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以下简称“马克思指明的时代”)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百年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把握当今时代发展趋势与规律所提出的两大命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前者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阐明了当今时代全球发展的宏观方位、一般本质与总体特征；后者着眼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阐明了现时代全球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与具体方位、特征。这两大命题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各有侧重，体现了一般与具体、宏观与微观、过程与阶段的辩证法，构成我们认识与把握当今时代以及有序推进相关实践的根本遵循。在当前，深度彰显这两大命题的重大指导意义，要求我们依照唯物史观把握时代的基本方式，对这两大命题之间的关系给予准确厘定与系统阐释。
一、以唯物史观阐释“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与“百年变局”关系的必要性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表述来看，“马克思指明的时代”就是指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资产阶级时代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②相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③。当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上述概括可以具体地展开为不同维度与不同内容，如劳动者的劳动力可以自由交换，劳动者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生产的目的不是创造使用价值而是创造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的普遍化致使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受到资本的抽象统治处于异化状态，等等。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来看，“百年变局”是指当今世界发展与时代演变正经历着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重大变化，呈现出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崭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同时，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伏彼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④从这一表述来看，“百年变局”的重大变化和崭新特征主要表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政治格局变化、文明形态变化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人的生存和交往方式变化等多个方面。
必须承认，自“马克思指明的时代”和“百年变局”这两大命题被提出之后，学界围绕它们迅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必须看到，当前对这两大命题的相关研究总体上是各自独立展开的，也就是说，在深层意义上，“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与“百年变局”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学界并没有对此展开充分细致的讨论，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我们不仅难以对当今时代发展的“变与不变”实现精准把握，中国基于当今时代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重大方案的历史必要性、现实可行性及其重大意义也难以得到合理阐释与充分彰显。比如，如果我们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与“百年变局”的关系，仅在“马克思指明的时代”或“百年变局”的单一背景下进行考察，那么则无法深刻阐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逻辑。在“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以资本为原则的，资本的本性在于价值增殖，这反映在民族国家关系上则必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指出：“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⑤，“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⑥。（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很显然，如果撇开“百年变局”，仅从“马克思指明的时代”出发，则无法深刻澄清“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当前何以能够取代所谓的丛林法则。同样，如果撇开“马克思指明的时代”这一宏观背景，仅在“百年变局”视域中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关阐释也会因资本逻辑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境况未得到深度阐明而陷入到各式各样的主观主义之中。再比如，在中国倡导的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是被置于首位的，如果我们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与“百年变局”的关系，那么则难以理解以资本为原则的科学技术创新在何种意义上塑造了“百年变局”，何种科学技术创新将决定“百年变局”的未来走向，这样，中国所倡导的创新发展理念与资本创新逻辑的本质区别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也难以从遮蔽、晦暗走向澄明。
进一步讲，即便我们已经着手准备对“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与“百年变局”的关系展开研究，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视野游离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原则之外，那么也难以取得切实成效。从当前关于这两大命题的各自研究情况来看，唯物史观的立场和原则虽然看起来好像贯彻其中，但这种“贯彻”实际上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外在化倾向。在“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的相关阐释中，外在化倾向主要表现在，虽然也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⑦，虽然也强调要立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或资本逻辑批判，但是在这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或资本逻辑仅仅是生产方式一般或资本一般。基于生产方式或资本逻辑的一般性批判，虽然有助于我们总体上把握“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的一般本质与总体特征，但却将“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的阶段性变化及其特征排出了我们的视野，因而也就不会关注“百年变局”。（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导致我们对时代的理解和把握走向抽象化的研究方式，是与唯物史观相背离的。关于“百年变局”相关研究的外在化倾向表现在，仅仅强调与凸显这一时期全球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的新问题、新特征，仅仅梳理与概括这一时期的各种经验现象(如现代性危机加剧、单边主义抬头等)，仅仅通过某种逻辑推演来论证与阐述这一时期人类发展的新任务、新课题(如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倾巢之下无有完卵”等论断来论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却没有真正切入时代发展的内在原则，从现时代的生产方式层面深度回答“百年变局”时期的新问题新特征何以产生、“百年变局”时期的新任务新课题何以可能等前提性问题。很显然，这种研究方式也是严重脱离唯物史观的。同时，由于只聚焦时代的问题与表象而不分析时代的内在机理，“马克思指明的时代”这一宏观背景被撇开也就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与“百年变局”的关系这一重大课题之所以未能得到系统深入的阐释，唯物史观视域的缺失是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亟需依照唯物史观把握时代的立场、原则与方法，对该课题展开认真细致的分析。
