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基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及人类发展史上做出的杰出贡献，一直以来众多革命家、理论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列宁的战友斯大林将其喻为在斗争中坚毅的、不知恐惧的“山鹰”，“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1](p175)。布哈林指出列宁是一位灵活的“策略家和战略家”，最大贡献在于“使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个大国里诞生，使这个专政巩固起来，开始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2](p200)。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指出列宁是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所造就的伟大思想家，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化与世界史意义上说，“他才是已经由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造就出来唯一可以与马克思并驾齐驱的理论家”[3](p29)。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弗兰尼茨基则指出，如果说19世纪在政治、理论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人物是马克思的话，那么“在20世纪上半叶，这样的人物是列宁……他既具有不同寻常的理论深度，又能明察每一个历史契机”[4](p3)。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列宁在诸多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开拓性的贡献。而在这些重大的贡献中，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讨则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有学者甚至指出，十月革命的最重大成果便是在文化领域的革命，“是在全世界——尤其是在苏联——让数百万的人不单是为了金钱和权力而生活。正是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天才般地创造了新生活和新文化。”[5](p240)列宁一直强调和重视文化问题，强调文化革命的重要性，这种重视体现在他的整个理论与实践生涯中。这种对文化建设问题的重视与探索，既是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继承，基于对错误文化思潮的斗争，更是基于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尤其是在逝世前的“政治遗嘱”中，列宁更是将文化问题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强调在政权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全党应将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来。列宁甚至将文化革命与社会主义成败相关联，指出现今“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6](p774)。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一历史重任，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具体性举措。
一、对文化遗产的批判性吸收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深层显现维度，是连接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文化明显地体现了人与历史间的关系，体现了历史中的人与人中的历史，文化是“每一代人从前辈那里继承的且要留给后代的东西。感受历史生命的脉动就意味着生活在文化之中”[7](p157)。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化及其具体举措的探索，既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也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基于在政权建设中所遭遇到的深层阻滞力，即文化阻滞力。针对在理论与实践建设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文化阻滞力，列宁基于实践维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措施。在这些具体举措中，首先面对的便是如何对待过往文化遗产的问题。列宁主张辩证地对待文化遗产，一方面要对文化遗产中的糟粕成分展开深入批判，另一方面要吸收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分。这种对文化遗产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基于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文化是建立在吸收以往一切优秀成果而非空想的基础之上，“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6](p285)
马克思曾谈到“死人抓住活人”，谈到“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8](p83)确实，过往文化遗产以一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对社会形成了巨大的、深层的钳制作用。作为深入社会机理的传统文化遗产，往往以婚丧嫁娶、饮食男女等日常形式产生深远影响。关于滞后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列宁也与马克思有相似的表述，指出“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9](p407)列宁对滞后的传统文化糟粕采取批判态度，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冈察洛夫塑造的奥勃洛摩夫便是俄国传统文化糟粕中的典型形象。一方面，这一没落的地主形象为人善良，有着一颗“黄金一般美好的心灵”。另一方面，他消沉懒散、暴饮暴食、萎靡不振、不思进取、害怕变动、不堪重负，尽管在他的头脑中规划着庞大而完美的行动计划，但却无力实践、完成任何现实活动，甚至连穿袜子、写信、搬家等这些必须的日常生活都让他厌烦、不安，都需要别人来帮助。他整天穿着宽大的睡衣懒洋洋地卧躺在舒适的床上或沙发上度日，惧怕生活中的任何一丁点儿变动，最后只能成为彻头彻尾的懒汉与废物。可以说他完全是一个“多余的人”，最终为自己常年的懒散卧躺付出了代价——几次中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低声的哭泣中“像一只忘了上发条的时钟停摆不走了”。
列宁最初使用“奥勃洛摩夫”一词是在1902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后来用以指称俄国传统社会中有着不思进取、懒惰成性、空有理想等特征的群体。由于俄国文化上的落后，十月革命前到处充斥着根深蒂固的皇权崇拜，“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10](p216)。这种“奥勃洛摩夫”精神在俄国根深蒂固，长期存在于俄国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之中。这种不死的“奥勃洛摩夫”式精神，“其实是俄罗斯民族经历长期的农奴制经济和沙皇专制统治后的文化结果”[11](p233)，这一形象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仍普遍存在。在列宁看来，唯有加强文化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奥勃洛摩夫”精神。因此，列宁1922年在《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中严峻地指出：“俄国完成了三次革命，但奥勃洛摩夫们仍然存在，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对这种人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12](pp12-13)
