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批判历来具有双重的含义, 其一是对意识形态的定性问题, 也就是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其二是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这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性特征。这两重含义虽然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展开的, 但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如果在对意识形态定性问题上持否定性态度, 那么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就立足于把敌对的思想和文化归结为意识形态;如果对意识形态定性问题是持中性的态度, 那么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显然就不是简单地把敌对的思想和文化归为意识形态, 而是必须论证它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前者一般是把自己的看法看做超越意识形态的科学学说, 而后者则把自己的看法视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即科学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定性也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与价值的认识, 当代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大分歧和争论都与此有关。
一、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基本含义
各种“终结论”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贬义意识形态论”，认为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以终极的普遍观念面貌出现的“虚假的意识”,是从属于一定利益集团而又隐蔽其真实性质, 否认其局限性的“政治神话”, 因而是现代迷信、偏见和教条的根源。这一理论前提是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实质, 是我们分析批判“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前提。
无疑, 当法国感觉论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1754一1836) 首次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 并将其界定为“关于观念的科学”, 以期对人类的心理活动进行经验分析后, 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歧义增多。从其本义来说,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科学精神出现的,它把一切观念的本质和根源归结为经验和感觉,反对一切虚妄的观念。正因为如此, 它在法国大革命中就成为革命领导者用以向官方的政治和宗教宣战的强大武器。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虚假的观念, 不仅它所极力宣扬的“千年理性王国”是南柯一梦, 而且就“革命”本身来说, 也最终失去人性的光辉而变得残忍和恐怖。也正因为如此,在拿破仑时期,“意识形态”又成为狂热的革命信仰的代名词, 并因而具有了贬义的特征。自那时以来, 关于意识形态的多重意义就一再让人们争论不休, 而更多的则是笼罩在意识形态上的神秘面纱。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是信仰体系还是科学体系?是经验、感觉以至非理性的, 还是理性的表现?是官方的政治思想还是自由的精神体现?是虚假的观念体系还是真实的生存环境?如此等等,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界定也并非那么单一。“虚假的观念体系”无疑是其基本含义之一。马克思在书中反复地指出,德国哲学是从“天上到地上”, 我们则要从地上 (即从现实的基础) 出发。因此, “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基本规定无疑主要是指其“颠倒性”,就是说,它根本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生活和观念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的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 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很显然, 这里所说的“假”,主要指其没有把观念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致从根本上混淆了主宾、本末、头足。这种规定本身无疑地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但是, 这里并没有涉及到这些思想观念的内容本身之正误、真假问题,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等同于“错误的观念”。此外,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还包含着对其“神秘性”、“伪批判性”的指控，“神秘性”问题关涉科学向形而上渗透之可能, 需另文专论;“伪批判性”的要害在于它割裂了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 表现为激进状态下的辩护立场与保守主义。
除了“虚假的观念体系”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含义至少还有两种:其一, 指统治阶级的思想, 亦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因而它必定构成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因此,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 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 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 [1] (P52)从这方面看, 意识形态谈不上“虚假”,因为它不仅是现存经济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且其本身就是现存统治关系的组成部分。简单地说, 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就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其作为价值系统发挥作用并使人们认同于现存社会制度。此后关于意识形态和自由精神的对立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引发出来的。尽管不少人借此而赋予意识形态以贬义, 然而当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视为每一种社会的统治思想时, 实际上是一种较为客观的判断, 并不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这就为他关于意识形态的第三种规定铺垫了基础。
