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举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在这次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这个重要课题。他不仅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上提出“自我革命”，同时还从保证社会革命的意义上提出“自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肩负着领导社会革命、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崇高使命。要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就必须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坚持刀刃向内，勇于修正错误，唯有如此，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无产阶级政党从创立到发展，总是伴随着一次次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一次次真刀真枪地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历史。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创始人，恩格斯在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早期以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过程中，从指导思想、队伍建设、党内组织纪律、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等方面对无产阶级政党早期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展开探索，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重要理论之源。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恩格斯党建理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对其中所蕴含的有关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系统梳理不够。深入研究这一思想，对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理论自觉、强化全局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统筹社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一、指导思想层面：制定正确的党的政治纲领，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一）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统一全党认识
恩格斯十分重视党的纲领的制定与完善，因为党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只要党的政治纲领正确、旗帜鲜明，就会产生举旗定向、统一认识的作用，就能充分调动党员的行动力与执行力，提升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
1875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其拟定的政治纲领草案《哥达纲领》充斥着拉萨尔主义和庸俗民主主义的观点，严重违背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马克思在世时曾写下《哥达纲领批判》，但并未公开发表。19世纪后期，拉萨尔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再度泛起，其倡导的公平分配、铁的工资规律和自由国家等观点使部分党员政治立场发生动摇，开始崇尚普选权与和平斗争。面对这种情况，恩格斯认为不能再“犯隐匿罪”，于1891年1月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并为其撰写序言，对肃清拉萨尔主义在党内的影响起到重要作用。
恩格斯专门列举了完备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纲领必须具备的核心要素。第一，党的政治“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因为“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 此外，纲领的用语应该准确和完整，避免产生歧义，如“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应该表述为“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第二，党的政治纲领应该全面、充分地阐明原则性、根本性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果回避这些问题，“其结果就是使党在决定性的时刻突然不知所措，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第三，党的政治纲领应该克服一切机会主义倾向。“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消除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影响
19世纪后期，欧美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以工人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组织，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新的高潮。但恩格斯认为，运动有潜在危机，因为大多数社会主义组织仅仅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表”，严重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里”。这种“表里不一”有两个突出表现。第一个表现是以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19世纪90年代末，以《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文学家、年轻资产者和大学生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左”倾机会主义派别“青年派”。“青年派”以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追随者自居，但却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时尚与流行，并未掌握其真正的观点和方法。理论层面，“青年派”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形式与口号，以激进主义者的面目示人，对党的理论基础、组织路线和斗争策略大肆批评，反对稳扎稳打，崇尚盲动主义，认为革命就是要顷刻“拿下障碍物”。另一个表现是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部分俄国革命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作决策时从定义和公式出发，没有充分考虑俄国社会现实状况，认为革命可以人为制造，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进行革命持否定态度。
恩格斯对以上两种表现进行严厉批评：“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从本质上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领悟不能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从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加以理解，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各类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斗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其创立与发展的过程也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捍卫真理的光辉历程。
