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与德国工人运动有着特殊的关系，正如1891年1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写的序言中所说：“马克思和我同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同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密切。”在国际上，恩格斯把自己当做德国工人的一份子，在谈到德国工人运动时，他用“我们”亲切地指代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政党。恩格斯一直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德国工人运动，并对其进行及时指导。19世纪八九十年代，恩格斯形成了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思想。
学术界对于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政党议会斗争的观点方面，其中相当部分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探讨恩格斯晚年是否放弃了暴力革命思想，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关于此问题，一些学者已经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但依然不断有与此相反的研究结论出现，歪曲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思想，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主张“长入”社会主义。
本文分析德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社会、工人运动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梳理与概括恩格斯19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以期能够正本清源，纠正学术界在所谓恩格斯政治遗嘱或晚年思想上的一些误解和曲解。
一、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思想产生的背景
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思想是在考察、分析德国工业革命以来德国经济、社会、工人运动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德国政治制度的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
首先，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德国工业化在1871年德国统一、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后快速发展。在德国，铁路是“19世纪最具革命性的发明”。1835年德国境内第一条全长12公里的铁路建成，到1880年，德国铁路里程已达33708公里，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同时，政府加强了对铁路的管理，于1873年成立帝国铁路局，1879年开始对铁路实施国有化，当年国有化的铁路里程就达5000公里，到1900年国有铁路已占很大优势。德国军事工业的发展也势不可挡。最典型的例子是克虏伯公司，该公司既是钢铁厂也是军工企业，1811年在埃森建立时只是一个小熔铁厂，到1887年时仅铸钢厂工人就达2.1万人，成为德国最大的军工企业。军事工业的发展使德国拥有欧洲大陆战斗力最强、装备最为先进的军队。
其次，快速工业化促进了快速的城市化。一些小城镇、小村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拥有数万工人的工业城市。与此同时，大城市的数量在增加。比如，1820年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城市只有柏林和汉堡，到1870年增至七个，1900年超过八个。首都柏林人口从1820年的不足20万到1900年增至近190万。
再次，工业化、城市化使德国阶级、阶层发生着变化。一是产业工人数量增加，工人政党影响力持续上升。19世纪60年代，德国产业工人的数量约为200万，1882年增至410万，占就业人数的45%，1895年达到590万。与此同时，德国工人组织起来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于1863年最先在民族区域内建立起工人政治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1875年建立起统一的德国工人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工人政党领袖在1867年北德意志邦联第一次国会选举时就参与了竞选，工人代表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进入容克资产阶级的议会，试图通过议会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这是德国工人阶级创造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议会斗争。德国统一后，德国工人政党继续参加帝国议会选举，得票数持续上升。这引起德国统治阶级的恐惧，俾斯麦甚至把社会民主党的问题视为“国内的战争问题和政权问题” 。俾斯麦于1878年10月迫使帝国议会通过了旨在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以下简称“《反社会党人法》”）。这使议会斗争成为该法令实施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所从事的唯一合法活动”，客观上也促进了德国工人政党的议会斗争。《反社会党人法》的实施起初对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有所影响，但后来其得票持续上升，在1890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位列第一，迫使统治者废除该法。在以后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其得票数保持第一。二是一个主要由职员（白领工人）构成的“新的中间等级”在19世纪末出现。伴随统一后高速工业化的进程，职员人数的增长相对地多于工人。虽然职员和工人们一样是雇佣劳动者，但他们不接近工人，而是接近其他资产阶级集团。
最后，帝国的统治者容克资产阶级调整对付工人阶级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直到1890年被迫废除；另一方面从离间工人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拉拢工人出发，自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介入雇佣工人的风险保障问题，先后通过《疾病保险法》（1883年）、《工伤事故保险法》（1884年）和《伤残与老年保险法》（1889年），在工业国家中第一个建立起社会保险制度，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人的部分诉求，防止工人陷入赤贫。
但是，德意志帝国君主专制的政治现状没有发生变化。1871年5月4日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帝国议会成员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不受委托和指示的约束”。但实际上帝国议会权力很小，除了在预算上具有否决权外，它在外交和军事上没有任何发言权，而且它通过的议案只有经过由各邦指派的代表组成的具有实权的联邦议院同意后才能生效。在法律上，帝国没有行政机构，只有一个大臣即帝国宰相由皇帝任免，只对皇帝负责。皇帝代表真正的实际的权力，帝国“国会主要是个辩论会”。这种政治状况一直持续到一战即将结束前。