二、“百年变局”依然处在“马克思指明的时代”
如前所述，在唯物史观中把握“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与“百年变局”的关系，离不开生产方式层面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时代的研究和把握是从具体的生产方式入手的，并根据不同时代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毋庸赘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及其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质特征。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研究始终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考察。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⑨基于唯物史观的生产方式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从全球范围的生产方式发展来看，当今时代的各种变化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框架，或者说，这些变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对新的增殖环境进行主动或被动的自我调整所导致的结果。
在“百年变局”时期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虽然它们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种，涵盖的因素也很复杂，并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形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现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具体而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再次成为当前全球发展的障碍与挑战，是传统资本主义大国长期依赖于金融资本输出从而放缓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所导致的。一百多年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已经准确地预示了这种结果，并对其内在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列宁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资本输出，即将银行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从本国移植到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从短期来看，这种输出方式可以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缓解本国的商品生产过剩危机、资本过剩危机以及生态环境危机，但是从长远来看，过度依赖于资本输出必然会造成“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⑩（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而客观上制约了国内产业资本的发展，导致经济运行脱实向虚。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只需要扩大资本输出规模即可获得更多利润，这样一来，与产业资本发展相伴生的科学技术创新也就日益显得动力不足，“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11)。其结果是，传统资本输出大国在产业资本发展方面的优势日益缩小，实体经济不断衰退，虚拟经济的泡沫不断膨胀。面对新兴国家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带来的挑战，传统资本输出大国一方面在国内产业资本的支配下采取保护主义以维持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国内金融资本的支配下采取单边主义以维持金融资本的持续性对外输出。因此，从全球经济格局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生产方式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其所指明的时代的描述——“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12)，“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够没有自己的工业而生存下去”(13)，依然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百年变局”时期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奈格里、哈特等西方论者指认的“现代帝国主义的衰落”(14)现象，但是这种衰落在本质上只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强制性输出逻辑的衰落(后文将详细论证)，并不代表其已经突破了“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的全球政治框架。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资本主义时代全球政治体系的基本单元是民族国家，“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15)，“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16)。（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现时代全球政治体系来看，一方面，奈格里、哈特等人所强调的无权力中心的“帝国”对以民族国家主权为根基的“帝国主义”的置换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作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家形式，民族国家依然是当前全球政治交往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从全球复杂的政治话语来看，近年来兴起的并且有极端化演变倾向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也不过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它们同样是传统资本输出大国在国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促使下逆历史地进行自我保护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反映。因而，从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来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其所指明的时代的描述——“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17)，对于当今时代来说总体上依然是正确的。