1836年，流亡者同盟左翼成员在巴黎创立秘密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并逐步发展壮大为国际性的工人运动组织。1847年1月，同盟代表约瑟夫·莫尔邀请恩格斯和马克思参加同盟并指导其改组。在此之后，为驳斥布朗基主义、魏特琳空想社会主义与“真正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观点并祛除其影响，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中对无产者的定义和产生条件、无产者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区别、无产阶级的定义及其产生、无产阶级革命与废除私有制、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等同盟成员关心的问题逐一进行论述，为同盟顺利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奠定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恩格斯与马克思深入分析“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其理论缺陷，进一步阐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19世纪70年代，卡尔·欧根·杜林相继出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发起攻击，宣称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中实现全面变革。杜林的理论传播迅速，奥·倍倍尔、约翰·莫斯特、威廉·弗里茨舍、爱德华·伯恩施坦等人都对其深信不疑。恩格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876年2月发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公开批评杜林的言论，讽刺其为“社会主义最时髦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复兴者”。1876年5月到1878年7月，恩格斯完成《反杜林论》的写作，这部论战性著作对杜林在科学分类上的经验主义观点、物质存在形式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庸俗经济学和唯心主义暴力论进行批判，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马克思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曲解和否定，试图篡改马克思主义。晚年恩格斯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与真理性，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曲解和否定的这种行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其本质在于按照资产阶级的需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机会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就是存在于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
二、队伍建设层面：密切联系群众，保持优良作风，增进党际关系
（一）密切联系群众，不做“沙漠中的布道者”
“沙漠中的布道者” 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中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比喻。《新莱茵报》是宣传无产阶级政党革命主张的阵地，不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指的是该报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和策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最大化地传播无产阶级政党价值观。更进一步分析，不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是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沙漠中人迹罕至，在那里“布道”缺乏受众，不可能成功。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作为运动的领导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如果脱离群众，运动会沦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第一，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特权，党的领导不能脱离普通党员、疏远群众、高高在上。1893年恩格斯到欧洲旅行，所到之处皆盛情款待，但他却指出：“他们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完全不合我的口胃；好在这一切都已过去，下一次我要求有个书面协定，保证我不必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只作为个人因私事出来旅行。”恩格斯所反对的绝不仅仅是针对他的个人崇拜，而是党内任何形式、对任何人的个人崇拜。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自1879年在苏黎世出版以来，经常对拉萨尔大肆吹捧，将其奉为神明。恩格斯对此提出批评：“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条。”第二，充分调动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依靠少数人搞突然袭击取得胜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绝大多数，群众需要自主地参加到斗争中，并且“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第三，及时制止并纠正脱离群众的行为。恩格斯曾批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徒有虚名”。因为该党大多数成员为德国移民，与美国本地工人联系不多，并未深入到美国无产阶级中开展工作。恩格斯指出，该党“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
（二）形成优良作风，保持政党本色
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体现在两个方面：实践方面，“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理论方面，“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保持政党本色并非易事，政党内部作风不纯会导致政党本色逐渐退化，甚至黯淡无光。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狠抓作风建设，通过优良作风解决党内顽瘴痼疾，彰显政党本色。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种作风。第一，自我批评、勇于承认错误的作风。1848年，欧洲多国相继爆发武装革命，马克思与恩格斯曾乐观地预测革命高潮将很快到来。时隔47年，恩格斯在写作《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时回忆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第二，善于学习、弥补不足的作风。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少人投机取巧地将唯物主义当做标签胡乱贴在各类事物上，不愿意下一番苦功去研究经济学、社会形态发展等现实问题，反而热衷于“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并提出党的领导干部仅仅具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不能满足要求，还需要认真学习并掌握党的斗争条件。第三，敢于斗争，维护党的利益的作风。随着无产阶级政党不断发展壮大，党员成分逐渐多元化，一批官僚政客、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趁机混进党内，各种歪风邪气侵蚀着党的肌体。1879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为政府保护关税法案发表辩护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行为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严厉谴责社会民主党对凯泽尔种种行为的纵容态度。同年8月，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提及此事，认为“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在1890年12月致列奥·弗兰克尔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必须和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斗争，决不能妥协，“联合意味着首先向这帮阴谋家和野心家投降”。
（三）增进党际关系，避免各自为战
党际关系指的是政党之间的关系。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处理党际关系时，应该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联合与团结为中心任务，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追求一致的利益为基础，建立广泛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避免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各自为战，被逐个击破。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属于被剥削与压迫的对象，但机器生产“使工人的各个部分互相分离的那种对立的利益已经消除，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趋于平均化……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早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就一起对各国工人组织的国际联合进行了大量探索，为第二国际早期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889年7月，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正式成立。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国际采取宽松的组织形式使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紧密地团结起来。