与此同时，英美等国家形势的发展引人注目。比如，英国于1884年通过了修订后的《人民代表法》，君主立宪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美国经过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逐渐完善。
二、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旧式的街垒战过时了
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指出：“这里的斗争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恩格斯认为，军事武器的全面改进、城市化、铁路等道路建设对镇压革命的主力——军队有利，提高了其镇压的效能。恩格斯指出，军队在武装上是“无与伦比地改进了……现在则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而且，城市化、铁路等道路的建设有利于军队的迅速集结和武器发挥效力。“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那么军队就扩增得更多了……借助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24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在48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发挥其效力似的。”这种状况对起义者是不利的，起义者无法做到“各分队的互相配合和协同动作”，也无法做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因此，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无产阶级起义取得胜利“是极其罕见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在阶级、阶层关系变化方面，恩格斯指出，像1848年那样“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间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从而使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
（二）德国工人运动开创的议会斗争取得巨大成绩，为国际工人运动树立了榜样，但只是暂时的策略
恩格斯非常欣喜地看待德国工人政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在《导言》中，恩格斯赞扬德国工人“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这使德国工人“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是德国工人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在恩格斯看来，议会斗争具有两大功能。一是测试功能，可以测试德国工人自身力量和敌对党派力量，“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衡量我们的行动是否适度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二是唤起群众的功能。恩格斯指出，“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手段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
但是，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政党的议会斗争是符合当时德国国情的暂时的策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因恩格斯在《导言》中写到社会民主党合法斗争时用了限定词“现在”，暗示着不是永远放弃暴力革命的意思，担心这可能引起德意志第二帝国统治者对社会民主党的迫害，因而建议将“现在”一词删除掉。对此，恩格斯指出：“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策略变成永久的策略，把具有相对意义的策略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恩格斯强调德国工人政党开展议会斗争只针对当前的德国。他在1895年4月3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
在恩格斯看来，议会斗争这一策略的使用是有原则的。一是不能导致无产阶级运动性质的改变。恩格斯在1889年12月18日致丹麦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格尔松·特里尔的信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二是不能加强政府的统治。1893年6月底，恩格斯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年6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成功接受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采访，当记者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近似英国费边社的政策时，恩格斯否定了记者的看法，指出二者之间本质上的不同，并强调“我们永远投票反对预算、反对任何军事拨款或扩充兵员”。
（三）德国工人政党的议会斗争不能使德国建立共和国，更不能实现“长入”社会主义
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针对该党在其新制定的1891年党纲中不提社会主义革命、不提建立共和国的做法以及社会民主党内一些人提出德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恩格斯专门撰写《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进行批驳。恩格斯指出，德国不具备“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条件，因为根据帝国宪法，“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和平长入”“这样的政策长此以往只能把党引入迷途”，因为“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恩格斯还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一时的选票，不敢提出社会革命、建立共和国的做法的实质及危害。“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恩格斯在1893年5月11日回答《费加罗报》记者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标的提问时，再次重申了在德国现制度下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
（四）议会斗争的成就不能替代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放弃暴力革命