列宁对文化遗产采取辩证的态度，在对以奥勃洛摩夫为代表的俄国传统文化中糟粕成分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主张吸收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部分布尔什维克党人及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人反对派等为代表的错误文化思潮对文化遗产的极端否定态度，列宁反复强调对旧文化遗产包括资产阶级文化遗产采取批判性吸收的重要性。列宁指出片面否定以往一切民族文化传统是不符合历史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方式，民族文化历史上在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作用……苏维埃文化就形式而言是民族文化，就内容来说是社会主义文化。”[7](p309)片面地否定过往文化遗产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只能走向不切实际的理论玄想，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早在1918年春，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就强调资本主义文明所具有的二重性，强调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强调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3](p520)同年，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强调基于俄国落后的现实，应向资本主义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技术、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以提高生产率。就此，列宁以资本主义的最新成就泰罗制为例，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14](p492)1919年3月，列宁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同样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和技术为富人、为有产者所享有；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材料。我们要立刻用资本主义昨天留下来可供我们今天用的那些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15](p48)。同年，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中强调仅靠摧毁资本主义是不能填饱肚子的，“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15](p48)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过往文化遗产包括资本主义物质、精神文化等遗产基础之上，是在此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只有合理利用这一遗产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强调应向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甚至资本家学习，“要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6](p525)列宁尤其强调应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成果，在1921年的《论粮食税》中指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6](p493)直至生命后期，列宁仍反复强调应加强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吸收，指出“无论如何要继续前进并学会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头等的最主要的任务。”[16](p209)
总之，在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列宁强调应辩证地看待以往文化成果，强调对文化遗产的创造性继承，认为“不仅是文化革命的胜利，并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都有赖于这一问题的正确提出和解决。新文化不可能脱离过去时代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在空地上创造出来。”[17](p26)（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列宁所强调的文化革命不仅关注民众教育，关注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还要将民众培养成文化的创造者。列宁所强调的文化建设与文化革命并非否定过往文化遗产，“恰恰相反，列宁要求千方百计地掌握人类文化的伟大成就。他辩证地解决了文化领域的新与旧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18](p270)在列宁看来，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并非建立在一片“飞地”之上，而是建立在对过往文化遗产特别是资本主义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基础之上，唯此才能取得文化革命的最终胜利。
二、全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
十月革命前俄国民众的整体文化水平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除占人口少数的上流社会成员接受过系统教育外，底层民众大多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十月革命之初的俄国是一片农民的海洋，民众识字率非常低，绝大多数是文盲，“城市人口中，识字的不超过百分之五十，而在农村中，识字的只占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19](p23)列宁对俄国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包括对文化建设上最基本的要素识字率问题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1923年1月2日《日记摘录》中，列宁坦诚指出数据显示苏联民众的识字率不但低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6](pp762-763)由此可见，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文化建设领域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扫除文盲、提高识字率、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基于这样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现实，有学者甚至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文化领域面临的“唯一任务就是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显然未能实现的任务：消灭文盲、普及初等教育、传播文化等”[20](p190)。
长期以来列宁都十分强调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扫除文盲的重要性，甚至将之作为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指标与前提条件。在列宁看来，唯有强化群众的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6](p303)。因而，我们看到列宁于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上强调要扫除文盲、提高全民教育文化水平，指出“应当知道和记住，当我们有文盲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电气化的。我们的委员会还将努力扫除文盲。同过去相比，委员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同需要相比，那就做得很少。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必须使大多数农民都能明确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6](p366)而在1921年10月17日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列宁指出每个政治教育工作者都面临着三个敌人，其中之一便是文盲，“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6](p590)到列宁逝世前夕，他在《论合作社》中指出面前摆着的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一是改造旧国家机关，二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6](p773)列宁将合作社的实现与否，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指标。而在列宁看来，唯有通过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才能让群众意识到参加合作社的必要性，才能使合作社成为可能。
