程的标准不再是分工的日益复杂和交往范围的扩大，而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的程度。这种分离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达到了顶点。马克思在商业所带来的货币的单纯积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存在于货币形式上的财富，（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只是由于而且只有劳动的客观条件同劳动本身相分离，才可能用来交换劳动的客观条件。”[3](P157)换言之，只有在劳动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情况下，货币才能变成资本。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封建制度的解体过程的本质意涵才得以全面呈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意味着“既是把劳动者束缚于土地和地主而实际又以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农奴制关系的解体，因而这实质上是劳动者与土地相分离的过程；也是使劳动者成为自耕农、成为自由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或佃农(隶农)、成为自由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以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并且把作为一定手工业技能的劳动本身当做财产(而不仅仅是当做财产的来源)的那种行会关系的解体；同样也是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关系的解体”。[3](P154-155)
《形式》表明马克思超越了古典经济学从而把握到了过渡问题的本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不再仅仅表现为生产力的跃迁，而是从资本结构化的过程加以界定。这一过程“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正是这种使大众作为自由工人来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的过程，也使这些条件作为资本同自由工人相对立”。[3](P155-156)在这种理论洞察之下，马克思得以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作出批判：“如果不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看做已经成为决定性的、支配整个生产的关系……那么，自然会得出为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简单结论：作为资本而出现的一方，必定拥有原料、劳动工具以及使工人在生产期间直到生产完成以前能够维持生活的生活资料……由此得出资本对他人劳动的果实有永恒权利的结论。”[3](P156-157)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来理解资本的诞生，那么资本就会还原为物质财富，也就是具体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时，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就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工人的劳动反而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关系。（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就抽离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规定，而这种抽离又合乎资本主义生产的表象。相反，当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并且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看作具有决定性的关系，他就真正理解过渡的本质，进而破除资本具有了永恒性意义的假象。
其次，我们必须立刻指出的是，上述论断尽管极为深刻，但对于过渡问题而言，它主要是对这一进程的本质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对过渡的原因与内在动力的说明。进一步的问题必然会产生，那就是：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封建所有制会被资本主义所有制所取代？
大体而言，马克思认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货币财富已经发展到一定广度；二是以前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相较来说，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前一个条件，研究也更加深入。马克思首先强调资本的历史形态是货币财富，在货币财富积累的过程中“高利贷、商业、城市以及与这一切同时兴起的国库，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租佃者、农民等的积蓄也起过作用，不过作用程度较小”。[3](P162)而当货币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旧的生产方式的解体。这一过程在历史上通常表现为：“商人让许多以前以农村副业的形式从事纺织的织工和纺工为他劳动，把他们的副业变成他们的本业……商人只是通过购买他们的产品来购买他们的劳动……最后就连他们好像是把产品出卖给商人的那种假象也消失了。商人购买他们的劳动，并且先是剥夺他们对产品的所有权，很快又剥夺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接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3](P164)这种破坏作用表现在，那些为国外市场而生产的工场手工业侵入农村副业之中，最终完全消灭了农村副业。同时，租地农场主的产生和农业人口向自由短工的转化也加速封建土地制度的解体。
虽然货币财富的积累是主要的动因，不过马克思也意识到资本主义的产生需要那种容易解体的农村结构。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形成不是来自土地财产，也不是来自行会，而是来自商人的和高利贷者的财富。可是，只有当自由劳动通过历史过程而与自己存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时候，（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种财富才找到购买这种自由劳动的条件。”[3](P157-158)换言之，封建农业生产和所有制形式的瓦解与货币财富增长是互相作用的过程。没有那种根植于封建所有制结构(其中农村占据主导地位)或财产关系(其中土地所有制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解体动因，单纯的贸易增长也无法促使财富转变为资本。这种理论认知一旦得出，立刻为马克思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必须深入封建农业生产和土地所有制之中去研究过渡的原因和动力机制。略显遗憾的是，《形式》的说明就此打住，而未提供更多的细节。
上述这种双重视角在以下这个著名的段落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不同于《形态》时期，马克思已经明确意识到，贸易的单纯存在乃至它们显而易见的统治地位，不会自动带来资本主义，“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的历史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而告终了，或者确切些说，从此就会开始新的历史了”。[3](P159)关键在于，贸易对社会瓦解作用发挥的程度是由它所影响的那个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现代早期的商业革命无疑有助于瓦解封建阶级关系，但商业本身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产生。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货币财富只是“部分地助长了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劳动力被剥夺掉这些条件；这种分离过程部分地又是在没有货币财富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3](P162)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得更明确：“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它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4](P371)问题在于，马克思在这里并未明确说明这些条件到底是什么，这构成了解释过渡问题时明显的空白。
我们能够理解这种空白的产生原因。在《大纲》中，马克思并不关心资本主义以前各种制度的内在动力，他的目标是突出资本主义在与之前的所有制和劳动形式对比中的独特性。在马克思看来，“至于货币财富本身在转化为资本之前的形成问题，那是属于资产阶级经济的史前时期的问题。”[3](P162)可是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种较为完备的过渡理论，就必须沿着马克思已经开创的视角继续前进，将封建农业生产和所有制形式纳入考察。因为在生产的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直接生产者和剥夺他们的剩余劳动的剥削者都活动于现存所有制关系中。正如艾伦·伍德(Ellen M.Wood)所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由封建主义的内在逻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推动的，而不是由某种外在必然性所驱动。[5](P133)如果说，这一问题在《形态》中还因马克思深受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影响而有一定程度的遮蔽；那么，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明确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且找到了进一步探索的可靠基地。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由此出发提供了一种相当深刻的解释。
三、《资本论》与过渡问题的完整阐释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着手解答在《大纲》中提出的问题。从两者的连续性而言，一方面，《资本论》继承了《大纲》对过渡的本质的界定，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指什么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6](P872)另一方面，马克思继续强调商业贸易所积累的财富作为主要动因对于封建制度的瓦解作用。