1884年11月18日，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指出：“任何一个政党，要是不撒谎的话，都不曾否认过在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从来没有一个政党会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0年国会选举中成为得票最多的党，同年《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在此之后，恩格斯仍坚持不能放弃暴力革命的观点。恩格斯在1890年3月9日写给在这次国会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李卜克内西的贺信中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即“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但是不同意其为此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观点。恩格斯指出：“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希望在军队
恩格斯认为未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成功的条件是军队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1884年12月，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信中说：“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速射枪等等)的水平下，革命应该在军队里开始。至少在我国，革命会这样开始。”在《导言》中，恩格斯指出了军队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条件：“对于起义者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来影响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那么，怎么动摇军队的士气呢？他指出，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拒绝向人民开枪”。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从反正两个方面得到了验证。
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帝国最强大的选民党”，但是该党却走向了社会改良主义。这从反面验证了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政党开展的议会斗争不能使德国建立起共和国的思想。
德国在30年内彻底完成工业革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的工业国。仅在1887—1914年，产业工人数就增加了一倍，成为德国经济活动的主体。比如，1882—1907年，工业就业人员的比例从37.7%增加到40.1%。同时，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数、所占选票比例也都持续增加（1907年所占比例有短暂下降）并位据第一。1912年帝国议会选举中，该党得票425万张，得票率达34.8%，在国会397个席位中有110个议席，居第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国会党团。该党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在增加。到一战爆发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支配着91家报纸，除国会议员和邦议会议员外，还有2821名市议员和9059名地方代表。社会民主党对帝国统治者、德国社会都产生着其他政党无可比拟的影响。它不仅使帝国政府酝酿的《反颠覆法案》《苦役监禁法案》等法案一再被国会否决，而且迫使其在一战爆发前的十年中为了“阻止大量居民涌入社会民主党内”，进一步实施一系列保护劳动的法律。可以说，德国出现了有可能“长入”社会主义的条件，即德国工人政党可以利用其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提出并设法通过向共和国乃至社会主义过渡的议案，或者像“一战前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相信世界革命会从德国开始”那样发动革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些都没有发生。对此，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在1904年与倍倍尔论战时尖锐地指出其根本原因是，“你们的议会不过是半个议会而已”，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恩格斯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斗争不能导致德国实现共和国的原因。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了崇拜这种合法性”，陷入恩格斯曾经担忧的议会斗争的“迷途”，走上了议会道路，其标志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导理论。伯恩施坦在1899年2月出版的著述《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倡议会道路，主张与帝国政府合作，其实质是全盘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出现之初，倍倍尔、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骨干大都对其持批评态度。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既没有从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也没有从组织上与之划清界限，修正主义在党内快速传播。围绕对修正主义的不同态度，党逐渐分裂为右中左三派。支持者为右派，反对者为左派，态度模棱两可实则靠近右派为中间派。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于1906年左右在党内取得了决定性地位，又称多数派。该派领袖菲力浦·谢德曼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尤其是后者在1913年倍倍尔去世后成为党内最有权势的人。在社会民主党右派的领导下，德国工人运动走上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与帝国政府合作的议会道路，也是社会改良主义道路。该派反对并打压任何在他们看来可能对当前政治制度构成威胁的言论、文章和行动。比如，艾伯特认为即使政治性群众罢工也“是同社会民主党公然对立的”。他们还利用所掌控的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发表攻击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和群众罢工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实际滑向了保皇派。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在1910年左右公开滑向社会民主党右派。比如，卢森堡写的主张工人群众罢工的文章要在《前进报》上发表，该报编辑、社会民主党中派代表考茨基不能容忍文章中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向卢森堡提出“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部分登出去”，认为提出共和国要求的这一部分是“会给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的标新立异的宣传”。最终，卢森堡的文章未能在该报刊发。
走向议会道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帝国的殖民扩张和军国主义政策，放弃国际主义。在一战的危险临近时，该党没能利用自己在德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发动各国工人阻止战争，没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作用。一战爆发后，在1914年8月4日帝国议会举行的支持德国参加一战的军事拨款法案表决中，该党议会党团竟一致赞成。这严重违背了恩格斯提出的德国工人政党议会斗争的基本原则，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是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之一。
