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受困于探讨“物质利益”的“难事”转而求教于经济学的。遵循“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原则，马克思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透析。马克思的这种“解剖”是与众不同的，它不再是对现实世界的思辨阐释，也不再是对资本社会的实证剖析，而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复杂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为对象、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规律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此看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承载着一定社会政治功能的经济科学。
一、“显微解剖”：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微观透视
面对“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这些“经济的细胞形式”，马克思对其展开了“显微解剖学”的观察。在对商品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展开了对货币范畴和资本范畴的经济学阐释并使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运作的机理得到了微观呈现。
（一）商品形式的奥义:无形社会关系的载体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件。商品虽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但它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变得丰富起来。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首先就要通过商品这种特殊的物表现出来，以至于“庞大的商品堆积”成了资本主义的特色。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的，它严格遵循了从辩证运动中解析商品范畴的研究范式。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商品就不仅仅是静止的物体或物品，而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认了商品首先呈现为“一个外界的对象”，它能够依凭自己的某种（些）属性来满足人们的需要。除此之外，商品还具有可交换的特性，它是商品体所“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对于商品二因素的揭示，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也曾力图揭示它，但他们不曾真正理解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将二者都视为“自然的现象”，并简单地以量化指标来对其加以区分和阐述。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不同商品之所以按照一定的比例而完成互换，“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可见，以量的区别来诠释质的差异是古典经济学家惯用的手法。这样的理解方式无益于抓住商品的本质，更无法透析商品交换背后的“不可捉摸”的东西。马克思并未被“量的规定”所迷惑而深究其间隐匿着的“质的规定”。
在马克思那里，解密商品的过程与展示现实世界的过程是同步的。通过对商品范畴的“显微解剖”，马克思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具有丰富维度的社会。一方面，商品的二因素映现着考察社会的两大维度。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分别彰显出的是商品体的“物的维度”和“关系维度”，前者是商品体的物质外观，后者是商品体的关系内核。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塑造了千姿百态的物质外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然而，单凭有用与否也不能框定该物就是商品，它还必须要用于交换。在商品体系中，使用价值的创造和出现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依此看来，商品的二因素所彰显出的两大维度也是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视角，要从物质和关系这双重层面展开对社会的科学认知。另一方面，劳动的二重性形塑了商品社会。在对商品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还透过商品的物象形态而洞察到了藏匿其间的深层本质。在经济活动中，“x量商品A=y量商品B”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其间有一个撇开使用价值而呈现出来的“统一物”。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的生命力消耗的结果，是对象化劳动”。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分，前者作为“有用性的劳动”而生产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后者作为“一般劳动的耗费”而形成了价值。至此，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源头被科学地呈现了出来。可以说，揭示掩盖在商品体背后的劳动关系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工作规划。劳动二重性的发现，直观而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社会中的双重关系，形塑了商品社会的基本结构。具体劳动创造出了具体的、可见的实物，展示着“物与物的关系”；抽象劳动则形成了抽象的、不可见的价值，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由是观之，二重性的劳动建构了商品世界，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使得庞大的商品堆积成为现实，统一的抽象劳动则建构了复杂的社会关系。
（二）货币形式的机理:基本社会规程的表现
面对商品体中难以把握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有再现货币诞生的历史过程，才能揭示价值的本质。也只有揭示价值的本质，才能让货币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展开了对价值形式发展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价值形式历经四个阶段，即“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无论价值形式如何发展，其秘密都隐藏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简单的等式中。商品A和商品B能够顺利实现交换，一方面是因为两种商品“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和“同一性质的物”，另一方面则是“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当然，直接的物物交换是“一种低效率的交换方法”。为了提高效率，价值形式得以扩大，但又形成了一个“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价值形式再进一步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诸多的商品都可以用同一个其他商品来表示，商品的价值表现就简单、齐一化了，商品交换的过程也就顺畅得多了。最终，“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现在由于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20码麻布、1件上衣、10磅茶叶、40磅咖啡、1夸特小麦、1/2吨铁和x量商品A都可以与2盎司金互换。一般价值形式也就由此过渡到了货币形式。
在《资本论》中，货币形式的演变和运作机制彰显着社会运作的基本规则。在货币的流通过程中，彰显着平等和自由的规则。一方面，货币形式是“平等关系的现实的表现”。交换活动所针对的是不同的商品，同一的商品是没有交换的必要的。据此，商品A和商品B之间的交换，其动因在于二者的“物质差别”。商品A的占有者和商品B的占有者之间是“只用等量劳动时间来满足”的“互相需要”。货币的出现使得交换变得快捷、方便，也使得不同商品之间的平等关系得以更加稳固。就价值尺度来说，五花八门的商品要转化为“同名的量”以便比较和交换，不同的商品之间的异质性得以消除，它们只是平等的“同一物”。就流通手段而言，流通中的货币会经常转手，“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都表现为流通手段的所有者，他本身表现为货币。商品身上的特殊的自然差别消失了，而且不断地由于流通而消失”。就贮藏手段来看，随着货币执行贮藏职能，“他以货币形式得到的东西，另一个人则占有财富的一般形式”。就支付手段而论，人们在货币面前一律平等，支付层面的各种特殊差异也得以扬弃，支付平等就此成型。货币一经出现就成了连接不同经济主体的“牵线人”，消除了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差别并化解了商品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货币形式所体现的是一种“自愿的交易”。在规范的经济活动中，买卖双方既是平等的主体，又是自由的主体。在交换活动中，“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有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更为明确地说，“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格”。如此，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人都将自身反映为一种具有“排他性”并起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每个经济主体都将自身视为手段，“只不过是当作使自己成为自我目的、使自己占支配地位和主宰地位的手段”。如此，货币形式的顺利展开就标示着经济活动不是出于强迫而是自愿，这也是经济文明的重要表现。