其二, 指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 亦即每一个领导革命的阶级借以认清使命, 团结群众的思想观念及口号,因而它又必定是每一种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基础。马克思据此而写道:“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 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如果说,这种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描绘成全社会的要求仅仅是一种伎俩的话,那么对它的探究就没有普遍的意义了,因为骗人的伎俩是层出不穷的,而骗局终究是不能持久的革命阶级的革命思想绝不是如此, 它能以社会代表的名义动员群众, 向旧社会宣战, 绝不是靠宣传伎俩。“它之所以能这样做, 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 [1] (P54)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阶级革命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不需要意识形态, 不需要以全社会的惟一代表的面目出现, 而在于它的阶级利益确实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而不仅在革命时期, 而且在革命以后都能保持同其他群众的密切联系。
既然革命意识形态总是同人类的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相联系,因而其变化发展也就有一定的规律性。首先,“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 而革命阶级存在的前提则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1] (P53) 因此,解放生产力, 调整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的相应社会关系就成为任何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要求。因为无论在何种生产方式中, 劳动者都是基本的生产力, 因而任何革命都要有群众的参与, 而任何革命意识形态的力量总在于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 唤起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其次, 正因为革命意识形态与革命阶级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这种内在联系, 而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化是绝对的趋势,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后人类共同利益的弱化趋势也必将被扭转并重新得以实现, 表现在革命意识形态上,就是革命的观念越来越具有人类性和普遍性, 其总趋势是从解放劳动者到劳动者的解放, 从部分人的解放到“人类解放”。然而,一旦人类普遍利益真正成为现实,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 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就会完全自行消失。” [1] (P54-55)
二、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引申意义
上述分析使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实质。历史上的统治阶级 (都是剥削阶级) ,在其革命时期或上升时期, 其特殊的阶级利益还未完全分化为同广大劳动者根本对立的利益, 因而总是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并以较具人民性的思想观念获得了群众的认同。然而随着其特殊阶级利益的形成和扩展, 其意识形态观念必定与社会现实形成巨大反差,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便应运而生。这种虚假性来源于现存社会普遍利益的虚幻性,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存条件与其需要的对立。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时候, 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不应理解成一堆骗人的谎言,而应理解成它为现实中苦难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安慰, 引导了一条认命的出路,使他们甘于现状,安于命运, 而看不到真正的出路。
由此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 意识形态并非注定就是虚假的观念体系,只有当其维护一种已经过时的社会制度时,它才表现为虚假的、虚幻的观念, 表现为根本颠倒了的观念世界。因此,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就不是绝对的,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科学、信仰体系和批判精神的有机统一则是必然的。第二,把被意识形态所颠倒的现实世界再颠倒过来,不能依靠批判的武器,而只能诉诸武器的批判,即现实的革命实践。说到底, 颠倒的观念世界是由颠倒的现实世界造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颠倒的观念世界其实倒是“如实”地反映了它所赖以存在的那个现实世界的状况。因此, 不对现存世界进行根本性的革命改造,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虚幻性是推不倒的;即便一时被揭露得“体无完肤”,最终还是要再生的。包括宗教在内, 尽管它只是对现实中被压迫生灵的虚假慰藉, 可它毕竟是一种精神慰藉。“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 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 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 [2] (P452-453)
说到资本主义世界的颠倒, 它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结构的分析上。马克思后来在其《资本论》中概括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特点, 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 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 而在于, 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 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 不过, 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3] (P994-996)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个特征中我们可以引申出其第一个“颠倒”, 这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准确地说是“价值”) 的颠倒。我们知道, 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 乃在于它有使用价值, 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在于它本质上是劳动产品。因此,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在简单商品生产中, 这个道理还是清楚的, 所有商品交换者的目的都十分明确, 就是为了获得自身需要的产品。因此, 马克思称简单商品生产的公式是“为买而卖”。可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 情况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交换价值的生产上升到了第一位, 而其使用价值不过是其获取交换价值的附属品, 马克思将其称之为“为卖而买”。“为卖而买”从客观上看使生产和消费的脱离成为可能, 因而内含了经济危机的隐患;而从主观上看, 则造成了人和物关系的颠倒, 商品的属人性质被掩盖了, 呈现出来的是物和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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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可以引申出其第二个“颠倒”,这就是活劳动和死劳动的“颠倒”, 或者是劳动和资本关系的根本“颠倒”。