四、十一月革命与共和国的建立
一战中德国民生问题恶化导致的厌战情绪、军队动摇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性影响，为1918年11月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领导的十一月革命创造了条件，也为德国建立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这从正面验证了恩格斯提出的在德国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共和国的思想。
当一战的战况打破德国战争决策者设想的在1914年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计划、战争拖到1915年还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时，敌方海上封锁的加强，导致德国出现了食品供应紧张问题，到1916年时民生受到严重影响，因营养不良死亡的平民的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不仅在平民中也在军队中蔓延，“愈来愈动摇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信念”。
斯巴达克派的反战宣传适应并表达了德国民众和士兵的厌战情绪。该派成立于1916年1月，是由社会民主党左派成立的一个旨在动员德国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反战力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斗争的宣传性组织。它将反战传单、《斯巴达克书信》分送到德国许多城市，在唤起群众反战意识、聚集革命力量方面作出了巨大功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斯巴达克派以之为“榜样”，通过传单向德国工人、群众介绍十月革命及其意义，尤其是加强了在士兵中的宣传。斯巴达克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宣传活动，对德国军队产生巨大影响，加重了其厌战情绪。在前线，出现了士兵逃离军队的现象，水兵尤为突出。1917年，水兵因“背叛战争”和“战时暴动”而被判刑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截止1917年底，已判处海军官兵总共361年监禁。
随着战争的拖延、国内民生问题的恶化、厌战情绪的增长，革命条件在快速形成。1918年9月2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承认战败，要求政府立即向协约国提出停战和谈。其理由之一就是，德军受到斯巴达克派社会主义思想的严重毒害，已不能信赖。
1918年10月底11月初，革命条件已经成熟。正如恩格斯曾经设想的那样，革命首先在军队爆发。1918年11月4日，基尔港水兵因厌战、拒绝执行上级作战指令而起义，“在德意志帝国引以自豪的军舰上飘扬着红旗”，码头船厂工人以罢工响应。起义士兵、罢工工人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起工人士兵苏维埃，接管了当地政权。基尔港水兵起义拉开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序幕。随后，革命之火很快便燃向帝国其他地区。革命发生之处，当地的“统治者们都毫无抵抗地向革命投降”，或下台或者逃亡。11月8日，除柏林之外其他地区都发生了革命，建立起工人士兵苏维埃。工人士兵苏维埃既是战斗机关，又是政权机关。各地的工人士兵苏维埃提出了大体相同的摧毁德意志第二帝国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和要求。比如，政治上，废黜所有王朝，解散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取消特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没收银行和工业企业归无产阶级所有；军事上，彻底改革军队制度等。11月9日，斯巴达克派号召柏林工人举行罢工，几十万工人立刻响应，驻扎在柏林的士兵起义。守卫帝国各个国家机器的士兵像恩格斯曾经预测的那样，“不愿意拿起武器对付无产阶级革命”。当日上午，武装工人和士兵相互配合，一举占领了帝国政府各部、国会大厦、警察总局、电报局、监狱以及其他主要部门，第二帝国的国家机器陷入瘫痪。为了防止革命向纵深发展，中午时分，帝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宣布威廉二世退位，同时宣布把首相职务移交给他坚信会“决心竭尽全力对革命进行斗争”的艾伯特。在德国，君主专制制度被无产阶级革命摧毁。
五、未完成的革命与短命的共和国
社会民主党右派与旧军队结盟，绞杀了斯巴达克派领导的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革命”，导致没有对旧帝国的国家机器进行较为彻底的变革，致使魏玛共和国缺乏稳定的基础，为其短命埋下了致命的隐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恩格斯关于在德国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建立起共和国的思想。11月9日，刚刚当上首相的艾伯特利用其社会民主党主席的职务攫取革命成果，于当晚主持筹备成立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李卜克内西于当天提出了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在内的六项要求作为参加人民委员会的条件，遭到谢德曼拒绝后，他拒绝参加人民委员会。
斯巴达克派决定继续革命，推翻社会民主党右派把持的临时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11月10日，斯巴达克派的《红旗报》写道：“这次革命不仅必须扫清封建主义的一切渣滓和废墟，不仅必须击破容克阶级的一切城堡，口号不仅是要建立共和国，而且是还要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11月14日，德累斯顿、莱比锡、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全权代表发出呼吁书，呼吁继续革命、建立德意志统一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提出了实现方式。为了明确革命目标，斯巴达克派于12月31日成立德国共产党，确立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的纲领。
但是，社会民主党右派却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谢德曼在11月9日宣布德国为德意志共和国时就说：革命已经完全胜利了。但是，广大群众要求继续革命的热情高涨。为了遏制革命，11月10日晚，艾伯特与帝国陆军最高统帅部“结盟”。为此，在艾伯特的总统府与最高司令部之间建立起一条秘密专线，每天晚上就采取必要的行动和措施交换意见。
在旧军队的支持下，以艾伯特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把国家权力从柏林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手中抢夺过来。1919年1月19日，国民议会的选举在魏玛开展。2月6日，立宪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2月13日，资产阶级性质的魏玛共和国成立。艾伯特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谢德曼当选第一任总理。