（三）资本范畴的运演:社会生产方式的解锁
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普照之光，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是按照资本的要求和意旨设立的，资本运转的逻辑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要对资本主义开创的新时代进行解构，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展开对资本范畴的批判性分析。
资本是一种历史性发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对资本进行了学理性考察。资本及其关系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货币是资本的初级形态。然而，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产生和推广并不必然成为资本存在的理由与根据，唯有当拥有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人在劳动力商品市场之上与自由工人相遇的时候，资本才会产生。马克思在对资本总公式（G—W—G’）的考察中发现，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发生增殖变化的状况不会发生在货币自身身上，也不会发生在商品的再度售卖过程中，它“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也即货币占有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遇到并购买了这种独特的劳动力。至此，资本及其生产方式才正式开始。直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马克思为我们解锁了资本存在的秘密。资本首先展现为“物”，它“并不是不在乎实体”，而总喜欢表现为“实体的不断的形式变换”。我们日常所见的资本主义厂房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资本。当然，资本虽然表现为物，但“表现为”并不是“等于”，这些物必须为“资本家占有并作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手段时才能称之为资本”。马克思透过资本的物象外观而洞察到了资本之为资本的本质——“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它所映现的是“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还深刻剖析了这一生产方式的社会效应。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理据充分地述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起到的革命性作用。由“蒸汽磨”所诞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是小型、单人生产，它逐渐打破了地域限制、市场限制和生产模式的限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它要求对生产进行分工和协作，因为分工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并创造了一种“集体力”，还扩大了劳动的“空间范围”并相对地“缩小生产领域”。同时，这一生产方式还要以使用机器为典型特征，继而造就大工业的生产场景。在工厂中，机器也不是单独运作的，它们之间也有协作。不仅如此，同种机器的协作还要发展成为机器体系，以实现“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之间的有机统一。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可以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还拓展了劳动范围和劳动空间。整个社会都被卷入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大网之中，社会生产的节奏逐渐加快，生产的产品也逐渐增多。正是因为物质财富的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文明进步也才有了可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充分显露了资本的牟利本性，唯利是图成为资本主义的重要标签。“任何形式的资本得以生存的根基是利润，利润是资本生死攸关的大事，追求利润是一切资本最根本的要求。”资本家投资设厂、醉心竞争的举措并非出于慈善目的，而是为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资本家煞费苦心地牟利的实质也就是为了占有这一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出来的价值。能否最大量地获得剩余价值，是衡量资本成败的唯一标准。就此，资本家对于其他一切都是不以为意的，他所关心的和关注的只是如何牟取最大利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资本就像不知足的吸血鬼和贪婪的狼一般，无止尽地吸食着工人的血汗。究其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资本吮吸剩余劳动的过程。
二、“宏观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景呈现
作为“市民社会解剖学”的《资本论》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并得到普遍认同，除了它完成了对社会经济细胞的具体呈现，还在于它在总体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反思。《资本论》朝向资本主义现实本身，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解剖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和路径。
（一）资本主义的理论剖解:“物的依赖性”与“人的独立性”
对资本主义的界定是理论家们持续探索的重大课题。经济学界对于“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回应一直存有争论并存在不同的解释，至今仍未有定论。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质，并以此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剖解。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渐确认了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解析，首先要明确何为“物的依赖性”和为何要强调“人的独立性”。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的，经济活动中有一重要现象——“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各不相同的人之间能够通过商品交换而发生联系，原来单个的生产者在经济活动中而铸就了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能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在此状况之下，人们所进行的社会联系及这种活动所表现出的社会性质都直接表现为与自身相异的存在——“物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劳动和普遍交换是每一个人得以持存的重要条件和基础，普遍的交换、互相之间紧密的联系独立于自身之外并以物的形式体现出它存在的意义。马克思对此间的奥秘是十分清楚的，“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I-21]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在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每个个人都要以物的形式来占有社会权利和彰显社会地位。物就此而成了人们竞相角逐的目标，物甚至一度成为判定人之存在的重要依据。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工人一无所有，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资本”和“机器”而存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成为资本的傀儡和机器的附庸。可见，“物的依赖性”虽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现地尤为突出。