在注重提高全民文化水平的同时，列宁尤为注重基础教育，注意教师地位的提高与待遇的改善。列宁认识到没有文化领域的建设与深层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在旧俄国的土壤上扎根。只有通过文化建设，通过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这就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制订出不同于以往的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主义教育理念。在对社会主义教育理念的理解上，列宁强调学校教育应与教会教育相分离，强调学校教育要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服务。在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上应强调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新、旧学校教育间的本质区别。旧学校是为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而新学校则实施新的教育理念，教育不但应与教会分离，而且应从作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操纵工具中解放出来。学校应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14](p744)。
在强调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中，列宁特别注重对青年人的教育，指出青年人应积极吸收以往优秀文化成果。正如列宁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的那样，共青团作为青年人的优秀代表首先任务就是学习，学习是为了建设和实现共产主义。在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的问题上，列宁指出青年的训练、教育和培养应注重对以往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只有把青年的训练、组织和培养这一事业加以根本改造，我们才能做到：青年一代努力的结果将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6](p282)在吸收以往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青年人应接受现代教育，“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种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6](p287)同时列宁还强调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包括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改善教学条件、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教具等。为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1922年11月列宁甚至提出削减用于建造海军舰艇的费用来发展教育事业，“要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克服困难，尽可能地节省其他领域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支持文化建设。”[21](p70)1923年1月2日的《日记摘录》中，列宁再次强调要精减编制，将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国民基础教育，“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里，还有很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下来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办法就是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那些在上述统计材料所表明的国民识字情况下可以不要、可以长期不要而且应当不要的机构一律撤销。”[6](p764)就此点，布哈林也曾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在教育事业上我们不能吝啬，现在应当更加尖锐地重申这一点，因为现在甚至一系列经济建设问题都要碰到文化问题上的障碍。”[22](p253)在1923年1月2日的《日记摘录》中，列宁再次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指出“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做得还远远不够。”[6](p763)
在注重基础教育、改善教学条件、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列宁还十分重视教师地位的提高与待遇的改善。一方面列宁强调对旧社会的教育工作者进行改造，1920年11月3日在《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旧社会的教育工作者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资本主义文化遗产的缺点，这决定了他们还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教师。但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建设目标，没有旧教育工作者参与教育事业，没有知识的传授就不可能实现。因而，对待旧社会的教师，应像在军队中吸收旧军官那样进行相应的改造。正如旧军官经过长期改造和红军融为一体一样，“在文化教育工作中我们也应该仿效这个榜样。的确，这件工作不那么轰轰烈烈，但是更为重要。每一个鼓动员和宣传员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要严格地按照党的精神进行工作，但又不能只局限于党的范围内，应该记住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几十万教师，激发他们的兴趣，战胜旧的资产阶级偏见，吸引他们来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使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十分重大，只有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才能把这些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与我们争夺过的群众引上正路。”[6](p307)另一方面列宁强调要逐步改善教师的待遇，提高教师的地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列宁在逝世前夕口授的《日记摘录》中指出，“应当在最近修改我国季度预算的时候，实际着手干起来。当然，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今年这个粮食供应还比较不错的年份，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6](p763)列宁甚至指出应将国民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6](p764)此外，为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列宁还强调要组织开展多种教育形式，强调要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艺术工作室等。