它并未制定明确的纲领和章程，也没有完备的组织体系，更没有具体的、统一的行动方略，最主要的活动是每隔两年或三年召开国际代表大会，讨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共同关心的重要话题并作出决策，对决策的具体执行不做强制要求。但正是这样一种松散的组织方式给予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极大的平等权和自主权。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第二国际的成立克服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斗争中单打独斗的局限性，改善了其在斗争失败后孤立无援的境地，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西欧、北美向东亚和拉美扩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口号变为现实。恩格斯指出：“到处有我们的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直到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大的国家，在那里社会民主党没有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遗憾的是，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逐步发生蜕变，改良主义抬头、修正主义滋长、沙文主义膨胀、民族扩张主义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多国无产阶级政党纷纷背叛第二国际于1912年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巴塞尔宣言》，第二国际最终破产，这个结局再次印证增进党际关系的重要性。
三、党内组织纪律层面：坚持民主集中，严肃党内监督，严格纪律执行
（一）坚持民主集中，凝聚力量意志
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必备的重要属性，也是其组织力量得以有效发挥的重要保证。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指出：“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在评价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恩格斯指出：“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在强调民主的同时，恩格斯认为同样不能忽视集中。民主是确保无产阶级力量凝聚、避免一盘散沙的关键环节，集中是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统一领导，避免“命令梗阻”的重要手段。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创造性地将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民主集中制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储备。
在对民主与集中进行阐述时，恩格斯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实行选举制，党的组织成员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恩格斯洞悉资产阶级普选制种种弊端后提出的伟大设想。在恩格斯看来，普选制下金钱成为选举的重要砝码，“领导人物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他们丝毫不具备担任这一职务的卓越才能，而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手里早已准备好钱包，看看谁能收买”。第二，党在民主与集中过程中的组织纪律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①]。无产阶级政党充分尊重大多数成员的意见，个人决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少数人的想法决不能代替多数人的观点。第三，无产阶级政党既要民主，也要集中。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并未过多阐述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二者是作为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制度形式出现的，这与现阶段的民主集中制有一定差别。从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视角出发，恩格斯所说的民主，指的是通过这一形式避免党内宗派主义将小团体的利益置于组织整体利益之上，一家独大、独断专行，避免非科学化决策将党引向歧途。而集中更多是强调当党内意见不一致、难以达成共识时，或党处于危急关头需要果断决断改变方针策略时，需要党的集中领导发挥作用。民主与集中并不抵触也不冲突，而是常态与紧急状态下党的不同的领导制度与决策制度。二者手段虽有差异，但目的都是为了凝聚党的力量意志，更好地发挥党的战斗力。
（二）严肃党内监督，规范党员行为
恩格斯在1891年3月为《法兰西内战》撰写导言时指出，国家和国家机关的角色有可能“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至今所有国家都不能避免这一现象。据此分析，无产阶级政党是否会腐化变质、丧失原有的阶级属性，应该如何避免这类现象，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纪律建设过程中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当时欧洲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原有的旧协会、社会组织、资产阶级政党合并、改组而来。这些政党虽具有一定的无产阶级属性，但思想观念尚未完全转变，开展革命活动滞后，不能有效融入更高一级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也有一定的距离。恩格斯认为，严明的政党纪律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措施，但在纪律执行过程中，党内监督同样必不可少。就本质而言，党内监督是政党纪律执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功能而言，党内监督属于政党执行纪律的手段之一。
为严肃党内监督，恩格斯提出以下观点。第一，在监督过程中，党内所有成员地位平等，党员既是监督主体，同时也是被监督对象。在1891年4月致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提出：“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第二，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提倡党内理性争论。争论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坦诚地表达看法，二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随着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不可能说服新加入的相当数量的党员。新加入的党员们思想活跃，“不可能像对小学生那样进行注入式的教育；在这里，争论、甚至小小的争吵都是必要的”。第三，在平等监督与理性争论的前提下开展党内自由批评。在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体系中，“批评”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在1889年12月致特里尔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在恩格斯看来，党内一切违规违纪行为都应该受到批评，以此形成强大约束力，进一步规范党员的行为。
（三）严格纪律执行，避免自由散漫
恩格斯于1861年4月20日在英国《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上撰文指出军队纪律执行的重要性，认为志愿兵“对规定方式的任何违反，都必然会使秩序受到一些破坏，不够整齐，不够正常”。军队纪律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有一定差别，但在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是冲锋陷阵的先锋队和广大工人的领导者，担负的职责与军队在战争中的职责类似。因此，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组建与指导其开展斗争的过程中，极其重视政党纪律的执行。
随着国际工人运动不断发展，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规模相继壮大，党员人数不断增多，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也逐渐滋长。这些错误思想严重妨碍党的行动，党纪执行力度大打折扣。如《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但实际上会议经常无故延期；该章程还规定“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次，支部每月联系一次”，但实际上“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回国后就改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解散了，他们和同盟的联系完全断绝。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比较爱出风头的人，甚至不想恢复这种联系，而各行其是，开始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展小小的分散的运动”。