资本主义生产还要强调“人的独立性”，独立、自由且有劳动能力的个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重要前提。对资本的历史性考察中，马克思已然确证了资本诞生的前提和基础——“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就此看来，劳动和资本的分离造就了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这里的工人是从农奴制度和行会制度中脱身的独立个人，只有独立，才能确保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而不包含任何其他的“从属关系”。劳动力的占有者此时才拥有对劳动力商品的支配权，才能作为平等的所有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之上。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对资本主义加以具体理解。一是作为一种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按照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的解析就必须要深究其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关复杂关系为对象，向我们呈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景——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为基础和核心，以社会化生产和普遍的分工协作为主要形式，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手段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内容就视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解析和现实批判。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就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阶段，它以私有制为核心要点并依靠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为主要手段的社会制度。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本的社会，就是资本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其他复杂的关联）在社会范围内的展开。二是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还有一定的意识形式。“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正是因为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统治阶级才能够完成对精神生产的宰制。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由此观之，资本主义既包含占据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又囊括了与之相对应的精神面貌——“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情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艺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从充斥资本主义中的“物—物关系”出发而深究其背后潜匿着的“人—人关系”。
（二）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抽象统治”与“颠倒的世界”
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解析并非马克思的目的所在，他工作的核心要旨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要“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以“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建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也就呈现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这种“颠倒”首先就表现为“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倒置关系”，继而造就了“抽象统治”的实情。抽象和具体之间的易位是商品经济的典型特征。在对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经济学阐析中，马克思确认了两个重要“事件”，即“劳动的无差别的简单性是不同个人的劳动的相同性，是他们的劳动彼此作为相同的劳动的相互关系”和“在交换价值中，个人的劳动时间直接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而个别劳动的这种一般性直接表现为个别劳动的社会性”。前者意在表明商品要实现由质（使用价值）到量（价值/交换价值）的转变，就需将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同化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性的抽象劳动；后者则揭示了不同具体劳动的成果按照一定量的比例进行交换，这一比例是由“作为量的存在的劳动的活的存在”的对象化在各种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如此，商品经济的抽象机制就得以切实彰显，马克思由此“论证了抽象和一般性的功能，它们作为同样社会生产过程的时刻，作为思想的概念或范畴（后者是对物质社会关系的理论表达），呈现出从它们可能性条件的物质环境中脱离出来的独立外观”。随着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这种抽象机制的社会影响力愈发增大，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卷入“抽象”的管控当中。货币和资本的出现，人们像着魔一样竞相追逐它们，其背后的因由就是对抽象的迷恋。当然，颠倒的资本主义世界还在具体的生产方式中得到展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生产，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和资本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不再是人的体力、脑力的有机融合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彰显，而是受折磨、遭剥削的异化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也不再是劳动者享有劳动成果并体验劳动幸福，而是普遍存在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状况。
马克思围绕“劳动和资本”这一“全部现代社会体系”的“轴心”，科学地展示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它们就是马克思射向资本家脑袋上的致命“炮弹”。劳动价值论通过对什么样的劳动创造（或形成）什么样的价值的回应而确证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社会效用，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及其价值创造过程就得以充分地表现。《资本论》不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性，还在对劳动力商品的精准批判中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增殖过程的特殊性，马克思藉此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为了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实质性批判，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洞察到了剩余价值的生发机制，继而戳中了资本剥削的要害。剩余价值的实质、生产过程、运转方式，以及生产过程中人们的存在境遇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得到了全面展示。更为难得的是，马克思还对剩余价值的计算公式进行了科学归纳和理性呈现，使得广大雇佣工人受剥削和受压榨的实情不再只是停留于口头的理论陈述，而可以通过计算得出直观数据来雄辩地表达受剥削和压榨的程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剖解而指出了“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报酬”这一事实，并探明了造成这一状况的生成机制及其社会后果。恩格斯曾对此展开了客观评价：“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可以说，由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延展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展开强力批判的结果，也是科学剖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之点。