商品的交换就是劳动的交换, 因而劳动是商品的价值实体, 而活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 这是基本事实。但是,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 这一切也都被根本扭曲了。由于“劳动被假设是在工资雇佣劳动的形式上, 生产资料被假设是在资本的形式上”,因而不仅资本被当做会自行增殖、会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运行, 而且工资雇佣劳动也被最终归结为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而完全丧失了作为剩余价值源泉的存在。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 “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只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增长”。这种“颠倒”造成了一种假象, 即资本主义社会是十分公平、没有剥削的社会,因为工人的劳动已对等地从其工资中得到了回报。这不仅完全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实起源,而且荒谬到实质上否定了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是“意识形态终结论”最为根本的“依据”。
从颠倒的有限经验事实出发, 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非科学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超越了有限的经验事实, 实现了经验与超验、价值与真理的真正统一。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实质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必然不会丧失其科学价值,而相比较而言,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只是简单的经验归纳而已。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区别于以往意识形态的有两点:其一, 它所借以立足的无产阶级实践实际上是当代进步人类的实践形式, 因而没有需要特别掩盖或加以辩护的既得利益, 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封闭性, 而使之向实践开放;其二, 它所借以进行批判的观念前提本身并不是无需加以证明的当然前提, 而是接受实践批判的对象, 这种自我批判的内在机制也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使之免于成为僵化的教条。然而, 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教条化的教训表明, 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并不就等于它的现实状况, 它要在历史过程中避免被僵化的命运, 关键在于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去履行其辩护功能。因此, 问题不在于否定意识形态本身, 而在于建构与社会历史发展相一致的意义价值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辩护的马克思主义, 一定会打破一些人所预言的所谓“主义的宿命” (即任何主义一定会超出其适用的历史界限而成为僵化的绝对真理体系) , 在理直气壮地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过程中, 继续保持自己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
三、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之判断 与当代意识形态之争论
在人类步入新世纪之初,意识形态似乎已成为“冷战思维”、“自欺欺人”、“空洞说教”的代名词。淡化以至摒弃意识形态已呈现出蔓延的趋势,而谈论意识形态则总显得底气不足。究其原因,从现实层面看,社会主义国家“左”的失误是否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从学理层面看,则是意识形态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同科学、理想目标及现实途径能否真正统一。事实上, 许多论者对此都作了否定的判断, 因此, 进行理论上的厘清是必要的。
1.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与意识形态功能能否统一
有的人认为, 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失误与挫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并将“左”的失误归结为超越现实,从而归结为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 因而纠正“左”的失误就是要取消意识形态, 只有这样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理论的错误理解。社会主义实践表明, “左”的失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而是由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 把“人为”的失误完全归结为必然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法。所以, 纠正“左”的失误关键是按客观规律办事, 并有赖于我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功能与意识形态真正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取决于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所为之辩护的利益的根据。一种意识形态是为狭隘的集团利益辩护它就不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否变质,关键是看其辩护的对象是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不是人民的现实的普遍利益。第二, 意识形态所激发的政治热情的现实基础。如果意识形态所激发出的是假情虚劲, 它一旦破灭, 就无法再激发人们的热情。因此, 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统一问题, 就转化为有无现实的普遍利益,以及有无建立在历史规律性基础上的理想信念问题, 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历史观是否成立的重大问题。由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一些学者似乎找到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的根据, 认为凡是意识形态都是前科学的东西, 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与意识形态功能完全对立起来, 其后果是不仅不能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而且自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辩护功能。在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猖獗的今天, 自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辩护功能无异于自取灭亡。如果我们从现实出发, 从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实践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辩护功能非但不能削弱, 而且要加强, 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也不同于现代的西方市场经济,它自然更加需要一定的意义系统的支撑与维系。