“百年变局”时期的一系列变化并未突破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框架，不仅体现在上述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还体现在人的生存方式与交往方式层面，“百年变局”时期人的生存与交往方式的性质和特点依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关于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生存与交往方式的状况，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作出了这样的描述：“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8)（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放眼当今全球发展，马克思所指明的“每一种事物都包含自己的反面”的现象依然交织存在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之中。新的机器技术(如人工智能)的运用并没有带来自由时间的增加，财富的大量积累并没有缓解严重的贫富差距，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并没有推动道德的提升，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的增强并没有改变个体主体性的迷失境况，一切发明与进步在赋予物质力量以更多的智慧生命的同时，也在催生着一个个单向度的个体，塑造着物质力量主体化、人的生命客体化的颠倒性生存发展格局。总之，马克思所描绘的人的生存与发展情景仍在当今时代不断上演。毫无疑问，这些悖论性现象与颠倒性格局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其指明的历史时代的时间跨度有明确论述。关于这一时代的开启，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9)而这一时代结束的条件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20)。（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而，从“资本一出现”到资本主义外壳被炸毁之前，不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增殖方式进行怎样的变化与调整，不论这种调整导致全球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的生存发展层面发生怎样的“大变局”，世界历史都不会完全跳出“马克思指明的时代”。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百年变局”依然处在“马克思指明的时代”。
三、“百年变局”标志着“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的重大转向
如前所述，以唯物史观把握时代，不仅要在宏观意义上揭示时代的一般本质，也要具体地厘清某一时代的阶段性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研究，都采用了这种一般与具体、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在总体分析资本主义时代一般问题的同时，及时关注资本主义时代的新趋势新变化新问题，并给予细致系统的分析(21)。依照这种研究方法，我们在指认“百年变局”总体上处于“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的同时，还要具体地分析前者在后者中的具体方位与独有特征。
历史地看，加上此次大变局，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已经先后出现了四次大变局。第一次大变局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形成与世界历史的开启，具体表现为以“武力输出”为标志的资本原始积累。“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22)。可见，此次变局是相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地域性世界历史而言的。第二次大变局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表现为以“商品输出”为标志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开拓。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3)（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来看，此次变局具体呈现为“商品输出”取代“武力输出”，从全球化演进的角度来看，此次变局具体呈现为“商品全球化”取代“地理全球化”。第三次大变局是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至垄断时期，表现为以“资本输出”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布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来看，此次变局具体呈现为“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从全球化演进的角度来看，此次变局具体呈现为“资本全球化”(狭义)(24)取代“商品全球化”。正如列宁所言：“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25)第四次大变局则是此次“百年变局”。基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前三次大变局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布展方式和支配方式经历了从“武力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调整与转变，那么，此次大变局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任何时代的发展与转变都呈现为特定的时代表象，展现出特定的时代特征。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时代表象和时代特征则会各有侧重、不尽相同。其中，唯物史观把握时代发展和转变的基本方式是，穿透各种纷繁复杂的时代表象，达及时代的内在原则与机理，抓准时代发展与转变的本质性维度。基于此，我们认为，此次大变局在本质性维度上意味着长期遵循强制性输出逻辑的资本主义全球布展方式与支配方式亟需进行整体性转变。
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前三次大变局中，不论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武力输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商品输出”，还是列宁所直接面对的那个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6)的“资本输出”，都是一种主体向客体的强制性输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27)。输出方式从“武力输出”到“商品输出”再到“资本输出”的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遭遇的增殖危机及其进行的自我调适，不过这些调整总体上来说都是局部的，并没有整体上改变其对外输出的现实指向和内在的强制性逻辑。但是，在“百年变局”时期，面对全球现代性危机的普遍化、深层化，实际上起着“空间转移”或“空间修复”作用的资本强制性输出逻辑已经难以为继。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展开，致使一些国家即使再将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资本增殖方式向外输出也无法保证自己独善其身，便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强制性输出逻辑遭遇的普遍化、深层化危机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遭遇的实体性空间限度危机。依照列宁、卢森堡等人的资本空间化理论，以产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完全布展，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输出”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结果最终实现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没有多余的实体性空间来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空间转移”与“空间修复”了。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周期性商品生产过剩危机与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却没有因此而停止，这就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内在地表明其原有的强制性输出逻辑已经失去了效力。（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8)为了缓解实体性空间限度带来的发展障碍与重大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开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新与调整。与前文所指出的几次创新相比，此次创新之所以是前所未有的，在于它不再是基于强制性输出逻辑基础上的局部调整，而是对强制性输出逻辑本身的整体调整。正是这一重大的整体调整造就了“百年变局”的特定时代特征，标志着当今时代在“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的总体框架内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