在夺取革命成果的同时，社会民主党右派与旧军队联合在一起，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对待继续革命的工人和士兵。1919年1月11日，社会民主党右派、柏林警察局长古斯塔夫·诺斯克领导由旧军队充当的志愿人员，组成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军，镇压了柏林起义。政府军的“残暴程度超过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任何镇压行为”。1月15日，政府军杀害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1919年5月，革命在政府军的血腥镇压下失败。就其取得的有限成果来说，十一月革命“最好被诠释为未完成的革命”。
魏玛共和国与不久前崩溃的帝国相比，没有多大变化。政治上，国民议会中相当多的议员是帝国议会里的旧面孔。在国民议会第一次召开时，在艾伯特“面前就坐的几乎全是他从前在帝国国会相识的议员”。“旧的帝国政府在艾伯特的领导下仍然保留了原有机构”， “新的内容是内阁的各职能单位称为部，各部的首脑不再称为国务秘书，而称作部长”。这些旧势力形成一股十分强大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力量，威胁着民主共和政权。
军事上，根据德国战败后被迫接受的《凡尔赛条约》的规定，从1920年3月31日起，德国国防军减少到十万人，但在艾伯特的支持下，原帝国军队中的校级军官和贵族军官在国防军中保留下来，每两位军官中就有一位来自军官世家，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一战爆发前帝国时期每四位军官中达不到有一位出身军官世家的比例。这使国防军成为魏玛共和国的一个特权阶层，而他们对魏玛共和国没有感情。每当德国经济状况恶化时，总会发生这一团体“乘火打劫”试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事件，例如，1920年3月发生的卡普暴动。当时国防军以“国防军不打国防军的”理由拒绝出兵镇压，结果叛乱分子进军柏林，占领了魏玛政府机构，宣布成立以卡普为首的新政府，共和国总统艾伯特则带领政府人员狼狈逃离柏林。
经济上，帝国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农村大地产、工业巨头是封建容克贵族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军官团的经济基础，对它们进行社会化是十一月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提出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魏玛共和国稳固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革命被扼杀，在共和国成立前后这些工作都没有进行。大地产、工业巨头最终成为纳粹政权的经济基础。
在社会基础上，魏玛政府没有充分保证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十一月革命的洪流中，慑于革命的威力，企业家很快与工会代表达成《斯廷内斯—列金协议》，确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表明集体合同的法制化被劳资双方及政府所接受。这是德国企业劳资共决机制的开始，是十一月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革命时期提出的一些其他维护工人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要求也写入了宪法。比如，宪法第156条有经济社会化的规定，但由于帝国时期的大地产、大工业、银行、政府机构人员都“原封未动”，这些条款不过是一纸空文。这种状况使得认为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会维护自己利益的工人阶级非常失望，工人们逐渐抛弃了社会民主党。这导致社会民主党的选票逐年降低，最终失去执政党地位，在共和国存续的14年中，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执政党组阁的时间加起来不足四年。社会民主党一直自认为是“民主共和国的真正支柱”，它的境况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共和国的境况。
在文化教育领域，没有进行清理。在德国，教会和学校是传播思想文化、对大众影响最深最大的两个社会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人员在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基本没有发生变化，所传播的内容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就教会来说，“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都在培植本质上说来是保守的、君主主义的和反民主的情感”。在教育系统中，“不论中等或高等教育的管理大权都仍然掌握在那些藐视共和国的人们手中，他们自然不会努力去改革学校的课程设置以便把德国青年培养成‘共和国公民’”。这样，“大中学校成为右翼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中心”，而“德国教师队伍则成为钢盔团发展团员和民族社会主义党培养干部及其领导人的卓有成效的大本营”。“总的说来这两类机构都在挖魏玛民主的墙角。”
六、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历史进程验证了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思想的科学性，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恩格斯晚年思想与其前期相比，特别是与马克思在世时相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恩格斯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特别是在类似德国这样封建制君主制曾长期存在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开创的议会合法斗争即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不会实现共和国的建立，更不会导致“长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目标。
工业革命后在军队装备“无与伦比地改进了的”的状况下，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领域在旧军队。德国十一月革命摧毁德国专制君主制即是如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此外，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无产阶级街垒战如果没有军队的同情或支持，其胜利“是极其罕见的”，德国十一月革命时期“第二次革命”的失败验证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后建立的共和国，如果不对旧政权的国家机器进行彻底的变革，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的基础就会不稳。这是魏玛共和国的教训。二战后，反法西斯盟国吸取教训，从防止德国重新发动世界大战、为德国的民主共和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出发，对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变革，一定程度上“砸碎”了“第三帝国”的国家机器，德国的民主共和国才得以稳固存在，延续至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5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