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 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 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 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 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 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 [4] (P197) 在不同的社会, 会有不同的意义系统凸现, 然而意义系统崩溃的社会肯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此, 任何还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 必定拥有强有力的意义系统。在今天, 为社会主义的存在作辩护, 这决不是一件鹦鹉学舌般的易事, 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如果说我们在过去通过引证经典著作就可以取得共识的话, 那么在今天,不要说政治说教行不通, 就连任何稍稍缺乏独创性论证的意识形态作品也难以产生影响。如果说在过去的某些时候, 发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功能批判现实需要勇气的话,那么在今天, 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现实辩护同样需要勇气。事实上, 批判功能和辩护功能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在于你为谁辩护。我们在弘扬革命传统, 努力认同于实践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时, 无疑是对现在流行的一些时尚的勇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是一种科学地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实践精神, 它既非否定一切的“虚无”,亦非束缚于一己私利中的“务实”。历史已经反复证明, 从自己的想像中超越现存不难, 听任自发性的摆布认同现实更不难,难的是真正地超越现存。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 也是马克思所开辟的惟一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从这里可以看出,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与意识形态功能是统一的, 割裂两者的统一性, 必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分裂”并危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2. 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冲突是手段与技术之争还是“普遍的现实利益”与既得利益之争
当代意识形态的冲突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理论势力的冲突, 最为尖锐的冲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来就不是毫无实在价值的文字游戏, 而是关系到对社会发展与历史进程的不同认识的重大分歧。马克思通过科学研究为我们指明了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的终结制度,人类理性已无法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进行实质性的改进。由此他们得出结论, 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已不存在, 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便是由此而发。这种终结论不仅仅是理论家们的乐观想像,而且成为西方社会从民间到政府的普遍情绪。马克斯·韦伯是较早涉及到意识形态终结问题的思想家, 他认为, 近代以来, 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从强调价值理性以求实现某种最高价值到强调工具理性即注重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客观上已经预示了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衰落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各种信仰价值遭到了工具理性的无情“去魅”。继马克斯·韦伯之后,卡尔·曼海姆是第一个系统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西方学者。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 曼海姆论述了产生“意识形态衰落”和“乌托邦的消失”的原因, 指出完整的理论正在被分化为部分的务实的学说。曼海姆分析的逻辑基础事实上重新论证了韦伯的观点:工业化必然导致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转变。他预料一个社会若能发展到较为优越的工业化结构阶段,从而具有一定的弹性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底层的人们生活得好一点, 那么, 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谋求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下层阶级的冲动便会逐步削弱。而不管这种较为优越的工业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是通过给下层人民一些权利从而能充分保障其相对较好的生活水平的资本主义社会, 还是使这种资本主义首先转变为共产主义, 在这一点上, 两者并无区别。曼海姆还指出, 政治领域中的这种发展必然和精神生活的形式并行不悖, 知识阶层也将日益失去其意识形态因素和乌托邦的冲动。曼海姆在1929年所注意到的社会趋势在二战结束以后的西方社会似乎变成了现实。在宗教、经济及政治方面,人们不再相信各种“价值理性”具有超凡的魅力, 社会思想的正统和政治力量越来越多地表现在世俗性的“工具理性”上,人们热切关注的不再是利益的正当性问题, 而是利益如何分配的操作性问题。诚然, 当代的利益冲突, 有手段和技术问题, 例如, 没有发展和效益, 利益就无从谈起,但归根结底仍然是利益的正当性问题。第一, 历来存在着以生产等合法手段获取财富以满足生存发展的需求, 同以掠夺等非法手段占有财富以满足恶性膨胀的私欲两种方式,在当代也不例外。第二,两种利益的对立必然表现为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与少数人的特殊利益的冲突。第三, 每种利益都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而辩护。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是最紧要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护;个人利益具有最终和至上的价值,这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辩护。第四, 经济全球化下经济增长与南北差距扩大并存, 证明当代世界远没有解决公平问题。无条件地认同经济全球化和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本身就是西方意识形态支配的产物。因此, 在今天, 没有也不可能消解意识形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讲席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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