具体来看，这一重大转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层面，为了突破实体性空间条件的制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不断兴起，资本增殖活动的空间使用效率得到了极大的优化与提升；另一方面，虚拟空间或网络空间等新型空间形式被创造出来，进而为相对过剩的资本提供了新型的空间嵌入载体。由此，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存在载体、布展路径以及“空间转移”“空间修复”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二，在全球资本主义控制方式层面，由于“非物质劳动”的兴起以及网络空间、虚拟空间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创新，这使得过往那种将他者主体性牺牲作为自身主体性提升条件的发展方式不再绝对居于主导，或者说，相对于强制性对外输出，内涵式发展变得更加重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各个国家都更加聚焦于科学技术创新而不再一味地觊觎或侵占掠夺其他国家的实体性发展资源时，全球资本主义控制方式将发生从强制性对外输出到内涵式辐射的重大转变。其三，在全球民族国家关系层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了实体性空间条件的制约，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发展需求无限性与发展条件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解了，对有限的实体性发展条件的激烈争夺而引发的战争和冲突便初步具备了缓和与避免的现实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强制性输出逻辑所塑造的全球体系的“丛林法则”以及“东方从属于西方”“大国瓜分世界”的国际秩序也必然会逐渐改变，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也必然会逐渐被多边主义取代。其四，在全球文化发展层面，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控制方式以及民族国家关系的上述调整，全球文化发展也必将日益突破“文化优越论”“文化一元论”“文化输出论”“文明冲突论”的掣肘，日益走向文化互鉴与开放包容。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百年变局”标志着“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的阶段性重大转向，是对时代发展的本质与趋势的概括，这一判断并不否认当今时代依然存在着与这一转向相对立的其他力量和因素，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等。但是，我们需要深刻地看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过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面对实体性空间发展障碍导致的严重现代性危机的另一种极端反映。资本的本性在于价值增殖，“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29)，如不是必要和必须，资本不会在其价值增值活动中增加任何环节。资本创新可以改变其价值增值的条件，但是任何创新就其本身来说也是需要条件的，因此，当价值增值危机出现时，并不是所有的资本都会以创新的方式来应对，换言之，必然会有一部分资本继续固守传统的增值方式。同时，相对于内涵式发展来说，强制性输出的价值增值方式更加简便直接，因而传统资本输出大国总是会竭力维系其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输出性地位，进而会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至是更加极端的方式来阻止“百年变局”时期的重大转向。在当前，对于形形色色的逆全球化思潮，我们既要给予高度重视与系统应对，也要对其进行深度分析与准确定位，不能将它们混淆为“百年变局”时期的主流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尽管“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30)。
由此可见，“百年变局”虽然总体上处于“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但它却标志着后者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与之前数次变局的相关变化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增殖方式的历史演变维度来把握“百年变局”时期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调整，是准确理解这一重大变局的关键所在。
四、“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与“百年变局”关系之辨的理论启示
在当前，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原则，准确把握“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与“百年变局”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化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阐释与研究来说，具有基础性的理论启示意义。
第一，有助于辩证审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百年变局”依然处在“马克思指明的时代”，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演进依然会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总体框架内，因而我们不能直观地依据“百年变局”时期全球资本主义遭遇的各种危机，轻率地指认资本主义时代即将快速终结。尽管从长远来看，“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1)，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32)。（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缺乏现实逻辑支撑的盲目乐观是要不得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百年变局”标志着“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的阶段性重大转向，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阶段性衰落。在当前，尽管各种逆全球化现象频繁出现，但它们并不能在根本上阻挡和扭转这一衰落趋势。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支配体系中，囿于强制性输出逻辑已经遭遇到了发展的极限，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发挥作用，但长远来看，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和效果注定是有限的、治标不治本的。诚然，资本具有不断创新的本性，资本通过不断创新延续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生命力，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与既往的资本创新带来强制性输出逻辑的维系与提升相比，在“百年变局”时期，资本创新恰恰需要以强制性输出逻辑的退缩为条件，因而也不能阻挡与扭转资本主义时代的阶段性衰落。因此，缺乏现实逻辑支撑的盲目悲观同样也是要不得的。由此可见，立足“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的长期性，准确厘清其在“百年变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转变，构成现时代我们审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立场。