三、发挥报刊杂志的宣传教育功能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列宁注重报刊杂志、高等院校等的文化宣传、教育功能。为保证报刊杂志及高等院校在无产阶级文化建构中的方向性、正确性，列宁强调报刊杂志等应具有阶级性、原则性、使命性。列宁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强调报刊杂志应有党性原则，强调“意识形态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23](p141)。早在1905年11月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就对党的出版物在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摆脱了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后所具有的指导原则进行了思考。在他看来，作为党的出版物应坚持党性原则、阶级原则，所从事的出版事业“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24](p663)列宁在强调出版社党性原则、阶级原则的同时，也对一些错误言论进行了纠正，如在《关于“出版自由”(给Г.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对关于资本主义“出版自由”的实质进行了探讨，指出“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这是事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14](p546)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在俄国资产阶级虽已被击溃，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而是隐藏起来了，“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6](p547)而且从世界范围内看，资产阶级的实力仍比布尔什维克强，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让它有建立作为“政治组织中心和基础”的出版自由“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6](p546)因而列宁指出，尽管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我们不反对舆论监督与批评，但要警惕资产阶级以“出版自由”为名展开斗争，要警惕本想以“出版自由”为监督药方“医治共产党，抓的却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当然，杀人的并不是您，而是世界资产阶级(+米留可夫+切尔诺夫+马尔托夫)。”[6](p548)
针对报刊杂志所出现的问题，“列宁甚至将关于新闻自由领域的斗争提升到法律地位。”[23](p170)列宁指出不应当用“出版自由”这一不合乎党性、反无产阶级的口号，“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来医治，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6](p549)这些“医治”方法包括不断学习、切实工作、加强同党外群众联系、加强党外群众监督等，通过这些工作“就可以(而且应当)医治毛病，慢慢地然而是真正地医治毛病，而不是被‘出版自由’这个‘闪烁不定’的鬼火迷惑住。”[6](p550)同时，列宁强调报刊应具有使命意识，应发挥启发民众、促进独立思考等方面的作用。早在1901年秋，列宁所作的《评〈自由〉杂志》一文中，就对杂志作者的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语言畸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批判，指出该杂志是一本格调甚低的“庸俗”杂志。进而指出，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出版界的文化人士，使命应是启发民众、指引道路、独立思考，而非像“通俗作家”那样“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囫囵吞下去就行了”[25](p323)。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再次强调在办报方针上要少谈政治、少官僚气，多深入生活、多谈经济、农业等与国家、民众生活切实相关的实际问题。针对办报中存在的问题，列宁指出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14](p571)进而列宁指出，“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这里创造的新事物最多，这里最需要关心、报道和公众的批评，最需要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14](p573)列宁反复强调应关注现实问题、敏感问题，关注与民众密切相关的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呈现出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应避免泛泛的空论、避免形式主义。
由上述可见，列宁十分重视报刊杂志在社会主义文化宣传中的作用，不仅关注报刊的办刊性质、组织形式等，甚至对发表频率等都非常关注。列宁强调党报的作用，指出“党报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织，是集体宣传员，是鼓动者。”[26](p107)可以说，列宁对报刊杂志等意识形态宣传机构提出的建议与措施是非常具体化的。如强调要学会利用现在报刊、书籍等，指出“必须使每个人能够实际运用他的读写本领，必须使他有东西可读，有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可看，必须合理分配这些书刊，使它们能到人民手里，不致中途散失，而现在人们读到的还不及一半，其余的都在办公室里派了用场，到达人民手里的恐怕还不到四分之一。我们必须学会利用我们现有的一点点书刊。”[6](p587)针对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书籍、报刊发放所存在的问题，列宁在1921年2月5日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中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缺乏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教育人民委员部不但在书籍、报刊发放问题上统计不清，而且在“给学校或非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分配报纸、小册子、杂志和书籍的工作，也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报纸和书籍为苏维埃职员这一人数不多的阶层所占有，而工人和农民所得到的却非常少。必须彻底整顿这项工作。”[27](p326)列宁在1921年2月7日的《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再次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真理报》《消息报》《贫苦农民报》等发放中所存问题，即过于向相关机关单位集中，而对普通群众发放却非常少。实则不仅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列宁同样强调加大文化普及与宣传的力度。列宁在1901年4月至5月所写的《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组织章程草案的修改和意见》的第19条中明确指出，在经费使用中除行政开支外，几乎全部用于文化建设与宣传，指出“全部进款用于(1)一般行政开支，(2)出版《火星报》，(3)出版《工人丛书》，(4)出版《曙光》。”[25](p347)
与此同时，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普及与提高，为与错误文化思潮的斗争需要和夺取文化领导权，十月革命胜利后陆续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红色教授学院等。列宁于1918年5月25日和6月7日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文件中，从“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到“给委员会的指示”，可见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视。在“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中，列宁就社会主义科学院成立草案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人才队伍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而在“给委员会的指示”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责成委员会：(1)详细审查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章程，以便呈报人民委员会，然后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2)立刻就这个问题和组成人员问题同非俄罗斯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交换意见；(3)拟定、讨论适于并愿意担任创办人和教师的人选名单，以便呈报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14](p542)从“指示”中对章程的审定、意见的探讨到人员的选定等，可见列宁对高等院校建设的重视程度。