（三）资本主义的历史脉络:“活生生的矛盾”与“剥夺剥夺者”
解答历史之谜是马克思的重要任务。面向实践和工业，马克思展开了对社会历史脉络的梳理。对于马克思而言，人类历史不再是思维世界的延展和想象主体的想象创造，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存在，而是人类实践所造就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唯物、辩证且历史的考察，清晰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脉络。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考察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由资本所构筑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马克思首先展示了资本主义存在着的阶级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虽说资本主义使得阶级关系简单化，但也使得阶级关系尖锐化了。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自身的劳动能力加以售卖而换得存活的工资。资产阶级则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唯一关心的只是无限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存在根本利益冲突的，无产阶级饱受困苦而资产阶级却趾高气昂，二者生存境遇截然不同：资本家是“笑容满面，雄心勃勃”，工人却是“战战兢兢，畏缩不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向世人展示了资本范畴本身的矛盾。直观地看，资本总公式（G—W—G’）就充分显示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G’就是对G的否定的否定。在资本的运作过程中，货币占有者和商品拥有者、工人和资本家、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等之间的矛盾也暴露无遗。马克思还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而呈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私有制“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尽数归资本家所有，这种制度是为维护资本家私人利益的。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却是社会化的，分工、协作和生产体系的构建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效率展开着。社会化的生产形式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其他的种种矛盾和危机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始终无法通过调节和改革手段来化解的矛盾，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丛生的社会，它也就势必会为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是马克思与资产阶级豢养文丐之间的不同，马克思理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问题和历史趋向，继而理据充分地驳斥了资本主义永恒论。
确认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的历史命运并展开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想象是马克思的工作目的所在。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明确了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而达至“真正的自由王国”的思路与方法。一方面，剥夺者势必是要被剥夺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第一个否定是对“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的否定，第二个否定则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实就包含着剥夺者的剥夺过程和被剥夺过程，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陈代谢”过程。当然，剥夺者之所要被剥夺，还是因为作为资本家的剥夺者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他们靠无限吸食工人的血汗为生，这种生存方式显然是不正义的。饱受苦难的雇佣工人唯有奋起反抗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也只有采取联合斗争的方式才能有效地推翻资本家以消灭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批判性分析中，马克思确认了自己的政治档案——重建个人所有制。当然，这种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并不是要恢复私有制，而是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也就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可见，马克思所言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实际上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就是说，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行动旨在剥夺那些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它实际上并“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如此，每个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就有了可能。
三、“理论定向”：科学回应时代之问的历史科学
作为一部百科全书的《资本论》“不仅融汇有多种理论视角，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因而为后世解读留下了巨大的理论空间，诞生了多样化的阐释方式”。时至今日，学界对于《资本论》的定位仍未达成一致意见，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家学者纷纷就《资本论》中的相关论点进行了理论阐发。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资本论》，都应该承认它是马克思科学回应时代之问的科学著作。这部著作以“‘现实的人’为历史出发点，开启了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理论立足点的唯物史观叙事”，继而确定了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直面资本主义本身，马克思深入到生产方式内部而洞悉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资本论》翔实地记述了马克思关于“时代之问”的破题之法和解题之术。在形上的思辨和形下的体察中，马克思交出了一份关于“时代之问”的完美答卷。在科学的世界观——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遵循从经济学中寻求“时代之问”答案的原则，以哲学（批判）作为工具来直面社会经济问题，继而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联系形式”或“自然史的过程”。具体说来，通过形而上的哲学思考，马克思拨去了萦绕在人们眼前的意识形态迷雾，侦破了资本主义的诸多幻象。《资本论》的问世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所宣扬的现代精神的当头一击，平等、博爱、自由、正义、友善都纷纷滑向自身的反面，资本主义所着力打造的精神世界的虚假性也得 到了切实指认。通过形而下的经济学省察，马克思找到了瓦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济根基的症结，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命运。马克思透彻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继而发掘了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根源所在。资本主义并非一个永久稳固的天然王国和合理制度，而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暂时性存在。资本主义无论以何种方式来调整各种关系，始终无法根除其基本矛盾这一痼疾，这一制度必然会衰亡的根源也就在此。可见，《资本论》的核心要旨就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深刻阐明人类历史发展之谜，它堪称人类文明发展之路上的“指示牌”和“引导员”。或者说，《资本论》不仅是关于市民社会的“解剖学”，还是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见学”。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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