为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恩格斯提出如下要求。第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遵守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凝聚力量与开展斗争的重要保障，恩格斯强调“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第二，坚决维护党的纪律，反对任何形式的违规违纪行为。恩格斯指出，“不会允许任何破坏我们章程的行为”，“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第三，“要严格执行已经通过的东西”。在这里，“已经通过的东西”指的是1889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当时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党抵制会议，会议面临变更时间或取消的可能。为此，恩格斯多次致信保尔·拉法格，指出“代表大会无论定在哪一天，一定要保证召开；任何危及大会召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四、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维护领导核心权威，服从领导核心意志
（一）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核心产生的历史必然
无产阶级政党是由众多党员组成的政治组织，要想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实现自身解放，就必须将若干党员凝聚、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去往何处、如何行动，需要有领导核心统一指挥、传达意志。恩格斯的众多著作中较少使用“领导核心”一词，而是用“委员会”“中心”“伟大人物”等词语代替。在1850年3月发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恩格斯与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涣散的危害：“同盟以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涣散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靠公开活动就够了……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巩固的支柱。”领导核心的产生有助于缓解同盟利益受损的不利状况，同盟“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
第一国际时期，恩格斯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核心的确立进行了更加详尽的探索。在1864年9月28日的成立大会上，第一国际选出临时委员会以及负责起草纲领的小委员会，马克思也在其中，这两个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领导核心。恩格斯在1877年6月写的《卡尔·马克思》中指出：“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这里还需要讨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核心与领袖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这就是说，领袖的产生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个人，又具有偶然性。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中，领袖处于核心地位，是政党领导的核心。但恩格斯也指出，领袖是否能发挥作用以及发挥多大作用，关键看领袖的才能以及是否掌握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趋势，不能无限夸大领袖的作用。
（二）坚决维护领导核心权威，批判巴枯宁派的主张
1868年10月，巴枯宁在瑞士日内瓦建立国际性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同盟盟员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1869年加入第一国际后，同盟盟员私下仍然拉帮结派，在巴枯宁指挥下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1871年巴黎公社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后，巴枯宁派趁机大肆鼓吹革命权威的弊端，在第一国际内部推行宗派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871年11月12日，巴枯宁派发表《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建议所有联合会共同反对总委员会，认为所有支部应该完全自治，并宣称“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盟的原则，并且应当抛弃在它身上出现的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恩格斯指出“这是一种公然的叛变行为，这些人撕下了假面具”，坚决反对巴枯宁派对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领导核心地位的挑衅。
恩格斯对巴枯宁派的阴谋进行揭露。理论上，这个派别企图将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理论合二为一，并以此为根据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行动，因为这些行动都是“权威的”。这种主张缺乏现实依据，更难以自圆其说。巴枯宁派并没有阐明如何使用非“权威”的手段消除政治压迫、资本剥削和废除继承权，而是从字眼上拼命反对“权威”，忽视其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实践上，巴枯宁派反对权威的“诀窍”在于，将一切不如意、不满意和不同意的事物都“判决”为“权威的”，以为这样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让权威消失。这个所谓的“判决”脱离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条件，因为没有权威就没有任何一致的行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合作，而这两者都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生产所必备的基础，因此，巴枯宁派的主张不能成立。
（三）权威的本质是意志服从，权威与自治是辩证统一关系
为集中批判巴枯宁派的反权威思想，坚决维护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核心地位，恩格斯于1872年10月—1873年3月写下《论权威》。著作开篇，恩格斯对权威的内涵进行界定：“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这说明，权威的本质是对意志的服从。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中，各个孤立的活动被联合活动取代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联合活动必须依靠权威才能进行有效组织，这就是权威的来源。按照巴枯宁派的设想，当社会革命推翻资本家之后，土地和劳动工具都将变为无产阶级的财产，这时权威就会消失。恩格斯以棉纺厂为例对此进行反驳。棉花生产需要经过六道工序，在此过程中工程师、机械师需要管理和维修蒸汽机，劳动者需要搬运产品，因此大家必须确定并遵守固定的工作时间，这就是权威的体现。而生产过程中若干问题的解决同样要依靠权威。“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但无产阶级本就源自大工业生产中，大工业被消灭之后无产阶级就失去了维持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巴枯宁派所鼓吹的消灭权威本质上就是要消灭无产阶级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如何看待权威与自治、自由的关系，是《论权威》中恩格斯重点阐述的内容。按照巴枯宁派的设想，“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每个人和每个乡镇都应该实行自治，“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恩格斯认为，“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用权威保证每个支部、每个支部中的每个人意志的统一，任何违反权威“单独的”或“自由的”行动是不被允许和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权威的存在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政党行动的统一，而非禁锢人的思想或时时刻刻都在约束人的行为，在不违背权威的情况下仍然允许“单独的”或“自由的”行动。因此，权威是自治基础上的权威，自治是权威原则下的自治，“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维护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核心的权威，关键在于根除无组织、无纪律、无原则的自治行动，坚决服从领导核心意志。
五、当代启示：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理论自觉，强化全局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统筹社会革命