四、对官僚主义顽疾的深入批判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政权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随之而来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关中死灰复燃，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官僚主义已然形成庞然大物，不是共产党员在领导这个庞然大物，而是被官僚主义者所领导。列宁比喻道，被官僚主义所侵蚀的政权，“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12](p85)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十月革命胜利才过半年时并未感觉到这个祸害，但此后日益感到官僚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十月革命胜利一年后，在1919年3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新党纲，“在这个党纲中，我们讲得很直率，我们不怕承认祸害，而愿意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唤起同祸害作斗争的想法、意志、毅力和行动，‘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6](p510)十月革命胜利两年后，在1920年12月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探讨了官僚主义问题，而在1921年3月的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则“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极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6](p511)进而，在1921年10月17日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指出每个政治教育工作者都面临着三个敌人，一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是文盲、三是贪污受贿。可以说，第一、第三包括第二个敌人实则都与官僚主义密切相关，列宁认为要克服这种官僚主义“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6](p591)而在1922年11月20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面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列宁指出“我们这里的机关仍是旧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它改造一新。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它改造过来。”[6](p736)可见，随着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日益巩固，官僚主义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
在列宁看来，作为社会顽疾的官僚主义，不但腐蚀社会肌体、改变社会性质，而且“犯下了骇人听闻的历史罪行”。[28](p77)基于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基于这一现象的日益严重，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一些文件、讲话中多次对此进行了深入批评。特别是在列宁逝世前夕，“在1922-1923年再一次经常性地对官僚主义进行批判。”[29](p215)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著述中所表达的重大主题之一便包括官僚主义问题，对官僚主义的深层根源、泛滥原因、危害机理、克服路径等提出了建议。例如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是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及其代表，不仅在苏维埃国家机关，而且在党的机关中同样存在。就此，列宁于1923年3月2日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谈到对工农检查院的改革时，指出应彻底铲除官僚主义，“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大量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浪费现象的痕迹铲除干净。”[6](p797)铲除官僚主义的“崇高任务”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服务，“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如此等等。”[6](p797)列宁在这里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指出我们唯有铲除官僚主义、唯有不偏离崇高任务的“航道”，才能“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才能从庄稼汉的、穷苦的农民国家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以机械化、电气化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上。列宁之所以特别关注工农检查院的改革，就在于意识到只有巩固布尔什维克对政权的领导、厉行节约，特别是克服旧俄国残余的官僚主义，才能逐步将旧俄国从落后的小农国家过渡到先进的工业国，才能解决所面临的各种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正是基于此，列宁强调“只有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尽量削减机关非绝对必要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有十分把握地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能够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6](p797)
在列宁看来，对布尔什维克政党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自身的蜕变，自身的官僚主义化。在旧俄国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同样如“脓疮”般危害着苏维埃政权。就此，列宁甚至严肃的指出，官僚主义威胁着苏维埃政权的存亡，“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30](p300)而对官僚主义这一“脓疮”的彻底消除，是不能仅仅通过法律手段、政治运动等予以消除的。想如秋风扫落叶般迅猛、彻底的消除官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可以赶走沙皇，赶走地主，赶走资本家。这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却无法‘赶走’、无法‘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减少它……‘抛弃’‘官僚主义的脓疮’——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不正确。这是对问题不理解。‘抛弃’这种脓疮是不可能的。只能对它进行治疗。在这种情况下用外科手术是荒谬的，不可能的；只能慢慢治疗。——其他办法，不是有意骗人就是出于幼稚。”[31](p330)对官僚主义的根除，是一个缓慢的、持续的、渐进的过程，只有通过民众的深层启蒙，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化，通过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不断觉醒，才能从根本上根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最终予以克服。列宁深刻地看到了官僚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间的矛盾关系，认识到文化上的落后“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苏维埃政权就有逐步滑向本预彻底克服、批判的官僚主义的风险。