不过，我们更关心的还是《形式》里缺失的那部分内容，即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和所有制形式的内在矛盾。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七章“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中，马克思给出了一种相当深刻的解释。马克思认为，从历史上看，自耕农是西欧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过渡的特殊阶段。因为“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但同时又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点”。[4](P911-912)（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他发现了自耕农既是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结果，又是其解体的阶段，因而对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解剖能够提供对于过渡的动力机制的有效说明。由于这个新的视角的引入，马克思得以深入封建农业生产的内在矛盾之中：“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到处使这种所有制陷入贫困境地。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发生巨大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4](P912)
在这段关键性的引文中，马克思所讨论的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一般缺陷，即生产资料无止境的分散所造成的对生产力的长期压抑以及普遍的贫困状态。准确地说，这种分散和压抑不仅是自耕农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固有的，而且是所有以小农为生产单位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马克思补充说：“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单独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4](P911-912)这意味着，无论在所有制形式上表现为自耕农还是隶属农民，②分散的使用权都使实际耕作的小农只能占据着一小块土地进行耕作。小农生产的后果是土地规模不足以充分使用家庭劳动力，造成家庭生产单位内始终有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使小农担负极高的生产成本。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重要性在于：这种矛盾来自小农生产自身，至少在其源头上，它不是城市—贸易发展的结果。换言之，这种使农民周期性陷入贫困的生产方式和土地制度构成了《形式》中没有说明的“易于解体的农村结构”。
从历史上看，这种内在矛盾贯穿于整个封建土地制度始终，直到它在十七八世纪遭遇城市—贸易所带来的货币财富剧增之前，它还被控制在封建主义的内部循环中。但是，随着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发展，出现了打破这种内部循环的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描述了这一过程。首先，由于地租货币化，隶属农民与地主之间原先附加着种种封建义务的关系转变为一种由契约规定的纯粹的货币关系。这造成耕作者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租赁者，并产生了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佣的短工阶级。其次，随着一个拥有大量货币财富的商人阶级的日益强大，他们希望将城市中获得的资本和生产方式——为占有剩余价值来进行生产——带到农村和农业中来的愿望也日益迫切，其后果是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进而造成一切旧的生产关系解体。（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最后，对于自耕农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带了一项致命的困难——购买土地所需的成本上升。一方面，在每次分配遗产时，土地作为纯商品都需要重新投资，因而土地价格在单个生产者的成本中逐渐成为压倒一切的因素。当购买土地所需的投入增加时，进行农业生产的资源便相应降低，从而缩小了再生产的基础。另一方面，货币流通的加速，使得土地价格与利息出现同步上涨，加重了小农被高利贷盘剥的程度，将小农推向了赤贫的状态。马克思总结道，这两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是：“土地价格这个和生产本身无关的要素，在这里可以提高到使生产不能进行的程度”，[4](P917)最终迫使小农破产并将土地集中于农业资本家手中。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上述研究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将城市—商业所造成的货币财富的积累与封建农村的内在矛盾真正结合起来，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本原始积累)的动力机制。这一机制表明，单纯的贸易发展和单纯的封建危机都不足以引发资本的原始积累，前者在古罗马时代、后者在14世纪的欧洲都曾经出现，但是它们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效果。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资本原始积累所需的上述两种条件尽管可能都是普遍的，但是他们的结合却是极为特殊的。严格说来，马克思是在社会个体的意义上考察过渡问题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止一次指出，他所研究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主要是依据英国的情况作出的，现代土地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生产改造过的土地所有制，在英国具有典型性。而法国、东欧的大庄园、北美的种植园以及海外殖民地尽管也日益资本化，情况却完全不同因而需要另外专门研究。[4](P908-911)因而，就封建危机的普遍性而言，马克思没有授权我们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之外寻找某种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固定公式”。
从《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对过渡问题的研究构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如果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标尺，我们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意识和思维逻辑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形态》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理论出发，以城市为论证中心，深刻地分析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诸种现象。但因受到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影响，此时的理论总体仍停留于过渡之表象，而未能完全把握过渡的本质。在《形式》里，（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正确区分了一般意义上的财富积累和资本意义上的原始积累，从而摆脱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还原为物从而取消资本主义经济特殊性的幻象。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空白之处，还未对过渡的动力机制提出完整的说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研究重心从资本的特殊性进一步推向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动力机制的特殊性，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将自己彻底地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
从过渡问题的逻辑演进来看，马克思的最终目标是探索资本结构化的秘密。它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它所代替的各种社会形式。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是这些社会形式自然而必不可免的历史目的，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代表了它们的历史他样性。马克思挑战的目标是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正是通过坚持过渡的独特性，通过拒绝将其运动原则强加到一切历史中去，通过说明每一种生产方式是如何受其自身独特的再生产规则的支配，（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启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关于“过渡问题”的著名争论，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思想视域。无论是多布、斯威齐、布伦纳，还是希尔顿、佩里·安德森、沃勒斯坦，他们的理论逻辑都可以在马克思的研究中找到直接的原型。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完美的，而是说明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和思考逻辑是任何进一步研究的可靠基础。总而言之，资本逻辑的特殊性与产生这一逻辑的特殊条件，是马克思研究过渡问题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①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对过渡问题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本文所选取的三个文本，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和《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相关研究，笔者将另外讨论。
②自耕农是自由的小土地所有权形式；隶属农民的种类则非常丰富，包括农奴、佃农、依附农、村社小农等复杂变体，他们依据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同组合而定。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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