历史使命和现实问题激励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不断探索，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凝练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将其贯穿于党的整个发展历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站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党如何持续深入推进自我革命，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一，问题导向是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的出场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的出发点。无产阶级政党担负着领导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重任，在实现“两个必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必须确保无产阶级政党不断发展壮大。恩格斯从“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发展面临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出发，从思想、队伍、组织纪律、领导核心四个关键层面入手，对上述问题做了回答。现阶段，坚持问题导向依然是我们党持续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的基本遵循。思想层面，应该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克服观念淡薄、意志薄弱、立场动摇等问题，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队伍层面，应该加快转变工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打造过硬队伍，展现新时代党的良好形象。党内组织纪律层面，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自觉与违纪违规行为展开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正风反贪肃纪，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要充分认识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意义，中华民族要想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挥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有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坚强领导核心，确保领导核心的意志能够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统一与行动一致的基础。
第二，理论自觉是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的宝贵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的支撑点。在无产阶级政党还处于发展创立的时期，恩格斯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有预见性地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克服自身不足才能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将这一思想凝练和发展为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持续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这一命题不仅是实践层面的客观要求，更是我们党理论自觉的彰显、理论创新的突破和政党意识形态的体现。现阶段，应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研究与阐释，进一步梳理其与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的关系，为我们党自我革命提供深厚的学理支撑。
第三，全局意识是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的关注点。“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不能脱离社会发展全局和社会系统孤立地看待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国家的政策甚至不同类型的政治派别、法律的运行都在恩格斯的考虑范畴之内。同样，持续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也需要用全局意识正确分析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对“西强东弱”中“东升西降”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有清晰认知，对统筹推进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有系统规划，正确面对和应对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教训警示我们，一支队伍要想走得长远，就必须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同样值得深思，如果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封闭僵化，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出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活力至关重要，要避免用片面、孤立、静止的眼光看问题，要将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发展相结合。
第四，斗争精神是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的重要依托，也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深入推进政党自我革命的着力点。回顾恩格斯的革命历程，他先后与费尔巴哈、鲍威尔、杜林、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等人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系统批判过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空想社会主义、杜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无政府主义等理论体系，这正是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精神的彰显与诠释。现阶段，我们党面临的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与恩格斯所处的年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斗争精神决不能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期，形势环境变化快、改革发展任务重、风险矛盾挑战多，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都离不开伟大斗争。要以斗争精神有效激发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责任担当，使自我革命进一步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第五，社会革命是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的落脚点。伴随着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社会革命将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唯一前途。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核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确保自身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凝聚力和号召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以上论述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一致性与统一性：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领导社会革命，反之，社会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更高要求。“两个革命”应该同向同行、统筹推进，不能将二者视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或顺序上的继承逻辑，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统一，在持续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之中实现社会革命。
（作者单位：汤志华，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赵伟程，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5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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