面对着官僚主义的泛滥，列宁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举措，一是指出官僚主义的存在与旧社会密切相关，“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才能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6](pp784-785)因而要克服官僚主义，就要从根本上铲除旧社会官僚主义存在的文化土壤。二是提出改组国家机关，在列宁看来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人才的缺失，使旧社会的官僚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这些旧官僚伪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14](p770)列宁在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上指出，官僚主义问题“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14](p770)而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等论述中，强调要通过改组国家机关，使机关更具组织性、目的性，同时将工人、农民中有知识、有文化的优秀分子，作为新生力量充实到旧机关中。通过这些优秀分子加入国家机关中，既可赶走旧社会官僚分子，又可真正地深入地联系广大群众。三是加强国家工作人员的录用、考核、培训等，如在录用上采取考试制度，在培训上组织编写相关教科书等，包括“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图书和研究这个问题。我提出英国，是考虑到派人去美国或加拿大可能做不到。”[6](pp789-790)四是要加强文化建设，要注重吸收以往文化成果、不要冒进，甚至指出对那些过多地、轻率地侈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应抱怀疑态度。基于苏维埃是建基于落后的旧俄国基础之上的这一事实，“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6](p784)由此可见，列宁一再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克服官僚主义问题上的重要性，强调只有通过文化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我们看到列宁一直注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如在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中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就对官僚主义展开了斗争，甚至在斗争中做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而在1921年的《论粮食税》中，列宁强调要“继续改善机关工作和清除其中的官僚主义”[6](p514)。可以说，列宁一直力争铲除国家机关中所存在的官僚主义。但同时也意识到基于客观条件，尽管在国家机关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台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发明出来了。就算头一台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火车头。就算我们的国家机关糟透了，但它毕竟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6](p692)在列宁看来，面对着日益猖獗的官僚主义，既要注重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国家机关，又要注重吸收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经验，加大职业培训力量等。基于隐匿在苏维埃内部的官僚主义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力，列宁认识到“为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只能由有觉悟的、忠实于社会主义的政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来完成这些改革”。[28](p69)但同时需注意的是，尽管进入苏维埃机关中的旧官僚可以遣散，但不可能一下子克服官僚主义，绝不可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14](p770)也就是说，对官僚主义克服的根本途径在于文化水平的提高、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于文化革命。列宁反复强调政党自我建设，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指出“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无庸讳言，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特别常见的)。”[6](p786)
总之，人们往往看到了列宁作为伟大的政治领导者、作为先锋队政党的发明者、作为政治实践的建筑师、作为高超的革命策略家形象。更多地将列宁描述为革命家、政治家，“这种描述通常忽视了列宁是一名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家，他的思想对其政治实践具有影响。”[29]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一直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的理论同实践之间的关系和他的理论主题本身之间的关系，是同样重要的。”[32](p143)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视是一贯的，尤其到晚年更是将文化建设、文化革命放到最为关键性的任务之中，文化问题甚至被提到了首位。这种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重视，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当今俄罗斯学界是有共识的。就此，苏联著名哲学家康斯坦丁诺夫曾指出列宁在制订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计划时，将“实行文化革命列为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33](p439)。凯勒同样指出，苏联的文化建设很大程度上是遵循着列宁的文化建设理论，“列宁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为苏联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4](p2)也正是基于对文化革命、文化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认知，我们看到列宁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具体性的举措。列宁力图通过这样一些举措，来彻底夺取文化领导权，克服文化领域的异化，在落后的俄国建成具有崇高理想的社会主义文化。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并不在于是对这个世界的应摆脱异化的观念和认识，而是要积极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世界，是在对此理解上异化了的官僚、资本、劳动等具体社会形式的克服”。[35](p627)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列宁在那个时期所面临的文化问题更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前提性、具体性问题，如关于注重基础教育、提高识字率、增加教师待遇、注重报刊发放等。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视，对文化革命、文化建设具体举措的实践探索，在今天仍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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