第二，有助于深度澄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逻辑。作为一种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场背景既是“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也是“百年变局”。从“马克思指明的时代”这一出场背景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依然处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将其直接混淆为马克思所力求实现的“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是不符合事实的，将其简单视为对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虚假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的完全取代也是脱离实际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依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彼岸，“虚假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此岸。在此意义上，合理的理解只能是，在“马克思指明的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最大程度地缓解与克服“虚假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的相关弊端与后果，可以有力地为人类社会迈向“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创造必要的前提性条件。从“百年变局”这一出场背景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绝不是一种对当代全球发展困境和危机表示不满与担忧的主观价值设想，也不是基于对“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倾巢之下无有完卵”“全球危机需全球携手解决”等命题进行逻辑推演而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进行道德主义批判所得出的“永久和平论”，恰恰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百年变局”时期具有扎实的现实基础。一方面，面对普遍化、深层化、严重化的全球现代性危机，资本主义全球支配方式的强制性输出逻辑难以为继，这样，以“中国方案”的核心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取代西方经典现代性相关方案的核心理念(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或“丛林法则”)具有了历史必要性。另一方面，以强制性输出逻辑退缩为条件的资本创新促进了“非物质劳动”的兴起和虚拟空间的发展，进而推动全球发展突破了实体性生态条件和实体性空间条件的限制，使得争夺实体资源的冲突可能趋向缓和，这样，以“中国方案”的核心理念取代西方经典现代性相关方案的核心理念便具备了现实可行性。从长远来看，具备历史必要性与现实可行性的“中国方案”必将在开启全球治理新文明类型的进程中推动世界历史迈入新阶段。
第三，有助于准确把握时代精神的演进方向。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任何时期，时代精神的演进与哲学范式的创新归根结底是由时代发展决定的。基于“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与“百年变局”的辩证关系，可以发现，一方面，当今世界依然处于“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百年变局”之变，并没有整体改变资本增殖的本性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本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当前西方哲学思潮所强调的时代精神的后现代转向或所谓的哲学核心范式从主体性向后主体性转换，不过是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无主体性”“后主体性”“主体性的黄昏”等概念并不能准确表征“百年变局”时期时代精神发展和哲学范式创新的真实方向。（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球生产方式层面深刻认识到“百年变局”依然处在“马克思指明的时代”，或者说如果我们的时代精神反思与哲学范式创新仅仅沿着西方相关哲学话语演变的路径亦步亦趋，那么不论我们创造出多少新名词、新概念，都不仅无法真正告别“学徒状态”、构建自我主张，而且很容易陷入到当代资本逻辑所编织的意识形态陷阱之中。另一方面，“百年变局”时期资本增殖方式和资本主义全球支配方式的改变，决定了现代主体性哲学也需要作出相应改变。资本强制性输出逻辑的衰退，表明意识形态层面的单一主体、文明输出、强制扩张、零和博弈等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于当今时代的发展，与之相反，多元主体、文明互鉴、内涵辐射、合作共赢等理念则日益成为当今时代的需求。如果说前者属于遵循单一主体性逻辑的旧的主体性哲学的话，那么后者则属于一种新的主体性哲学或公共性哲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百年变局”时期时代精神发展与哲学核心范式创新的方向既不是从主体性到后主体性，也不是从强主体性到弱主体性，而是从单一主体性到多元主体性或公共性。因而，构建一种面向“百年变局”的新主体性哲学或公共性哲学，也就构成了当前哲学研究的重大理论任务。
注释：
①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不同文本中，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和分析视角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界定方式各不相同，进而形成了很多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但同时又都可以指称他们所研究的时代的相关概念。如果不对这些概念进行系统辨析与清理，那么我们对“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的理解与阐释便很难形成一个相对精准、稳定的共识。比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的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根据这一划分，“马克思指明的时代”无疑是人类“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即文明时代。很显然，这种理解虽然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实在是太过宽泛了。再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依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不同，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大工业时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依据这一划分，“马克思指明的时代”无疑是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标志的大工业时代。同样，这种理解尽管在原则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由于其聚焦点相对微观，难免与当今时代金融资本的主导逻辑相出入，与当今时代生态文明的发展状况相矛盾。因此，在我们把握“马克思指明的时代”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供的概念虽然都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但是我们不能无区别、无侧重地对待它们。我们应当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集中使用与重点论述的那些概念，只有这些概念才能真正表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研究的时代。（作者：桑明旭，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杨泽峰，男，苏州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学刊》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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